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林语堂与梁实秋是什么关系?他们的作品有哪些联系呢?下文是相关的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林语堂和梁实秋的写作风格篇1：
梁实秋
在艺术上他深受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标举简洁典雅的审美原则，他认为“简短是机智之灵魂”，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强调写文章要懂得“割爱”，要多加剪裁，避免枝蔓，达到删繁就简，由博返约。
林语堂
幽默与闲适是其散文的重要特色。用平淡的话语制造美文，表现出一种心境的超脱与悠闲，与他提“性灵”，表现“自我”的美学观相一致。他的“闲适”在内容上表现为冷静超远，旁观世态人情，面对现实，但不干预和批判现实。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娓语式”的小品文笔调。
林语堂/梁实秋《论 幽 默》篇2：
林语堂《论 幽 默》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
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 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湿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
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殁，孟子犹能诙谐百出，踰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说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捡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讲，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学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道，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幽默摒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摒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之于口而极富幽默味道。
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他的散文幽默闲适，同时也有率性的一面，在平淡中见深长。这与他倡导的“幽默”与“闲适”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梁实秋的散文则是冲淡中带幽默，幽默与冲淡的结合，创造出了他自己文体的自然与雅洁，体现出他一种极为雅致的文学风格。
下面是我读林语堂的《孤崖上的一枝花》和梁实秋的《雅舍》得出的一些感受。
《孤崖上的一枝花》这篇文章中林语堂以花性转入人性，用幽默、率性、闲适的笔触，通过类比的手法由花到人，率性而作。整篇文章表现出作者追求人的本性，追求个性张扬。同时也表明了林语堂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要率其本性而不能拂其本性。《孤崖上的一枝花》中林语堂写到“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我认为这句话就表现出了作者追求人的本性，无论有没有人看见花树开花，对花来说都没有关系，因为开花乃是花树的本性。接着作者又写出了花无论置于何处都会开，通过花树开花的自然之道，引申到“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由花性转入人性的过程让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接着作者用闲适的笔触写出了人应该遵从本性，应率性而为。体现在“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本”说明古人写书或小说都是率性而为的，都是遵从自己的本性的。文章中的语言自然，简洁，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看出林语堂的'闲适的心态。而幽默是林语堂创作的突出特征，在这篇文章中也是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幽默的。正如“‘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这句话中，我认为林语堂就是用幽默的带点讽刺的语气，表明了老僧不敢在人前叫是因为受人类文明的束缚，因而才会拂其本性。作者最后写到“花只要有一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更是表明了作者追求本性的观点。
相对于林语堂《孤崖上的一枝花》所用的率性，闲适，幽默的笔触，梁实秋的《雅舍》中的语言就比较质朴平白,淡定从容,诙谐生动。雅舍其实并不“雅”，只是因为梁实秋的随遇而安的达观的态度使他能洒脱的看待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态，随缘的享受生活。文章描写
了作者所居住的“雅舍”的地理位置、环境、特点以及作者对其陈设的看法，正是体现了作者随遇而安的洒脱的心境。虽然雅舍其实并不雅，甚至“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入夜则鼠子瞰灯”“聚蚊成雷”这些弊端，但是在作者眼中，雅舍它是有个性的，而且也是得到作者的喜爱的。文中作者多次表示“我久则安之”，“但是我仍安之”的心境，是因为作者对生活有着从容平和的心态，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体现。同时作者也是幽默风趣的，“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正是体现了作者的幽默风趣。
从林语堂的《孤崖上的一枝花》和梁实秋的《雅舍》上的写法，我认为他们的散文都是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质，只不过梁实秋的幽默特质及不上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闲适，活泼，同时又具有平静，随遇而安的态度。而林语堂的散文虽也是闲适的，但他又是比较率性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相对比较张扬一些。但是都我认为二人的文章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平静，闲适，和舒服。
近年来，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此，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异同。
一、相同点
(一)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
林语堂曾自豪地说：“我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作为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大量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的文人，他对西方文化可谓了如指掌。晚年他编撰汉英词典，足可说明他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当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数典忘祖。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大量涉足中国古书、从《唐诗》、《红楼梦》到《人间词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杂著，弥补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文化因子浸润到一起，使他成为博学的作家和学者，所以当赛珍珠一看到他时，便把他定位为介绍东方文化的最佳人选。
与林语堂的自信不同，梁实秋表示：“我向不侈谈中西文化，更不敢妄加比较。”对这一表白，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谦虚”，因为洋洋30万字的《雅舍小品》，143篇散文精品，不可能脱离中国坚实的文化底蕴，不可能不以西洋文化做比照。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于北平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浓厚的家庭里，从小饱读古代典籍，再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这些风格都散发在他的散文中，如《中年》《老年》《男人》《女人》等等。
(二)作品都深受明清小品文影响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从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清小品文。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到他们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精神观念、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到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而梁实秋继承发展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尤其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更有所超越。形成了传统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盛况。
(三)作品都主真，强调幽默，。
林语堂在《论幽默》中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现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最先把“幽默”翻译过来的，并于30年代加以提倡。在他的带动下，“幽默小品”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开去，1933年文坛被冠以“幽默年”。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
梁实秋散文的幽默境界，在现代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长风曾这样评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可见他的散文幽默之浓烈。他的幽默多以学者手笔出之，文中经常穿插着中外文化史上趣味的轶事、掌故、俚语、人物。宏富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梁实秋的幽默带着很浓的书卷气。
二、不同点
(一)美学观念的差异
林语堂崇奉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流派的选择上，高扬表现派。他认为表现派之所以值得标举，在于她的美学理论的纯粹性，即注重作家个性的传达，注重创造中的心理因素，而与道德判断、文学传统，乃至社会功利等外部规律无关。显然，这是属于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本体论的美学理论体系。
与林语堂相反，梁实秋所崇奉的是古典主义。他认为，西方文艺思潮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而以《诗学》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梁实秋对两大思潮曾做出价值上优劣的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那种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是病态的。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对古典主义的褒扬，溢于言表。
(二)语言风格的差异
林语堂散文的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俯拾皆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梁实秋的语言，则显得见解古朴，多用四字句，杂陈长短句，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一是过分西化。太白化失却了传统散文的精华和艺术性，枯燥无味;太欧化则带来了生硬艰涩的弊病，这两者严重影响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他的散文语言则汲取传统文言及白话之优而舍弃其劣。比起林语堂来，语言更通俗，而又圆润质朴，深得传统文学精髓。
三、结束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曾经一度在大陆文坛寂寞无声，前者因为提倡“幽默”“闲适”而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后者因为“抗战无关论”而被扣以“反动文人”的帽子。当历史的迷雾一层层被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需要林语堂”“21世纪需要梁实秋”。两位大师的文化意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家，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求得心灵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