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刑事申诉状1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张xx，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xx)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20xx年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xx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xx论理，并告诉李xx，以后各走各路，李xx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xx那去。汪xx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 “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xx等人，谁料汪xx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xx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xx店面，李xx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xx后背一下，进而汪xx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xx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xx与李xx及李xx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xx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xx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xx及周xx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xx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xx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xx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xx及申诉人妻子周xx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xx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xx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xx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xx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xx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2、被害人李xx腿部伤口并非申诉人所致
根据现场勘查及申诉人供述，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xx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xx店面，李xx当时在自己的摊位上，倘若真如受害人及证人刘xx所说，申诉人将菜刀朝李xx扔去，那么菜刀应当落在李xx店面一侧。而根据证人周某凡陈述，其当时在路边捡到菜刀，并随手将其放在蛋糕店的架子上，据此陈述，菜刀当时的位置应在申诉人一侧，周某凡顺手捡起，就将其放到旁边的蛋糕店架子上，符合常理，这就更加说明申诉人并未将菜刀扔向李xx，而只是随手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如果按照受害人的陈述，周某凡在李xx一侧捡起菜刀，然后绕过申诉人的店面，将其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这符合常理吗?显然被害人一方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有做伪证之嫌。
3、申诉人将刀仍向李xx不符合常理
根据本案事实，汪xx在推申诉人并与申诉人斗狠时，申诉人才随手扔掉手中的菜刀与汪xx厮打，此时李xx正在自己摊位上卖菜，其并未同申诉人争执斗狠，其又有何理由将菜刀扔向李xx?这符合常理吗?根据常理，申诉人应该直接将刀仍向汪xx。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申诉人一直在与汪氏父子进行厮打，根本无暇接触李xx，其所受伤又怎能是申诉人操刀所致呢?
同时，在本案中，申诉人在与汪xx斗殴之前就已经将菜刀丢掉，在后续的打斗中其再无扔刀行为。倘若被害人李xx及汪氏父子所言属实，李xx应在打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受伤，其遭受如此重伤后，自己竟然不知，反而像没事一样继续参与斗殴，这符合常理吗?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本案所有的询问笔录均没有李xx在斗殴过程中腿部已经受伤的内容?既然在斗殴之前就已经受伤，为何李xx在斗殴结束后才坐在地上大呼?这一连串的疑点，原审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并未查实清楚，排除合理怀疑，就仓促定罪，有失职、枉法裁判之嫌。
4、原审判决证据不充分，证明力不足
1、认定本案事实主要依赖的是证人证言，缺少其他证据佐证，无法客观还原事实真相。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本案中，认定案件事实时仅仅依据证人证言，而无其他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众所周知，证人证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容易受证人的记忆力、表达描述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对于本案申诉人来讲，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将对其今后的生活、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证人证言就仓促认定申诉人构成犯罪，这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法律原则。
(2)本案证人汪xx、汪某忠系本案厉害关系人，且与本案被害人具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陈xx的证言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没有看清楚刀砍在被害人的何处，另一方面又说被害人腿部的伤是申诉人扔刀所致，显然存在矛盾，同时，在本案审理时，所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仅仅凭借几份书面证人证言就认定申诉人犯罪的事实，这是何其的草率。
(3)本案申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承认被害人腿部所受伤害是他所为，根据申诉人陈述，汪xx冲过来与申诉人斗狠时，其将菜刀随手扔在了路边，而并未朝被害人李xx扔去，只是当李xx叫喊“砍人了”时，申诉人才发现李xx腿部受伤，申诉人仅仅“以为”被害人所受伤是自己的雨伞所致，而并非承认。并且，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也询问办案警官：李xx所受伤害是刀伤还是伞伤，因为办案警官告诉他是刀伤，可见其对李xx受伤一事是何其的惊讶和不解，更加证明其并未伤害李xx。
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合法，理应予以排除
1、申诉人的讯问笔录系逼供和诱供，应当予以排除
申诉人在公安机关接受长达6个小时的讯问，期间申诉人因睾丸疼痛难忍，要求侦查人员将其送医院接受治疗，任凭申诉人苦苦哀求，侦查人员始终未同意。在讯问过程中，申诉人向公安机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承办警官汤xx所长认为申诉人撒谎，并告诉申诉人，汪氏父子及李xx均指认是申诉人所为，让其不要狡辩。但申诉人仍然告诉讯问人员并非其用刀伤害李xx，汤xx所长气急败坏的吼道“将其拉到审讯室铐起来再说”，申诉人作为一个朴实的老百姓，如何经受得住这般恐吓威胁。后侦查人员将已经打印好的讯问笔录让申诉人签字，但该讯问笔录与其所陈述内容完全不同，申诉人在签字之前已经向办案民警反映情况，并要求重新制作讯问笔录，但遭到办案民警的拒绝。申诉人拒绝签字，但汤xx所长用手敲了敲申诉人脑袋威胁说“如果再不老实，就直接把你送到看守所整死你，签字了你就可以出去了”。面对如此凶狠侦查人员的威胁、恐吓和引诱，申诉人已经恐惧到极点，害怕自己永远走不出去，甚至被整死，其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违心签字，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事了，怎知侦查人员竟以此继续追究申诉人的责任。
同时，对于证人陈xx的询问笔录是侦查人员事先已经做好，在半夜时分找到陈xx，要求其签字，陈xx明确表示笔录上所载并非事实，拒绝签字。侦查人员于是威胁陈xx，作为朴实怕事的老百姓，怎能受此威胁，其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已经做好的笔录上签字。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54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依合法程序搜集证据，不得逼供、诱供，对证人威胁做假证，对于以此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予以排除。因此，对于上述申诉人供述及证人陈xx证言应予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原审法院所依据的讯问、询问笔录来源及形式违法，应予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124条、125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及被害人时，侦查人员应当在讯问、询问笔录上签名。同时《最高院关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82条“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但作为本案证据的讯问、询问笔录并没有侦查人员的亲笔签名，显然证据的来源及形式不合法，且侦查及公诉机关并未对此作出补正或解释，故申诉人的供述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理应予以排除。
四、申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被害人所受伤害并非申诉人所为
(1)根据证人陈xx新证言显示，其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是侦查机关事先已经做好的，在半夜时分找到陈xx签字确认，证人陈xx在万般无奈之下才签字，该份证据明显涉嫌伪造。其在新证言中明确说明，当时申诉人确实扔了菜刀，但并未伤到李xx，并且该把菜刀被周某凡捡起后放到蛋糕店的架子上。
(2)证人王某梅、凡某文提供的证言，证明案发时申诉人确实扔下了刀，但并未将刀扔向被害人李xx，也未伤害到李xx，现场也未看到李xx受伤，申诉人仅仅是扔下刀同汪氏父子打架。
(3)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杨xx证言，案发时，其正在街上买千层饼，看到申诉人同汪xx等打架，没看到申诉人用菜刀伤人，申诉人的菜刀也未伤到人，案发现场也没有血迹，李xx腿部也没有流血。
(4)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曾xx证实，案发时，其在李xx摊位买麻辣菜，看见汪xx对申诉人斗狠，申诉人丢掉手中的菜刀同汪xx扭打一起，李xx冲过去将申诉人摊位掀翻，后李xx与申诉人爱人扭打一起，两人被拉开后，李xx就气势汹汹的跑过来用自己的刀在自己的腿部上划了一刀，然后大呼杀人了。因此，根据这四份新证据，申诉人并未用刀伤害李xx，原审判决认定其有罪与事实不符，显属冤案。
综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本案中，疑点重重，证据之间自相矛盾，且证据本身存在违法性，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根据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所有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指向唯一结果，否则就无法认定构成犯罪。同时，根据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凡是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均不得认定构成犯罪，况且在本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认定申诉人无罪。据此申诉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此致
石首市人民法院
申诉人：张xx
代理人：伍xx
xx律师事务所
二〇xx年九月十二日
被害人刑事申诉状2
申诉人：张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母，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aaaaa.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xx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20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20xx年12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20xx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20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20xx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20xx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20xx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20xx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20xx)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20xx年 月 日
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1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龙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xxx8)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xx9)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龙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xx8)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8年8月8日作出的(xxx8)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9年6月23日作出(xxx9)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xxx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龙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龙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龙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龙。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龙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龙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龙交出温某豪，刘某龙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龙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龙、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龙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龙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龙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龙、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龙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龙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龙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龙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龙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龙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龙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龙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龙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龙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龙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龙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龙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龙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龙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龙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在温某豪、周某斌打电话说抓到一个人叫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刘某龙就看到受害人的头部在流血，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分析认为：受害人头部损失为致命伤，潘某兵是因颅脑损伤死亡的。刘某龙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提出检验受害人头部伤口是否与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的伤口吻合，但公安机关没有采纳刘某龙的意见。(一审庭审时有相关记录)。成立共同犯罪行为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属于同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如果都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但分属不同犯罪，均不能成其为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行为整体。这是成立共同犯罪行为的关键。三是在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各行为人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整体，因此，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而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温某豪、周某斌等人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理应由温某豪等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龙充其量只是从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的这一行为也不应该算作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这一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犯罪行为。
七、温某豪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温某豪、周某斌、李某三人在案发后逃跑时，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如果刘某龙真的是案件的组织策划的主犯，三人何必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而温某豪、周某斌被抓获后，多次翻供，在看守所两个人多次串供，拒不认罪，态度很恶劣。这些都有证人证实和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本案从头到尾都是温某豪在组织、策划的，既由其出钱实施犯罪、又由其指挥其余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等。由此足以认定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综上所述，本案组织、主导人自始至终都是温某豪，而且本案的纠纷也是由其引起的，决定找人来教训崔某成也是其牵头商议的，由温某豪出钱，刘某龙才找人帮忙的。刘某龙在被抓以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温某豪、周某斌在被抓以后10月份前的口供与犯罪事实相符，10月份后就翻供否认参与犯罪(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曾指出这一点)在开庭审理时也不认罪。一审、二审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明显有不当之处。本案的主要组织、策划人是温某豪，刘某龙只是本案的从犯，但判决却是刘某龙为无期徒刑，而温某豪却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两个人的刑期悬殊如此之大，可以看出本案的判决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这位曾做过英国皇家大法官的思想家曾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申诉人认为：刘某龙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判决应该公平、公正，如此才能让被告人认罪伏法，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鉴于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恳请对此案重新审理，秉公判决刘某龙为本案的从犯，并从轻发落。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理律师：
xxx9年9月22日
附：申诉状副本1份;
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2
申诉人：郑xxx，男，汉族，小学文化，xxxx年8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九龙岭镇财神村9组8号，身份证号码：4xxxxxxxxxxxx8，电话：0xxxxxxxxxxx。
申诉人不服邵阳市中级法院(xxx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继续申诉，直到得到公道为止。
申诉请求：
1、撤销(xxx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
2、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第一、邵阳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避重就虚。理由如下：
总观本案，关键直接证据就是两个证人说他看到了申诉人打了“受害人”，但是这两位证人在公安机关问话、律师调查取证、法庭审理发问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说法。在法庭上，对律师的发问闪烁其词，回避律师的正面问题，关键地方有做假证的嫌疑，最后被法官问他们不一致的地方以什么为准，两个证人都说以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准。现就这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阐述理由;
(一)关键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理由如下：
1、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证人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不一致，和其他证人证言和“受害人”自己的称述也不一致。
A、证人张三(又名郑**)的证言：
xxx0年12月1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证人承认该材料为他所写。xxx1年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一拳，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胸口”;打的次数：一拳，脚踏了几脚记不清了;打的位置：胸口;倒地的方式：仰面倒地;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4.5米;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凹凸不平，没有石板;对于“被害人”是否倒在石板上：称不是倒在石板上;对申诉人“被害人”另外一个当事人位置的称述：“被害人”站在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法庭发问的证言：辩护人多次问还有其它行为吗?都没有说申诉人用脚踩踏“被害人”胸口。
B、证人李四的证言：
xxx0年12月4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双方脱离的方式：为证人扯开。xxx1年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拳打，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身上”;打的次数：二拳，踏了两脚，四次;打的位置：身体侧面;倒地的方式：侧面倒地，一只手被身体压着，一只手撑着地面;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面前;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小斜坡，地平算可以，没有石头;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律师、开庭审理的时候证言不一，同一个证人在主要事实前后说法不一致，两个证人之间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也不一样的啊。打的方式，打的次数，倒地的姿势，案发地形的叙述，拖脚的方式是拖一只脚，还是两只脚都不一致。“受害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说的也完全不一样，“受害人”的第一次陈述说是拳头打在左胸口，第二次陈述为拳头打在左腋窝下面一点;次数为第一是一拳，第二次是多拳;倒地姿势为仰面倒地;用脚在胸口踏了多脚。但是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伤是申诉人打的，带着主观臆断的证言怎么让人相信。
2、两个证人都有作假证的地方。
(1)、证人自己提供的“自述材料”和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不一致;
(2)、律师发问的时候，两个证人对双方见面的地点、见面时间、见面打没打招呼，说法完全不一样。证人郑佰满说是夜晚九点见的面，见面地点是在院子里，见面时李四主动和他打招呼。证人李四说的是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回家时候就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在他打牌的房间里，他没有和证人郑佰满打招呼。
(3)、证人当庭说下午四点骑摩托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而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中还在家里吃了中饭。
(4)既然是回家吃豆腐饭，按照申诉人当地的习惯是一定要送礼的，但是被律师问道是否送礼，总是回避不答，说这是个人隐私，因为我律师手中有该送礼人家的记账清单，如果说就会当庭穿帮。
3、这两个关键证人都和“受害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无法客观的反映情况。
张三和*佰满是亲兄弟，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否定。张三说“被害人”王五认他们的父母作干爹干妈，这在张三的问话笔录中有记录，但是郑佰满故意隐瞒不说，反而说自己和双方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意欲还在?李四和郑佰满系亲叔侄关系这也是客观事实，虽然这在案件中没有反应。就是这些和“被害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都说看到了申诉人怎么打伤“被害人”的，而其他所在场的人却没看到，我想这是有蹊跷的。已经被证明说谎的证人，他所说的其它证言也无法保证都真实，所以说，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无法客观反映事情的真实情况。
(二)、“受害人”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和证人的证言也不一致。“受害人”在xxx0年9月10日的称述说申诉人一拳将他打倒仰面倒地，拳打在左胸口位置，倒地后申诉人还用脚在“受害人”的左胸口踏了几脚，具体多少脚记不清楚了。而在xxx0年9月22日被打的位置却变成了左腋窝下面一点，踏就改成踏在身上其它地方了。“受害人”自己说位置是和申诉人是面对面，证人说郑佰满说是“被害人”站在申诉人郑xxx和当事人郑白云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是申诉人正面对着“被害人”的侧面。
第二、鉴定鉴定不具有客观性。
1、鉴定机构收到委托鉴定的时间是为xxx0年9月17日，但是在xxx0年9月10日的问话笔录中就有该鉴定结论的案号(邵)公(法)鉴(活检)字【xxx0】1720号鉴定结论了，这明显不具备客观性。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该鉴定结论，理由是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这是“补签”，只要稍微分析，这又是一个弥天大慌，分析如下：9月17日接到委托，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侦查机关补正为9月三十日，一审法院也认定为是这个时间，这还是重新陷于原来的困境，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掩盖，都是假的。只是原来在鉴定结论作出前20天就出现了，这样用“补签”来修正为在鉴定结论作出十天前出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是先有孩子后有老子的错误逻辑。这样的不具备客观性的鉴定结论认定为有效，跟最高院沈德咏说的“宁肯错放，不肯错判”是背道而驰了，请二审法院仔细阅读这两个地方，认真对待这两个地方。(请领导重点关注这一重大逻辑错误的情况)
2、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用鉴定人的证言来证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这申诉人不说这样的逻辑对于错，只说如果你这样证明了，申诉人无话可说，说鉴定机构登记证书处于换证时间，鉴定单位可以到该机构登记机关开具在该鉴定时候确属换证，并有资格的证明，鉴定人的资质情况和鉴定机构的证明方法相同，为什么拿不出来?推断可知没有啊!说白了就是证件换发过程中怎么证明自己的资质行为，鉴定机构拿出的是后面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绝对不会分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什么目的吧，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认定了，是无法排除合理性怀疑。
3、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公安机关提交的这些资格证明是不合法的，理由见辩护意见第三条。现在先假设这是真的，这些资质可以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其中的两位鉴定人人在做出鉴定的时间内具备鉴定资格，其他两位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的时候不具备鉴定资格，这还不排除有资格的两个人是否受到停业整顿等暂时不具备资格的特殊时间，没有证据证明鉴定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结论的时候都具备鉴定资质，
4、鉴定结论做出的依据不客观;致伤原因病历上明显记录为患者自己不慎摔伤所致，鉴定结论上却将致伤原因记录为被打伤所致。鉴定人不依据客观材料进行鉴定，而是另外依据被鉴定人的称述说明来进行鉴定。患者本来就有旧伤在身，鉴定结论却没有对这伤是新伤还是旧伤进行分辨，无法令人信服。鉴定时间为xxx0年的9月33日，一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鉴定结论，这种工作态度做出的鉴定结论怎么让人信服。
所以该份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且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的资料不客观，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该案两个疑点无法有合理解释。
1、被害人在检察院、法院都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要赔偿主动放弃?还是自知理亏不敢面对?还是另有隐情?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2、报案寻求公力救济的是申诉人，而不是“被害人”，案发时间是xxx0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而“受害人”治疗却在xxx0年9月10日中午12点30分才到医院治疗，既然是被人打伤，为何迟迟不去就诊，为何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治疗费用而不找致害人索赔了?无法有合理的解释，逻辑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栽赃陷害，惹火烧身，不敢面对了。
第四、邵阳市人民法院程序违法，用非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两次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自行侦查所搜集到的材料不具备合法性，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没有法律授权补充侦查两次之后，原来的侦查机关还可以自行继续侦查，也没有授权检察院可以继续侦查，所以侦查机关提供的xxx2年做搜集的赵**证言、李四证言、杨**证言、仇**证言、王五陈述、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鉴定人的资质证明、补签错误情况说明都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诉述，指控申诉人犯罪的证据不充分;鉴定结论不具备客观性;关键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对主要事实的称述都不一致且和“被害人”陈述不一致;证人在作证时说谎;第二次退补后，侦查机关继续再行侦查搜集的证据不合法;“受害人”不寻求经济赔偿且不报案无合理解释;因此检察院指控申诉人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湖南省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xx
xxx6-6-6
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1
甲方：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民族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出生，住址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民族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出生，住址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
________ 年________ 月________ 日________ 点，甲方因________ ，致使乙方________ ，后在________ 市中心医院治疗。现甲、乙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经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同意 支付医疗费及各种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人民币________ 元(大写：________ 元整)给乙方。
二、乙方 今后出现其他问题，甲方再不再承担任何的责任。
三、甲方在付款之时起，乙方XXX不再因此事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
四、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________
乙方：________
________ 年________ 月________ 日
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2
甲方(赔偿义务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系辽AXXXXX车辆驾驶员
乙方(赔偿义务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系辽AXXXXX登记车主
丙方(赔偿权利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系受害人XXX(包括配偶、父母、子女)
2010年X月X日，甲方XXX驾驶辽AXXXX号XX牌轿车行驶至XXX路段XX公里处与受害人XXX发生碰撞，至受害人XXX当场死亡的后果。本起事故经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交警大队认定，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车辆方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现辽AXXXX号车辆驾驶员被刑事拘留。经依法查明，辽AXXXX车在交管部门登记的实际车主为乙方XXX，该车在XXX保险公司XX支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强制保险。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依据《中华人民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负事故处理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胜利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经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交警大队的见证下,就事故所造成的赔偿造成调解协议如下：
一、甲方和乙方自愿一次性赔偿丙方各种法定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以及财产损失项目共计 万元(小写：元)整。
二、丙方同意接收上述赔偿款项，并放弃对甲方、乙方的其他一切权利，不再要求乙甲方、乙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赔偿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若丙方及丙方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再向甲、乙两方提任何要求，由甲方负责处理解决。
三、本协议签订后，为方便甲方和乙方进行保险理赔，甲、乙、丙三方均同意互相配合;
四、鉴于甲方被追究刑事责任已经不能避免，故甲方和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向丙方支付赔偿金 元，剩余款项元，甲方和乙方应于法院出具判决书并宣告甲方XX缓刑之日全部付清。
五、丙方对甲方的违法行为表示谅解，保证不再要求司法部门追究乙方的任何行政、刑事责任，并保证在必要时配合乙方向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说明本协议的情况，出具相关文件或证明。
六、丙方保证不再要求甲方、乙方或保险公司赔偿超过本协议赔偿数额以外的任何赔偿。因本事故产生车辆保险的赔付，由甲方和乙方进行理赔或索赔，保险赔付款项全部归甲方和乙方所有。
七、丙方保证本协议合法有效，保证没有其他权利人就此事故再向甲方和乙方主张权利，若本协议被确认无效，丙方应将已收取的全部赔偿款返还甲方和乙方，若造成甲方和乙方其他损失，则由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伍万元。
(本页无正文)
甲方：
乙方：
丙方：
交警部门：
年 月 日
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3
甲方(受害人或者其亲属)：
乙方(驾驶人或者其亲属)：
丙方(车辆挂靠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时 分许，乙方 驾驶 车牌号为的` 车 行驶至 县 路 居民区附近时，不慎与甲方的 发生交通事故，致 当场出现人身损害，财产受到相应损失。甲、乙、丙三方就赔偿事宜，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和丙方自愿一次性赔偿甲方各种法定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以及财产损失项目共计万元(小写：元)整。
二、甲方同意接收上述赔偿款项，并放弃对乙方、丙方的其他一切权利，不再要求乙方、丙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赔偿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若甲方及甲方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再向乙方提任何要求，由甲方负责处理解决。
三、本协议签订后，为方便乙方、丙方进行保险理赔，甲、乙、丙三方均同意互相配合就本事故的赔偿事宜通过非诉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若法院出具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确定的赔偿数额与本协议不一致，三方仍保证按本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履行。相关诉讼费、律师费及办案费用由乙丙两方承担。
四、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赔偿金元，剩余款项元，乙方应于法院出具判决书之日全部付清。
五、丙方为乙方提供保证担保，若乙方不能按时支付上述赔偿款项，则由丙方代为支付。丙方代乙方支付赔偿款项后，有权向乙方追偿。
六、甲方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表示谅解，保证不再要求司法部门追究路甲友的任何行政、刑事责任，并保证在必要时配合乙方向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说明本协议的情况，出具相关文件或证明。
七、甲方保证不再要求乙方、丙方或保险公司赔偿超过本协议赔偿数额以外的任何赔偿。因本事故产生车辆保险的赔付，由乙方和丙方进行理赔或索赔，保险赔付款项全部归乙方和丙方所有。
八、甲方保证本协议合法有效，保证没有其他权利人就此事故再向乙方、丙方主张权利，若本协议被确认无效，甲方应将已收取的全部赔偿款返还于乙方，若造成乙方或丙方其他损失，则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九、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伍万元。
十、此事故双方一次性了结，别无其他任何纠葛。
十一、本协议一式四份，自三方签字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交警部门各留存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丙方：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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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理赔协议书填写要求
机动车双方之间发生不涉及第三方的;没有人员伤亡，且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的;机动车能够驾驶移动的;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发生上述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应当将车辆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按照本程序处理。
一、双方应相互查验驾驶证(双方要主动出示驾驶证，相互查验驾驶证照片与其本人是否相符)、行驶证和保险凭证(是否有效)，自行确定事故责任。建议当事人使用手机等方式记录事故现场，拍照对方车损位置及车损状况。
二、双方均应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索取报案号，填写《机动车交通事故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各执一份，到快速理赔中心。切记填写完毕后方可离开事故现场。
三、《协议书》填写办法：
(一)事故时间一栏，须填写阿拉伯数字，精确到分钟。
(二)事故地点一栏，须填写事故发生在某区某路(或路口)、某街的具体地点。
(三)姓名一栏，填写各方当事人姓名，填写前须核对各方驾驶证或身份证。
(四)车辆牌号一栏填写车牌号及车型，如黑色牌照的号牌应在号码后注明(黑牌)。
(五)保险公司一栏，填写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简称及保单起止日期，填写前须核对各方交强险标志或保单。
(六)电话一栏，填写随时可以联系的电话号码，填写后相互打电话确认。
(七)保险公司报案号一栏，当事人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会反馈一个报案号，将此报案号填写在本栏中。
(八)事故情形一栏，对应事故情形在相应的“□”内划“√”，对第7项和第8项需简要描述事故情形。
(九)物损情况一栏，在相应碰撞位置划“√”;有其他财产损失的，在其他物损栏填写;无其他财产损失的，在其他物损栏填写“无”。
(十)当事人责任一栏，对应当事人所承担的事故责任在相应的“□”内划“√”，填写完毕后，当事人共同签名确认。
(十一)到达快速理赔中心时间一栏，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商定选择定损的理赔中心(《协议书》背面有名称及地址)并注明、填写到达理赔中心的时间(事故发生起不超过24小时)。填写完毕后，当事人共同签名确认。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到且联系不上的，按交通肇事逃逸论处。
(十二)赔偿情况一栏，对于当事人自愿放弃保险索赔的，根据事故双方的协议内容填写，并签名确认。未放弃保险索赔的，不要填写。当事双方自愿放弃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就损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现场赔付现金当场结案。当事双方填写《协议书》记录协议内容及赔偿履行情况，作为证据留存。
四、当事人在撤离事故现场或驶向理赔中心的过程中，为规避责任而故意逃离的，按交通肇事逃逸论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处200元-1500元罚款，记12分，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保险公司按规定应于次年上浮逃逸车辆保险费。
另方当事人应记清逃逸方的车型、车号、逃逸驾驶人特征等基本情况，将车辆就近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立即拨打“110”报警，等候交通警察到现场进行处理。根据《办法》规定，逃逸方当事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对投保商业车损险的受害方的车辆损失，由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按规定先行赔付。案件侦破后，由保险公司向逃逸方追偿。
五、对于无责方当事人无损失或损失轻微，不要求赔偿的，为了保证全责方能够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无责方也需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报案，并填写《协议书》。
六、交强险财产损失互碰自赔处理办法：两车互碰，双方必须有交强险，而且没有到期，事故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各自的车损失不超过2000元，双方都有责任，包括同等责任或主次责任，双方都必须同意采用互碰自赔，这种办法才能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