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平时大家都装，不装早打出脑浆子来了。社会，就是一帮人在那儿装呢，谁不装，有人找你聊。人类就是装着装着，才进步的啊。
2、敢于对抗所有人，把梦做到底，是一种做人的极致。
3、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面对压力，我们本能地选择顺从，因为我们没有被说服过，也懒得说服别人；人，都是骄傲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是欺骗。
4、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
5、人得要点小毛病，在一些小地方可以稍稍放纵一下自己，这样你才会被人接受。谁愿意了老跟一个圣人在一起呀？
7、生活不能改变，我就改变，谁也甭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8、死一王小波，把人王小波抬出来供出来，你别招人王小波讨厌了。
9、“80后”这帮孙子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
10、割了鸡*敬神，神也得罪了，自己也疼死了。
11、我压根儿对文学没什么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文学，自己想自己写。说实在的，对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12、我说张艺谋是搞装修的，你不能说装修有问题，什么都需要装修呀。而且刻薄不刻薄，您听着，您不爱听您就不听。这是我对他的看法，我不能对他有看法呀？
13、中国大片儿，无非就是乱花钱，动辄一两个亿，大手笔大制作，说白了咱的大导演都是搞装修的，张艺谋是一典型代表，像《黄金甲》其实大部分钱就花在装修上了，剩下的一是买菊花了，一是给那些有名无实的所谓豪华阵容当片酬了。埋单的永远是观众。
14、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15、王朔忘不了的谜语：墙和墙说什么——在拐弯那儿碰头。
16、我当然不看自己的书，谁自大看自己的作品，写完都写恶心了，还再回头看？
17、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18、年之内，张艺谋是斯皮尔伯格，姜文是库布里克，陈凯歌就不要了，他更像一个作家了。
19、标准必须攥在自己手里，我觉得好就好。我把标准交给你了，你还不把我弄死了，我还得听。我还真不信这个了，我走个人路线，我就不跟你们同流合污，跟谁都不是一头的。
20、徐静蕾的事是“家事”。
21、孔雀开屏固然好看，但转过去就是屁*了。
22、游泳游得快，来到这世上，不能白活，来无影去无踪，像个孑孓随生随灭。用某人文绉绉的话说：如何理解自己的偶在。大白话就是：我为什么这德性。
23、不能寂寞，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是流氓我怕谁？
24、我认为“80后”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他们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
25、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和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
26、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27、演员们的成名戏是怎么拍的？99%不是睡觉睡出来的。你这孩子不能演戏就不能用，你睡出大天来，你把自己给睡烂咯，都没有用。绝对不比其他行业更黑，都是公开的。
28、方言：“你爱我？你也不问问我是不是爱你！
29、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
30、不是我要蹂躏你，这话儿不说我心里不爽！
31、最近看了几部电影，都是史诗般的坑爹大作，总是玄幻中带着科幻，科幻中带着魔幻，魔幻中带着言情，言情中带着惊悚，惊悚中带着文艺，文艺中带着武侠，武侠中带着警*，警*中带着悬疑，不伦不类。
32、我从小就是一个坏孩子，他们一直骂我，说你丫一个傻*。
33、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34、北京人形容假正经有一种说法——捏着半拉装紧。
35、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由此可见，真诚，与伟大的时代同步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品笃定成功。
36、聪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
37、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的太累，很多人活的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抱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的希望。
38、本来挺浅一池子水，前两年开始往外冒所谓国产商业大片；所谓美元上了千万的，亚洲一线红人到齐的，吊起来打的，宣传忠孝节义的。遭到狂宣，争挂票房红旗，好像中国人忽然会拍电影了，忽然爱看电影了。
39、《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没看。地主才认为金子是最好的，就跟镶了一口大金牙似的，土鳖。国产的SB大片我不看。
40、一个好作家心理完全健康是不太可能的，心理健康有时意味着庸俗。国外的卡夫卡，中国的韩寒，都是例子。
41、老作家都没资格谈“人格”二字。
42、这人太讨厌了，不接电话就是告你我不爱接，我就不能让他觉得有志者事竟成。
43、我觉得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他越坚定自己要什么，越像一个八十年代的校园精英，无比正确但属于强行跟人民站在一头的。
44、我们受教育一贯是把个人置于一种渺小的境地。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习惯，很明白却无能为力。
45、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46、方言：“我还能干什么呀？”杜梅：“你可以当我丈夫。
47、生活不能改变，我就改变，谁都不能改变我的好心情。
48、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瞥嘴，全改
49、“80后”基本是被港台文化洗*的一代，这帮孙子只知有港台。
50、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仅仅自我欺骗也就罢了，往往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51、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
52、你讨厌我，就应该和我不一样，比我文明，你可千万留神不要变成和我一样的人。
53、中国电影想跟国际接轨，跟人家好莱坞打招呼，还得且等呢！
54、谁让咱们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
55、我压根儿对文学没什么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文学，自己想自己写。说实在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56、社会上多少人疯了自己都不知道，还在演正常人。
57、所有小说写的都是真事。怕吓着你们才叫小声说。
58、陈凯歌的影片很“真诚”。
59、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则有许多是作家。
60、观众很可爱，观众能吃粗粮。
61、全国一年只放一部电影，大片和大片还互相躲呢。放俩，今年就太热闹了。没什么见识的小报记者就得满世界嚷嚷有擂台。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
62、钱康：“距离产生美？哈，我来了，距离产生了，你们就美了！
63、打架，打群架。我打了人家，打得很不光明正大，因为一大堆人打人家6个人，而（我们）二、三十人吧。我是一个浑身恶习的人，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受过公安机关处理。
64、冬宝对戈玲：“文人办事就是麻烦，干轻浮的事还要出师有名！
65、易中天，我以前以为他是个说书的，后来发现他很贫。
66、文学的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67、人在里面吃饭睡觉谈笑走动如同置身舞台。视野相当开放，内心却紧张，明白意识随时受到外来目光的观看，一举一动都含了演戏成分，生活场面不知不觉沾染了戏剧性，成就感挫折感分外强烈，很多事情都像是特意为不在场的第三者发生的。
68、我认为批评不分善意批评和恶意批评的，你一定要善意的批评实际上就等于是不让人批评。
69、我这前40年完全是演戏，演猴戏给人看。我现在就演自己，演北京老王。
70、那些貌似热情的话都是开涮。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睥睨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掬的所谓小人物。
71、余秋雨在文学界真的不入流，写点游记，那叫作家吗？一个小说没写过，你配称作家吗？散文作家，青春作家，我觉得余秋雨已经是一个不青春的青春作家了。还来这一套，席慕容他们早搞过了，比你搞得地道多了。
72、我从小就是一个坏孩子，他们一直骂我，说你丫一个傻*。我从来没认为我正确过。正确只有一个，大家都在穷其一生在错误中寻找，谁正确过？谁也没正确过。我们都在错误中。我们首先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才能校正自己。
73、韩寒老实说作品也不行，整个80后没有立得住的作品，都别吹NB了，不过少年意气写些东西而已。
74、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75、张艺谋是第一个买我剧本的人，我过去说他臭大粪其实很不应该，我的做法有愧于他，他对我说实在的是很好的。
1、同事之间相处，不带感情色彩是上策。姨父说过，千万不要与同事交朋友。
2、官场上的人发达了，没谁相信你是能力强，或是业绩好。准说你上头有人。
3、多年政治斗争，整来整去，弄得他们之间积怨太深了。他们的拥护或反对，看上去很有原则，其实没有什么原则。只是那句经典教导在作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4、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
5、世间的事情，只要弄得高深了，过大了，就难免虚假。
6、“能力弱点，没关系，我们可以培养，“德”行要是没有了，有多强的能力，我们也不要。”
7、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一张口不可以讲个一二三？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层层领导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事俗务。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8、他曾很有兴趣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也相信自己会有所作为。给领导当专职秘书，这是当今官场的终南捷径。平时悉心领会和修炼的那一套，虽有些不太合乎君子之道，但他总把它理解为必要的领导艺术。政治家诚实等于愚蠢，善良等于软弱。这是他一度悟出的一条真理，私下自鸣得意。可如今，他另有百般感怀，却又无以言表。政治不再是桌面上的东西。政治原本是无辜的，就像金钱。金钱是人用脏的，政治是人玩脏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金钱是供人用的，政治是任人玩的。
9、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
10、上面来的人，不论官帽子大小，县里的头儿都得出面招呼。你疏忽了谁，就得罪了谁。下次你县里办什么事要是碰到他手上就麻烦了。就是再没有权的科长，他没有本事卡你，可他今后到处臭你总做得到吧。所以地区不论下来一位什么科长，你都得到场。再忙也得端着酒杯过去敬杯酒。省里下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好在省里的干部好多年都不会来一位。最不好应付的只怕是记者，弄得好他就吹你，弄不好他就给你曝光。一个地方，工作不可能没有纰漏，记者们总有机会耍弄你。照理说工作上有毛病不怕谁批评，问题是如今没有一个正常的批评环境，整个社会都不能接受正当的批评。批评一来，群众就以为天大的事了，领导是干什么吃的？上面领导就做批示，追究下来。下面就只好把记者当爷爷来侍候。也有的领导侍候记者搞出门路来了，竟成升官之道。
11、任何一件事，只要玩成了艺术，就妙不可言，意趣无穷。同志说过，当领导就是用干部，出主意。这是对领导工作的精辟概括。
12、极端地说，中国既无宗教，又无哲学。
13、这世界是不是出问题了？谁都在窥测别人，谁都不相信谁。你成了百万富翁，肯定*黑手辣，要么勾结*官。你成了达官贵人，肯定精于拍马，要么上头有人。谁也不信服谁的才德，谁郎认为自己本也可以像谁谁那么出人头地，只因时运不济，或者不愿像谁谁那么做人。
14、有罪者非但不自觉有罪，而且在谆谆劝诫别人不要犯罪、义正辞严地斥责别人犯罪、铁面无私地惩治别人犯罪。只不过谆谆劝诫是言不由衷，义正辞严是装腔作势，铁面无私恰恰因为铁面有私。
15、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根源就在于没有良好的宗教支持。
16、“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开悟。”
17、古代所谓英明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和稀泥。
18、当官就得干事，干事就要得罪人。干事越多，失误肯定就越多。时间越长，好领导的神话就越受质疑。中国人是习惯神化领导人的。还有，你老呆着不走，想上的人就上不来，也遭人恨。
19、有种奇怪的病毒，叫做个人崇拜，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他们眼睛开始发花，误认上司为神人。
20、其实老百姓看待当官的就像看待三岁小孩一样。三岁小孩只要能说几句口齿清楚的话，做一件大人意想不到的事，立即就会得到赞赏，被看做神童；当官的也只要会讲几句话，字只要不算太差，大家就说他有水平。其实在平头百姓中，能说会道、书法精湛的太多了，水平也都在那些当官的之上。官场，就那么回事！”
21、中国很多富人钱袋里的进账，就是靠混水摸鱼混到手的。如果富人的财产来源是道德而合法的，就不用担心仇富心理
22、一个“爬” 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有含糊的一面，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露露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还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那么直来直去地说你提得快，这么说，双方都尴尬。
23、谁都知道做实事比做虚事难，所以很多人就专拣虚事做。 虚事看不见摸不着，只须培养个把看得过去的`典型，让新闻媒介一宣传，就出名了。于是上面派人来总结经验，外地派团来学习取经。你就一面布置现场供人参观，一面招呼人家吃好喝好。只要让人家吃好了喝好了，你的经验自然就好了。客人的酒嗝越是响亮，你的经验就越好。只要运气不坏，说不定你就发达了。官升一级。
24、“人们经常抱怨，无奈，愤怒等等的负面情绪，就是因为不接受现实而身体采取的无谓反抗。”
25、凡坐大者，若是流氓，则出入招摇，马崽喝道，杀伐无忌，自称义士；若是教主，则旌幡扬扬，装神弄鬼，满口谎话，竟为教义；若是政客，则金口玉牙，蛮不讲理，狂语梦呓，亦成圣旨。
26、你好好工作，有德有才，领导就赏识你，就委你以重任。这样多好！可是搞政治不是拜菩萨，只要有好的愿望就行了。恰恰相反，现在你越是按照正常的思维去为人处世，你越会处处碰壁。你也许认为世道不行了，人们都邪门了。可现实就是现实。你得在现实的基础上想问题。办事情。再正派的人，你要在官场有所作为，想真正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也先得好好地保住自己的位置。不然，只有像孔老夫子说的，‘君子乱世则隐，治世则出。’但依我看来，世道的治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治世。那么大家就只好都去当隐士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7、“一切事发生必有利于所有。”
28、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
29、没有秘书在身边，还真的不方便。十多天来，他的这种感觉极明显。就像早些年戴惯了手表，突然手表坏了，又来不及去修理，成天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时间的混沌空间，很不是味道。后来位置高了，任何时间都有人提醒，干脆不戴手表了，也就习惯了。陶凡如今没了秘书，虽然感觉上不太熨帖，但相信还是会慢慢习惯的。他想不带秘书和不戴手表最初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
30、动不动就是这工程那工程，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独特的风景了。有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看着不舒服，就说如今是知识分子当家，人人都是工程师，难怪工程多。工程眼花缭乱，老百姓觉得有趣，就编了顺口溜，说，领导真是行，一年一工程；山河年年旧，工程日日新。
31、官场就像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利害关系因势而变。那大炮这会儿同马共成犄角之势，等会儿只怕就让马蹩脚了。
32、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现在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咿里哇啦喊出来的。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聪明，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人就是贱，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
33、要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是诬陷别人有罪，攻讦便成平常之事，人既然分有罪和无罪两种，仇恨就是天然的了，争斗便亦无可厚非。
34、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35、改变不仅是改变态度，而是改变状态。从思想上改变，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真心的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要像个太阳，不断地分享爱。
36、不过他早就思考过一种现象，认为柳宗元也好，陶凡也好，栽些自己喜欢的树，看似小情调，其实这是他们深层人格特征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遵从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潜意识里却崇尚独立人格，强调自我。栽几棵树是下意识里为自己的人格自由竖起了物化标志。 但这种独立人格又往往同现实剧烈冲撞，甚至同自己的言行也相矛盾。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越是传统文化品格卓异者，在仕途上越是艰难，命运也越是不好。
37、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
38、按他的理论，越是小人物，自尊心越易满足，也越易伤害。当一个卑微的生命受到侵害时，他可以竭尽生命潜能对侵害者实施报复，直至毁灭别人。
39、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40、我们中国根本上讲就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这必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41、“人才不在于他的才有多高，要看他的人做得多好，没有才学可以慢慢来弥补，而没有德行的人将无法立足于世。”
42、但在中国官场，个人之间公理私情，很难分清。美国总统私人旅行，地方官员不予接待。而中国国情不同。
余秋雨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歌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