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就义前说了句什么话?
文天祥(1236—1283),男,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民族英雄.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有传世o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南宋在厓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文天祥说的爱国诗：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沉浮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扬子江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说的名言名句
1、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
2、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
3、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听。
4、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5、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
6、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7、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8、男儿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9、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
10、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引导语：《宋史·文天祥传》上有一段记载，据说文天祥在死前曾经“动摇”了，是有是无?欢迎大家阅读下文了解相关的信息。
乱世保国
文天祥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二十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在殿试中，他作的“御试策”切中时弊，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六百零一名进士中的状元。
开庆元年(1259)，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九月围鄂州，朝野震动。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挺身而出，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应斩首以安民心。权相贾似道讨厌他多事，便派他当了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宫观，闲差，此时他才二十五岁。
1270年，权臣贾似道托言有病，要求离职以要挟度宗。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语多讥刺，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不可“惜其身”而“违朕心”，又得罪了贾似道，竟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被迫致仕(即退休)，年仅三十七岁。
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先任湖南提刑，后改任赣州知州。
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大举南下，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相继失守，危及京城临安。当时度宗已死，恭帝年仅四岁，辅政的太皇太后谢氏下《哀痛诏》，吁请各地将领驰援朝廷。但此时的宋朝已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各地将领大都拥兵自保，观望不前。
文天祥接到诏书后，立即捐卖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直奔临安。但是，平江(今江苏苏州)、独松关(今浙江余杭)已先后失守，元军屯兵于距临安只有三十里的皋亭山下，兵分三路围困临安，宋朝的文官武将降的降、逃的逃，所剩无几。
太皇太后也准备“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但敌帅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左右丞相留梦炎、陈宜中害怕被扣留，先后南逃;不愿投降的张世杰一怒之下，也带兵乘船出海，朝廷上下乱作一团。
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元营，以便一窥虚实，见机行事。但他没有料到对方手段险毒，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竟被伯颜无理拘留。
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五岁的小皇帝恭帝投降。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刚满七岁的赵昰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是为端宗。
南宋灭亡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与随从杜浒等人冒险出逃，沿途艰难险阻，危疑百出，均见《指南录后序》，不赘。途中作《扬子江》诗云：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景炎元年(1276)五月文天祥抵福州，被端宗任命为右丞相。
但是，文天祥与当时的掌权者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意见不合，最后只能以都督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及江西一带组织军民抗敌。景炎二年(1277)六月，雩都大捷，一时文天祥声威颇盛。后失利，其妻女皆落敌手。祥兴元年(1278)，转战于广东一带。十二月，在海丰县五坡岭方就饭时，敌军掩至被俘。他吞下二两“龙脑”自杀，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左右押解他见元将张弘范，文天祥昂首不拜，张弘范不得不以客礼接见他。张弘范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说：“我自己不能捍卫父母，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呢?”张弘范不听，一再追索，文天祥就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后，也就不再强逼文天祥写信了。
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日厓山海战，宋师大败。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蹈海殉难，随行参战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自杀。《宋史》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宋朝也随之而灭亡。
厓山战役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宋朝灭亡，丞相忠孝已尽，如果能以事宋之心事元，一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流着泪回答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张弘范把文天祥的回答如实地报告元世祖，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派人把文天祥护送到大都(今北京)。
文天祥之死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绝食八日，不死。后转念，留身以俟异日，遂复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他。受元世祖指使，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决不向北朝屈服。
首先来劝降的是留梦炎。留梦炎是南宋淳祐四年(1244)状元，德祐元年(1275)拜相，文天祥见到他怒不可遏，喝道：“你好歹也是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留梦炎无趣，只好悻悻而退。
接着来劝降的是已经降元的宋恭帝赵，降元后他被封为瀛国公。文天祥请他坐下，自己面北而跪，痛哭流涕，对赵说：“圣驾请回!”赵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了兵马司的牢房。
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对孛罗仅行了个拱手礼。左右强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又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十四岁的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他们是文天祥仅存的骨肉。文天祥深知，女儿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没有给女儿回信，只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篇。特别是在《正气歌》中，高歌正气，一连列举了十二位名垂青史的节烈之士：
有直书“崔杼弑其君”，兄弟连续被崔杼杀掉的齐国太史;
有直书“赵盾弑其君”的晋国太史董狐;
有以铁椎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的张良;
有牧羊北海，持汉使者之节十九年不屈的苏武;
有宣称“蜀中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严颜;
有为保卫皇帝而死，血溅帝衣的晋侍中嵇绍;
有督战时骂敌，“嚼齿皆碎”的睢阳太守张巡;
有被执后骂敌不止，被割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
有清操自励，隐居辽东，连衣冠都为当世仿效的管宁;
有作《出师表》，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有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
有取笏击篡位者朱泚，致其头破血出的段秀实。
这些先贤，或以道德传世，或以功业立名，或以一死报国，文天祥自誓以他们为榜样，以存人间浩然之气。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主张，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于是，元世祖表示，将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以不为主子死难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相劝。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
当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爆发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义，有人自称“宋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又有匿名书云：“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
人心动荡。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提审，对文天祥作一次最后的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面对着蠢动不安的形势，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终于听从了臣僚的劝告，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临刑前，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两拜，说：“我的事情办完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死后，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留下的《绝命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用生命和诗作，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涂抹了最后同时也是最亮丽的一笔。
行刑前“动摇”了么?
然而，据《宋史·文天祥传》载，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备顾问);二是，你们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如果马上要我当官，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一个没有名节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又怎么可能为你们所用呢?
《宋史》上的记载是真是假?以民族英雄著称的文天祥死前“动摇”是有是无?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则可以有种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宋史》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其理由是：
首先，《宋史》写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十月，至正六年(1346)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之亡、天祥之死已六十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非议，几十年之后，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再出此脏笔，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其次，《宋史·文天祥传》的编写者对文天祥甚为敬佩，赞誉有加，其传后“论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赞语外，竟称其为宋三百余年仅见之“伟人”，这一用词，在《宋史》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执笔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再次，同清人修《明史》相比，《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始修，到乾隆四年(1739)刻成，历经四朝，审核删改，凡九十五年，可谓雕章琢句，用尽心机，而元人则无此心态。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辽、金、宋史同修。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篇幅之浩繁(四百多万字)，则为此前十九史之冠。编写者大略只是就现有资料梳理缀集而成，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另编一些故事，来给文天祥抹黑。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决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自己人叫说谎，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为什么他不向自己的故交旧友、方外僧道以及种种色色的劝降者透露这番“心事”，而偏偏向这个无耻的叛徒透露这番“心事”呢?因为其中有另一层用意：他的计划一旦成功，传话者将受到严惩。
王积翁从叛徒心理出发，他认为文天祥确乎动摇了，先当道士，再“备顾问”，岂不是曲线投降了么?他大喜过望，立即向元世祖报告，并联合谢昌元等十人上书，“请释天祥为道士”。
另一个叛徒留梦炎则警惕性比较高，他反对说：“上次文天祥被抓，逃脱后就起兵反元;这次你把他放了，如果他再到江南起兵反元，那我们十人可就得吃不完兜着走了。”
忽必烈一想也对。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于是把文天祥又送回了监狱。
如果文天祥真的被释，其结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说法而已。其根据是：
其一，文天祥很早就倾心道教，早年写的《借道冠有赋》云：
病中萧散服黄冠，笑倒群儿指为弹。
秘监贺君曾道士，翰林苏子亦祠官。
酒壶钓具有时乐，茶灶笔床随处安。
幸有山阴深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
诗人病中借来道服、道冠，穿戴着非常得意。从字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游戏之作，实际上却代表了作者对修道、炼丹等道家生活的向往。
其二，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挟琴至监狱为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亦诗亦曲，叙唱的是她被匈奴掳获后的悲苦生活和思乡别子之情。文天祥听后自然是感慨万千，也写了一首《胡笳曲》，值得注意的是，他序后的署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从文天祥自名“浮休”看来，他其后“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也并非没有思想基础。
其三，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在《敬题文文山先生遗像后》中也说：“黄冠遁世悲无地，白刃飞头毕此身。”可见，这位后世著名史学家也相信，文天祥是有“黄冠遁世”之念的，可惜的是“白刃飞头”，了却了他英雄的一生。
其四，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初，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嘲笑他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只要能“自尽其义”，不易其心，并不一定就要“杀身”，就像古代的伯夷、叔齐，就像三百多年之后的王夫之。
其五，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有个叫灵阳子的道士到监狱中来跟他谈道，似乎让他突然之间大彻大悟，对于功名、生死、忠孝等等，都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他对灵阳子有一首赠诗，题名很古怪：《岁祝梨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题中的岁、月、日，是古代的一种记时法，保留在道家及民间的一些秘密团体里。这时，他既不像许多遗民那样坚持用宋朝纪元，也不像许多投降者那样用新朝纪元，定含有一定的密义。其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这首赠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可见，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之间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
污水不掩光辉
另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人统治者决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势属必然。
而对于统治者的这些惯用伎俩，文天祥思想上已有准备。早年，他怀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战斗，他所指的“汗青”，是指胜利的.宋朝为他写的史册，决没有指望元人统治者为他树碑立传。他被押解到大都，拒不投降，被投入兵马司监狱后，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之句，他知道即使舍生取义，元人在史书上也不会如实记述，因而也照不了“汗青”了，他的节烈、他的英雄事迹，只可能在“野史”中流传了。
有人把这两句诗理解为文天祥的消沉与动摇，错!
第二，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零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数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条件之优厚，等待时间之长久，都出乎文天祥的意料。如果他有“动摇”之心，存求生之意，是有许多合适的场合可以表达的。如：
在许多共过患难的旧友来访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
在许多方外僧道来访时，可以引为同道地谈;
在许多元朝高官显贵，如张弘范、孛罗劝降时，可以慷慨激昂地谈(如：投降不可，愿为僧道);
特别是在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降时，他完全可以以忠臣自居，在痛哭流涕中对赵表示：“皇帝在，臣不敢死。”或者表示：“愿以余生为帝扈从。”这样，既保全了名节，又保全了生命，还为今后的入仕或入道保留了宽松的选择余地。
尤其是元世祖亲自见他作最后恳谈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我已看破红尘，愿以黄冠终老。”或许忽必烈会慷慨答应。
偏偏是，他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向这个地道的叛徒王积翁谈。
王积翁是什么人?王积翁以荫亲入仕，文天祥以进士、状元入仕，在仕途上属于两股互相拧劲的势力;在仕宦生涯中，他们没有交集点，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元人兵临临安时，文天祥临危受命，王积翁则南逃入闽;赵昰在福州登基，封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但元军压境时，王积翁竟献闽图籍降元为内应，活活地断送了新王朝的根基。元兵他去时，在福州的淮军欲杀王积翁以响应张世杰，竟为王积翁所灭。对于这个双手沾满宋人鲜血的叛徒，应为文天祥所不齿，文天祥怎么可能向他推心置腹地谈到黄冠、顾问之说呢?
要么是王积翁自编自造、自娱自乐，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要么，就是元廷与王积翁编演的双簧，以诋毁文天祥的人格，破坏文天祥在大众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一贯的立场、一贯的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因为，他人自有他人的目的。
文天祥被执后，降将吕师孟趁机嘲笑他，文天祥斥责他说：“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要杀我很容易，正好成全了我当大宋忠臣的美名!”——答得尖锐，义正词严。
敌帅张弘范设酒劝诱他，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答得恳切，正义凛然。
其他如《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夹藏在故纸堆中的私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第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
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他是忠君的;宋恭帝投降后，他则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继续抗元;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劝他投降时，他很体谅恭帝的处境，只是痛哭流涕地说“圣驾请回!”，决不因皇帝的软弱来改变自己的信念。“忠君”和“爱国”这两个概念，文天祥是拿捏得非常准确的。
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二弟文璧在元军猛攻惠州时开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终身不仕。文天祥认可他们的选择。他不是那种为了清誉牺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尽忠殉国，并不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1281年，他在写给继子文陞的信中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个“惟忠惟孝，各行英志”!这一点，同明人方孝孺多么不同!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清誉，竟让他的亲友“十族”八百七十三人一一罹难。
有人感叹地说：“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而文天祥的宽容体谅，更让我们在他高高的道德圣像之外，看到了一颗有情有欲的柔软的英雄心。”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天祥死前出现一丝犹豫，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向死亡屈服的人。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形象光辉，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
导语：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但文天祥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下文是由应届毕业生网为您整理的关于文天祥的死，欢迎阅读!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残酷和他的不屈和节烈，而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原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不用他们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当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