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韩愈传》中记载的是大诗人韩愈的生平，韩愈，唐代诗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旧唐书?韩愈传》节选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其为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近十人。
(节选自《旧唐书?韩愈传》)
翻译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亲名叫韩仲卿，没有什么名声地位。韩愈三岁时丧父，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认为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需要别人奖励督促。等到应举进士科，文章投送到公卿中间，前任宰相郑余庆很是为他宣扬美名，由此在当代知名。随即韩愈考中进士科。
宰相董晋出京镇守大梁，征召韩愈到幕府任巡官。董晋幕府撤除后，徐州张建封又请他到自己幕府充当宾客佐僚。韩愈说话直率，无所回避，操行直正，不擅长应付世务。后调任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德宗晚年，一些部门随意发布政令，宰相不能独立掌管机务。宫市的宦官到民间强买物品的弊端，谏官议论过而德宗不听。韩愈也曾递上数千字的章疏极力劝谏，皇帝不但不听从，还发怒把他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改任江陵府掾曹。
韩愈自认为才华出众，而又多次遭受排挤贬黜，作《进学解》来自己开导自己。宰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同情他，认为他有修史才能，便改任他为比部郎中和史馆修撰(编写史书)。过了一年，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拜授中书舍人。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人，搜集他过去的事情，说他以前降职任江陵府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待他优厚，裴均的'儿子裴锷平庸粗鄙，最近裴锷回家看望父亲，韩愈写序为其饯行，还亲切地称呼他的名字。这一议论在朝廷传播开来，因此韩愈改任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任彰义军节度使，他上奏请韩愈任行军司马。淮西和蔡平定之后，十二月韩愈随裴度返回朝廷，因立功授任刑部侍郎，宪宗还下诏命韩愈编写《平淮西碑文》，韩愈在碑文中较多记述了裴度的事迹，而就当时首先进入蔡州活捉吴元济一事而言，李愬功劳为第一，所以李愬对碑文不服。李愬的妻子经常出入宫中，借机向皇帝诉说碑文失实，宪宗便下诏叫人磨掉韩愈写的碑文，并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并刊刻碑上。
韩愈性情宽宏通达，和别人交往，无论人家荣辱沉浮他都不改变态度。年轻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关系友好，孟郊、张籍名声和地位还不显达时，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间称赞推荐他们，结果张籍终于考中进士科，仕宦之途顺利。后来韩愈虽然显贵，但每遇公事之暇，就和他们交谈会餐，论文赋诗，和昔日一样。然而他对待诸权门豪士，就像对待奴仆一样，瞪着眼睛不予理睬。他还颇能奖掖鼓励后辈，招入家中的十有六七人，即使连自己的早饭都供不上了，也和颜悦色地不在意。他总是把振兴名教和弘奖仁义作为自己的职责，经他资助出嫁的内外亲戚及朋友的孤女多达十人。
【人物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韩愈和柳宗元是政敌更是好友
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曾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并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韩愈著名的《师说》被后世广为流传，但在当时却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可柳宗元却始终支持韩愈的观点;韩愈负责修
他们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本期《晨报讲堂》的堂主康震就为您解读韩愈和柳宗元的友谊。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
此时的柳宗元正担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的品级，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由于他这种极为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很多朋友、同事担心受到牵连，对他是避之惟恐不及。
不过，也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他被贬之后，始终能够与他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并与柳宗元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曾是同事
韩愈与柳宗元的朋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在此期间，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科的考生，但彼此之间是比较熟悉的，何况韩愈连续考了四次，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考生了，而且文章的名气也是有的，所以他们作为诗文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
这里需要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微妙关系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其实，他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诗文创作领域，在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或者说，柳宗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器重与当时韩愈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对等。
当时，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是政敌关系。
虽然当时韩愈的地位较低，但是在王叔文等人看来，他也许会在未来成长为对革新派有威胁的人物，所以就防患于未然，找个由头将韩愈贬得远远的。
韩愈和柳宗元差一个辈分
虽然柳宗元与王叔文走得很近，但并未影响他与韩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后人之所以将韩柳并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缘分多多。
第一，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并开创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所以并称;
第二，在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都以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文章，是中唐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散文家、大诗人，也是唐代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所以并称;
第三，韩愈和柳宗元年龄相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熟识，还都有被贬的经历。
所不同的是，韩愈先后被贬两次，但被贬的时间较短，起起落落;而柳宗元却一贬不起，最终死在被贬地柳州。但即便是在被贬的漫长岁月里，韩愈与柳宗元的通信也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思想的交流，所以并称。
而且，韩愈和柳宗元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韩愈虽然年长柳宗元五岁，但是两个人却差了一个辈分。因为韩愈的兄长韩会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有交往，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柳宗元给韩愈写信时，总是很谦虚地称呼韩愈为“丈”，就是前辈、长辈的意思。
柳宗元赞同《师说》的观点
柳宗元虽然被贬之后长期不在中原地区，但是他跟韩愈之间是声气相投的。
韩愈写下名满天下的《师说》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在唐代，门第、血统依然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读书求教、好为人师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而十年之后，远在永州被贬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的。
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赞同韩愈《师说》中的观点，只是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拜柳宗元为师，向他学习文章写作。现在被贬永州，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表，要将古文之道传授给更多读书人的号召。
柳宗元曾狠狠批评韩愈
作为唐代的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事情还得从韩愈官职的变动说起。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
说起来道理并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求是要尊重历史，但如果你要尊重历史，那么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是坚持真理，还是维护皇权?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
当时有个叫刘轲的秀才给韩愈写了一封祝贺信，韩愈在给刘秀才的回信中说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把这封信寄给柳宗元一份。信的意思大
柳宗元一看这封信，十分生气，在给韩愈的回信中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凡是承担了那个职责，就要坚守那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职责的岗位。
李翱是韩愈弟子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韩愈。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近李翱从仆学文……有张籍者，年长于翱，而亦学于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下同） 其言如此，似乎以李翱、张籍为其弟子。后来的宋祁置李翱于韩愈弟子之列，当是以韩愈此话为依据的。那么，宋祁的做法正确吗？问得更直接点，韩愈真的以李翱为弟子吗？难说得很，还是以韩愈的说法为准吧。
《与冯宿论文书》写于贞元十四年韩愈三十一岁时 （见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目录，以下韩文编年皆从此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一年后，韩愈在《与李翱书》一文中又说：“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又曰：“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 试问：既称“子之爱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这是为师者对弟子说话的口气吗？刚刚说过“近李翱从仆学文”的话，刚刚让人以为他要以李翱之师自居，这时的话从称呼到语气却都对李翱充满了感激、尊敬，不但没有把李翱当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评，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师似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不是偶一为之，更不是一时发昏。例如，又过一年，即贞元十六年，韩愈在《与孟东野书》曰：“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 眼看就要成为他的侄女婿了，还要称“习之”，这可以认为是韩愈的谦虚、稳重，或者处事低调。但唐人的称呼惯例正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说“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 （《李文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本，下同）。 韩愈如以李翱为弟子，又何须称“习之”呢？再举一显著例证。李翱《答韩侍郎书》：“还示云：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此言取人得无太宽否？” （《李文公集》卷六） “于贤者汲汲，唯公与不材耳”是韩愈在信中称赞李翱的话，此话不仅把李翱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且称李翱为“公”，“公”是什么意思呢？洪迈《容斋随笔》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之《续笔》卷五“公为尊称”条有如下解释：“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谓年之长者曰公”。李翱不比韩愈年长，而比韩愈小六岁，韩愈应按照唐人的规矩，也按照他自己称呼其他后学的一贯做法，称李翱为“足下”或“吾子”才对，现在却称为“公”，如此反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我们不能凭韩愈对李翱的尊称、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评就断定李翱为韩愈之师，但可以断定李翱绝非韩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断定，韩愈绝不认为李翱是他的弟子。那么“李翱从予为文”的话该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应当问韩 愈，但韩愈全集只会让我们一头雾水，那就只有看李翱怎么说了。
关于李翱是韩愈弟子还是朋友的问题，通检《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写于韩愈生前，一篇写于韩愈卒后。
其一《答韩侍郎书》是批评韩愈的，认为韩愈奖掖后进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韩愈为兄：“如兄者，颇亦好贤。” （《李文公集》卷六） 其二《与陆渴椤肥浅埔韩愈的：“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 （《李文公集》卷七） 其三《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仍然是称引韩愈的：“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由。” （《李文公集》卷八） 并为张仆射未能得到韩愈而惋惜。其四为《祭吏部韩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尝辩之……乃兄之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 （《李文公集》卷十六） 区区三百余字中即称兄九次，且明确地说韩愈“待予以友”。古人把师道看得很重，与君亲并列，如韩愈是李翱之师，李翱不至于如此唐突，称师为友。不要说古代，即便是今人，于庄重场合也不会称父、母、师为友，更不会时刻、永远称父、母、师为友。
不论是称引韩愈还是祭奠韩愈，李翱皆明确地以韩愈为友，也说韩愈待他以友，而从不认为或暗示他是韩愈弟子。这一点惹得后人大生疑问，并进而怀疑韩愈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与苏轼相比实在不够高明。如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云：“东坡于一时文人，如鲁直、补之、文潜、少游、无己辈，未尝敢以师资自处，何其谦也！昌黎抗颜为师，以弟子畜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事韩，并婚娅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韩公意度，似逊坡公一筹。” （见聚学轩丛书第76册）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之《与人笺》亦曰：“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 （四部丛刊本）
李翱仅仅在称呼上不愿称韩愈为师吗？不，他从内心也没有把韩愈当作老师。
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记述李翱的自负语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四部丛刊本） 欧阳修于古文创作上推崇的不是“韩柳”，而是“韩李”，显然认可了李翱的说法，元代白涝凇墩吭ň灿铩肪矶中也认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韩、柳、李义山、李翱数公而”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 。清乾隆时所编《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与孙樵凑足十家。可见，李翱的自负并非狂妄，倒确是近乎事实的。
在儒道恢复上，韩愈是以千余年后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李文公集》卷八之《寄从弟正辞书》说：“仲尼、孟轲没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卷二之《复性书》又说：“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要以复道为己任，也要作千余年后的孟子。事实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韩愈一点也不逊色。例如，苏轼《韩愈论》批评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八，四部丛刊本，下同） ，而欧阳修对李翱备极推崇：“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具论也。” 《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二十三之《读李翱文》，四部丛刊本） 到了南宋，李翱的学术地位被理学家抬得更高，以至于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明言“李习之学识过韩退之”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 。明清亦不乏响应者。例如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续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谓“其《复性》、《平赋》二书，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盖唐人之所仅有……习之识高志伟，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杰之士哉！” （四部丛刊本） 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之 《李习之论》也认为唐人中“解《论语》解《孟子》，则习之一人而已” （四部丛刊本） 。
从韩李年谱知，韩李结识之时，韩二十九岁，进士四考方中，博学宏词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最后只好放弃，可以说老大无成；而李才二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两年后李翱果然中进士第，旋授校书郎，并与柳宗元交游。元和初，又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韩愈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仅从科名仕途的顺遂与否看，李翱未必看得上韩愈，更不用说拜韩愈为师了。这样讲并非以小人之心猜李翱之腹，唐代士人有此习气，南宋的`洪迈就是这样推测张籍不愿为韩愈弟子一事的。《容斋随笔》之《四笔》卷三曰：“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韩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其实，张籍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韩门弟子，与韩愈“年位未盛”与否无关。但洪迈的话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种风气，颇有助于我们认识李翱与韩愈的关系。
从称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认自己是韩愈弟子，而仅以朋友自居，事实证明，李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看来，那些持李翱为韩愈弟子论者的观点就大值得怀疑、探讨了。
韩愈虽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籍湜虽屡指教” （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八之《与孟尚书书》） 的话，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史教科书谈及韩门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汉因于韩愈身后编次韩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张籍极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宋祁在《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中明确认定李翱、李汉、皇甫湜、贾岛、卢义五人为韩门弟子，而并未提到张籍，可见谁是韩门弟子这个问题，教科书编著者们信宋祁更胜于信韩愈。《旧唐书》既无“韩门弟子”之说，也无李翱是韩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弃张籍的原因复杂，此处从略。但须指出，宋祁此种做法并不妥当。不幸的是，先有“欧阳修……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 （《隋唐史》第176页，岑仲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的事情呼之于前，后有苏轼《韩文公庙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 对韩愈的赞扬应之于后，从而使宋祁不妥当做法的误导性得到加强。
萝卜青菜，人各有爱，欧宋二人鼓吹韩愈，本属无可厚非之事，但他们把李翱当作韩愈弟子，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生拉硬扯。须知文人之喜逞偏见，绝不止于说风就是雨的地步，有时还无风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于韩愈弟子之列，他评价中唐古文时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 欧阳修更认为柳宗元连韩门弟子也够不上：“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欧阳文忠公文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四部丛刊本） 难道柳宗元真的是韩愈的弟子，或者连韩愈的弟子也够不上，仅仅是韩门的罪人吗？
正如置柳宗元于韩门弟子之中一样，以李翱为韩门弟子，也是欧宋的一味崇韩所致，既伦类不当，也强人所难。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一） 可见他并未把李翱当作韩愈的弟子，前文所引《韩愈论》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评韩愈，但《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对韩愈的颂扬反而诱导人们相信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一方面由于韩愈在古文创作上毕竟业绩不俗，其抗颜为人师的做法也声名甚响，二方面由于后来的推崇者欧阳修、宋祁、苏轼三人作为世出无几的一代文豪，其言论之所向，自然无不披靡，所以就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韩愈在古文兴盛时领袖群伦，且门下弟子甚众，连同韩愈一样被谥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无人敢于质疑。后来的四库馆臣及20世纪多数古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著者，皆因轻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让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讹误一传再传。
总之，除一厢情愿且羞羞答答的“习之从吾习文”一语外，韩李二人均不以李为韩之弟子。以李为韩之弟子，乃宋祁等人的好逞偏见和众人的惯于盲从所致。李翱不是韩愈的弟子，论述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应慎用李翱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