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有许多种地方语言，例如四川话、广东话、宁波话……这些方言各有各的特色，非常有意思。
我的家乡在宁波，那是一个盛产海鲜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说着有趣的宁波话，比如我们这里说的“小弯”就是“男孩”的意思，“小娘”说的就是“女孩”的意思……因为我从小接触的都是普通话，所以这些难懂的宁波话着实让我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听大人们在聊天，我凑了过去，但他们说的话，在我听来像“火星语”一样。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听到了一个词——“四只眼”。这下我糊涂了，嘀咕着：“‘四只眼’是什么东西？有四只眼睛的.人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妈妈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问清原因后，她大笑着说：“‘四只眼’就是指一个人戴了眼镜，就像有了四只眼睛。世界上哪有四只眼睛的人？”听了妈妈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四只眼”在宁波话里是指戴眼镜的人，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当然不止这一件事，还有更有趣的呢！那天，我正想吃零食，妈妈说：“佳慧，不要吃了，我待会儿给你吃‘块’。”我愣了一下，“什么‘块’，普通话怎么说？”妈妈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块’，问那么多干吗？”说完，妈妈去洗“块”了。我越想越奇怪，也跟过去看，原来是一个个像米馒头似的东西，只不过，米馒头是软的，而“块”是硬的。妈妈说：“这个切开，蒸一下就可以吃了，在上面撒些糖，可好吃了。小时候，我们想吃也吃不到。”真的是这样吗？我围着“块”打转。“块”终于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咬了一口，好黏好烫，粘在牙齿上怎么也掉不下来，我着急地大叫，妈妈也手忙脚乱地来帮忙……事后，我查了一下字典，想知道这“块”到底是怎么写的，但怎么也查不出来。好奇怪，为什么会叫“块”？是不是切成一块一块吃？……唉，宁波话真难搞懂。
在生活中，总有许多方言会让我们闹出笑话，但只要听懂了，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出生在宁波，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宁波人，但是我却不会说宁波话。因为爸爸和妈妈一直喜欢用普通话交流，家里几乎不讲宁波话，谁让爸爸不是宁波人呢？
等我上了小学，外婆就觉得宁波人是不能不学宁波话的，因为宁波话又亲切又有味道。就这样，开始了我好玩又有趣的`学宁波话经历。
记得有一次，外婆煮了一大盘的螃蟹，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快吃吧，趁热吃，这些螃蟹交关壮的（宁波话读zhang）。”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脏呀，螃蟹难道没有洗过吗？”妈妈听了以后就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轩轩，那个外婆不是说“脏”，而是说“壮”，就是肥的意思，螃蟹很肥的了。”我这才恍然大悟。
这件事儿以后，我很喜欢用“zhang”这个宁波话了，时不时会冒出一句：“妈妈，你看那个人真zhang呀！”妈妈哭笑不得地纠正我，用“zhang”形容人是不礼貌的，一般会说“结棍”，“这人交关结棍”。然后我又喜欢上了“交关”这个词，到处用，“交关好”，”交关多”，“交关美”我就觉得宁波话超级好玩。看我这么有兴趣，外婆教了更多有趣的宁波话，什么很旧很旧叫“旧那那”，很直很直叫“笔笔直”，做人没意思叫“淡势势”，还有滚烫滚烫叫“哒哒滚”……然后我就爱上了这种宁波话，并把它用到一些奇怪的地方，让老妈和外婆又气又笑。
听了我的故事，你们也觉得宁波话很好玩吧，大家一起来学吧！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浓茶来呐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钟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刹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x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x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x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x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x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x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x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x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