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首演之夜，王安忆谈话剧《长恨歌》——
好作品还需时间慢慢沉淀
距离原版本最后一次上演已经8年，作家王安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再次走上话剧舞台。昨晚，历时3个小时的《长恨歌》谢幕之时，作家王安忆成为全场焦点。人们对她的到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一些人对她继发布会现身后再度出现在剧场感觉意外：这可不就是那位连自己出版新书都不见得愿意为之站台的女作家!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长恨歌》这是一曲女人的悲歌。
她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方式，永远罗曼蒂克地追求生活。在作者传神的叙写中，我透视时间隧道，在流动的画面中迷失：哪是此地，哪是彼地!无数代无数个王琦瑶在挣扎中幻灭涅磐又重生。红颜逝水，在所有岁月的打磨之后，存留的虽依稀，却绝对地面目全非。
这是只有女人才能读懂的故事。笙歌宴罢，月深人静，她是怎样一次又一次收拾起杯盘狼藉的心，稳住心性，无论明天怎样，在有梦无梦之间，在澄明和混沌之间：伸或张，梦或醒。
女人常常是这样的：年青时在绚丽虚荣的迷惑下，不知道想要什么，因为不甘平凡便选择冒险;而戏散后面对着空旷的灯火阑珊，才恍然：少女时代梦了那么久的期盼原来只不过是来不及回眸的一闪而过。而个中滋味是：创伤未愈时的鲜血淋漓，是结痂后无法释怀的一种比较，是走远了还想回眸，假定中还想拥有，是幸福不再的一种怆然。说到底，女人的生命太脆弱，脆弱得经不起一个玩笑或一种假定。
成年后，终于明白了婚姻的实质，相守的内涵。而等待后的邂逅，竟是那样一种变了味的安慰。正像席慕容诗中所写：“我不愿再见你，因为再见的已不是你，只是一些沧桑的岁月和流年。”无非是隔着岁月的风尘，依稀望见旧时模样。相处可以和谐而安定，是因为没有忘却和改变的那部分，而那无意中流露的陌生，便摧毁了那以青春流逝为代价的守候，依然守不住相守。而在心里，我多么希望可以这样诠释痴情的等候：“如果你所有的流浪都是因为我，我如何可以不爱你风霜的面容;若世间的悲苦你都已为我尝尽，我如何可以不爱你憔悴的心。”
错过春花，又错过秋月，不经意间已近暮年;设计了又设计，企盼了又企盼，最后终结在戏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情节。人生如戏，哪一场是戏内，哪一场是戏外!温泉水滑，芙蓉帐暖;恩爱情绝，天上人间。原来繁华过后是一梦!
短短的一生，长长的遗憾，在“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中，还是之外?何为满，何为缺?既然注定生有传奇，憾又何憾!悲莫悲兮!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李隆基和杨玉环，这是中国历史上被炒糊了的一段爱情，人称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当了领导的时髦青年和他的明星老婆的的肥皂剧，本质上和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没区别，只是他们在过程上比克林顿他们要大胆得多，造成的后果也严重的多。据说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对小老婆从一而终的人，这为给历代政治家的感情冤案进行昭雪提供了理论依据。
李隆基这人是个情种，他明媒正娶的老婆因为想当革命家，这和时髦青年李隆基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于是两人离了婚。他人到中年的时候二婚的小老婆也死了，没了女人的小资男人李隆基正在闷燥的当儿，遇见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唯一一位以美闻名的肥婆杨玉环。杨玉环是个女知识分子，舞蹈演员出身，懂文学，爱音乐，在遇见李隆基之前就是全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算得上当时的大明星了，从层次上说也比李隆基以前的两个老婆高出了不少。李隆基以前没接触过女知识分子，有一天闲着无聊，问起大唐帝国文艺工作的情况，有人说有个叫杨玉环的艺术家不错，有两把刷子，李隆基本着对文艺战线的关心让人把她招进宫来谈谈心。那天女知识分子杨玉环不知搞些什么，居然穿着一件类似道袍的新潮衣服进了宫，有艺术细胞的李隆基一看，当时就惊呼：酷，太酷了，不愧是艺术家，连穿衣服都那么与众不同。接下来两人对涉及文学音乐舞蹈的各类艺术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对文艺届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研讨，半拉子文学青年李隆基完全被杨玉环给征服了，杨玉环临走的时候，李隆基拉着她的手，情不自禁地叫出了“杨姑娘，我喜欢你。”，这么着，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没过几天李隆基就第三次结了婚，新娘自然是杨玉环，两人的婚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半瓶醋才子和半吊子佳人的结合。按理说杨玉环这人没什么大毛病，她一不想当革命者，二也不想当革命者的老婆，就想和李隆基一块过日子，研究舞蹈音乐，探讨文学创作，最多也就是写个剧本导演一幕话剧给全国劳动人民有几部戏看，这体现了一个优秀女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可她有一样毛病，就是自己可以不要求什么(最多要吃点新鲜荔枝，这对一个著名艺术家根本不算过分的要求)，但见不得家里人受苦。杨玉环有三个姐姐外加一个大哥，她在李隆基面前撒了几回娇，她老爸就成了大唐众议院的议长，她的三个姐姐成了韩国，虢国和秦国的妇联主任，当时分别叫大姨，三姨和八姨，这名号有些怪，估计二姨，四五六七姨被李隆基的前两个老婆的.姐妹们用了。这位爷和这三位姨倒还算老实，没搞什么革命运动，也没怎么腐化。关键是还有那位大舅子杨国忠，这位可不是省油的灯，属于那种有理想有抱负外带一腔革命热情的主，这类人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要造反，革命热情消退的时候就搞腐化。李隆基一犯糊涂，让他当上了总理，这下埋下了祸根。
杨国忠当上总理后革命热情迅速消退，于是开始腐化，自己腐化不说，还拉着李隆基的秘书高力士一起腐化。这杨国忠属于搞歪门邪道上来的人，在军队原本里没什么背景，他不但不搞点增加军费开支，搞好军民共建之类的工作，还一个劲地向大军区司令安禄山要钱，安禄山心说我点钱容易吗，你这么要来要去，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完。眼看着李隆基到了没事开始犯糊涂的年龄，杨国忠除了腐化也没别的能耐，正是发动革命运动的最好机会，安禄山一咬牙，伙同军区副司令员史思明闹起了革命。
老糊涂了的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杨国忠一家子跑出了长安，丢了首都不说，这大唐帝国眼瞅着也要玩完。这当儿他手下那些觉悟了的下层士兵不干了。战士们早就对杨国忠他们这一伙腐化分子深恶痛绝，于是放出话来，要是不杀杨国忠，咱们就提前退伍。李隆基这时那敢得罪这些爱国士兵，咬咬牙也顾不上做杨玉环的思想工作，就把杨国忠给杀了。战士们还没完，说杀杨国忠不成，还得杀他妹妹杨玉环，这下轮到李隆基不干了，心说：我连总理都给处置了，你们还想要我老婆的命，也太不给面子了。于是派秘书高力士去作说服教育工作。这高力士眼看情况紧急，再不杀杨玉环，别最后他们要求来杀自己，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对李隆基说：没法子，不杀要出大事。李隆基一看连杨国忠的铁哥们都这么说，知道没辄了，经历了与杨玉环的一番生离死别，终于绞死了优秀的女知识分子杨玉环。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悲剧，后来有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写成了不朽的诗篇《长恨歌》传唱千古，在运动中含冤死去的杨玉环终于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