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衡，是一种美好的境界。生态平衡了，就会风调雨顺;营养平衡了，身体健康就能得到保障;而劳逸的平衡，使人精力充沛;心理的平衡，让人舒坦愉快平衡需要一种胸怀，学会平衡，就能站立起来。
二、属辞比事，劳逸宜均。
三、一张一弛的意思是宽严相结合，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现用来比喻生活的`松紧和工作的劳逸要合理安排。
四、学习到精疲力竭并不是好的方法，要懂得劳逸结合才会更有效率。
五、我们只有做到劳逸结合，学习时才能事半功倍。
六、苦学数十年，希望在眼前，心情放舒缓，步子跟得紧，松弛有步调，劳逸结合好，做题要仔细，成功在等你。祝高考顺利，心想事成!
七、精神畅快，心气和平。饮食有节，寒暖当心。起居以时，劳逸均匀。
八、生活中，虽然学习和工作很紧张，但是也应注意劳逸结合，经常磨快自己的锯子，以加快成功的步伐。没时间磨锯，就没有机会成功。
九、人之事君也，使无难易，无所惮也;事无劳逸，无所避也。
十、长途行车想一想，劳逸结合放心上。
十一、我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十二、父母是榜样，言行宜谨慎;兴趣是动力，良莠要区分;勤奋是捷径，劳逸要结合;德智体美育，发展要全面;锲而不舍之，必成栋梁材。
十三、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养炼结合康乐寿。庄炎林
十四、燃烧人生并不是一味地透支，即使是再强壮的身体也有疲劳的时候，劳逸结合是一种生存的策略。身体是生存的本钱，休息是狂奔的前奏。
十五、淡泊名利，动静相济，劳逸适度。华佗
十六、学校毕竟不是游乐场，可以只顾玩耍，它的是学习的圣地，赋予了我们成为有用之材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得以学习为主，劳逸结合，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
《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己经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谷梁传?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如《大雅?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唐风?秋杜》、《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而《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魏风?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鄘风?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说文》：“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言部》“谏，证也。”
《广雅?释诂一》“谏，正也。”
《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论语?子张》记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他在《荀子?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语?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正气歌》
文天祥
正文：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详解：
天地有正气。诠曰：天地，谓宇宙间也。正之为字，从一从止，止于一者，唯一之义也。由唯一之义，衍为：首长、主体、中心、本位、方整、原有、真实、确定、经常、永久、有法度、光明伟大诸义。对于正而言者：曰亚、曰次、曰少，则对首长之义言之也。曰副、曰从、曰左、曰襄，则对主体之义言之也。曰旁、曰偏、曰斜、曰侧，则对中心之义言之也。曰负、曰乏、曰反，则对本位主义言之也。曰畸、曰零，则对方整之义言之也。曰伪、曰假，则对真实之义言之也。曰变、曰异，则对确定之义言之也。曰奇、曰间，则对经常之义言之也。曰续、曰余、曰别、曰附，则对原有之义言之也。曰特、曰殊，则对有法度之义言之也。曰邪、曰僻，则对光明伟大之言之也。观正之一名，对之者有多方面，则其为唯一及引申诸义，可以见矣。正气为唯一正大光明之气，辟易群邪者也，宇宙若无此气，则阴霾而不生，人间若无此气，则邪枉横行，鬼蜮毕见，乾坤或几乎息矣。故首著此句，为全歌之主旨。
杂然赋流形。诠曰：杂然者，品物布列繁多之状，言正气在宇宙间峙立广大也，赋者，有所秉受而生之谓。流者，品类之义，派系之义，延衍之义。故学谓之流，言其为有系统之传布也，历年谓之流年，言种岁时之迈进也。流形谓种种物则，各成系列。杂然赋流形者，谓种种物则，生于宇宙间，为广大之散布。以上两句为第一段，乃全歌之总冒。
下则为河岳。诠曰：河岳者，总言山川也。山川经纬大地，对长天高穹言，故曰下也。山川之系列至多，地上之正气杂然赋流形者也。至若断港绝潢沙漠于淤之所，则非地上正气之流也。上
则为日星。诠曰：日星者，总言天体诸曜也，对大地山川言之，故曰上也。天体诸曜之系列至多，大宇之正气杂然赋流形也。至若彗孛奔星之属，则非大宇正气之流也。以上两句为第二段，言自然界之正气。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诠曰：此言人间之正气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此论形容正气最为明确且最为详尽，文信国正气之歌，即根于此而作也。故于人间正气一段，首著孟子“浩然”之目，盖人之理性，所以异于其他生物者，惟在认定是非，辨明直枉，不以利害动，不以劳逸改，义之所在，恒必由之，人类由此，则治安而能久;舍此不由，则危乱蜂起。不可终朝，如此善恶而途，朗列于吾人之前。贤圣有作，教人明于此理，择其善者而固执之;所谓道也，吾人愈明此理，则愈知固执于善，知此善之不可须臾离也。故造次之间，颠沛之际，念念所系，跬步之行，无往而不守此，不以外物而套，不以生死利害而有所变，则道与义两者咸得，是乃一事，非有二也。人能长系此念，则义理积于胸臆，与道为徒，养成刚大之气，仰则不愧于天，俯则不怍于人，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如此者，其志，其气，直将充塞天地;语其光明正大俊伟之象，故曰“浩然”也。养此诰然之气之要领，即在“行慊于心”，慊者，无愧怍，充实安适之谓，凡人行事，问心而慊，则正气自生，毫不馁怯矣。如是积累，自有浩然气象，若行有不慊于心，则无由配义与道;义之不集，其何以直养无害哉?是故必须明于义理，遵道而行，事事皆慊于心，集之以发为正气，非义袭而取之也。沛乎塞苍冥，即塞乎天地间之义，文山学养，全由孟子得来，此歌之作谓为阐孟子之论可也。此两句示人类正气之纲领;为此后大段之总旨。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廷。诠曰：皇字有初始高尚，大，美，君主诸义，如言皇祖，乃始祖之义;言皇天，乃高上之义;言思皇多士，乃美之义;不独谓帝者为皇也。皇路，犹言大路，谓世道之美木，君主之世，人臣颂君主之治，固亦言皇路耳。夷者，平也，清夷，犹言清平也，皇路当清夷，谓世道清明平治之盛兴时期也，当清明平治之世，贤者在位，正气得神，雍容立于朝廷，而祥和洽于草莽，故曰：含和吐明廷。言祥和之气，吐自光明之朝廷，以洽于万方也。此两句，言正气在盛世，开物成务，化及群伦，以成治平。
时穷节乃见，——垂丹青。诠曰：时穷，谓衰乱之世，大而邦家危急，小而寇贼内讧，正气不能发抒，则贤者孤守其道，蹈其患难，忘其身家，惟知义之所在，不夺其志焉，则节之谓矣。士生盛世，处于顺境，则节无由见;穷时，则生死利害当前，去取立判，故忠臣义士，必出于衰乱之时;其能回天拨乱者，固以勋业垂于宇宙;即不幸而功不能成，永为生民所效法，而一一载在史编，传之不朽。丹青者，文字图史之谓，布之方策，贻万世观者也。此两句，言正气在衰乱之世发为孤忠节义，永作世法也，以下举十二事为例：
在齐太史简。诠曰：此节第一例也。春秋鲁襄公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君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其次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兄弟以书崔杼弑而死者三人矣，其次弟仍书，崔杼知正义之终不可磨灭，乃止不杀。齐国史氏有别居于南境曰南史氏者，闻太史迭为崔杼所杀，恐正义不伸，乃执简(古代史编之单页，削竹为之，大者曰策，小者曰简，亦或浑言之)入齐都，欲继言之，至都，则崔杼已止不杀，其弑君之罪，已得书矣，乃还南境。太史兄弟，以生死争正义，固万世史官之模范，而南史氏特犯危难，欲与同殉，亦开野史稗官之典型矣。
在晋董狐笔。诠曰：此第二例也。春秋鲁宣公之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欲杀赵盾，盾奔齐，其从子赵穿乃攻灵公于桃园弑之，赵盾犹未出境，闻之而返，亦不讨赵穿弑君之罪，太史董狐言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曰“非我也，穿也”董狐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弑君而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董狐之直言，敢犯危难与齐太史无异;惟赵盾能任咎，不似崔杼之怙恶残贼正义耳。
在秦张良椎。诠曰：此第三例也。秦始皇之十七年灭韩，后九年，六国皆灭，遂兼天下。又三年，而有韩遗臣张良与壮士以铁椎行刺始皇于博浪沙中事，误中副车，良与壮士皆遁，始皇大怒，大索十日不得。又八年，而始皇死，又一年，而豪杰并起，复立六国，又三年，而项羽灭秦，杀韩王成。良乃佐汉高以灭项羽，为汉开国勋臣，封留侯，盖再为韩复仇矣。其以一弱书生，行刺威加一世之秦始皇，事为千古艳称，乃匹夫报国仇之佳话，故特著之。
在汉苏武节。诠曰：此第四例也。汉武帝时，遣苏武使匈奴，匈奴欲武降，辱之，苦之，终不可得，乃使牧羊北海——今贝加尔湖——上。武持汉使者之节，凡十九年，节毛尽脱，至昭帝时始归。初，卫律、李陵皆以臣降匈奴，匈奴使劝武降，武不为动，陵乃叹曰：“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事为使臣守节不谕之典型，故著之。
为严将军头。诠曰：此第五例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兵入蜀，欲取刘璋而代之，璋将严颜曰：“蜀中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然颜卒为降将;其行与言，实不相应，惟此言可采。
为嵇侍中血。诠曰：此节六例也。晋惠帝时，八王称兵争攻，成都王颖之兵犯惠帝乘舆，杀侍中嵇绍于帝前，血溅帝衣，侍臣请涤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此为护主之危，以身殉之之例，故著之。
为张睢阳齿。诠曰：此第七例也。唐玄宗天宝年，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反于河北，僭称燕帝，陷两京，唐室不绝如缕。其时，集平贼收京之勋者，有郭子仪、李光弼将帅，功未能成，以身殉国者，则以张巡、颜杲卿为最显。此例举张巡，下例举颜杲卿，皆安史之乱中之讨逆死节者也。张巡与许远共守睢阳，捍蔽东南，使贼不得扰江淮，安史乱中，淮南竟无羔，巡等之功也。其事详载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又庙祀所在多有，忠烈见于吟咏。千年以来，几于妇孺皆知矣，
为颜常山舌。诠曰：此第八例也。安禄山反于燕蓟，河北诸城望风而靡，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平原太守真卿起兵讨贼，杲卿初为禄山所荐，至是伸大义讨之，兵败被执，不屈，贼割其舌，犹骂而死，此为忠于国家，不顾个人之例，故著之。真卿后亦为僭号楚帝之李希烈所杀，年八十矣。兄弟忠烈，kūn@①耀史编。
或为辽东帽，清操励冰雪。诠曰：此第九例也。东汉末年，海内大乱，管宁避地辽东，以清操自励，人皆化之，其衣冠为世则效，赤犹郭泰巾，见重于时也。宁少与华歆为友，后察歆急于荣利，遂割席分座，至是华歆果事曹操，助曹氏篡汉而宁始终高节，千古称为完人，此贞洁不染污世之例，国家元气所寄也，故特著之。管宁事详《三国志·魏书》卷11。割席分座事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郭泰事见《后汉书》卷98。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诠曰：此第十例也。汉室失驭，曹操据中原，挟汉帝，其子丕遂篡汉而号魏，孙策据江东，弟权继之，遂建吴国。惟刘备以汉宗室保有蜀益，乃汉室之绪余也。诸葛亮生当是时，知曹孙二氏皆不利于汉，故高蹈不仕，其兄瑾事权，而亮未尝通名焉。及刘备躬往求贤，三顾而后出，知备为汉胄，事之无害于道义也。故诸葛亮出处之正，千古称之。曹丕既篡汉，备乃即帝位，以续汉统，是为昭烈皇帝。昭烈将崩，托嗣君禅于亮，亮尽心辅弼，先平南蛮，使蜀无内忧;又东结好于吴，使蜀有与国;然后大举伐魏，申“讨贼”之义，其出师之《表》，十二段，忠谠之忱，洋溢楮墨，使千载下读者，想见其为人，真谋国进谏之典型文字也。又后出师表，文字激昂，不似前表之雍容恬密，论者或疑为后世依托非亮所作。然此文起句：“先主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派臣以讨贼也”结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逆睹也。”简单明了，说出义不与寇贼俱存，光复旧物，不可苛安，成败利钝，在所不顾，惟竭力致身以赴而已。数语昭垂天壤，大节炳然，最为万世之模范，千载下读之，志气振作，永以为保民兴国之矜式可也。故文山以“鬼神泣壮烈”赞之，谓其忠义之气，感格人神也。此为处颠危，谋匡复，振士气，正人心之明表，故特著之。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诠曰：此十一例也。晋有贾后八王之乱，淮汉以北，沦为匈奴、羯、鲜卑、氐、羌割据角逐之场，史家称为“五胡之乱”。晋元帝偏安江左，竟不能恢复中原，而当时志士仁人，苦心戮力者：此则有刘琨崎岖并阳之间，终以身殉;南则有祖逖进规河洛，亦齐志以没，逖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事虽不成，而激昂慷慨之气，流芳万世，足以长华夏之声威，殄寇贼之凶焰，此亦为振士气，正人心之显例，故著之。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诠曰：此第十二例也。唐自安史之乱后，降将悉为藩镇，甚窃帝号者，李希烈与朱cǐ@②也。朱cǐ@②将称帝，招段秀实计议其事，秀实方罢黜家居，cǐ@②意其必有憾于朝廷，从其僭乱也。而秀实忠贞无二，取笏击cǐ@②，cǐ@②头破血出，遂害秀实。此为惟正义是知，惟国自爱，不以显晦异志之例，故著之。如此，忠贞高亮之风，奋乎在世，则从乱卖国者之丑迹，可以扫尽矣。以上十六句，举先正十二事，以告天下后世。此十二事：在春秋时者二，在秦与西汉者各一，在东汉之季者二，在三国者一，在西晋东晋者各一，在唐时者三。成仁者五，赍志以没者二，终成其志者三，以壮语清操传者各一，上下数千年，卓立特行奇节正气之概，略尽于此矣。文山低徊先正，时时以孔孟“成仁”“取义”为心，读其歌，不独见文山肝胆芬芳之美，亦犹列古来贤圣忠烈于一堂而瞻对之，此正气之歌，所以为中国大义代表作也。
是气所旁薄，凛冽万古存。诠曰：旁薄者，广大、充塞、动荡之义。庄子曰：“之人也，之德也，将旁薄万物以为一”。言至人德洽两间，弥纶万物也。此词与昆仑并用。扬子《太玄》曰：“昆仑旁薄”西词皆双声叠韵之形容词也，惟昆仑为元气浑成之形容，旁薄则有动荡之义，其为弥纶广大一也。旁薄或作旁魄，或作磅礴，犹昆仑之演为混沦、昆仑也。凛冽亦双声词，谓严肃威厉也。“是气所旁薄，凛冽万古存”者，言此正气塞乎天地之间，其所鼓荡，直与日月齐光，天地比寿，其严正之概，万世长新。诸先正皆其明表，其人虽逝，其范照垂，永示吾人光明正大之度，自古及今，乃至后世，长存而未尝死也。
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诠曰：此由上句演来，正气之旁薄，弥纶乎宇宙，故能贯日月。贯者，彻而@③之之谓，正气上冲斗牛，故有彻过日月之势也。吾人秉此正气，与大宇长宙为徒。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死也者，有生之常;虽寿至千百年，其终于死，一也。以视宇宙之无穷，则咄嗟瞬息犹不足喻其微，直无物而已矣，惟死而不亡者，乃为寿耳。先正卓立特行，昭垂天壤，旁薄万古，与日月争光，则区区之生死，岂足计哉。即以文山而论，年未五十，即成仁士取义以去，就身命之生死言之，诚有夭凶之叹。然而浩然之气万古如新，则死而不亡，寿过彭祖万万矣。向使当时不能取义，不有成仁，亦不过苟活数十年，与草木同腐而已。岂若浩然一往，与宇宙无穷哉。明黄石齐先生之遇害于清也，其从者随之号哭，先生曰：“忍一刻，即千古矣，何以哭为。”此与文山及诸先正异代同符，皆知择死而不亡之寿，不以区区身命之生死为意者也。此两句，言正气上贯日月，长存不亡，区区生死，曾不足计。黄石齐先生事详“明史”卷255《黄道周》传及《明儒学案》。
地维赖以立。诠曰：大地之方位，谓之维。地维谓蒸民万方之所居也。古言：“地有四维”，谓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象限，以艮、乾、巽、坤四卦当之，象限中分，则为矩交于中央之两斜轴，与矩交于中央经纬正轴，区方位为八。即斜轴两端之四隅与正轴两端之四正，为八方也。万方有道，蒸民X安，由地维奠定，无有祸乱。至若戎狄内侵，邦家危急，则生灵有涂炭之恸，虽有方位，莫能安居，虽有道路，莫能利行，地维虽具，与漫无经纬同矣。以志士仁人，当国家颠连之际，必抒其忠诚，以遏寇虐，正气所播，必能拨乱世，反诸正，然后万方蒸民，复得安堵，则地维复长，故曰赖以立也。
天柱赖以尊。诠曰：长天高迥，先民观思无报，以天柱拟之。近世经纬宇宙之科，六合、重玄，皆归度量，则天柱之言，已科学化矣。万有、群生，蠢然罔觉，惟人类首出庶物，格于无穷;故为万物灵长，能发天地之奥，阐宇宙之玄者也。先民谓人为天地之心，诚以人类之生宇宙间始有灵觉也，故人类一失其道，由茫茫宇宙将沦为禽兽之天。人间正气不张，则圆颅方踵之群，虽复视息苟话，亦与禽兽草木同为榛榛pī@④pī@④之生而已。是故格宇宙，撑天壤之胜境，必待正气而始重，故曰：“天柱赖以尊”也。此两句言：正气不伸，则天壤紊乱，必赖正气，然后地维有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诠曰：先民区人伦为五，而综之以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之际也。君臣者，治教之谓，其道通于上下，主从，统属，人群立事之必要秩序也;父子者，生生之绪，群生振古之天则，蒸民万世不易之天亲也;夫妇者，所以生生之道，衍蒸民而世世进于善者也。是以我国古代圣贤以此三者为人伦之纲，以垂训于万世，邦家颠覆，则三者皆倾，生民之命危矣。故必伸正气，以守三纲，然后蒸民生命，始能奠系以衍于无穷，“三纲实系命”，言生民之命，系在三纲，而三纲之立，又非正气不能守，故正气为生民立命之要也。此句承上两句面来，上言正气之关系天壤。此则切近言之，指出人群之伦纪纲领，非正气不能维系，非正气不能为生民立命也。张子有言：“为天地立心”上两句之义也。“为生民立命”此句之义也。
道义为之根。诠曰：道义之说，发自孟子，已诠于“于人曰浩然”句下。正气所由养成，端在道义之守，正气之抒发，无非出于道义，故曰：“道义为之根”也。此一句指出正气之本，出于道义，示天下后世必明于道义，而诚以行之，然后正气始能抒发，陶铸人群，率土、普天，咸归于善也。自“是气所旁薄”至此，凡八句，为一段，极言正气之大经大本大用。
鉴赏
“养气”之说原于孟子。他所说的“气”，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正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在宋代理学中，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张载便以“气”作为宇宙的本体，主张“气一元论”。朱熹以“理”为世界本原，但又强调“气”化育万物的作用，在他看来，气是理与万物的媒介。文天祥在这首五言古诗中关于正气的铺写，与上述思想有一定关系。
这首诗的序为散文。有骈句，有散句，参差出之，疏密相间。在序里，作者先以排句铺陈，以骈散穿插描写了牢狱之中的“七气”，极力渲染出监牢环境的恶浊之至。而诗人又说自己身体本来孱弱，但在“七气”的夹攻之下，竟然安好无恙，那就是因为靠着胸中的浩然正气，有了正气在胸，便能抵御所有的邪气、浊气，这些说明了写《正气歌》的原因，接着便引出下面对“正气”的咏叹。因此，序和诗在构思上是有连属的，在技巧上是前后照应的，是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从“天地有正气”到“一一垂丹青”为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对浩然之气的热情礼赞。“正气”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在，诗人首先写出“正气”的这种伟大性质，使“正气”的描写，有了一种充塞乎天地之间的崇高美。天地万物，均受“正气”之禀赋。下至大地山河，上至日月星辰，都是气的化育生成。下面诗人将笔一转，便将“正气”转到人的身上，人的浩然正气，充塞于苍冥，可见正气的力量。“皇路”二句，写清平之时，禀受正气之人雍容和雅，为朝廷的清明政治尽力。这两句不是重心所在，而是下面的陪衬。下面，诗人笔锋又转，写在危难之际，禀受正气之人便表现出了凛凛气节，他们为了正义而不避祸难，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彪炳于青史。“一一垂丹青”，又是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之笔，显的十分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