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永久的悔读书笔记一：
说到季羡林先生，这位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我与大多数文学爱好者一样读过他的很多作品，其中有一篇散文印象尤其深刻，就是《心中赋得永久的悔》。
此文是先生年近九旬时而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先生对他母亲深切的爱和怀念在很多文章里都被提及。如，在《寻梦》一文中写道：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记叙了他回乡为母亲奔丧时，母亲的魂魄借邻居宁大婶附体，与他说话的灵异事件。结尾时感叹：“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小村庄，在母亲身边只生活到6岁，就离家去异乡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这就是先生今生“永久的悔”。每读一回，内心都不免为之一痛!
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对此，我已有感同身受。我的母亲离开世间五个年头了，最后病重的半年是住在我的家里，由我来照顾的。虽然日常饮食和几次入院陪护我都亲力亲为，但是母亲的猝然离去，还是让我感到突然，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相对来说条件和环境都要好的多，没有经历多少物质上的艰辛与磨难。如果说到“悔”，当然也有很多很多，最让我后悔和遗憾的就是没能和她老人家说一句：“妈妈，我爱你!”。尽管这种爱早已深深地渗透于母女之间共同生活的四十余年里，但母亲和我都没有真切地表达过。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重回她老人家的怀抱，我定会大声地将这句话说出来。
母亲走后，为了让父亲不感到孤独寂寞，也是为弥补对母亲留有的遗憾，我接了父亲和我们同住在一起。除了日常生活起居上的关照，每年抽时间带他出去游玩，还为他备好适合老年人阅读的杂志和书籍，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
去年冬天，父亲因心脑血管不适，入院输液半个月。在老干部病房，那些患病老人的儿女中不乏孝顺儿媳和女婿，个别亲生子女的无视与淡漠也显露无余。同病房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乐天派”老大爷，每天由雇佣的保姆陪伴他，并代他书写回忆录。我很庆幸的是父亲的回忆录已经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了，将来力争根据他的风雨人生路写成一篇文学作品。那样的话对于父亲我将无憾!
前些天，读了一篇关于名导张艺谋的报道。1997年，张艺谋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导演歌剧《图兰朵》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张艺谋没来得及赶回去。在此之前，父亲跟张艺谋说过多次，要把家族故事告诉他，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要细说。母亲跟父亲商量，说老大时间紧，要不就说两天?父亲很坚持，家族故事很重要，细节很多，两天说不完。张艺谋是个不能停的人，别说两周，就是两天也得咬牙。“我每天有很多事在做，根本不会在家待十几天听我父亲讲故事。”
他的母亲做了很多努力，让父亲写下来，但老父坚持要亲自跟老大说，对老人来说，亲口对儿子讲述家族历史，可能既是一个心愿，也是一种仪式，就算在他身体每况愈下来日无多之时，他都坚持等着这一天。可惜这个庞大、复杂的故事，被父亲带进了坟墓。张艺谋说：“我对不起我父亲。”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为了生存疲于奔命，为了理想日夜煎熬，却将对父母的承诺与义务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时间恍然流过没有了时间;所有机会都被错过变成没有了机会!
其实，岂止亲情，对于友情和爱，对于一切我们应该也值得珍惜的，又何尝不是如此?!
为了将来无悔，为了此生无悔，只有珍惜眼前，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踏实走好每一步，尽心做好每一件事，无论对父母、对亲人、对朋友。相信我们只要勤奋，只要坚持，只要心中有爱，真的并不难。
赋得永久的悔读书笔记二：
季羡林老先生走了一个月有余，我也第一次读完了他的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我想，由于他的学科太专业，估计也只能读这种散文集才能满足“我读过他的书!”的虚荣心或敬畏感)，在此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和感想留下，既是对季老的致敬，更是对自己的磨练。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怀念方式是：全力锻造好我们自己，追赶是最好的追忆。
……
“一些时候以前，当我第一次听到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我蹭说过几句怪话：数学比任何科学都更要求清晰，要求准确，怎么还能有什么模糊数学呢?后来我多了一些介绍文章，渐渐了解了模糊数学的内容。我一反从前的想法，觉得模糊数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有着大量模糊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无法确认这些东西的模糊性。承认这个事实，对研究学术和制定政策等等都是有好处的。
在大自然中怎样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东西更多。连审美观念也不例外。有很多东西，在很多时候，朦胧模糊的东西反而更显得美。月下观景，雾中看花，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吗?在这里，观赏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纵横六合，神驰于无何有之乡，情注于自己制造的幻想之中：你想它是什么样子，他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比那些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要好得多，而且绝对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不知道模糊数学的发展史，我不知道模糊数学家中有没有特别NB的中国学者。但我觉得，如果像PK各国平均身高、体重、GDP那样衡量“哪个国家国民具有更好的模糊数学潜质or模糊数学应用能力”的排名，中国估计会像姚明在西部全明星票选一样将所有对手甩出半个世纪。面子、关系、人情、礼教、工作、家庭、为人处事、“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有了季老的这段话，我一下明白：原来一整套的中庸、道可道理论，其实都是模糊数学的哲学版、社会学版
我这么说听着好像对中国的不满，不是这样。我恰恰是个“模糊数学论者”——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命名这个——原来疯狂打星际争霸的时候，我经常记不住一些兵种的数据，而且在组织战术的时候也经常“差不多”态。对此对应，沃成琦打各种游戏的时候，总能像了解他弟的身高体重一样爆出各种细节。我自叹不如，但他说对我的评论是“你虽然不门清，但总能对形势进行很准确的评估“我不知他是捧我敷衍我安慰我还是真话，但我觉得很准确。
我想说的是，就像季老说的.模糊数学的首要意义在于表达我们对模糊现象的承认——在我看也可以说成尊重。我们中国人也不用一味妄自菲薄或批判，承认我们的模糊性、利用模糊性甚至享受模糊性，也许是个更好的角度，甚至就是我们的未来之路。就像数学领域的“混沌理论”，不就是在模糊的甚至没条理的系统中慢慢摸索出规律，进而将很多个各自随机的，相互间没啥逻辑的系统，有机的正和然后应用的么?
我这还直说了物质的、理论的部分，而像感受、生活、审美方面，季老很好地阐释了我们中国人思维中的“务虚”，所谓山水情节，正是如此吧。当然老外的一根筋模式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当人家发现模糊性之后就会一根筋地去研究模糊性，然后甄别出哪些是真的模糊哪些是错觉、误解、实验设备、责任心、人事斗争作用下的假模糊，然后人家继续研究，得出利用模糊性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像超级玛丽或马术比赛，我们总要翻越无数的沟坎，面对无数可能吃掉自己的通道。只要不丢命，只要还能往前，就没啥。而且，也正因为模糊性，我们才能进入新的世界，然后通关。)
我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叫嚷“老龄社会”，却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赜，向着百岁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我倒不一定赞成“姜还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你们不能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你也没有法子改变。……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六十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老龄化铜人口多不是一码事。人担心人口爆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吓嚷，这是徒劳无益的。
赋得永久的悔读书笔记三：
最近，读了季羡林先生的《赋得永久的悔》一文，感受颇深。这篇文章是季先生在他望九之年写给母亲的。季先生是一位过早地失去母亲而终身怀有风木之悲的人，他6岁就离开了母亲，不记得母亲的笑容。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生活的艰辛，食物匮乏，想方设法寻找吃的东西而母亲则终日吃“黄的”食物的情节，令人心酸。全文渗透了母亲对孩子的至亲至爱，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季先生把他对母亲的深情和歉意寓于质朴的语言之中，自始至终倾注了一个情字，读后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现节选文章的最后两段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母亲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日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不回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单的一句话里饱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了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正应在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了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 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羡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的决裂。从去年开始，跟两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试图调和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里打听季承下落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联系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羡林的外孙女那里，才打听到季承的北京电话。
卞毓方的调解工作并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们吵架说，如果季老不和儿子和好，走的时候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能够给他披麻戴孝吗?父子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人，并不愿意季承回到季羡林身边。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
“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
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成了二月兰的天下。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制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兰丛中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所差的就仅仅只缺少那一团白雾。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颜色真是一般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一由它去吧。
自从意识到二月兰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
我回忆的丝缕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只不过二三米高，上面长满了野草。当年歪风狂吹时，每次“打扫卫生”，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这小山野草之多。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两米。这样一来，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东头的苍松，西头的翠柏，都仿佛恢复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中间一棵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向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她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及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它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它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境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词，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一世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不感觉到悲。
我年届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话极有道理。可我并没有全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它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
1993年6月11日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