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偶然读到这本书，我几乎忘记了，今年是SARS十年。
“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中山二院全院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没有人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离。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五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他无法控制自己，嚎啕大哭，但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纪念那些共同经历的难忘岁月，祭奠那些曾经来过的鲜活生命”，《SARS 10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不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见证，书中的每个字都是由亲历非典的医生护士写下的，而书里所记录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包括那些非典时期的爱情。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层的一排阳台，不一会儿老公一手举着输液瓶出现在视线中。我们开心地笑了，虽然我的眼角还带着泪。”这是余旻虹的.回忆。她的丈夫周宝桐是感染内科主治医师，在一线工作时感染SARS，被隔离。她第一次去给丈夫送东西，被告知只能由医护人员替她送进去。“我悲伤地在楼下小花园徘徊，坐在一条长椅上痛痛快快地无声地哭泣着，心中充满了委屈和辛酸。透过泪眼我的目光游移在朝向花园的阳台，突然心中有了一丝希望。我迅速擦干眼泪，给老公打电话：‘你的阳台是朝哪儿的，能出来吗？’‘你等会儿’”——这是非典时期的“楼台会”。
“每天，我们都给儿子打电话，每次电话都录了音，以备万一我们不幸中招，也算是给儿子留下一份念想。”10年前，万希润是一名副主任医师，39岁。按年龄是轮不到他上一线的，但他的妻子是护士长。“我决定，如果她被召去一线，我一定要跟她共赴危难”，因此，万大夫理了光头，把儿子送到青岛父母家里——这是非典时期的爱情。
金滢的丈夫李梦涛是内科医生，被派往SARS前线。送别时，金滢看到年轻的护士与护士长抱头痛哭，陡然意识到SARS病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心中凄然：“这不会是我们之间的永别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才1岁，在姥姥、姥爷家，金滢主动申请去SARS病区工作。到了隔离驻地，她意外地发现，院领导非常体贴地为她和丈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这是非典时期的“革命夫妻”。
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我母亲住院。她骨折，非常严重的骨折，进了3次手术室，期间我非常焦虑以至几乎每天都惴惴不安地去找医生。医生总是很忙，不是在手术室就是被病人以及我这样的患者家属包围着。我母亲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我差不多天天要去找医生。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感到幸运。我问为什么，她说，幸亏不是在10年前——她说的是非典时期。那个时候，北京人是最不受欢迎的。那时候谁家如果有人住院，即使是骨折，亲戚朋友也会躲得远远的。甚至打车去医院，出租车司机都拒载。我问有这么严重吗？她说你看你都忘记了。
但是，当我在病房读这些非典亲历者的回忆时，我忽然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忘记，忘记是一种罪过。书中有一段文字很触动我——“社会上经常进行关于‘价值’的讨论，例如，明知有传染危险却还是给病人进行气管插管的麻醉医生是否值得？手术室发生火灾时医护是应该抛下病人独自逃生，还是带上病人撤离但最终全部丧生？”“在经历了SARS这样的事关生死的突发事件后，我感觉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其实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所谓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其实没有时间计算怎么做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本能。”
这段文字朴实无华，但让我思考了很久——人类从远古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战争、瘟疫、洪水、地震，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应该和这种宝贵的“本能”有关吧？如果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反复核算自己的利益，那么谁还会冲上去？如果没有人肯冲上去，人类估计早灭亡好几回了。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眼珠一样去爱护这种“本能”，爱护那些在关键时刻“本能”地冲上去的人——我们记住他们，尊重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自己。
《别问我是谁》（Milkweed）是钮伯瑞大奖得主杰里史宾尼利2003年写的一本历史小说，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别问我是谁》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主人公是一个无名孤儿，他以良善之心应对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以天真之眼旁观史上著名的犹太人大屠杀。杰里史宾尼利以乐笔写哀，将人类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至美一面的颂扬融合在一起，因而特别能打动读者。《别问我是谁》一出版，便迅速获得金风筝奖，青少年图书大奖，并且进入课堂，还被售出多国版权。《别问我是谁》至今已有72个不同语言的版本，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喜爱。《别问我是谁》已然成为二战成长小说经典。
《别问我是谁》中的这个男孩，住在二战时期的华沙街头，衣衫褴褛，眼眸清亮。他以为人们的奔跑是在比赛，纳粹的行军神奇又威武；炸弹是他眼中的泡菜罐，机关枪像螳螂。他在恐怖中怡然游戏，在眼泪中寻找欢笑。
《别问我是谁》中的整个男孩，帮弱小者找寻食物，安慰哭泣的儿童。他相信并想念面包、橘子、母亲、天使，在饥寒中安然入梦。他遇见了犹太小女孩甄妮娜，与她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嬉戏，吵闹，幻想。尽管生活越来越艰难，街上越来越肃穆，他依然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重回，所有人都能开怀地笑。
在《别问我是谁》中，当火车把小主人公身边那些善良而卑微的人们一个个带走，当有人劝他一直跑不回头，当甄妮娜最终消失在暗黑的人潮中，当他漂泊过漫长的旅途，经掠无数人间冷暖，他才终于明白，原来火车驶向的，并不是甜蜜的糖果山，而最安全的事，就是做个无名的人……
目录：
第一部偷面包的贼
我抢了两块面包，一块给乌里，另一块拿去那个叫甄妮娜的女孩家里。雪下了一晚，给花园盖上了一层白色毯子，枯黄的植物残梗刺破了白毯。我扫干净最顶层台阶上的雪，放下面包，敲了敲门就跑了。
第二天我过来看，发现面包不在了。
第二部隔离区和天堂
隔离区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沉沉的，人是阴沉沉的，声音是阴沉沉的，连气息都是阴沉沉的。而这里的每样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彩色的：电车发出的叮当声是红色的，留声机中传来的音乐是蓝色的，人们的笑声是银白色的，而远处旋转木马发出的轻柔的声音更是五彩缤纷……
第三部再也回不去了
我梦见没有躯体的长统靴士兵在地上踏步走着，梦见燃烧着的母牛，梦见石头天使低头看着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会爬上火车——其他很多人都会这么做——我?到车厢、煤车和坦克上。爬过上千次火车，但没有一辆车带我去见甄妮娜，也没有带我去糖果山。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米萨就处在他不能选择的境遇之下，出场时他是偷包被人发现，正在狂奔的小偷。他无父无母，没有家，没有过去，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他矮小瘦弱，流浪街头，以偷窃为生。他对自己一无所知，对这个世界也所知甚少。因此，每拥有一件东西，每悟到一个词语的含义，他就欣喜若狂，那些东西也成为他的.珍宝，他生命里再也抹不去的印记。乌里善意地收留了他，给他取了个名字米萨毕苏斯基，还给他编了个吉卜赛人背景的过去。于是，后来每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孤儿时，他会骄傲
说出乌里为他编织的家庭：“我有七个兄弟五个姐妹，有爸爸妈妈，有109岁的曾曾祖母，还有一匹叫格里塔的马，我很希望能够找到它。”好像那真的就是他的过去。
他与甄妮娜一家结识后，每次偷面包时，都会给甄妮娜拿去一块。进隔离区后，每次透过隔离墙两块砖的间隙去偷取食物，总会把食物送给甄妮娜一家和孤儿院的孩子们。甄妮娜不开心时，他费尽心思找来她爱吃的鸡蛋。对每一点点善意，他都回报以更多的良善。在物质匮乏，要抢着吃烤老鼠肉和桶中留下的残油，在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难题的境遇下，却让人处处看到人性的闪光，一个小男孩纯真的内心。
“而黑暗不能驱散黑暗，只有光明才能做到。仇恨不能消融仇恨，只有爱才能如此。”一个人没法选择所生活的时代，却能选择生活的态度。此刻绚烂的活着，为所在乎的人努力着，就会成为生命的一种永恒。
“我”没有父母，没有过去，对自己一无所知。“我”衣不裹体，饥不饱腹，靠偷窃为生，我每天与死亡擦肩而过，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逃跑。我认为这就是人生，欣然接受。我曾经企图想要弄清楚自己是谁，结果发现，在我生活的世界里，人的名字，长相，年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份。如果我出身低等民族，比如犹太族，那么肮脏，*种，犹太人就是我，所以别问我是谁?“我”代表了千千万万二战时期华沙街头的犹太人。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华沙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他那略带幽默的笔触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气氛缓解了很多，却透露出一种更深的绝望和无奈。在那样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下，人们从未放弃过希望，然而天使没有出现，最终是死亡拯救了他们。一列列火车载着成千上万的隔离区的以为会被重新安置的犹太人驶向死亡。死亡终结了无止尽的痛苦。
酝酿这场大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己。这实在是对自称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的一种讽刺。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因为人类有思想。那个年代，那场灾难，已成为历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除非人类彻底觉悟，否则历史重演也不奇怪。我们这个时代，表面的和平下，危险无处不在。
电影釜山行观后感【篇三】
很平静地看完了《釜山行》，最大的感受
不是对丧尸扑面而来的心惊肉跳;
不是对那些煽情画面的感动流泪;
也不是对观众们最津津乐道的人性善恶的二元论的惊艳;
而是对于导演在人在灾难面前无能和脆弱的刻画赞叹不已。
这种刻画其实是很难的，稍不留神便沦为和国内三流恐怖片一般的笑柄，《釜山行》这部影片给我的感觉却是将这种刻画用到了深处。
其实不光是《釜山行》，韩国很多电影也都是如此 ，让观众觉得影片中的人物的智商瞬间下线，愚笨得活该去死，但却更显真实。
最为典型的便是《追击者》这部影片，片中主人公警察的愚笨让本来都快逃出魔爪的女人惨遭嫌疑人杀害，当我们处在上帝视角的时候，恨不得钻进影片中大骂男主人公你怎么能这么蠢，但等我们冷静下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以后，突然发现，当时的情况下，男主人公能做到那种地步，已经算是一名很优秀的警察了。
这就是韩国影片比较个性的一点，回归现实，很多第一眼看起来很傻逼的举动，事后想想，这才是生活中最常遇到的状况。
接下来我就列举一些影片中被观众第一眼看上去很“低智商”的人物。
女乘务员:在遇见第一个变成丧尸的姑娘时，惊恐地瘫在地上，眼睁睁得看着却不逃跑。
一整节车厢的年轻人:看到这么诡异的一个场景，甚至见到女子被咬，居然都一直坐在那傻傻地问:“干什么，干什么呢?”
年轻白衣女子:被拍醒后，目睹了男乘务员被咬死的惨景，愣在角落里不开溜，仿佛在等着被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这些人物智商为0啊，就算看不出这是恐怖的丧尸袭击，至少能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吧，再怎么吃惊，也得迈开步子赶紧开溜啊，坐的傻坐在那，瘫的瘫在那，等死么?
但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些场景恰恰是最合理最真实的场景。
普通民众不是特种兵，没有那么强的应变能力。
现实当中，不少腼腆的人第一次上台演讲，都会浑身不受控制的颤抖，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女乘务员一下子瘫在地上，白衣女子靠在角落，明知危险即将来临，还瘫在那不逃跑的行为。
身体在遇到强烈的刺激下，绝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听话。
让我们再换个场景，想象上课的时候，教室里一个学生突然狠狠撕咬另一个学生，这时候我们的反应。
我们也会待在教室傻傻地看着，绝不会抢着逃离教室。
为什么?因为我们身边正常的同学有几十个，而撕咬人的学生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会有很强的安全感，这么多人在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同时还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一个人冒失地逃出教室，会不会给留在教室的其他人一种胆小和发神经的感觉?
想到这儿，我们也会理解为什么女乘务员被女人骑在头上咬着，走了近半节车厢，大家伙都只是好奇的抬抬头观望。也明白了几节车厢弄出这么大动静，居然还有一大群人愣在那儿观望的原因。
中途各位好汉英勇打怪的场景就不多描述了，人们在短暂的惊恐之后，就会习惯这种恐怖的环境，恢复正常的行动力，甚至超常的行动力。毕竟短时间见惯了大量的生死，人的胆量也会变大。
接下来就是到后期主要人物阵亡的时候，其他人的阵亡都算合理，就是大叔的'阵亡和男主人公的阵亡给人的感觉有点拉低智商。
在支撑不住的时候，居然把手放到了门边上，卧槽，门边上可是一堆丧尸的嘴巴在等着，果不其然，被门边的丧尸咬到了。
而男主和自私鬼丧尸搏斗的时候，居然用手捂住丧尸的嘴，这真是送人头。
=但上帝视角的我们其实也不能苛求太多，要注意一点，体力透支问题。
大叔当时是在和门外的一堆丧尸拼力气，一直僵在那儿，换你和一个普通人扳手腕五分钟，中途一口气都不松，能不能坚持下来?至于和一堆从飞机上跳下来都不死的丧尸拼力气，能不能保持良好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显而易见。
至于男主人公在大战丧尸之前，可跑了一场马拉松。
抱着孩子负重跑完还没喝水休息，这样的情况下和丧尸决斗，智商被拉低送人头我想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就是被很多人吐槽的槽点，人物智商集体下线，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更像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而不是美国大片中那一个个身手敏捷的超人。
对于人在灾难下无能和脆弱的刻画，还有一点不可不提，那就是普通人对于上层者阶层决断的无力抗拒。
和其他韩国灾难片相似，《釜山行》强调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无论是之前的《汉江怪物》，《流感》，还是如今的这部《釜山行》，灾难的起因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实验室的化学废料流入汉江，造就了食人的怪物;偷渡者的不法行径，造成了一整座城市的人陷入死亡危机，拯救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生化公司，整个国家遭受丧尸屠戮。
而在灾难爆发的时候，韩国政府上层官员给人的映像往往是这几点:
1.上层官员在灾难彻底爆发之前，往往不重视这些不起眼的征兆，并且嘲笑那些感知到危险，前来示警的普通人，等到危机爆发之后，抛下民众，带着家人坐直升机开溜。
2.为了确保上位者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境地，不受灾难的波及，对于已爆发灾难的地区实行隔离，无差别的隔离，比如《流感》之中，将健康人和病人关在一起，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火上浇油，进一步扩大灾难。
3.粉饰太平，通常打着“避免群众不必要的恐慌”的旗号，切断隔离区与外界的通讯，进一步加深隔离区幸存者们的孤独和绝望。
4.当事情已经严重到了“纸包不住火”，无法收拾的地步，上位者们“牺牲一小部分人成全整个国家”的“正义”宣言便出现了，对于隔离区的人进行净化(也就是屠杀)。
这就是韩国政客和上位者在韩国灾难片中通常扮演的角色，帮助灾难掐灭幸存者们的希望。
而普通人此刻便充当了闪耀人性光辉的英雄角色，然而，英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幸存者最终的存亡其实还掌握在那些处在安全高地上的掌权者手里，这不得不说很残忍，但也很现实。
要不是女孩的歌声碰巧让士兵们确认了其是否感染，最后的结局就是历经艰险没死在丧尸手里的妇女和儿童，死在了士兵的手里，死在了当权者的决断下，讽刺吧。
很多人吐槽，如果结局写成这样也太恶心了吧，导演会被喷死的。
这些人大多还是没怎么接触过韩国的电影，其实像这种“正不胜邪”的恶心结局，韩国电影有很多部，取材自1981年“釜林事件”的《辩护人》，正义律师辩护到了最后，还是没能阻止冤案的发生，取材于华城连环杀人案的《杀人回忆》，警方到最后也没能把残忍奸杀十多位女子的真凶缉拿归案，凶手逍遥法外……
正是这些恶心的结局，揭露出一个我们不愿意相信的真相，现实往往比想象中要残酷得多，我们所崇拜的英雄其实也很无能，也很脆弱，从来没有所谓的主角光环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