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的方式来看，海明威的小说的对话是“展示”，而不是“讲述”。它是属于柏拉图所区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种，而不是“纯叙事”的那种，它想造成一种程度不同的“模仿错觉”，就是“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而是某一个人物在说话的假象。两者相比，“纯叙事”的叙述和事件的距离较大，不如“纯模仿”直接。对话使叙述者完全让位于人物，它把模仿话语推向极端，彻底抹去了叙述的痕迹，把发言权全部交给了人物，并使他占据前台。在这种情形下，作者的影子消退了，好象只存在
为了配合这种表达的简洁，他的对话尽量写得很好懂，不用深奥冷僻的词，不用大词，而用小词，只要读者按照顺序读下来，完全能明白每一段话的说话者是谁。另外，每次参与对话者一般两个，一问一答，或聊天，或争论。之所以保持在两个人这个量度，而不是多个人，是因为人一多，在省略说话人姓名的情况下，读者不容易搞清谁说哪一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要出现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对话时，海明威一定标明说话人的姓名。
海明威还写出了“风格化了的口语”，他的对话句子短，结构简单，没有什么华丽词藻。这种风格化的口语的特点是：采用美国中西部人民的口语及其节奏，又搀杂着不同地方色彩的语言，有古巴哈瓦那的语言，西班牙瓜达拉马山区的语言，西班牙式英语;有渔夫的语言、斗牛士的语言、猎人的语言等，读来如闻其声，往往给读者一种真正语言的幻觉。他们所选用的词汇、发音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说海明威小说从不花俏，力避形容词、副词等修饰语，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对话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海明威小说大量使用对话，而对话是不能花俏的，因此，大片大片的日常化的语言造成小说整体的朴质无华。在现代叙事学中，叙事的手段多种多样，各有千秋。海明威之所以钟情于对话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其原因是：用结构主义的“距离与角度”的理论来观照，人物的对话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叙述则难以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另外，对话比叙述来得更为简洁，也更为生动可感，蕴涵更为丰富。鉴于对话具有如此大的优越性，小说大师海明威毫不犹豫地采纳它，并将它的魅力发挥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使得他的小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男女关系
从男女关系的主题去分析海明威，不难看出，尽管热衷于描写男人的野性与英勇，海明威却间接表现了他对女人的恐惧与憎恨。他的“准则英雄(code heroes)”都在孤军奋战，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终还是要分离。强烈的命运感和死亡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普遍体现。其杰作《老人与海》更是勾勒了一个纯粹男性的世界。D.H.劳伦斯在海明威短篇小说中观察到一种男女关系模式：“一个人想无拘无束。只要避免一件事：卷入进去。绝不能卷入进去。如果你被某件事情缠住，摆脱它。别被缠住。摆脱它，离开。”
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例，这是关于罗伯特·乔丹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一次炸桥任务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乔丹和玛丽亚的浪漫爱情，他们仅仅拥有了三天的浪漫，乔丹撤退时腿部受重伤，不能和玛丽亚去马德里。在山里的三天时光是乔丹生命中最美好的，他与玛丽亚的爱情虽然短暂，却实现了永恒，乔丹的爱情在革命事业面前做出了牺牲。他知道面临危险却依然前行，为西班牙人民献身。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一选择也反映了海明威的残忍。他不知道如果乔丹和玛丽亚共同安全撤出是否就预示着美好生活的开始。他宁愿选择光荣地死，而非浪漫携手终生。在《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一开始并不对凯瑟琳认真，而认为仅仅是一场游戏。“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 ，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以凯瑟琳做手术时亨利的一段独白为例，有评论家认为凯瑟琳的死与亨利对她的敌意有关，在最后一章里，当凯瑟琳做手术的时候，短短的一段话内，亨利19次想到凯瑟琳将要死去，“死”一词的反复出现似乎是着了魔一般的焦虑，当凯瑟琳在手术台上充满痛苦地流血的时候，亨利两次出去喝酒，还吃了东西——因为他饿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凯瑟琳死了。再以《在异乡》中“少校”和“我”的对话为例，这个故事中提到少校年轻的妻子死于肺炎：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少校的话，也是海明威的内心独白。海明威用他的笔将小说中的女人一一处死，男主人公则是“硬汉”，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伤痛。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好女人终将死去或已经离开人世。正如《老人与海》中唯一一次提到圣地亚哥的妻子是“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这是海明威理想的爱情结局：老夫妻度过了一生的美好时光，善良的妻子已经离世，鳏夫在海边独自捕鱼。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男女的分离通常是以某种强大的外力——以极端死亡的形式出现——作用而成。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为例，在第一部小说中，造成杰克和布蕾特分离的是杰克的性无能;第二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分离因凯瑟琳难产而死;在第三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海明威似乎通过这种所谓的“命运”因素来掩盖他对与女人一起生活的恐惧。
懂点叙事学,再来读《边城》
作为一曲人性美的田园牧歌，《边城》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在进入江苏高考语文文科附加名著目录后，它更引起高中生的广泛阅读。为达到阅读有效的目的，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泛读精读都是方法，但本文想以叙事学的叙事性要素为切入点，从叙述话语的时间、意象、叙述内容的结构等方面对《边城》作一些导读分析，以便更好帮助学生总体把握文本，阅读理解这部作品。
《边城》以小镇茶峒为背景，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边城》是沈从文久负盛名的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幽远的牧歌情调，为更好帮助学生阅读这部作品，整体理解把握文本，下面就从叙事学的方面来作一个简单的导读：
一、时间
“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往往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意味着它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1]在小说的前三章中(除翠翠的身世介绍及第三章末)，我们跟着作者的叙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湘西小城。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明显的时间界限，看到的是似乎凝止的时间，正是这样，这成为后文时序变换的落脚点。
第四章是倒叙，回忆两年前的第一个端午节，翠翠和二佬就是这时候认识的，第五章回到现实中，但在其中又插叙了翠翠对第二个端午节的回想，也表明翠翠心中想着二佬，而且大佬也是出现在这个节里，再往后就是本文时间的序列与故事序列就一致了，在最后一章中又补叙了杨马兵追翠翠妈的事情。
“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叙事作品所描写的某些独特的时间刻度，也受到非常深刻的人文化了。这里所讲的独特的时间刻度，在中国作家笔下经常采用的是：生日和节日，他们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结。”[1]《边城》的叙事过程正是这样，与端午节息息相关。
翠翠与二佬的爱情故事集中在春夏季节，而高潮往往是端午节这些天，没有这个节日，他们不会相识、相爱。第一次端午节，描写翠翠看龙舟赛，结果与爷爷走散，正好遇见了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派人将翠翠送回家，两人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朦胧的好感;第二次端午节，翠翠不能忘记上个端午节遇见傩送的事，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上去看赛龙舟，后遇大雨，为避雨，祖孙两人到船总顺顺家，没有见到傩送却遇上了大佬天保，这就为日后兄弟两个唱歌埋下了伏笔。第三次端午节场景出现时，翠翠听闻傩送要娶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女儿。这对翠翠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她对傩送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作家通过这三个相似的端午节场景巧妙记录了翠翠与傩送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
南通2010届三模卷就出过关于三次端午节的题目。江苏高考2014届多选“由今年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写起，回溯之前的两个端午节，因而整部小说都洋溢着赛龙舟、捉鸭子的狂欢气氛。 ” 三个端午节并没有都洋溢着狂欢的气氛。如果学生能够在阅读文本时注意“时间”这个点，做好归纳整理，那这类题目自然不在话下。
二、意象
“意象的选择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时是动态中包含着创造，包含着意义的附加和激发.高明的意象选择，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1](P279-280)意象是故事的“眼睛”，点亮故事。
《边城》中有很多的意象，如渡船和碾房为爱情与金钱的比照，碾坊是指傩送与王团总女儿的婚姻，而渡船是傩送和翠翠的婚姻，这组意象正好出现在江苏高考2013届语文加试的考题中：“得座碾坊”和“得一只渡船”分别指什么? ”
意象还有白塔，这与茶峒风水有关，可以理解为是茶峒人精神的庇护所，就翠翠而言，白塔也就是老人，白塔的圮坍也表明了老人的逝去。
而在翠翠与二佬的爱情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一鱼一草”(“鱼咬人”和“虎耳草”)，这两个意象在故事的前进发展中意义不断丰富， “鱼咬人”最早出现在第四章中，翠翠看完龙舟后正等爷爷，二佬开玩笑说：“……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在稍后的文章中，老船夫拉船问翠翠时，翠翠故意堵气说自己早被大河里的鲤鱼吃去了。为什么不用其他话来回应老人，而用了鱼吃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翠翠对二佬有隐隐的好感。
第五章中长工又提起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翠翠的话语。“鱼”将翠翠与二佬自然联系了起来。第六章中老人又有意地说了“大鱼吃掉你”第十章也有“大鱼咬你，”“鱼”的意象由男主人公二佬提出，与此对应的，是由女主人公翠翠提出的“草”，虎耳草出现在第十四、十五、十七章中，伴随草的是翠翠的爱。如真如幻，是青春的气息对翠翠心里的冲击，隐隐写出了翠翠心中更深的“梦”，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自己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想象，沈从文分别用男女主人公提出的意象巧妙将两人联系在一起，传达人物情愫，符合人物个性，表露内心世界，丰满人物形象。
“草”和“鱼” 是情感的外化，而在文中有相当地位的黄狗则含蓄地写出了外化的一个翠翠，或者说是翠翠性格中的另一个组合部分，黄狗意象是对翠翠的补充，开篇就写到“这人家只是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在文中黄狗和翠翠几乎形影不离。黄狗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是翠翠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是一个忠诚的卫士，有人称黄狗“是翠翠和爷爷身边的孤独守望者”。
先是黄狗发现了赛舟，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翠翠还骂了黄狗，但当他发现赛舟后，便“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发小溪”此时黄狗是翠翠行为的先兆，他们都是活泼好动，爱热闹的。
在第四章翠翠与二佬的初次见面时，黄狗也在场，二佬与翠翠开玩笑，黄狗吠起来，既可以理解为黄狗的通人性，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但也可以理解为这是翠翠的自我反击，是温顺的她的另一面，可以将翠翠性格中的一些方面转移到黄狗身上。第八章中黄狗陪同翠翠守船时的举动也十分有趣“黄狗坐在船头，每当船拢岸时必先跳上岸边去衔绳头。”这是作为主人的一种自豪感，任何人都是这样，戴着崭新的斗篷的翠翠是自豪高兴的，狗也是，黄狗满船嗅不已是因为新奇，翠翠虽然斥责了它，但翠翠心中也是满怀新鲜的。 第十章中，翠翠在傩送家楼上观看龙舟赛时，听到旁边有人议论王团总的女儿要和傩送结亲并以新碾坊作陪嫁一事，翠翠心中不自不觉地产生一种烦恼和忧愁， “心中老不自在，只想借故跑去”。但她也没跑开，真正跑出去的是黄狗，翠翠想着二佬，黄狗却已经化为行动到外面去了。翠翠后来下楼看到狗便叫唤狗过来， “黄狗张着耳叶昂着头四面一望，便猛的扑下水中，向翠翠方面泅过来了”“狗身上已全是水，把水抖着且跳跃不已”其实这也是翠翠心中想着先前落水的`二佬，只是碍于一些什么也不便明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面对失足落水的傩送和找了多时才泅水而来的大黄狗，翠翠就把这种烦恼和忧愁转移到傩送身上。她说的这句话，是一语双关，表面是责怪黄狗乱跑与落水，实际上是责怪傩送，至于责怪傩送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在翠翠已感到傩送对自己有意情况下，这句话中又拿黄狗来说事，也传达翠翠一种欢喜的心理。2015届江苏高考简答题正是考了这一细节的丰富内涵，“翠翠对黄狗说话这一情节，体现了她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因为听到碾坊一事，心中有些忧愁、嗔怪;因为二老明明对自己有意，又隐隐地有些欢喜。)
黄狗既写出了湘西人家与自然的和谐，有重要的陪衬作用，却也为翠翠补充了形象，使翠翠形象更为丰满，也使人物与这灵性动物的关系更友善、互助，洋溢着人文化的情调。
三、结构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叙事作品结构的双重性，他们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1]“结构之道和结构之技的双构性，在现代小说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态。时空结构实行反复的穿插和折叠，叙事结构的双构性也就是崇尚采取一明一暗的两条结构线索，在它们的纠缠、对比和撞击之中产生哲理的升华。”[1]
在《边城》中，作者以一条明线带动两条暗线结构整个故事，我们知道明线即为翠翠和二佬的爱情故事，这条明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翠翠的成长线路，最后“……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文中还有两条暗线，暗线一即为与明线对比的翠翠父母的悲剧，在第一章中作者全知全觉的讲述，第七章中老人旧事中回忆，第十一章中老人想起翠翠的母亲，第十三章中唱歌的风气，还有第二十一章杨马兵的追忆，从中我们看到了翠翠父母相爱的悲剧，他们虽然结合了，但仍然是悲剧，这与翠翠的悲剧相交织着对照作用，翠翠――翠翠母亲，二佬――翠翠父亲，大佬――杨马兵，他们的形象相互对应，虽然我们都希望翠翠这个纯洁善良的女孩可以得到幸福，文中末尾也提到顺顺愿意接纳翠翠，小说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 ‘明天’回来!”是无言，但也不排除希望，但如果从两条线索的映衬来说，翠翠的爱情注定了是一个悲剧，即便二佬“明天”真的回来，他们都是那么善良，但还是没有美满的结果，用小说的话说，就是“谁也无罪过，只应‘天’负责”。
暗线二即为翠翠“保护者”角色的转换，毋庸置疑，老人去世之前一直都是翠翠的保护者，但翠翠头脑中也有一些想法“假若爷爷死了?”第一次端午节看赛龙舟就是一个契机，老人和老朋友喝酒去了，在翠翠一个人孤寂害怕的时候，二佬出现了，开了玩笑，被翠翠误会，但慢慢毕竟以保护者角色出现，至少翠翠心里是这样想的，老人的保护者角色也就淡化了，而在老人看来“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了，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老人主观上认为的人就是大佬，但在故事发展中，我们知道翠翠越来越强烈的认为自己可以托付终生的人是二佬，在大部分时间里，二佬即为翠翠的保护者，但随着大佬的不幸身亡，二佬的离开，老人的逝去，翠翠似乎没有了保护者，最后我们发现原来还有一个杨马兵，而这个杨马兵也就是当年追求翠翠母亲的一个失败者(唱歌比不过翠翠父亲)，这又与暗线一的爱情悲剧撞击到了一起。一明两暗的穿插，折叠引发出强大的冲击力，使小说的悲剧意味凝结于湘西的土壤中，扎根于湘西的文化中，给人以回味的余地。
《边城》作者“要表现的本是‘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却想借助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2]对于高中生来说可能有一定难度，但希望这种叙事导读可以帮学生打开一扇窗，让他们通过窗在淳朴浑厚的湘西看到这个美丽的爱的故事。
注释：
[1]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何娴 江苏省常熟市王淦昌中学 215531)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Miller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活动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1961年7月2日用散弹枪自杀。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岛在湾流中》(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语言风格
朴实
海明威有着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他常以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内容，用基本词汇、简短句式等表达具体含义，用名词、动词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从句式上看，海明威常用简短的陈述句进行语言表述，他认为没有必要用文字修饰雕琢来哗众取宠，只要将事物描述清楚就行，其他的则由读者来决定。如对《老人与海》中老汉用鱼叉制伏大鱼的情景，作者描述为“老人放下钓索，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力气，加上他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在这些描述中作者没有使用任何修饰成分，只是将动词、名词简单组合就描绘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这种质朴无华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深刻的艺术境界与艺术底，这种质朴的语言也使海明威的作品具有了更多的亲和力与真实性。
海明威的小说语言就有着不冗不赘、文体轻松、造句简单、用词平实的特点，他常以基本单词为中心来构造单句，很少使用表达思想的形容词与副词。《永别了，武器》的第二十六章中，有一段亨利与牧师关于战争的对话，这段对话就十分简洁、凝练，没有任何浮华的修饰语，但从中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在小说《杀人者》中，使用了许多简练的短语，用口语化对话的形式展开情节，通过对话避免了许多解释与繁杂的背景交代，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直观
文学艺术要表现情感，但情感却是依靠事物的外观透视出来的，越是对事物外观的直接描摹，越能产生强烈的视觉真实性，越能拉近读者与作家的距离。海明威用高度清晰的视觉化语言，将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印象付诸语言，写出了事物的形状、颜色、味道等，以直接的物象表现宇宙与生命。如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曾这样写道，男人躺在帆布床上，他越过含羞树的浓荫向阳光炫目的'平原望去，有三只硕大的鸟讨厌地蹲着，还有许多在展翅翱翔。海明威用这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就是为了突出物象的清晰度与可视可感度。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印象派大师塞尚密切相关，从塞尚那里海明威学会了怎样控制读者的目光，如在早期小说《在密执安北部》中海明威就将视点集中于年轻姑娘莉芝·科茨身上，随着她的眼光描写景物，以此来暗示其纯洁无邪、乐观天真，对未来充满憧憬。
复合句与分句短语的使用比较符合正式文体，但句子过长使人看起来比较费劲，因而，海明威在对话中就力求克服这一缺陷，用简洁、流畅、有鲜明节奏感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这种文字表述常能产生视觉化的效果，给读者带来了视觉冲击。如《老人与海》中，大马林鱼拖着老人桑提亚哥游了一天一夜，老人几乎晕倒，但仍坚持不放弃，这时作者用极为简洁的几个字“拉呀，手啊，他想。站稳了，腿儿”，准确表达出老人的疲劳感，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视觉与心理感受。在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的结尾，作者就用不厌其烦地重复“那就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求求你”，形象表达了姑娘的心烦意乱，并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含蓄情感
海明威有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他强调写作的客观性与主题思想的隐晦含蓄，反对作者直接出场对人物进行评说与暗示，他常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用有限的形式表达无尽的内涵，因而，他的小说在外观不动声色，但内在情感却是丰厚炽热。“冰山原则”是海明威的创作原则，他坚持认为应该从繁杂的社会生活中撷取最有特征的情节，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按照“冰山原则”留下八分之七的空间让读者思考与揣摩。如《永别了，武器》的结局，亨利不顾护士的阻拦执意要看妻子的遗容，可是看到妻子遗体时没有一句表述，也没有一滴眼泪，这种无声的诀别实现了不解释而得到解释，疏远与冷淡而实现关怀的目的，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海明威常通过对形象的刻画，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隐藏于背后，通过对物质世界的表现让读者去思考，去想象，这种写法虽是寥寥数笔，却是入木三分，将人物的情感深刻地刻画出来，表现出一种不为命运所屈服的硬汉精神。
海明威常努力摆脱主观情感对作品的影响，用一种近乎客观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因而常被人贬称为“哑牛”。其实，批评者只是流于作品表象，并不了解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德国作家棱茨曾言，海明威通过无动于衷而达到激动，通过不加解释得到解释。在《白象似的群山》中几乎通篇都是对话，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踪迹，但在对话中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此外，海明威非常擅长用语言的歧义性来表达象征意义与思想内涵。如《永别了，武器》中的武器就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战争的含义，另一方面是爱情的含义，它象征着小说的两个主题反对战争与告别爱情;《白象似的群山》中，“elephant”一词不仅有大象的含义，还有没用、累赘的意思。
对话
从叙事的方式来看，海明威的小说的对话是“展示”，而不是“讲述”。它是属于柏拉图所区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种，而不是“纯叙事”的那种，它想造成一种程度不同的“模仿错觉”，就是“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而是某一个人物在说话的假象。两者相比，“纯叙事”的叙述和事件的距离较大，不如“纯模仿”直接。对话使叙述者完全让位于人物，它把模仿话语推向极端，彻底抹去了叙述的痕迹，把发言权全部交给了人物，并使他占据前台。在这种情形下，作者的影子消退了，好象只存在故事中的人，而不存在叙述人、说故事的人，换句话说，叙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尽可能不留下讲述的痕迹。这种叙事方式，就其与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非常接近，近乎等于零;就其所传达的叙事信息而言，显得细致入微。海明威选用对话的叙述手段，其用意在于“展示”，追求完美的模仿。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为了突出对话，一开篇就是对话，非常突兀，这是展示型方式的叙事。
为了配合这种表达的简洁，他的对话尽量写得很好懂，不用深奥冷僻的词，不用大词，而用小词，只要读者按照顺序读下来，完全能明白每一段话的说话者是谁。另外，每次参与对话者一般两个，一问一答，或聊天，或争论。之所以保持在两个人这个量度，而不是多个人，是因为人一多，在省略说话人姓名的情况下，读者不容易搞清谁说哪一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要出现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对话时，海明威一定标明说话人的姓名。
海明威还写出了“风格化了的口语”，他的对话句子短，结构简单，没有什么华丽词藻。这种风格化的口语的特点是：采用美国中西部人民的口语及其节奏，又搀杂着不同地方色彩的语言，有古巴哈瓦那的语言，西班牙瓜达拉马山区的语言，西班牙式英语;有渔夫的语言、斗牛士的语言、猎人的语言等，读来如闻其声，往往给读者一种真正语言的幻觉。他们所选用的词汇、发音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说海明威小说从不花俏，力避形容词、副词等修饰语，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对话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海明威小说大量使用对话，而对话是不能花俏的，因此，大片大片的日常化的语言造成小说整体的朴质无华。在现代叙事学中，叙事的手段多种多样，各有千秋。海明威之所以钟情于对话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其原因是：用结构主义的“距离与角度”的理论来观照，人物的对话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叙述则难以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另外，对话比叙述来得更为简洁，也更为生动可感，蕴涵更为丰富。鉴于对话具有如此大的优越性，小说大师海明威毫不犹豫地采纳它，并将它的魅力发挥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使得他的小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男女关系
从男女关系的主题去分析海明威，不难看出，尽管热衷于描写男人的野性与英勇，海明威却间接表现了他对女人的恐惧与憎恨。他的“准则英雄(code heroes)”都在孤军奋战，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终还是要分离。强烈的命运感和死亡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普遍体现。其杰作《老人与海》更是勾勒了一个纯粹男性的世界。D.H.劳伦斯在海明威短篇小说中观察到一种男女关系模式：“一个人想无拘无束。只要避免一件事：卷入进去。绝不能卷入进去。如果你被某件事情缠住，摆脱它。别被缠住。摆脱它，离开。”
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例，这是关于罗伯特·乔丹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一次炸桥任务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乔丹和玛丽亚的浪漫爱情，他们仅仅拥有了三天的浪漫，乔丹撤退时腿部受重伤，不能和玛丽亚去马德里。在山里的三天时光是乔丹生命中最美好的，他与玛丽亚的爱情虽然短暂，却实现了永恒，乔丹的爱情在革命事业面前做出了牺牲。他知道面临危险却依然前行，为西班牙人民献身。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一选择也反映了海明威的残忍。他不知道如果乔丹和玛丽亚共同安全撤出是否就预示着美好生活的开始。他宁愿选择光荣地死，而非浪漫携手终生。在《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一开始并不对凯瑟琳认真，而认为仅仅是一场游戏。“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 ，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以凯瑟琳做手术时亨利的一段独白为例，有评论家认为凯瑟琳的死与亨利对她的敌意有关，在最后一章里，当凯瑟琳做手术的时候，短短的一段话内，亨利19次想到凯瑟琳将要死去，“死”一词的反复出现似乎是着了魔一般的焦虑，当凯瑟琳在手术台上充满痛苦地流血的时候，亨利两次出去喝酒，还吃了东西——因为他饿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凯瑟琳死了。再以《在异乡》中“少校”和“我”的对话为例，这个故事中提到少校年轻的妻子死于肺炎：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少校的话，也是海明威的内心独白。海明威用他的笔将小说中的女人一一处死，男主人公则是“硬汉”，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伤痛。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好女人终将死去或已经离开人世。正如《老人与海》中唯一一次提到圣地亚哥的妻子是“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这是海明威理想的爱情结局：老夫妻度过了一生的美好时光，善良的妻子已经离世，鳏夫在海边独自捕鱼。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男女的分离通常是以某种强大的外力——以极端死亡的形式出现——作用而成。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为例，在第一部小说中，造成杰克和布蕾特分离的是杰克的性无能;第二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分离因凯瑟琳难产而死;在第三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海明威似乎通过这种所谓的“命运”因素来掩盖他对与女人一起生活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