什么是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Hedonism)又叫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是一个哲学思想，认为享乐是人类最重要的追求。
词语的来源是希腊语的pleasure。
享乐主义是所有动作皆可被一个人会产生的享受与痛楚所决定，力求将享乐与痛苦的距差增至最大。
危害：享乐主义使人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
造成人们的精神颓废所以，爱因斯坦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做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名人名言录》，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造成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人们用一切手段进行享受，用一切办法刺激自己的感官，必然造成人们的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
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人们都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就必然各自为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狼。
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
马尔库塞力。
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会难以建立起来。
有人主张“重新定义享乐”，“给享乐松绑”；声称要“摈弃那些虚伪的文明，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说什么“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享乐主义是进取精神的亲儿”，“享乐的人不迷茫，不懂享乐的人才迷茫”，等等。
有人认为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但没能给出证明。
至于支持者，也没有。
古今中外，靠贪图享乐、奢侈腐化而成就大业者闻所未闻。
相反，历史上因骄而奢、由奢而亡的例子，却数不胜数。
那种以为通过助长享乐，就能刺激消费，搞活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艰苦奋斗创造的。
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最终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
社会进步的历史，决不是“享乐的发展史”。
时代在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在提高，人民生活日益富裕，但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始终是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党克难履险的法宝。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后面临的任务更艰巨，问题更复杂，挑战更严峻，我们一点也不能松懈，更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停止前进、追求享乐的念头。
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经济、科技等许多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如果贪图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就会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造就健康的人生。
贪图享乐竟能使人焕发出“进取精神”，纵情声色还会使人“不迷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大都是从奢靡腐化、自我放纵开始的。
生活上的腐化导致政治上的退化，贪图享乐成了他们灵魂扭曲、思想裂变的“催化剂”。
当然，我们从来不主张过清教徒、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
但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肩负着神圣的责任，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和健康的生活情趣，永不停滞，永不懈怠。
或许有人会说，“给享乐松绑”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这同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不是一致的吗
其实，这两者之间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党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一贯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协调，十分注意教育和引导社会成员坚持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而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共生”的，一旦“给享乐松绑”，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陷于信仰坍塌、物欲横流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之中。
享乐主义是一种颓废腐朽的思想，是与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
任何为享乐主义张目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脚踏实地，扎实工作，自觉抵制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开拓进取。
德国的哲学家有哪先啊
1康德Immanuel Kant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 2马克思 3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4黑格尔Lvilhelm Friedrich Hegel 5叔 Arthur Schopenhauer 6莱布尼茨 7海尔 Martin Heidegger 存在主义哲学 技术哲学的创始人 8雅斯培尔斯=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 Karl Jaspers !!!!!!教育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 9维特根施坦 !!! 分析哲学 10哈贝马斯=哈贝玛斯 Habermas !!!!!法兰克福学派 11阿多尔诺=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法兰克福学派 哲学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 12谢林!!!!! 精神哲学 13胡塞尔 !!!!!!创立现象学 14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诠释学 15费希特 Johann G. Fichte !!!!! 行动 16卡西尔=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勤 符号形式哲学 名著《人论》!!!! 17伽达默尔 !!!! 节日 18马尔库塞 !!! 法兰克福学派 19华特.班雅明=本杰明=本雅明=沃尔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 文化\\\/艺术作品 20费尔巴哈!!! 21鲍姆嘉=亚历山大·鲍姆嘉滕=鲍姆加登=鲍姆伽通!! 哲学家、教育家 美学之父 22斯宾格勒=斯本格勒=施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哲学家、史学家 23莱辛=勒辛!! 提出教育上亦有和谐原则 24约瑟夫.狄兹根=约瑟·狄慈根!! 《论逻辑书简》 25威尔什=沃夫冈·韦尔施! 审美人 26霍克海默尔=霍克海默 M. Max Horkheimer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 27彼得?斯劳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在德国公众的眼中，是目前仅次于哈贝马斯的德国哲学家 28西美尔=息默尔=齐美尔 Simmel !! 29施普兰格=斯普兰格=!!!将社会的价值总结为六大类 30马克斯-舍勒 !!! 31文德尔班!! 32恩斯特·布洛赫! 33施莱尔马赫=施莱艾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 ! 诠释学 哲学家和神学家 34塞巴斯蒂安.弗兰克! 卡尔·克劳斯 弗雷格 分析哲学的先驱 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布伦塔诺（1838～1917）Brentano，Franz 哲学家，心理学家 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 卡尔纳普 迈因策尔 Klaus Mainzer 哲学家、系统科学家 诺瓦利斯 鲍威尔（1809～1882）Bauer，Bruno 亨利希·奥伯斯 爱克哈特 Eckhart，Meister Johannes 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 曼海姆 (1893-1947)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创知识社会学 沃尔夫 《理性心理学》 提出本体论这一概念 拉察鲁斯 创民族心理学 纳特尔 鲁道尔夫·欧肯 得诺贝尔奖 人生哲学 赫尔德 包尔生 《伦理学原理》 鲁道夫斯坦纳 Rudolf Steiner 创Anthroposophy（人智学） 席勒 提出美育概念 保尔逊 冈斯·兰科 伊曼纽尔 欧根·卡尔·杜林 马克斯·韦伯 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 冯特(W.wundt) 哲学家,生理学,心理学家 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 弗洛姆 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爱的艺术》!! 赫尔巴特 He'erbate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联结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新解《何谓“忧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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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人类的审美实践中，忧郁体验曾经十分引人注目。
尤其在十九世纪，争芳斗艳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忧郁这面旗帜下列队聚集，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审美主潮。
时至今日，那些多愁善感的故事迄今早已成为如烟往事。
一个轻歌曼舞的世纪已来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哲学日益深入人心。
但那曾经是如此地感人至深的忧郁体验，是否已离我们而去
“许多年过去了，曾经逗我们那样欢笑，自己也如此欢笑过的朋友们都逝去了”。
诺安，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5。
当我们在阅读中同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不期而遇，便会发现那种莫可名状的体验仍在身旁。
忧郁意识从未、也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如何对“忧郁”与美的关系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这也仍是现代美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忧郁意识曾经是人类诗性文化的源头，是造就艺术伟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
俄国文学家契柯夫曾表示：“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
”转引自叶尔米洛夫，论契柯夫的戏剧创作，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79。
有“幽默大师”之誉的俄国作家左琴科写道：“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
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
自当了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
不尽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7—11。
在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看来，“创造行为”是一种“包含着真福与痛苦的混合物”。
他在一篇散文里说：“为了让你懂得它，朋友，在一个阴郁的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将对你解说水的哀愁。
”克洛代尔，认识东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86。
在现代雕塑大师布德尔的身上，这种似乎是没来由的忧郁感更为强烈，他曾直率地承认，“我感到徐徐吹来的微风，弥漫着温柔和忧郁的情感”，而在这微风中，“美在弥漫飘逸，美在展拓扩散，美也在忧伤惆怅”。
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9—94。
但忧郁意识既能造就诗人也会毁灭诗人。
据说历史上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于1294年在西班牙的阿方索王宫去逝，他留下的临终之言是：“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我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下唱不起来了。
”房龙，人类的艺术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228。
中国词人辛弃疾也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二)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道也就在于如何将忧郁体验成功地转化成审美的形式。
事实表明，忧郁美向来是那些不同凡响之作的共同特征，置身于这些艺术杰作之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里尔克所说的那种“美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忧愁”。
里尔克，里尔克如是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9。
比如中国古代首部诗集《诗经》。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忧郁意识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美学特色，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
比如《诗经·王风》里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众所周知，按照权威的《毛诗序》里的解释，这是一位东周大夫凭吊西周故国遗址时所发的一番感叹，诗中流露的那种鲜明的忧郁意识在我国的诗性文化中开了“忧郁美”的风气之先。
虽然也有学者为诗中并无明显的凭吊之意，而对此传统之说不以为然。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2。
但有一点无可置疑：此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突出“心忧”这一行为本身，虚化具体的忧之内容。
换言之，这其实是一首“忧郁咏叹调”，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诗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忧郁美的独特意义的一种肯定。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小说的魅力也可以“忧郁美”来一网打尽。
一位中国读者曾形容道：“他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叶渭渠，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雪国·古都·千只鹤，序，上海：译林出版社1996。
这无疑是中肯之见。
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品味其所反复表现的美的毁灭故事，你会明白伟大的卡夫卡的这段话的贴切与深刻：如果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对逝水流年的一种追忆，那么“美好的回忆掺进忧伤味道更好”。
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长春：时代文艺术出版社1991，154。
迄今已成为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的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是一部以忧郁美取胜的作品。
就像小说尾声部分所叙述的：当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特丽莎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一座乡村酒吧里把头靠在了她心爱的托马斯的肩膀上时，“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
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
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
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成就显然也得益于对“忧郁美”的表现。
正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教授所认为，倘若早期的“沈从文可能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模仿了描写苦恼的陈词，但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仍然在他情调忧郁的自传体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4。
迄今来看，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作品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脱颖而出，无疑就在于它们将作者早有认识的“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第7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一道理，作了十分成功的表现。
对于这一点，已故著名电影明星格丽泰·嘉宝的魅力同样能够说明问题。
曾几何时这位来自瑞典的女性技压群芳，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影幕皇后。
诚如许多电影研究评论家已指出的，嘉宝的演技虽不错，但“她的名望却是靠她的美貌取得的”。
然而正像作为电影美学开创者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所说，只有美貌不可能对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世界上有许多绝色佳人，嘉宝自身的条件并不能使她登上这样一个绝顶的位置。
在他看来，“嘉宝的美不只是一种线条的匀称，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美。
她的美还包含一种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状态的外形美，这种美表现了某种特殊的、足以攫取人类心灵的东西”。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忧郁
巴拉兹指出：“嘉宝是忧伤的。
她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才愁容满面。
嘉宝的美是受难的美，这种忧伤的性质是很明确的：这是孤寂的忧伤，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贞女内心的高贵的忧伤。
即使在她扮演水性杨花的女人时也是如此：她从远处投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无尽的远方。
”所以，人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赞颂嘉宝的美，只是因为“她所有的是美中之冠”；虽然世上美人无数，但“在我们的感觉里，嘉宝的美是一种更优雅、更高贵的美，这恰恰是因为它带有忧伤和孤独的痕迹”。
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306—307。
(三)因为大一同的社会理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构想。
“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里这句曾语惊四座之言，道出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解密的真理。
就像毛姆所说，“只要人是人，他必须准备面对他所能忍受的一切邪恶和祸患”，因为“恶的存在无从解释，它只能被看作是宇宙秩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无视它是幼稚的，悲叹也是徒然”。
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0。
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不压邪优难敌劣自古亦然，美国学者麦克唐纳从现代经济活动里归纳出：“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理解和令人愉悦。
”转引自“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5，2，101。
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精神领域内的一种生态平衡，如同有美景必然有垃圾，有美食必然有排泄；“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
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
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而告终”。
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9。
康德说过：“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
马尔库塞一言蔽之：“假如艺术要承诺善最终必将战胜恶，那么，这个诺言就会被历史的真理所驳回。
”因为事实上，“现实中的胜利者是恶，并且，善良不过是人们可能在那里找到短暂避难所的孤岛”。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239。
从自然与生命的角度讲，事物的存在状况总是趋于有序性减少与组织化程度降低的方向。
生命现象更是有其由盛至衰的发展周期，越是高级的组织结构越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因而维持下去的困难也就相应地更大。
唯其如此，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第二定律指向一个逐渐均匀的未来，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悲观的未来。
”托夫勒，科学的变化，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
这突出地表现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
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会腐朽。
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是悲剧：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101。
著名波兰人文学者柯拉柯夫斯基也曾提出：“死即一切。
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消亡在我们看来是生存的终极失败。
”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7，147。
由此而言，生命意识同样也是一种死亡意识，也即对生命的短暂性的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人生体验。
英国散文家赫兹列曾对此作过一番很好的表达，如同他所说：“我们阅读历史，眼前王朝倾覆、朝代更迭；我们感叹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我们思索着我们所生活的此时此地，我们既是人生舞台的看客，又是演员；眼见四季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们亲历世态炎凉，快乐悲伤，美丽丑陋，是非短长；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体念着这光怪陆离世界的离合悲欢；我们倾听着密林中野鸽的吟唱，游览高山大谷的风光；我们聆听子夜的神圣歌声，造访灯火通明的厅室或幽暗的教室；我们还置身拥挤的剧院，观看生活本身受到摹仿；我们钻研艺术作品，使自己的美感升华到顶峰；我们崇拜名誉，梦想不朽；我们眺望梵蒂冈，阅读莎士比亚；我们凝聚了古人的智慧思索着未来的时光；我们观看战争的骄子，听他们发出胜利的呼喊；我们穷究历史，考察人心的动向；我们追求真理，为人道的事业辩护；我们傲视当世，似乎时间与自然已把所有财富都堆在我们脚前。
我们活着，经历着这一切，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赫兹列，赫兹列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65。
(四)短暂是我们人类与地上一切的共同点，以自我意识渴望永恒而个体生命难以持久的冲突所引起的“存在之哀”，便构成了人类生命最为基本的生命体验。
布德尔说得好：“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你的生命存在都是稍纵即逝的。
为了这短暂的存在你终日都在疲于奔命，在你周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摇摆动荡、更迭替变。
宇宙间的万物都在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
相比之下，你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刮过的一阵旋风而已。
”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0—94。
在这一点上，艺术家的敏感让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殊途同归：正如屈原在《离骚》有言：“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拉马丁在其《巴亚湾》一诗里也感叹：“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过去／同样地我们也会过去／也不留下半点痕迹／就像我们这只小船滑行在海上／大海会把它的一切痕迹抹去。
”由此可见，如果说喜剧感意味着为胜利所陶醉，悲剧性意味着对失败的正视，那么悲剧的美学品质通常会超过那些一般性的喜剧，而那些杰出的喜剧作品则都离不开悲剧的赞助。
就像歌德所说：莫里哀是伟大的，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
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
(五)人们常将忧郁感混淆于一般的所谓哀怨与感伤，而事实上彼此并不能被相提并论。
比如“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
比如“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萨都刺《念奴娇》)。
比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
比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如梦令》)。
以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等等。
凡此种种在内涵意蕴与审美境界而言，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在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诗里。
这些诗与一般悲剧感的相同便在于其心仍“不甘”，区别则在于其虽不认同，但又因自觉回天无力反抗无效而归宿于“无奈”之中。
故而作为单篇作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宝玉吟林黛玉之作最为出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倘若论最佳诗人，或许非亡国之君李后主莫属。
如“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但这只是对悲痛的一种沉湎于其中的品味，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超越：无论是对于大自然的伤春悲秋之绪，还是对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诗人们所表达的主要也只是一种单纯的惋惜与难过之意。
如同《传》所说：“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如“试细听莺啼莺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袁去华《剑器近》)，和“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
以及“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秦观《满庭芳》)，和“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作为其情感背景的，是对天长地久般好事长盛不衰好福长享不尽好命长生不老的超人仙境的渴望。
这种与天地之道的无理性对抗毫无疑问是一条穷途末路，故而让人无比压抑；其所具有的哀怨、悲凄、伤心、愁苦之情虽能给人以一定的阴柔之美，但经受过久体验过多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不仅需要作出某种消解而且也能够被消解。
这便是彻底清除情感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毫无任何牵挂。
就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
但问题是，如同真正的悲剧美在于对不幸的从容面对而非逃避，真正的悲剧享受在于对痛苦的承受而非消解。
所以，当那种无奈之悲让我们从痛不欲生走向视生如死，审美意味也随着我们的痛苦情感的彻底退潮而名存实亡。
这种矛盾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生命主体是无法调和的，就像曾几何时，一边自慰着“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白居易，一边又在坦白“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
诗人所身临的这种生存困境事实上已向我们揭示出，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古人们所承袭传唱的那种悲伤哀怨之曲，内在地蕴有一种反美学的东西。
它充其量也只是悲剧美形态里的下品。
(六)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悲剧形态必须能给人以美的体验，为此，如何让受众能够承受住悲情与哀思是关键所在。
一切让人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都并非真正的思想，而只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伪思想；任何不能给人以希望的情感都是对生命的压抑，因而也都不具有真正的审美品质。
唯其如此，正如鲁迅当年写作《药》的结尾时，在烈士“夏瑜”的坟墓上“凭空添上去一个花圈”，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情景对于审美世界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
因为事情正是这样：无论科学主义世界观作何判决，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我们不会使自己顺服于如下的观念：终有一天我们都将消失。
”这一人类学立场既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根据地，同样也是人类审美事业的大本营。
因为唯有这种乌托邦追求方能给予我们真正人性的温暖，使本无所谓“意义”的生命过程变得相对充实。
所以乌纳穆诺指出：“美得自于同情。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47—149。
而最大的同情无疑莫过于给人以生存的勇气，所以审美体验不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消极逃避，但却必须是对实际存在中的那种消极力量作出积极的超越。
如果说一般的悲剧作品所采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即通过激发起我们的生命力来增强相应的承受力，以获取一种阳刚美的体验；那么忧郁美的产生则是通过减轻而非消解痛苦的方法来让受众便于承受悲情，以获得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
这也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之审美价值，只不过这种轻如同象征派诗人瓦莱里所说，并非如羽毛般的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重量，而是指像飞鸟般地具有一种生命的自由轻快。
所以，真正的忧郁性总是与幽默感形成某种同盟关系，无非“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而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喜剧”。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14。
真正的忧郁意识与通常那些大量的感伤哀怨情绪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取自于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缠绵绯恻和不堪忍受的现实之痛，前者则正如普希金所说，是一种具有“暖色调”的“明亮的哀愁”，因而不仅因体现了较通常那种哀怨之情以更多的人性的温暖而让人能够承受，而且也因此而具有真正的审美品位。
显然，如果说忧郁中的“哀愁”意味在于其对于美的毁灭的心理拒绝，那么其所具有的“明亮”色调则表现出它的这种拒绝的矛盾性，换言之，也即在作为否定的拒绝之中仍有某种作为肯定的认同。
(七)忧郁意识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生命体验。
以“否定之否定”姿态出现的正统悲剧是对生命的负面力量的彻底对抗，从中表现出它对最终胜利的一种坚定的自信。
这是忧郁意识所不具有的。
当卡尔维诺指出：“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受压迫处境，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
与此相比，任何对“最终胜利”的简单自信都属于一种青春期现象。
歌德有一句名言：长达一刻钟之久的彩虹就不再有人看它了。
忧郁意识悲喜交集的复调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所悲哀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流逝，而是生命必须(应该)这样流逝。
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真正拥有其价值实现其意义，故而它在为生命流逝而悲之际也为其终于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喜。
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善而是恶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康德也曾指出：当我们为现代社会的诸种破坏力量感到苦恼时应该看到，“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
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
没有这种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
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艺术和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结果”。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9。
这同样也体现于人类的爱情生活。
古往今来，虽然那些不幸的爱情故事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回顾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真正具有回肠荡气的审美魅力的作品并不很多。
相对而言，《梁山伯与祝英台》类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遭遇固然催人泪下，但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似乎更能让人回味。
因为同前者相比，后者对于人性的揭示无疑要来得更为深入。
毛姆说得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人会消亡，而是他们会终止相爱。
”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68。
艺术大师毕加索也说过：在爱情上，拆散一对恋人固然是难事，但不管是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若是老让他们厮守在一起，恐怕更是难事。
事情正是这样：“不论为社会、道德、美学、亲子、宗教甚至神秘的理由，我们都可能选择终生与同一伴侣共住，但我们的本能却会不停地向我们唠叨，再没有比找到新欢更刺激的事了。
”艾黛，感觉之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1。
比如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里的主人公光源氏，“对于女人，一经接近，爱情就会油然而生”。
虽然他每次“意外圆缘”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疏狂成性”而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仍一如既往地去做那些“不端之事”，继续随着岁月的流逝进行其“无聊消遣”。
就像唐代诗人元稹，虽为悼念亡妻写下动人诗篇《遣悲怀》，这并不妨碍他依然从事“风月无边”的实践，乐于在风流场里与那些名妓相好。
对这些现象进行道貌岸然的虚伪指责毫无意义，空洞地归咎于人之劣根性也不说明问题。
概括地说，这正表明了人类生命永不停止追求的特点，就像里尔克在一句诗里所说：尝试，可能是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远离确实的范围，更是人类的悲哀及光荣。
在某种意义上，“喜新厌旧”实乃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之所以能为萨宾娜和特丽莎这两位出色女人如此地爱，是由于他拥有活跃的生命力，这让他无法专注于其中的任何一位。
萨宾娜认可了这个“美是一个叛逆世界”的原则，但她没意识到这个原则既能带给她快乐也能给予她伤害的两面性。
特丽莎不认可这个原则，渴望与托马斯终生相伴，为此她甚至愿意成为托马斯“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但她明白这一愿望实现之日也是其破灭之时，因为真正甜蜜的爱情与平庸的幸福从来不能两全。
所以当这一切随着一场意外车祸而结束，虽显得如此残酷但又是那么的幸福，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份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憾。
爱情如此，生命亦然。
对人类的永生渴望，上帝从不理会这有其人类学道理。
比如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作者波伏娃借因喝下了神秘之水而能够长生不老的男主角雷蒙·福斯卡的遭遇让我们看到，这一道教徒们的终极理想不仅并非真正的幸事，反而是让生命失去价值的蠢事。
(八)在忧郁体验里我们意识到痛苦、不幸等那些负面现象所具有的正面意义。
光源氏只有在美得令人心碎的紫上离开人世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对她的思念。
美也正因其短暂性才成其为美，就像乌纳穆诺所说：“这一份如此展现的美，这一份瞬间的永存。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19—123。
但就像我们在理智上承认长生并不幸福仍不能停止对于长寿的追求，意识到痛苦的价值并不能因此就消除我们的痛苦：曾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终于离去永远让我们思念绵绵，对“美只能以毁灭为代价”的认同，同样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其举行葬礼。
在这里“无奈”从未消失，只不过不像在哀怨情绪中那样难以自拔。
就像《诗经·小雅》里的“采薇”。
根据通常的解释，这是一名长年出征在外的戍边士兵，在终于得以归家时的途中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番“内心独白”。
虽然全诗共由六小节组成，但真正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只是末尾这一小节着重表现忧郁之情的诗句，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如果没有这段诗句，那么这首《小雅》不过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其艺术境界与审美品质都会大打折扣。
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那位老兵在返乡途上会感到如此忧伤
为什么他不为终于踏上归途而觉得愉悦欢欣
无非人世间从没有纯粹的悲哀与幸福。
戊边生涯虽不易但也并不都是痛苦的回忆，回家的感觉固然好但安居乐业又从何谈起。
所以雪莱说道：“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
”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0。
这道出了审美活动中所存在的这一生命悖论：一方面美的现象不属于“完美”，因为“各方面皆完美的事物既是完全的终止，又无任何不足，从而它对于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
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140。
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仍为实现完美的理想而努力，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的确不能不追求完美，即不能不向往上帝之国。
”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2。
因而依托绝望坚守信念这便是忧郁的力量与深刻，忧郁借此带
马太效应怎么解释
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 社会学家从中引申出了“马太效应”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哲学史中的本体论的解答具体有哪些
众所周知，ontology这个词中的on在古希腊文中写作ov，在英文中则写作being。
按照通常的使用方式，在英文中，to be是系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
从哲学上看，它的最基本的用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是，如He is a student(他是一个学生)；二是存在，如He is(他存在)。
to be的动名词being解释存在者，指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着的人和事物；而当being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以Being的方式出现时，则解释存在。
按照传统的哲学见解。
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和，作为最高的种概念，它在逻辑上是无法定义的。
? 关于存在问题的探索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对这个问题引起普遍重视的却是近代西方哲学。
黑格尔在回顾哲学的发展时，曾经这样写道：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
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
（3）黑格尔在这里说的这时就是指近代。
在另一处，他以更明确的口吻指出：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存在与思维的对立。
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
（4）黑格尔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存在问题。
在他看来，既然存在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所以它本身就是思维的形式，质言之，就是思维，因而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
与黑格尔不同，恩格斯则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了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重要性。
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5）在他看来，思维也就是精神，存在也就是自然界或物质世界。
按照这种见解，存在就是存在者的总和，就是整个物质世界。
? 在对存在、本体论及对近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见解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之后，现在我们有条件来探讨当代话语框架中的存在问题了。
? 一、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原因 既然近代哲学已对存在问题获得一定的认识，那么，从20世纪初以来，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再度成为困扰当代哲学家的核心问题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本体论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复兴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 其一，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之中。
传统形而上学常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之中，即认为自己在思索存在，实际上思索的却是存在者。
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任务就是考察存在者之为存在者(to examine being qua being)（6），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就是存在，这种考察仍然在存在者中兜圈子。
它拘执于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本身。
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自其发端乃至其完成阶段，形而上学的陈述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活动于一种对存在者与存在的普遍混淆之中。
（7）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忘记存在的真理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而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则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一个重要信号。
然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结。
在海德格尔看来，既然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所以人一定会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但这种新的思考却必须以对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作为起点。
事实上，他所倡导的基础存在论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思考的。
? 其二，与传统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在描述存在者世界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如存在、实体、确定性、因果决定论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把一种演化的观念带入到一切其他的实证科学对存在者世界的重新审视中。
19世纪下半叶的克劳修斯提出的熵增加原理揭示了存在者世界在演化中的不可逆性。
创立于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理论大大改变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传统观念。
在经典力学的视野里，存在先于演化。
但当物理学对存在者世界的考察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层面时，科学家们发现，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演化先于存在，因为时间是一个矢量。
这一新的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炸宇宙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由于演化构成了存在的本质，在传统物理学中作为不变的对象加以考察的实体也被现代物理学中的关系和功能所取代了，犹如印象派把古代绘画中的实体解构为光点一样。
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还传承了经典力学对确定性观念的信赖的话，那么在后来科学的发展中，连这种确定性的观念也完全被超越了。
无论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无论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还是扎德的模糊数学；无论是莫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曼德勃罗的非线性科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确定性的观念。
正如普利高津所说：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
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
（8）数学和自然科学观念上的变化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当代哲学家们从新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存在者世界，特别是以本体论为切入点，对存在问题做出新的说明。
从孔德、马赫的实证论到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从狄尔泰、齐美尔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摩尔、亚历山大到怀特海的实在主义思潮，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奎恩的分析哲学理论，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等等，无不贯穿着当代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新思索。
? 其三，从近代社会向现、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思索：? 首先，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生活世界的巨大的裂口，使西方学者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疑虑。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名噪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这样写道：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个重大问题。
（9）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于精神世界的，是西方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
只有以尼采式的眼光重新审察并理解这个世界，西方文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
一战以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并未从精神和文化的危机中超拔出来。
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1931)中写道：…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
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
（10）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中也显露出同样的忧虑。
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危机和哲学家们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 其次，在20世纪的发展中，现代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引起了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与异化。
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索了物化和物化意识的问题，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的首次面世给西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异化劳动成了最富前沿性的理论研究课题之一。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1950)中指出，现代技术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东西，它作为座架(Gestell)控制和支配着现代人的整个生活。
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强调，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拜物教已经到处蔓延，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
（11）面对日益更新着的现代技术，人如何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何阐述存在的意义，成了哲学家们最关心的课题。
? 再次，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被普遍接受后，也对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宾克莱所说：他(指弗洛伊德--引者)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各方面左右人的力量的学说，对改变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个旧观念起了重大作用。
（12）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学说不仅影响了心理学、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性革命和性解放运动，以致于有人惊呼：人类文明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弗洛伊德式的；另一种是弗洛伊德式的。
? 综上所述，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中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本体论，于是，以追问存在为标志的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就成了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时尚。
? 二、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各种表现形式 当代哲学中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在当代哲学的发展中，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面对着不同的问题群落，所以他们(它们)对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也是见仁见智，迥然各异的。
? 第一种趋向表现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
胡塞尔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11节的一个注释中回忆以前撰写的《逻辑研究》(1900-1901)时写道：当时我尚未敢采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本体论，我将这项研究称为一门'对象本身的先天理论'的一部分，A.V.迈农后来把它压缩为一个词'对象论'。
对此，我认为，与已经改变了的时代状况相适应，重新使用本体论这个旧概念更为正确些。
（13）塞尔接受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使命的规定，即把它理解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但他又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把存在理解为经现象学还原后留下的先验意识，并进而把对蕴含在先验现象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的考察命名为形式本体论(die formale Ontologie)和质料本体论(die materiale Ontologie)。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胡塞尔有时候也把先验现象学直接称之为本体论。
?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把对存在的意义(dre Sinn von Sein)的追问理解为哲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根本任务。
他认为，传统本体论的一个重大的失误是忽略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s)之间的差异，而唯有从特殊的存在者，即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z)结构出发，才能真正地走上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作为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eontologie)。
他还进一步强调：无论什么东西成为本体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以指示方式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
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
（14）这充分表明海德格尔十分重视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和显现的观点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哲学理解为普遍的现象学本体论(universale phaenomenologische Ontologie) （15））。
在萨特看来，现象是自身显露的东西，而存在则以某种方式通过所有的事物而表现出来，因此必定有一种存在的现象，存在将以某种直接爆发的方式，即无聊、恶心等方式向我们显示出来，而且本体论将把这种存在的现象描述成无中介的、自身的显露。
（16）萨特的许多文学作品及在这些作品中对存在心理的描述都贯穿着现象学本体论的思想。
? 第二种趋向表现为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
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说的：对哈特曼的本体论，只能从它是古代、中世纪形而上学的现代批判哲学的中介者这个作用方面去理解。
（17）也就是说，哈特曼的本体论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的眼光，这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一方面，他超出了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单纯认识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超出了现象学的主观主义的视野，他力图使哲学和存在问题返回到日常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自然存在上去，从而实现了本体论研究中的重要的转折。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一种自然本体论(eine Naturontologie)，他在自然界中划分出各种不同的存在级次，并深入地探索了这些级次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关系。
正如卢卡奇所评价的：比较有趣的和重要的是，他在建立一种自然本体论上所作的严肃的尝试。
（18）哈特曼的自然本体论曾对卢卡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第三种趋向表现为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思索。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使用过本体论这样的术语，但许多研究者认为，他早期的《逻辑哲学论》(1921)就蕴含着一种本体论的基础。
众所周知，这部著作是由七个命题构成的，按照施太格缪勒的说法，开始的两个命题是讲他的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的(世界、事态、事实)；第三个命题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过渡(世界与关于世界的思想之间的关系)……（19）这种本体论实际上是以原子事实为基础的本体论。
与维特根斯坦不同，卡尔纳普在1950年发表的《经验主义、语义学和存在论》一文，直接发表了自己对存在问题和本体论的看法。
他认为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问题：一是对象在语言构架内部的存在问题，可简称为内部问题；二是对象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问题，可称为外部问题。
卡尔纳普指出：我们必须把外部问题、即关于新对象整个系统的存在或实在性的哲学问题与内部问题清楚地区别开来。
许多哲学家把这类问题看作必须在引入新的语言形式以前提出和解答的一个本体论问题。
他们相信，仅当本体论的洞察力给实在性问题提供肯定的回答、并能够为新语言形式的引入作辩护时，它才是合理的。
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的主张是：新的说话方式的引入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因为它并不蕴含任何实在论的断定。
（20）众所周知，卡尔纳普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都采取拒斥的态度，因而他不承认本体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他既然主张在语言形式的使用上要有宽容的态度，这就为一种语言约定意义上的本体论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在奎恩看来，任何一个陈述都蕴含着本体论的承诺(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如有些狗是白的这一陈述，可以改写为：至少存在着一些对象X，X是狗，并且是白的。
在这里，是狗和是白的均为谓词，它们和存在量词有些一起指示出一个明确的值域，约束变项X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取值，而所取之值也就是这个陈述所约定的存在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恩强调：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
（21）奎恩进一步指出：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
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
（22）也就是说，奎恩把本体论仅仅理解为语言使用中的一种约定论。
这一见解深刻地反映出20世纪哲学演化中的语言学转折。
? 第四种趋向表现为以卢卡奇、古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卢卡奇在晚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中，把存在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无机自然，二是有机自然，三是社会。
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合称为自然存在，以自然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自然存在本体论；而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社会存在本体论(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社会存在本体论以自然存在本体论为基础。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哲学也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其根本的特征是实践性和批判性：马克思所作的批判乃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
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对其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主要地和无法扬弃地以实践为基础。
（23）由于卢卡奇把本体论研究的视野贯穿到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者古尔德于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一书中，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社会本体论(the social ontology)，并从这一理解出发，对社会、劳动、时间、因果关系、自由、正义等概念的含义作出了新的阐述。
第五种趋向表现为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对本体论问题的新思索。
西方通过追问存在而探索的东西，在中国称之为道或本体。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论、元学或本体论，也就是本体论。
金岳霖先生在《论道》(1940)中区分了知识论和元学，强调：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
（24）在他看来，在近代科学高度发展、科学主义严重泛滥的情况下，研究元学，探索人类生存的底蕴，弘扬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1932年出版文言本，1944年出版语体文本)中批判了那种只肯定知识论、否定本体论的观点，提出：这种主张，可谓脱离了哲学的立场。
因为哲学所以站脚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
（25）在他看来，本体不可用理智(即概念、判断和推理)去求，只能证会或体认(即当下直悟)，这里体现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影响。
? 从上可知，20世纪初以来本体论的复兴虽然呈现出迥然各异的态势，但其共同点则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 三、本体论问题探索的焦点和前景 存在和本体论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 首先，在Ontologie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 存在论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译法。
它的优点是直接言明了Ontologie所要研究的对象，但在使用中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当存在的概念与存在论的概念混合在一起时是如此。
如黑格尔《小逻辑》的第一篇篇名是Die Lehre vom Sein，中译为存在论，但这里的存在论的含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与Ontologie意义上的存在论并不相同；又如，卢卡奇晚年的的著作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人们通常译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但如果把德文书名中的Ontologie译为存在论，这本书的书名岂不成了《社会存在存在论》了?? 有的学者主张把Ontologie译为是论。
一般认为，是论的优点是能够说明本体论在逻辑上的起源，也就是说，研究是的问题乃是研究本体论的、绕不过去的进路，但深入到问题中去的好的进路并不等于问题本身，何况是这个字在通常的使用中总是与表语联系在一起，所以用来指谓与表语相分离的存在问题是不可能的，用是论来取代本体论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比如，人们可以把I am a student这个句子中的am译为是，但却不能把笛卡尔的名言--I think, therefore I am中的 am 译为是，否则，这句名言就成了我思故我是，所以这里的 am 必须译为存在或在，从而把这个句子译为我思故我在。
也就是说，当 I am 这个句子中没有相应的表语出现的时候，只能译为我存在或我在。
? 众所周知，港台的学者倾向于把 Ontologie 译为存有论，但这种译法也会引起误解，因为在存有论的译法中，既有存在(Sein)的含义在内，又有占有(Haben)的含义在内，而 Haben 和 Sein 这两个词在德语中的含义是有重大区别的。
比如德国学者弗洛姆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Haben oder Sein，人们把它译为《占有还是存在》。
事实上，这本书是专门探讨占有与存在之间的差异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存有论这种译法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 也有的学者主张把 Ontologie 译为万有论，这种译法所造成的困难是：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有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在德语 es gibt 的句型中，有与存在的含义相近，但在使用 haben 这个词的句型中，有与存在之间的含义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通常的情况下，万有指的是一切存在者，而 Ontologie 则是研究存在问题的，所以，万有论的译法容易把存在与一切存在者混淆起来。
? 至于本体论的译法，其优点是肯定存在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但其缺点是容易给人留下还原论或本根论的印象。
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目前我们仍然倾向于以本体论来译 Ontologie。
其次，有些学者对整个本体论的研究取置疑的态度。
比如，阿多诺从否定的辩证法的角度，特别是概念和对象的非同一性出发，对现象学本体论，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指出：本体论的批判既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也不打算建立一种虚无的本体论(Nichtontologischen)。
（26）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也一直用世界观的概念取代本体论，甚至认为本体论只是传统哲学使用的概念，应予否认。
但事实上，按照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本体论是无法抹去的，只要我们一用语言进行陈述，就会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诺。
? 再次，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受到了新的质询。
新实在主义者认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无法离开语言、思维和意识，因此，一切关系都可以还原为认识关系，认识论是本体论的基础。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海德格尔主义者则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在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认识不过是此在在世的样式。
换言之，本体论是基础性的，而认识论只能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加以探讨。
这一见解事实上延续了叔本华以来的思维传统。
双方的共识只是下面这一点，即认识论和本体论实际上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讨论的。
? 近年来，在存在和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中出现的新趋向是：一方面，对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评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的兴趣。
甚至晚年海德格尔自己也对早年提出的基础本体论取否定的态度。
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1949)中写道：这个名称马上就表明自己是糟糕的，就像任何此种情形中的名称一样。
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看，这个名称固然道出了某些正确的东西；但它恰恰因此而令人误入歧途；因为，重要的事情是要赢获从形而上学过渡到对存在之真理的思想的通道。
（27）所以晚年海德格尔热衷于谈论哲学的终结和真正的思的开始。
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想会发生这一重要的转变呢?如何评价他的基础本体论和传统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思考。
另一方面，在卢卡奇的激发下，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人们普遍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社会学理论，而是本体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里完成的划时代的革命不是单纯认识论意义上的革命，而首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革命。
以“另类”为话题的作文，不少于800字
另类的突围 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一种主流，压倒一切，以无可辩驳的姿态居于史书的中央。
殊不知，在书页的边角，有不凡的力量在涌动，突破主流的围堵，以强硬的精神决然而立，即所谓的另类。
??? 社会的存在不免人们有一种共同的志趣与追求，战国时期的诸侯们渴求占领与吞并，唐宋时期的人们碌碌于功名，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在埋头于机件厂，着力于打造出完美的生活方式，精神乃至于人们自身。
然而，另类的存在似乎是大众化编程过程中的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却是如此美丽与可爱，庄子鼓盆而歌，心怀人贵适志，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因为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而钱钟书一介恂恂儒者，也在人生边上风趣地调侃世人的嬉笑怒骂。
当然，“另类们”的另类之处绝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他们理解生活最隐密的肌理，深入时代雍塞的脉络，于污黑浊臭中认清时代的溃疡，于黑暗中看到新的希望。
这是必须的，社会乃至时代必得要一些不同于这个社会与时代的人来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方能蹒跚前进。
而这些人，这些开拓者，是如此地不为主流所理解，所接纳，他们对“另类”这个称号是如何地嗤之以鼻，心酸于主流大众们的目光短浅。
总有些人是站在世界的脊梁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便是进行“燃烧着的观看”，灵魂的燃烧，他们的痛苦来源于积累的主流无所察知的黑暗，而他们的坚持来源于他所说的“我愈受苦，愈欢欣。
”海子奋力奔向黑暗，以寻找黑暗中央，地狱中央的火焰，他不屑于那些汲汲于功名的人们，而愿以自身的燃烧交换一个更加干净的世界，可惜他太过天真，千钧的黑暗岂是他“青山无柴烧自己”所能照亮的
我们不禁慨叹，另类太少了，而且还越来越少了，螳臂当车的你们是否也到了灰心失意的境地
现在呢
主流的众人们伏首于劳绩，鲜有人直立起本应不同于兽的膝头，而直抵青天。
浩浩荡荡的人群在世间穿梭奔走，主流与另类的界限日趋模糊，更可悲的是，竟有些许人自画界限，标榜自己为另类，这可真让古时候那些高蹈出世，千金裘拿来换美酒的谪仙们哑然失笑：“此狂夫之大者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