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淡之美显于语言的锤炼
我们先看一段风景描写，《大淖记事》中的一段：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婆篇，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桔黄了，就被人刻去，加到自己的及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文字质朴明净，青红白绿，酸甜鲜香，写的是植物，说的是四季，但文字背后是动人的情趣。著名作家王安忆说他的作品语言“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合成最最平凡的
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举不胜举的。这种简洁平淡的开头，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文本语言奠定了一个叙述的基调，还有就是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语言风格。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文本语言的叙述从文本开头起就像一条流淌在草原上的河流，不紧不慢的淌着，读起来舒畅、自然。
在汪曾祺的语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叙述都这样，在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语言，如：“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受戒》)显然，这是一句反语。
“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的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铜元，八吊钱还不够两块七角钱怎么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呢?(《八千岁》)这是专门写的拗口的句子。”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句式，这就是他在平淡中造就的奇崛。这些语言在文本平淡的语言中并不显得鹤立鸡群，反而为文本的总体造就了一种和谐。
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有如一抹淡远的风景飘然独立，淡然的风姿洋溢在其作品人物命运和风物描写中，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
一、 平淡之美源于题材的选择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作品似乎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当别人仍沉溺于 “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审美情趣时，他却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发出呼唤，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色。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古朴、善良的自食其力的小人物。汪曾祺作品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他在《泰山片石》中说：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写高达穷奇之山，殆矣。”①
他的作品没有惊天动地的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更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受戒》里的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朦胧的爱情;《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和巧云的生死恋，《异秉》中王二和他平静如水的卖卤味的生活，《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和画的故事，《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吕等等，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未必能使读者泪如泉涌，纯洁的爱情和平淡如水的生活也未必能让读者的心加速跳动，而是让读者的心在淡静平和自然的叙述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传的平淡之美。《大淖记事》中接近末尾的那几句的对话，看似风轻云淡，给人的感受却是一种本真之美。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多么直白平淡的对话，但纯美之感留于唇边，回味无穷。
作品的平淡之美之所以能打动人，还在于作品在题材上注重真实的描画，正是有了对真人真事环境深入的了解体会，才会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汪曾祺在谈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时，又一次回忆了儿时的大淖、小锡匠及美丽的“巧云”，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如果没有早年“向往的真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淖记事》。②我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真”，艺术才会呈现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单纯的美。小说《天鹅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作者这分真情也是融于小说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说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虚饰，不事雕造，呈现出清真的艺术境界。应该说“真”是汪曾祺小说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个层次，倘没有小说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态则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天然本色。
纵观他的作品忠实于、顺服于命运，关心在命运中辗转挣扎的平凡人物的内心，和这些平凡人物一起“思想”，一起体验属于自己的生活。读汪曾祺的小说，看不到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对黥首下愚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怜悯，也看不到逆子谪臣的忧天悲悯与顾影自怜，只看到无数小人物和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或悲或喜。写作品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写出韵味，写出情致，因而成就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③
二、平淡之美在于意境的构置
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静的美。他的小说和散文淡雅，极少有个人的痕迹，如同一股清泉，除尽了所有的混浊和杂质，显示出一种恬静与平淡。在小说中，这种平淡表现得不是寡味与无题，而是蕴藏深厚的感觉。耐人寻味，让人不自主地想到小桥流水，清泉石壁。这种平淡给人以无尽的美感，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凄凉，没有忧郁，没有深沉的影子。更没有大喜大悲这样浓烈的感情。这与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散文《我的创作生涯》中，有这样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④另外，作品中的平淡之美与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平淡才可以表现生活。汪老描写的是苏北的高邮世界，在湘西之外的又一个世外桃源。明海本来是不能恋爱的，但在《受戒》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又划了一气，看见一片芦花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明子的眼睛鼓得大大的。虽然仅有几句简单的话，却表现了心中的那份激情。语言简单，朴素，而且开门见山。用平实的语言刻画了村姑与小伙子的对话，温馨、恬淡，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往往营造出一种平和柔静、静康乐观的氛围。作品中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紧凑的情节，描画出了一个慢节奏的田园似的景象。笔下的人物，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情感暴发时的宣泄，总是那样的温和恬淡，让人感到平平淡淡的真切。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师承的原因使他的小说在语言上显出奇特的情味，呈现出平淡的味道，于平淡中显示出珍奇，给人美的感受。
汪曾祺的作品还善于写些民俗，信手拈来，娓娓而谈。更为作品的意境增添了平淡之美，《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让这种平淡达到了题材、语言形式和情境共融的佳境。
三、平淡之美显于语言的锤炼
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必须有语言意识，语言是构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汪曾祺来说，他对语言的'运用就是存在于他的生命和血液之中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是将语言放在首位的，他表示：“语言就是内容。”⑤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淡之美与他的作品的思想及题材有连带关系，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汪曾祺找到一种与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感情内容”相符的“表达形式”，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汪曾祺在小说中想表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趣味、和谐。这趣味、和谐是通过对风俗以及体现在其中的健康人性、和谐人性的描述与讴歌完成的。具体落实到语言上，就要求小说中的语言要朴实、流畅、清晰，充满情致与韵律。一言蔽之，就是要让读者读着舒服!汪曾祺的语言言简意赅，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注重炼字，雅致、平稳、精准;时而掺杂着四字句等古文句式。
我们先看一段风景描写，《大淖记事》中的一段：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婆篇，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桔黄了，就被人刻去，加到自己的及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文字质朴明净，青红白绿，酸甜鲜香，写的是植物，说的是四季，但文字背后是动人的情趣。著名作家王安忆说他的作品语言“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合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他的语言朴实自然,雅致含蓄,耐人品味。他的散文《葡萄月令》就体现了这一特征。《葡萄月令》这篇文章初看像是一篇介绍葡萄生长过程的说明文,细品则发现它的语言可不同一般。全文语言富含诗意,不斧凿,不堆砌,力求准确、简洁,崇尚朴实、自然,显得疏淡、雅致而含蓄。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多用短句,朗朗上口。通过阅读,我们发现本文的语句不是那种臃肿的长句,而是多用短小精练的短句。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用细铁丝缚住。”这些短句不仅有效地保持了语气的停顿,读来朗朗上口,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节奏。文中有的句子更有短得夸张的:“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 分别堆放在旁边。”这里模拟着一种口语化的现场感,读来给人一种凝练而又轻盈跳跃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 “?汪曾祺擅长用短小精简的语句来结构文本，很少用长句;他的语言很少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一切都是不加修饰的;他小说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一些平实的词汇;另外，他还注重在文本叙述中汲取民间语言的精华，让文本的叙述语言更具特色。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说都以类似这样简短句子作为开头： 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复仇》)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受戒》)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异秉》) 这个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大淖记事》)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七里茶坊》)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
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举不胜举的。这种简洁平淡的开头，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文本语言奠定了一个叙述的基调，还有就是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语言风格。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文本语言的叙述从文本开头起就像一条流淌在草原上的河流，不紧不慢的淌着，读起来舒畅、自然。
在汪曾祺的语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叙述都这样，在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语言，如：“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受戒》)显然，这是一句反语。
“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的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铜元，八吊钱还不够两块七角钱怎么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呢?(《八千岁》)这是专门写的拗口的句子。”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句式，这就是他在平淡中造就的奇崛。这些语言在文本平淡的语言中并不显得鹤立鸡群，反而为文本的总体造就了一种和谐。
在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视为一个跨时代的作家。汪曾祺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进行写作，表现他所熟悉的市井民情，情感深厚。80年代以后，回忆童年所生活过的环境，包含很多民俗风情的描写，这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艺术储备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经商，父亲参加科考，应当说是一个儒商家庭。因此，汪曾祺在小时候受家庭熏陶下对经史子集非常熟悉。在他的生命哲学意识中，受到过孟子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庄子哲学中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思想对汪曾祺的思想形成也产生过一定作用。究根追底，儒家思想中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汪曾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儒家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一种富有浓郁人情味的亲子之爱，在普遍的社会人生中建立一种仁爱礼让、亲和统一的人伦秩序。汪曾祺的生命哲学思想融儒释道为一体，这为他创作具有民俗风情的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在1939年，汪曾祺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文学，当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授，对汪曾祺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汪曾祺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就有沈从文，沈从文的作品具有唯美的抒情化特征，善于描写家乡湘西纯朴民风。在校学习期间，汪曾祺积累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写作方式。此外，汪曾祺从小生活在市民社会中，接触了各种行业的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身上都体现着一种传统纯朴的社会民风。汪曾祺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的小镇，具有典型的中国南方小镇的风俗特征，这样的生活环境和质朴的乡民为汪曾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材料和背景。思想的形成、老师的指导、天然环境的影响，决定了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
一、平淡的叙事，诗意的氛围
汪曾祺的小说文本在篇幅上呈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短篇为主，几乎不涉及中长篇，从未试验写作过全景式或史诗性巨作，社会文化论文《汪曾祺小说中民俗风情初探 毕业论文》。汪曾祺认为：“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汪曾祺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的写作，他赋予小说一种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他用平淡的叙述营造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围，充满了地方景致和民俗风情。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独特的审美品格都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对散文化小说的特征做过这样的描述：“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个角落、一个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不想对这个世界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在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存境遇、生命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情、人性的思考。从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到80年代《受戒》的发表，汪曾祺让人们耳目一新，他的作品摆脱了政治话语的干扰，表现出他以真诚的悲悯之心写出了人本真状态的真实情感，展现了汪曾祺对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深沉的关爱。
二、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民俗风情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家乡的乡村和市旧生活，他说“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但是总起说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小说结构情节单一，缺少故事性，更多的是对乡间风景、民俗风情的描写，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受戒》中，作者并不急于写小和尚受戒的过程，而是先用大量的文字描写当地和尚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尚们的生活方式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向读者展现明海受戒的场面。文章洋洋洒洒、舒缓明朗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风俗画。汪曾祺是一位具有自觉审美价值追求的作家，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有着充分的自觉性，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里声称“：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我的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通过乡风民俗的描写来营造氛围，展现人物性格，风俗民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缩影，表现了某一地域的生活特色，便于作者传达作品深沉、含蓄、悠远的创作内涵。汪曾祺认为“‘人情’和‘风土’原是紧密关联的”，风俗“可以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契机”，由于他认为“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
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很美，也不宜多写”，而是应力图使风俗成为制约人的行为心理的有效因素。汪曾祺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实现使所营造的风俗氛围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在《大淖记事》中，首先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大淖这个地方四时的景物和风土人情，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尤其是婚姻嫁娶，这里的婚嫁极少是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作者在介绍了这样一种风俗后，接下来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爱就是合乎理法，富有乡间气息的。
汪曾祺通过描写乡间民俗风情，展现纯朴人情。
这其中包涵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的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下生活的乡民，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有一番情趣和意蕴。这与受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汪曾祺用气氛来营造出人物性格特征，构成一种情调，这种情调的形成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理想下产生的情感思绪，只有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积淀，他才能在叙事过程中很好地创造出一个自然恬淡的境界。
作品中乡风民俗的描写是汪曾祺艺术创作精心设计的产物，在其中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绪，是作者审美价值的一种外化体现，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浓郁的抒情气质。
汪曾祺喜欢阅读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体文学，最喜欢和推崇的就是宋人笔记。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也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写出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语言至真至美，以长短句出现，这样就使句子富有了灵性，简洁明了。如“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在这种近于口语的叙述中，文字显得流畅自然，生动传神，长句短句的出现使作品富有诗的意蕴，读起来韵味十足。汪曾祺的这种语言风格使得乡间的民俗风情能够自然流露出来，清新质朴。
汪曾祺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品格的作家，儒家的仁学思想、宗法制度影响了汪曾祺的生命哲学思想，崇尚一种恬淡和谐的社会生活，老师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和淡泊名利的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价值和创作风格。在广泛吸收经验的基础上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正如他自己所主张的“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风情是作者心中的一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