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农事诗体现了周代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农业在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尤其是在几千年前工业文明尚不发达的时代，农业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代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决定了周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决定了《诗经》艺术表达的农业文化特征。通过对最能反映农业经济文化内容的《诗经》农事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周代的经济生活实际，揭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审美趋向产生的物质根源，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农业文化特征的由来。
2.农事诗的概念以及《诗经》中农事诗的篇目概述
“农事”一词，在《诗经》里并没有出现过。最早提到“农事”这一概念的地方，应该是《亡传襄公七年》中的“夫郊祀后樱，以祈农事也。”以及《礼记月令》中的“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从这些语句来看，“农事”本指耕耘、收获和贮藏等农业活动。在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中，郑玄、孔颖达最先使用“农事”这一概念来解释作品。最早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诗经》中农事诗的是朱熹，他在《诗集传》中给出了农事诗的十一篇具体篇目。第一次使用“农事诗”一词的人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发表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概念。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把农事诗的概念定义为：描述农业生产生活或与农业生产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物的诗歌。
对于《诗经》中的农事诗具体篇目的划分，历来都有不同说法，从广义上来说，《诗经》中的全部作品都是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都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从狭义上说来，又有一些篇目是更集中、更具体地描绘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我们现在一般把《诗经》中的农事诗定为《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这十一篇。
3.从《诗经》看西周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
《诗经》中的农事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周代的农事状况，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丰富的社会内容，把它们称作反映周代社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毫不过分。通过对农事诗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3.1西周时期农民的毕活状态与社会地位
3.1.1生产劳动
关于周代农民的劳动情况，在以《七月》为代表的几首农业生活诗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七月》逐月叙述了农奴们一年的劳动与生活。从年初的修理农具、下田耕种开始，一直写到年终的祭祀宴饮。在《七月》、《甫田》、《大田》、《载芟》、《良耜》中，都有给地里农忙的人送饭吃的情节，形象地表现出农民在农忙时的紧张与辛苦。但即使整年辛劳，农民却依然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穹窒熏鼠，塞向瑾户”等诗句中不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大概是什么状态。
3.1.2阶级关系
西周时期阶级等级森严，农奴的地位十分低下，是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劳动成果的分配也是极为不均，即使粮食丰收，农民也只能吃陈谷。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更说明了农民阶级与贵族相比社会地位的低下。
3.2西周的农业发展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始于农业，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周人更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他们尊农神后翟为始祖，很早就开始了农事活动，也正是这种意识造就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与繁荣。
3.2.1农业发展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在很早以前便已培植选育了很多农作物。《诗经》中提到了如桑、白蒿、荻草、芦苇、李子、枣、水稻、青麻、小米、高粱等众多农作物，说明当时人们的食物种类已经非常丰富。除了粮食作物以外，还有很多野菜水果也可以作为日常食品食用。西周时期的农业开垦技术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诗经》有多处提到“耜”“博”、“钱”等当时比较流行的农具，说明了西周社会对生产技术的重视。
3.2.2农时概念
周代农业虽然与前代相比有较大进步，但受社会发展水平所限，仍然是属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所以对自然界的'认识、利用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非常重要。从那时开始，人们便已有了强烈的“农时”概念，遵循自然规律与节奏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
在《诗经》中，最能体现这种意识的是《七月》，诗中表达时间意向的词出现多达四十多处，从开头的“一之日”“二之日”一直写到到结尾的“三之日”“四之日”。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循环往复，年年如此，充分地说明了西周农民对节令物候的敏感。
3.3土地制度的变化
3.3.1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
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土地制度基本一样，都是井田制。井田制，是一种士地国有制度。因为当时道路纵横交错，把土地隔为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得名。最早出现“井田”一词是在《谷梁传宣公十五年》的“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日井田”一句。井田的所有者是周王，分配给庶民使用。土地领主即是周王分封的各级贵族奴隶主，他们强迫农奴们为他们耕种，定期向周王交纳赋税，土地不得买卖与转让。
3.3.2具体作品中反映出的土地制度及其转变
《诗经》有很多篇章在描写农事时都涉及到了当时的土地制度问题，其中提到“公田”的比较多。如《周颂臣工》中的“嗟嗟臣工，敬尔在公”，这里的“在公”即是“在公田上”上的意思。还有《甫田》中“倬彼甫田，岁取十千”的“甫田，，二字，据考证应为“天子田”的意思，也就是指公田。另外根据《载芟》中所讲到的一个大家族从家族长到公社农民以及家属和奴隶一起下田耕种的情景，也说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公有而非个体家庭所私有。
而私有制在当时也已出现一些萌芽，在《诗经》中的农事诗里同样可以找到很好的证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小雅《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字即为“私田”的省略。但《诗经》中提到公田概念的次数远多于私田，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公田比例多于私田，另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中的农事诗多为周天子举行藉礼时所唱的歌，所描写的生产劳动的情景当然是在公田里进行的。
4.结语
《诗经》中的农事诗是我国西周时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们详细地记录了西周农民的生产生活，对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农业林业等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发展情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面貌、各种农业礼制风俗以及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都有重要的价值。《诗经》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继续去探讨研究。
《诗经》是中国早期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早期的农业文明对《诗经》中爱情诗在内容、风格和表现方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爱情伴随生命谱写永恒，人类最早的劳动就是农业生产，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字，有了文字，爱情就成为人类歌颂的主题。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传达出久远的先民的爱情讯息。在《诗经·国风》中的160篇诗作中，有52篇是直接描写爱情的，爱情孕育在远古时代人们的劳作中，在其耕种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于是，《诗经》中的爱情就有了农业的耕种气息。
一.爱情诗内容中的农业文明迹象——爱情诗中的自然物
《诗经》中描写的植物有150多种，由于《诗经》的历史地位，《诗经》中植物研究活动异常活跃。上世纪初叶胡朴安的《诗经学》一书称这方面的研究为《诗经》植物学。可见其重要地位，而爱情诗中的植物则另有一番色彩。
1、《诗经》爱情诗以农作物来传情、达情现象。
男女相遇，相爱并赠物达情这种风俗至今仍很流行。《诗经》爱情诗中的这种赠物达情之俗应该是其渊源。所不同的是《诗经》爱情诗中的“物”多为自然中的农作物。虽是普通，但这些朴素的农作物成为双方爱情的象征。如《卫风·木瓜》中“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木瓜”、“木桃”、“木李”都是极其普通的自然之物，但是却代表了赠送者的淳朴而永恒的爱意。
溱与三有，方涣涣创。士与女，方乘兮。女曰欢呼?士曰既且，且往欢乎?三直之外，洵纡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三有，浏其请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欢乎?士曰既且，且往放呼?三有之外，洵纡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这首诗写男女青年在河边嬉戏游春。可以想象，在大地回春之时，和风煦煦，万物滋生，释放于自然界中的爱情轻松，快乐，同时赠物芍药以表达爱意。这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培养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
2、农作物在《诗经》中的象征意象。
原始时代，人们处于蒙昧状态，他们无法解释与他们相区别的世间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对自身之外的自然万物便产生了困惑和神秘感，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远古人们所特有的泛灵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点，他们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万物的世界应该和人的世界是相似的，具有同样的社会状态和精神心理。人们热爱和崇拜自然，给自然界中的农作物赋予了象征意义。表现在《诗经》爱情中则为大量比兴手法的运用。如：
山有扶苏，阴有荷花。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阴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诗经》中有很多比兴手法，它有两种情况：一是借句起兴，兴句与正文没有多少意义关联。如《小雅·采菽》。二是借物起兴，因景生情。这种兴法在《诗经》中使用最为普遍，上面所引《山有扶苏》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形的。文中用山上的扶苏、乔松等大树木象征男子，而以湿地的荷花、游龙等花草比喻女性。这种象征是对自身的肯定，更是对自然物的热爱和肯定，这种比兴手法在《诗经》爱情诗中甚为多见。如《小雅·阴桑》和《唐风·有枤之杜》。前者由桑树的树干柔美和叶子茂盛柔润而充分显示出自己因恋人到来而精神焕发欣喜万分的情态。后者则以杜梨树果实多酸涩的特征和它孤独生长的情状，写出自己只身一人苦涩悲伤之貌，这种比兴是平时对美的事物认识积累下的产物，诗人即目所见的自然与之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便融入自然之中，自然与人似有同感，似有同命运，似有相同的意识活动。因此《诗经》中的借物起兴的诗句并非单单我们前面所指的领域中古老的中国文化心理象征，这种将自然现象与自然人物与人的活动紧密联系，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之说。
二.农业文明孕育出的《诗经》爱情诗的风格
《诗经》被儒家奉为典籍，作为儒家的经典教义，自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起，《诗经》一直被披上礼教外衣，用封建的陈腐道德对《诗经》进行曲解使之成为有利于政教的工具，而遮掩了真实的面目和耀人的光辉。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爱情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自然的部分，是生命中最动听的弦音。他们向往爱情，追求爱情，为爱情而喜而忧，表现自我最真实和真诚的状态。《诗经》中对男女间的爱慕、追求、幽会、相思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诸多的爱情诗中，热情和大胆地赞美爱情美好与欢乐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我们从下面这首《召南·有摽梅》中便可窥见一二：
探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擦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揉有梅，倾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梅子一天天从树上掉下来，象征着阳光荏苒，岁月流逝。当年的豆蔻花季已不复在，单身的大龄姑娘越来越着急，他急切向男士们发出求偶呼唤：“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毛传》曰：“今，急辞也。”意谓姑娘不愿再拖延，巴不得现在就有人向她求婚。已往还“迨其吉兮!”要求男士在吉日良辰求婚，现在只要两人情投意合，顾不得其它条件了，这种求偶的主动与直白实在让我们大为惊叹。因此可见《诗经》中的爱情诗是自由的、活泼的、率直的，这种对自我情感的正视是自我意识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而这种自我意识的强烈观念正是远古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爱情永恒不变，只是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存在状态不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孕育在早期农业文明中的爱情赞歌，是真诚的、纯洁的、美好的，是人类爱情诗歌的明珠。
《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引言
古往今来，作为我国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和《楚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潜心钻研，成果之多、著述之丰可谓惊人。然而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多是专就《诗经》或《楚辞》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辞学的论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辞格上，而没能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修辞全貌。将《诗经》与《楚辞》作比较的学术作品较少，而且着眼点往往放在证明“风”与“骚”的纵向传承关系上，其中虽也有进行横向比较的地方，但却零碎而不成系统。《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以对原始语料(《楚辞》中以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屈原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读为基础，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分别总结出《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并进行比较，尝试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本文所引《诗经》篇章文字皆从朱熹《诗集传》[1]，解释参考周振甫《诗经译注》[2];所引《楚辞》篇章文字皆从董楚平《楚辞译注》[3]。
2 《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
2.1 《诗经》的修辞特点
2.1.1 简洁精练
2.1.1.1 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
《诗经》句式以四言体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诗大部分是长诗，也以四言体居多。《大雅·桑柔》全诗112句，是《诗经》中篇幅较长的诗篇之一，只有“予岂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为四言。“雅”中最长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为四言。“颂”中最长也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为四言。
向熹做过统计：《诗经》305篇共计7284句，其中6667个四字句，占全书的92%;617个非四字句，占全书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别有8、157、340、88、19、5句[4]。
夏传才也做过统计：《诗经》全书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约占总数的91%;五言句共369句，约占总数的5%;三言句有158句，约占总数的2%;再次为六、七、二、一言句，分别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仅有5句[5]。
两位学者的统计虽然有些出入，但《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诗经》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而以两个单音节词连用为常态，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音步。《诗经》中诗句绝大多数是四言偶数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风·击鼓》为例，全诗20句，共80字，除“孙子仲”是人名，“契阔”有人以为是“偏义复词”[6]仍存争议之外，其余都为单音节词。
当然，跟一般的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有很多联绵词(包括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以及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许威汉指出：“联绵词的大量使用，这是《诗经》用词的显著特点”[7]。《诗经》中双声词如“参差、踟躇、辗转”等，叠韵词如“窈窕、崔嵬、匍匐”等。叠音词在下面会有详细讨论。
《诗经》以四言句为主，句式短小整齐，多使用单音节词，给人以言辞简洁、干净利落之感。
2.1.1.2 篇幅短小，用词凝练
《诗经》中除“笙诗”有题无辞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6句25字等。《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豳风·七月》有88句，而《诗经》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也只有120句，相比《离骚》的373句，《诗经》的篇幅明显短小。又因为四言居多，双声、叠韵、叠音词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可谓用词凝练，俭省而不失生动。
2.1.1.3 兴的使用，涵义广泛
《诗经》中用兴很多，这些起兴涵义广泛，使语句简短而不乏内涵，更增添了简洁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来兴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与形态和女子的艳丽联系在一起;桃花结实，有多子的象征意义;桃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为一体。单用“桃”就涵盖了众多意思。
总体来看，《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多单音节词，篇幅短小、用词凝练，运用兴的手法涵盖众多意思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
2.1.2 和谐中正
2.1.2.1 节奏平稳凝重
《诗经》多以四字成句，大都两音节一停顿。以《周南·关雎》为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以说每一句都以两音节为一停顿。这种整齐的偶数字句式使语音铿锵有力，明快爽朗，节奏呈现出平稳凝重的特点。
如上所述，《诗经》多是两字一顿一音步、四字一句的形式。有时单音节词不符合这个需要，为达到两音节一停顿的效果，《诗经》采用了凑足音节的词汇形式。
A、词头词尾的使用
笔者曾对上古汉语中词头、词尾问题的研究作过综述，各家的归类主要如下：词头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词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尔、焉、兮、矣、言、诸”等。这些语言成分，尤其是词头一般只在《诗经》中出现，这与《诗经》的特殊文体及表达需要应当不无关系。
笔者在《试析〈诗经〉中用在动词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详细分析了《诗经》中动词前“于”字的用法。《诗经》中“于”字用在动词前的例子有“(黄鸟)于飞”(《周南·葛覃》)、“(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车攻》)、“(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陈风·东风之枌》)、“(从公)于狩”(《秦风·驷驖》)、“(昼尔)于茅”(《豳风·七月》)等等。与单一的动词形态相比较，加上了“于”字后，这些动词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变得更合韵律，句子也更显整齐。
其他词头词尾的使用也有凑足音节的作用，使《诗经》的句式变得整齐。
B、叠音词的运用
《诗经》中的叠音词十分丰富。摹状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维叶)萋萋”、“(维叶)莫莫”，《卫风·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涟涟”、“(淇水)汤汤”、“(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风·鸨羽》中的“悠悠(苍天)”，《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等;象声的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周南·葛覃》中的“(其鸣)喈喈”，《郑风·风雨》中的“(鸡鸣)胶胶”，《唐风·鸨羽》中的“肃肃(鸨羽)”，《小雅·鼓钟》中的“(鼓钟)将将”、“(鼓钟)钦钦”等。这些叠音词除了摹状拟声外，还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
《诗经》中多以四字成句，两句一顿，又以词头词尾、叠音词来凑足音节，促成这种节奏格局的形成，使节奏变得平稳凝重，句子变得齐整和谐，这给《诗经》赋予一种和谐中正的修辞色彩。
2.1.3 平实自然
2.1.3.1 取材平常
《诗经》被认为是失传的《乐经》，除了因为《诗经》的节奏感很强，还和《诗经》的内容有关。先秦初民以生活内容入诗入“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诗经》中的《国风》是各地民歌的汇总，最贴近生活。朱熹《诗集传·序》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豳风?七月》将农耕之事表达得那样亲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长久耕种的经验，也展示了《诗经》取材的家常化、平民化。
2.1.3.2 语言平实
《诗经》语言平实、朴素。《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称为“雅言”的《大雅》和《颂》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实的语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唉小子，告你旧的章程。听用我的谋划，近乎没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人家有田地，你却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却又是去夺他。这人应该没有罪，你却反去逮捕他。他应该有罪，你却再去解脱他。……妇人有长舌，是败坏的祸殃”)，《周颂·潜》“潜有多鱼”(“水里柴堆上有多鱼”)等。
另外，《诗经》的许多诗句被历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为脍炙人口的固定词组。如《召南·草虫》的“忧心忡忡”，《卫风·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保》的“万寿无疆”，《小雅·鹤鸣》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绰绰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汉》的“兢兢业业”，《周颂·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原始民朴素的语言特点，平实之中更感自然。
2.1.3.3 不事雕琢
《诗经》不使用刻意修饰的语句，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事物，尤其是通过比的手法，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形成朴实自然的特点。
《唐风?椒聊》是赞美一个妇人的。第一章开头和结尾的“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且，远条且”，虽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饰。“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亦是用朴素、恬淡之语来赞誉“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现妇人善于生育，既无一点夸张，也不着秾艳色彩，朴实而无丝毫雕饰。又如《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银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织女星，整天搬迁了七场。虽则搬迁了七场，不成织锦的纹章。看那牵牛星，不能用来背车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来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来舀酒浆”，这一串比喻用现代语表述之后仍觉得非常朴实，没有任何雕琢修饰的成分。
总之，取材生活、语言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诗经》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
2.2 《楚辞》的修辞特点
2.2.1 铺张渲染
2.2.1.1 六言为主
《楚辞》中的句式以六言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间，绝大多数句式比《诗经》的四言为主的句式加长。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指出：“战国时代的修辞，实(原文如此，疑为“突”之误)出的是纵横家的游说夸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称《楚辞》的‘炜炜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认为《楚辞》的创作，受到纵横家的影响”[8] 。《楚辞》的创作是否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姑且存而不论，就《楚辞》六言为主的句式以及后来汉代的诗赋，还是能够看出《楚辞》时代渐趋铺张的迹象。
2.2.1.2 多状貌语
与《诗经》语言的平实自然不同，《楚辞》里更注重对状貌语的运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险隘”、“峻茂”、“(信)姱”、“浩荡”、“侘傺”、“昭(质)”、“缤纷”、“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婵媛”、“潺湲”、“荒忽”、“陆离”、“儃徊”、“愠惀”、“耿著”、“从容”、“崴嵬”等等。这些状貌语的运用渲染了气氛并赋予《楚辞》华丽的气质，使之更具修辞色彩。
2.2.1.3 多用虚字
《楚辞》多用虚字。廖序东曾指出，《离骚》“几乎每句都有一个虚字，《离骚》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现在虚字的运用上”[9]，又说“用得最多和比较多的虚字有九个：之、以、於(于)、夫、与、其、而、乎、此……这些虚字大多数是用在句子的倒数第三个字的位置，这是标准位置……《离骚》的虚字，是诗人屈原有意识地这样地用在句子中的”[9]。这种“有意识”使用在“标准位置”的虚字使《楚辞》句子变长，少了诗歌的精练性，多了散文的铺张特点。
2.2.1.4 篇幅较长
与《诗经》为文的俭省短小相比，《楚辞》的篇章呈现繁华的风貌。屈原在《楚辞》中不断重复咏唱自始而终难以消散的愁绪。尽管重复中有递进、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达的却是类似的意思。张炜指出，“从修辞学意义上讲，重复是为了强调。强调，一再地强调，更深的意味也就在这种重复强调之中蔓延，以至于将人团团围困，不能自拔”[10]。这种不断咏唱、不断重复形成了《楚辞》繁丰铺张的修辞特点。
2.2.2 恢弘奇丽
2.2.2.1 气势恢弘的长句
《楚辞》虽以六言长句为主，但以“兮”结尾的六言句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陈述。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两句虽然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但结合“春与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迟暮”两句来看，日月与春秋，草木零落与美人迟暮分别构成了两组意象，四句结合成为两个大长句。这种大长句的运用使《楚辞》显示出恢弘的气势。
2.2.2.2 平中求变的节奏
如上所述，《楚辞》以六言为主，六言句成三个音步一个间歇。廖序东指出：“句子倒数第三个字用一个虚字，就构成了这种短长、短长的节奏”[9]。任翌曾谈到：《诗经》时代之后“出现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节奏变为‘二一'或‘一二'”[11]。《楚辞》也具备这种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离骚》中五言句“字余曰灵均”、“忍尤而攘诟”、“继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节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辞》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结尾的句末节奏都是“二一”，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九章·惜颂》“所非忠而言之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去故乡而离远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离远”分别与句尾“兮”或“也”字构成“二一”的节奏。不带句尾语气词的七言句如《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夫唯捷径以窘步”，《九章·惜颂》“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宝璐”、“吾方高驰而不顾”等句中“不、以、之、佩、而”与“吾与、窘步、中情、宝璐、不顾”构成“一二”的节奏。此外，《楚辞》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长短交错成文。这种平稳中求变化、整齐中求错落的语言形式使《楚辞》区别于《诗经》的和谐中正，呈现出不规整的美。
2.2.2.3 楚地方言的使用
《楚辞》使用了诸多楚地的方言词语。易祖洛指出“中土语音，向分楚夏”，“若乃书楚语、作楚声者，盖自鸡次大典既亡，当以三闾之辞为最。缅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洁，遭国艰危，流谪江南，阅时匪暂。观其述造，或贲饰民谣，或直抒愤懑，冀启国人敌忾之思，作三户亡秦之气。恉求共晓，因采方言”[12]。他还总结了《楚辞》中的方言词语，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摇、、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这些方言在《诗经》中难以见到，它们的运用使《楚辞》呈现出楚地独特的风貌。
2.2.2.4 奇特艳丽的描写
与《诗经》的平实不同，《楚辞》有琳琅美玉、琼池瑶席，有“江离”、“辟芷”、“秋兰”、“申椒”、“菌桂”、“杜衡”、“香草”、“兰芷”等奇丽花草。《楚辞》用奇特而艳丽的花草展现着楚国的奇幻景色，呈现出奇丽的风貌。
总之，富有恢弘气势的长句与短句交错，使《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其间夹杂楚地的方言词语和奇花异草，呈现出恢弘奇丽的修辞特点。
2.2.3 激奋沉郁
2.2.3.1 感情激奋，又用语气词“兮”缓冲
《楚辞》多长句，且两句一韵。董楚平说“《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烂(原文如此，疑为“斓”之误)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3]。这种“象征性的艺术群像”是屈原激奋热烈情感的喷发。屈原“喟心而历兹”，“揽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诉自己“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决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话虽然出自诗篇中“灵均”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内心激奋情感的真实吐露。
《楚辞》激奋恢弘的气势无法压抑，于是运用语气词“兮”字加以缓冲。《离骚》共373句，下句末用韵字，上句用语气词“兮”收尾，这样的“兮”字有185个，几乎每两句就用一个“兮”。情感喷薄而出后，用“兮”字在两句中起停顿、舒缓、调节语气节奏的作用，这是《楚辞》“兮”字区别于《诗经》“兮”字的用法，充分体现《楚辞》激奋却不失庄重的修辞特点。
2.2.3.2 语法规则固定，于激奋中见沉郁
姜亮夫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文学的意味、修辞学等方面看，楚辞要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浓厚得多”[13]，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楚辞的语言结构、修辞方法要比《诗经》进步得多，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楚辞与人们的合理语言比较接近”[13]。
其实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楚辞》恪守语法规则的现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举对《楚辞》虚字作研究的廖序东也注意到了。廖序东认为“《离骚》中‘於'字句必为上句，‘乎'字句必为下句”，“《离骚》中‘於'字均用作介词。‘乎'字有用作介词的;也有用作语气助词的，相当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语气的延缓”[9]。他还指出，“《天问》有176个疑问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问词：疑问代词、疑问数词”[9]。此外，上文谈到的《楚辞》语气词“兮”的用法也有其规律。廖序东说“《楚辞》‘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种：(一)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韵字。《离骚》通篇如此。……可称《离骚》型。……(二)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颂》如此。……可称《橘颂》型。……(三)两句一韵，两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称为《九歌》型”，他认为“可以说，读一篇《楚辞》，从开头几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这就是说《楚辞》使用‘兮'字是有规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辞〉解难》一文中也谈到，“《楚辞》通例，‘也'字无单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读‘也'如‘耶'，为反诘句，必有反诘词，应用问号;下句读‘也'如字，乃判断词，为感叹句，应用感叹号”[12]，又举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认为“可为此类句法之标准”[12]。《楚辞》情感丰富却不乱章法，而是恪守语法规则，可见其庄重沉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