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我还没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我三岁半。就在7月， 我就跟随全家，开始投入抗战的洪流。当时叫逃难，就等于是把一个孩子，在温室里的一朵花，一下子扔到野外去生长。我就记得我跟我妈妈他们，坐上一个大卡车，跟很多很多人在一块，直奔第一个地方叫南阳，也是河南。当时根本没有吃的，我就记得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已经没人收割了。可是我太饿了，其他人也饿了。我们把车停下来，我们家大人跳下去，撸一把很饱满的麦穗，点上火，烧一烧 ，搓一搓 ，吹一吹，吃吧 ，这就是饭。我就吃着这个麦粒，就这样一直到了南阳。
我们在南阳，大人就每天讲战况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从南阳到了武汉。在南阳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逃难?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到我们中国来?”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她不明白。我爸爸说了两句话：“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我最初记住的两句话。等到了武汉，我发现我看见的，完全不是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整个的武汉，就是一个掀起了抗日狂潮的大群体，满街都是人。那么多的集会，大家在
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比这个舞台还要大得多的一个献金台。当时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你去献你的钱和你的金子。很多妇女就当场把自个的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摘下来，献在一个箱子里，钱就献在另一个箱子里。而后有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用毛笔写上你的名字。我一看见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着急。我说：“爸爸，我们献不献?我们献吗?”爸爸说：“献!”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爸爸把我抱上去。因为我太小了，他就把我搁在他的肩膀上。上了献金台以后，爸爸把我放下来。我妈妈就用一个毛巾，包了一包银圆递给我。我爸爸就和我一块，把银元倒在那个献金箱子里边，而后抓着我的手，在献金簿上了写了三个字“王小棠”。大小的小，海棠的棠，我以前叫这个名字。我当时已经知道，钱和这些东西，是要去造枪炮打日本鬼子的。所以写完了我的名字之后，我就张手让爸爸再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伸出拳头喊了一句：“打倒日本鬼子!”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台上说：“同胞们，你们看三岁的小妹妹，都要打倒日本鬼子。我们一定会胜利!”
可是等来等去，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快接近了，要在武汉会战。10月24号国军撤出来，25号成为真空，26号就进来人，27号真正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以后，就成为他们整个的飞机的基地。所有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去轰炸我们。5年半的战略轰炸。我们就跟着我的妈妈，从宜昌到万县，从万县到
1939年的4月下旬，日本飞机进行5年半的战略轰炸。什么时候不炸呢?冬天雾大了，看不见了，我上学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它就不炸了。那么晴朗的天它就会开始轰炸。4月底肯定没有雾了，我们到了重庆不到10天，就赶上了当时的举世闻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那时的我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大轰炸，又没有听过。到5月3号大晴天，一大早就有人在制高点上，挂上了一个红球，一个很大很大的红球。意思是告诉你叫“有消息”，就是今天飞机要来。而后很快再升一个红球，两个，意思是“空袭警报”，就在一个钟头之内，敌机要到重庆，这个时候你要躲到防空洞里。重庆是个山城，挖了很多防空洞。那时我们刚到重庆也不太熟。全家就进到了一个防空洞里面，紧急警报的时候一拉。那就是，飞机到了万县拉空袭警报，到了
1931年九一八，我还没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我三岁半。就在7月， 我就跟随全家，开始投入抗战的洪流。当时叫逃难，就等于是把一个孩子，在温室里的一朵花，一下子扔到野外去生长。我就记得我跟我妈妈他们，坐上一个大卡车，跟很多很多人在一块，直奔第一个地方叫南阳，也是河南。当时根本没有吃的，我就记得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已经没人收割了。可是我太饿了，其他人也饿了。我们把车停下来，我们家大人跳下去，撸一把很饱满的麦穗，点上火，烧一烧 ，搓一搓 ，吹一吹，吃吧 ，这就是饭。我就吃着这个麦粒，就这样一直到了南阳。
我们在南阳，大人就每天讲战况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从南阳到了武汉。在南阳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逃难?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到我们中国来?”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她不明白。我爸爸说了两句话：“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我最初记住的两句话。等到了武汉，我发现我看见的，完全不是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整个的武汉，就是一个掀起了抗日狂潮的大群体，满街都是人。那么多的集会，大家在演讲、在喊口号、在唱歌。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包围着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比这个舞台还要大得多的一个献金台。当时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你去献你的钱和你的金子。很多妇女就当场把自个的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摘下来，献在一个箱子里，钱就献在另一个箱子里。而后有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用毛笔写上你的名字。我一看见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着急。我说：“爸爸，我们献不献?我们献吗?”爸爸说：“献!”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爸爸把我抱上去。因为我太小了，他就把我搁在他的肩膀上。上了献金台以后，爸爸把我放下来。我妈妈就用一个毛巾，包了一包银圆递给我。我爸爸就和我一块，把银元倒在那个献金箱子里边，而后抓着我的手，在献金簿上了写了三个字“王小棠”。大小的小，海棠的棠，我以前叫这个名字。我当时已经知道，钱和这些东西，是要去造枪炮打日本鬼子的。所以写完了我的名字之后，我就张手让爸爸再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伸出拳头喊了一句：“打倒日本鬼子!”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台上说：“同胞们，你们看三岁的小妹妹，都要打倒日本鬼子。我们一定会胜利!”
可是等来等去，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快接近了，要在武汉会战。10月24号国军撤出来，25号成为真空，26号就进来人，27号真正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以后，就成为他们整个的飞机的.基地。所有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去轰炸我们。5年半的战略轰炸。我们就跟着我的妈妈，从宜昌到万县，从万县到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 ，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
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
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像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
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提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
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①。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像秦桧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
选自《感想》，烽火出版社1939年7月初版
【注释】
①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担心反对“抗战八 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 ，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
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 。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