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 千钧一发
【拼音】： qiān jūn yī fà
【解释】： 比喻情况万分危急。
《汉书·枚乘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成语】：
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枚乘，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作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枚乘就劝阻他说：“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这种情景就是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枚乘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作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它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故事2：
韩愈，字退之，唐朝邓州南阳人，是当时的大文豪，主张文以载道之说，以复古为革命，用散文代替骈文，影响当时及后代非常大，所以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他很反对佛教，唐宪宗派使者要去迎接佛骨入朝，他上表谏阻，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潮州去当刺史的官，他[2] 在潮州结识了一个老和尚，这位和尚聪明达理，和韩愈很谈得来，而韩愈在潮州又很少有朋友，所以和这位和尚往来比较密切，因而外间的人都传说韩愈也相信佛教了。
他的朋友孟简(几道)，当时做着尚书，是最信奉佛教的，也因为得罪宪宗皇帝被贬谪到吉州去。到了吉州后，他也听到人们的传说，说韩愈已经信起佛来，他有点疑惑，因为他知道韩愈是反对信仰最力的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去问韩愈。 韩愈接到孟几道的信后，知道他与和尚往来，才引起别人发生了误会，马上回信向孟几道加以解释。而且，韩愈对当时在朝的一班大臣们，信奉佛教，不守儒道，一味拿迷信来蛊惑皇帝，大大加以抨击。他对皇帝疏远贤人，使儒道坠落，颇为愤慨。信中有这样的话：“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共危如一发引千钧…”
张之洞(1873-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是从张之洞开始，依次考察刘坤一、袁世凯、端方等清末督抚的文教施设，探索“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张之洞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并非退步，其实这正是他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祖父。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
在清初康雍乾时代，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
一、选择题
1.中国近代有一首竹枝词写到：“两地情怀一线通，有声无影妙邮筒。”材料中的通讯方式是()
A.无线电报 B.书信 C.有线电话 D.互联网
2.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反映我国近代人们社会生活的电视剧，以下镜头不正确的是()
A.人们坐在家中读报纸
B.男主角上街被剪掉了辫子
C.剧中人物穿着中山装、西服、新式旗袍
D.人们见面就叩头，口中称着“大人”、“老爷”
3.1876年某天，家住上海的李先生，在当时最著名的中文报纸上，看到了淞沪铁路正式投入运营的报道。该报纸应是()
A.《民报》B.《申报》C.《每周评论》D.《新青年》
4.图3是我国近代出版的某一图册的封面，它反映出的正确信息是()
A.商务印书馆是在北京创办的
B.该图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C.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地图册
D.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历史最长
5.有一位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这一新国民形象的`描述反映了()
A.社会生活的近代化B.礼仪风俗的简洁化
C.民间服饰的西洋化D.民族经济的工业化[w~%ww#
二、非选择题
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鸿章
材料二张謇是江苏南通人。他从小勤奋读书，1894年考中状元。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他，于是决定弃官经商，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之路，由一个旧官僚逐渐转变成一个爱国实业家。他回到家乡后，手中既无资金也无设备，他奔走于官府与民间筹集资金我，但有钱人推三阻四，政府官员态度冷淡，他饱尝人间冷暖。1899年大生纱厂终于建成。
材料三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
材料四
(1)根据材料一，说一说洋务运动提出了什么口号?为此采取了什么措施?
(2)根据材料二回答，张謇为什么弃官经商?他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3)为拥护材料三中的“德先生”“赛先生”，陈独秀等人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4)根据材料四和所学知识，谈谈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参考答案
一、CDBBA
二、6.(1)“自强”;创办军事工业。
(2)“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困难：缺资金、缺技术;政府官员态度冷淡。
(3)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4)近代火车传入中国，人们出行可以坐火车;人们可以看中文报纸;男子可以穿新式服装——中山装、女子可穿旗袍。
读思之所灵魂之乐：
这本书分为七章，讲湘军如何攻占太平天国的首都，所以书名叫做《战天京》。序言里面也说了，此书成于非典时期，朋友们在北京无事可做，轮流在各家吃饭，谭伯牛在席间给大家讲湘军旧事——他是湖南人，对湘军很感兴趣。朋友里有一位出版人，觉得谭说得很好，就建议出一本书。非典时期正是互联网上各大论坛最火的时候，这本书的原稿，谭伯牛最初也发布在天涯论坛上。边写边跟网友们互动，每天写五千字，很快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就写出来了。
这本书广为人知，全是拜“罗辑思维”的鼓吹。罗胖的推荐词摘抄如下：（姑妄看之，千万别当真）
我至今还记得整整十年前，第一次读完《战天京》时的感觉。
那是2004年，当时这本书首次出版，据我所知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出版。
当年我合上书，感觉眼前豁然打开了一个世界，再一次真切地领悟到什么叫对历史“理解之同情”。
这是一本没有态度的书，没有褒贬爱憎。作者谭伯牛像一个外科医生，冷峻地割开曾国藩人生走向巅峰的10年历史，解剖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
这本书没有迭起的高潮，没有立不世之功的荡气回肠。有的只是对书信、奏折、史料的静静爬梳。而大量的名人八卦掌故，让这本严肃史书并不乏阅读趣味。
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非常多，这也许是其中销量很小的一本，但却是最独特又颇值得玩味的一本。
在隐迹江湖多年之后，经过谭伯牛先生认真修订，《战天京》在罗辑思维复活了，并且独家首发两个月，目前已全部售罄，永诀江湖。
如果你购买了，我很想知道，当合拢它时，你又会发出怎样的一声浩叹……
内容梗概：
从最后集结成册的书来看，各章间有一条暗线关联，那就是围绕湘军发展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但其实每一章甚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拿出来单独阅读，独立性很强。
第一部分“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讲的是湘军如何建立。本部分的题目来自曾国藩被围困于江西时的奏折。彼时，日后的文忠公正被太平军围困于鄱阳湖内，眼看太平军封锁湖口，并在陆上完成对湘军水师的合围，曾国藩苦坐待援，但湘军名将相继陨落。不仅剿匪无望，更是险些送命于此。多年后王闿运写《湘军志》时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想来，仍让人忍不住流泪。”可见从组织一个地方的团练，到整合湖南省内资源后出省剿匪，曾国藩能取得日后的事功，绝不是一帆风顺。这其中的起承转合和内心的挣扎，是充分诠释创业艰难的鲜活案例。
第二部分，话锋一转，讲到当时清廷最高层的夺权斗争。“肃党”和“后党”之争，其结果毫无疑问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在论述夺权双方的时候，包括本书在内，经常提到一个很重要信息是肃顺本人虽然身为满人，但其实是个大汉族主义者。他觉得满族不行，亲近汉族官吏，包括他的智囊团也都是汉族人构成。然而，站在今天回溯慈禧掌权后的人事任命，其实依托汉族大臣也很多，不然何来日后“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呢？
第三部分终于切入正题，战天京。从前三部分的体例来看，相当于头两部分先讲背景，第三部分再讲攻陷天京。然而，因为背景铺垫的薄弱，对于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第三部分直接跳到“战天京”显得非常突兀。这里也暴露出谭伯牛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历史写作者在论述一个历史事件时逻辑的片面和叙述的.生疏。不过考虑到本书书稿最早发表在天涯论坛的历史www。i1766。com专门版块“煮酒论史”上，第一批网络读者们大概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能够很自然地在谭伯牛的叙述中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相关联，所以并没有展现出阅读障碍，最终书稿成为目前的样子，也是很可以理解了。从这里的分析，也能够理解上述本书章节文章之间相对较强的独立性。第三部分，讲曾九在整个湘军的支持下，如何用笨办法抢得攻占天京的头功。这其中涉及的背景事件也颇多，包括但不限于曾九爷的成长，李鸿章创立淮军，各湘军如何抗命不遵等。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在本部分最后讲攻占天京。依然是因为本部分内文章的独立性很高，可能对于知识背景比较弱的读者来说，不太友好。
作为一本普及型的历史类作品，写到第三部分，事件描述完，任务也就完成了。可能是为了考虑出版成书的篇幅问题，后面占全书内容更多的几个部分额外讲了有关湘军的掌故。第四部分讲到一个相对较小但很有趣的人物——陈国瑞，这个人在当时可算非常有个性的愣头青。第五第六部分有点像全书的重点，讲左宗棠文襄公，兼述曾左之间的分分合合。最后一个部分讨论曾九爷在攻占天京后到底有没有独吞天京圣库。
曾左是晚清政坛上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两个人，任何作品都没办法绕开这两人。两人均系湖南人，两人均立下不世奇功。晚年的左宗棠跟曾国藩不太对付，他们中间的八卦也颇多。从阅读的趣味性来说，两人确实值得说说。但本身跟“战天京”的直接关系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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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多年前读本书的时候，因为是顺着谭伯牛第二本书《天下残局》读过来，所以后半部分的八卦反而是我更感兴趣的。现在看看，也许这恰恰反映出网络文字到实体书的一个显著特征——趣味性。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战天京》是谭伯牛的第一本作品，功力还是弱了些。
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第一手的所谓的史料，出自当事人的信件和来往公文。需要注意的是，他所引用的史料不是从故纸堆里自己扒出来的，而是别人整理好单独发行出版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好同时读止庵的《神拳考》。止庵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写这么一本书关于义和团的泛历史类作品，他的研究方法跟谭伯牛有些共通，也是利用些现成的整理合并后的义和团史料，也引用了很多原文。使用别人编辑好的史料合集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很方便，主题很明确。但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材料往往很片面很孤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在当时的很多事情都与此关联，并且，从微观的角度或者“地方史”的角度影响和折射太平天国事件。但这其中的史料，因为并非直接相关，是不太可能被收录进任何史料合集的。
这个问题说到底关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历史研究有广度和深度。从广度来说，关于太平天国，或者说太平天国失败的很多背景，都需要考察。谭伯牛应该是已经意识到想谈“攻占天京”，必须从湘军的崛起开始，但因为他关注的重点在于湘军，所以相对而言忽视了太平天国的发展这一重要背景。其它相关的重要历史背景，比如祺祥政变也需要单独考察。从深度而言，作为一部十几年前的普及型历史作品，也没必要在历史研究的深度上苛求太多。但每个读者在阅读历史类书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研究的视角这个问题。
在做此次分享之前，我专门检索了《战天京》的读书笔记。非常有意思，十年前，关于《战天京》的读书笔记非常少，而在“罗辑思维”把这本书炒火之后，读书笔记就很多了。多数跟罗的口径一致，都在说这本书好，有些不懂的人，竟然说这本书可比《万历十五年》。我检索到的，只有一个人说，买这本书上了当。那个人是真正地正儿八经读过历史著作的，他以为《战天京》是一部严肃的著作，但读了之后吐槽说，注释怎么如此粗糙，表述怎么这么随意。关于这两点，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应该都能
考虑到在这读《战天京》的朋友们，有部分也同时在另一个群里一起读《大门口的陌生人》。翻一下两本书的注释部分，就可以发现魏斐德的作品，所引用的史料不仅仅是第一手资料，而且很多资料的来源渠道复杂，为的就是可以相互印证。其中的巨大差异，在对比《战天京》和《神拳考》的引用后，显而易见。
当然，以蜚声中外的汉学家的作品来对比《战天京》并指出其不足，这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公平。谭伯牛是一位历史爱好者（业余研究者），《战天京》是他写的第一本书，这两个先天不足说到底也就决定了这本书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作品来读，更不能以此为标准苛求之。另外，从成书的起源来看，这本普及性的作品来自给朋友们讲的故事，很多史料相信也是他在落到文字的时候，想尽可能地让文章严肃起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