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贞观①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②以啖③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④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⑥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⑦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注释】
①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从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变为皇帝的自称。
⑤（dú）：诽谤，怨言。
⑥谏议大夫：官名。唐时掌侍从规谏。
⑦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善术数。亦称詹子、瞻子。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释】
①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赞扬尧舜的话。意为开四方之门，以招贤纳俊，广四方之视听，以防止耳目闭塞。
④共、鲧：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鲧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继承帝位后称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宫，故公卿大臣很难见到他。
⑦赵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听朱异的建议，纳东魏降将侯景为大将军。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异。梁武帝也为侯景所逼，结果饿死。
⑨朱异：在梁为官，任散骑常侍。
⑩隋炀帝（569 — 618）：姓杨，名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炀帝耳目，以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陷没郡县，他还全然不知，最后为宇文化及等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尚书左仆射：唐制，尚书省的长官，为宰相官职。
②草昧：草，杂乱。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用以指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
【译文】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②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④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⑤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⑥。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⑦，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⑧倾而复正，四维⑨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⑩；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释】
①特进：官名，功高德重，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
②祚（zuò）：皇位，国统。
③殷鉴不远：殷的明镜不远，指夏的灭亡可为殷作鉴戒。后世称有前事为鉴为“殷鉴不远”。
④虞：臆度，料想。
⑤罄：本意是器中空，再次引申为尽、完。
⑥戢（jí）：收敛，止息。
⑦殄（tiǎn）绝：灭绝，断绝。
⑧八柱：古人说地有九州八柱。地下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⑨四维：古人称“礼义廉耻”为“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⑩期月：一整年。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①之重，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③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④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⑤则思三驱⑥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释】
①神器：帝位。
②域中之大：古人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③殷忧：深忧。
④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比喻相距遥远。
⑤盘游：打猎。
⑥三驱：打猎时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猎物有路可逃，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意谓狩猎应有节制。
【译文】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①。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②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③，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④，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⑤。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注释】
①宵分：半夜。
②何曾（199~278）：原名瑞谏又名谏，西晋大臣，字颖考，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做了散骑侍郎。后来作为主管农业的典农中郎将，主张为政之本在于得人。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的官位也晋升为公。
③台司：指三公的高位。
④延诤：在朝廷上直言规劝。
⑤弦、韦：弦，弓弦。韦，柔皮。相传西门豹性急，常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弦以自急。
【译文】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
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①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②，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③，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释】
①侍中：官名。自秦时开始设置，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正式长官。因侍中官位特高，故只加赐于身居要职的大臣。
②宽怠（dài）：松懈，怠惰。
③日陵月替：一天天地衰颓下去。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 玄感、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徵对答说：“我过去在隋朝，曾听说有盗窃案发生，炀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可也被审问拷打，受不了痛苦，自己屈认行盗。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当时行踪不清楚。官吏中有熟悉这些人的，证明九个人里有四个不是盗贼。有关部门因为炀帝已下令斩决，就不把真相上奏，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太宗说：“这不仅是隋炀帝暴虐无道，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当匡正谏诤，不怕有杀身之祸，怎能一味谄媚奉迎，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为，骄奢淫逸，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长福祚，作恶可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耀。这也是帝王应该感到羞惭的。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告诫自己，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人耻笑。”魏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他换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在两仪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丧失作为臣子的礼节，怎么会遭到灭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个地方，都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切莫骄奢淫逸，应该把接纳忠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国家就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罢免奸邪谄媚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谣言，以免误解了正人君子。无论做什么都要谨慎，国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能够有所警戒，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意见。天下太平之后，他们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厌恶逆耳的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不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之后，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况且陛下目前功德这样卓越，汉高祖还不足以与您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播，现在又平定了高昌，还能够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真是国家的大幸。过去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个人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寿吗？’鲍叔牙举起酒杯站立着说：‘愿主公不忘过去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不忘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宁戚不忘当年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我和管仲、宁戚如果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感激地对魏徵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为臣听说国君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大臣就像是一个人的四肢，只有同心协力地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人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脑袋虽然高贵重要，但必须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国君虽然英明，但必须依靠大臣的辅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礼记》上说：“百姓把国君看成是自己的心，国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体，内心端正，身体才会舒畅健康，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书经》上说：“国君英明！大臣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国君无能，大臣懒惰，万事不成！”所以，国君抛开大臣而独断专行地把国家治理得很有条理，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君臣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就像把石头投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时刻都在发生。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天下人才发挥各自的才能，国君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汤中的盐和梅，坚固得就像金石一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靠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凤凰台时，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便自己把袜带系好了。难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贤良，而今天的.圣明时代倒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商汤给伊尹以礼遇，在伊尹的帮助下，成就了帝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他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位良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的仁德，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被放逐的朝臣，仍为原来的君主服丧，古来有这种情况吗？’子思说：‘古代的君主，用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所以量不在朝，仍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然而现在的君主，用人时恨不得搂在怀里，辞退时恨不能推下深渊。不兴兵讨伐他就不错了，还谈得上什么服丧之礼？’”齐景公问晏子：“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为谁而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我私下观察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国君如果发起怒来，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天下凋丧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风，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给事中杜正伦进曰：“世必有才，随时听用，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治乎？”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注释
翻译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荒废凋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陛下在天下积弊之时统领国家，弘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实乃万民之福。但没有贤才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太宗说：“我求贤若渴，即使夜晚做梦都梦到贤才。”给事中杜正伦说：“哪个时代都有人才，随时等候陛下的发掘任用，哪里用得着去梦傅说，遇吕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赞赏他的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最近，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发现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修兵器防御寇乱，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们把心思用于治国之道，各自务必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我真正要的铠甲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遭到灭亡的吗？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群臣才会怨恨叛离他。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啊！”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评析
苛政猛于虎，仁政是士大夫传统的政治理想。太宗认为，用仁义治国，国家就会气运长久。他甚至认为，广修仁义，则灾害不生。本篇紧紧围绕李唐王朝长治久安这个中心展开，论述了唐太宗对广修仁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甚至认为“行仁义则灾害不生”。
练习和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