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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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处写道：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结合《故乡》全文，深入思考鲁迅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故乡》着重表现的，实际是人与人关系发展中的两个循环节。第一个循环节是从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到成年鲁迅和成年闰土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循环节，它不但有了前项(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的和谐美好关系)，而且有了后项(成年鲁迅和成年闰土之间的隔膜：“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认真想来，这个循环节实际是以往人与人关系中不断重复的无限链条中的一环，是无数这类恶性循环节中的一个，它包含着鲁迅对中国全部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关系史的概括和总结：人与人原本是平等友好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及至成年，人与人之间便隔膜起来，彼此的心不能相通了。鲁迅认为，在他与闰土之间，这个恶性循环节已经造成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但还有第二个循环节，即少年水生和少年宏儿到成年水生和成年宏儿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尚未完成、只有前项而尚无后项的循环节。同往日的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一样，水生和宏儿还保持着童贞的爱情，还有着两心相通、两小无猜的和谐美好关系，但他们以后将会怎样呢?是不是又和鲁迅与闰土一样变得隔膜起来呢?这是鲁迅集中思考的问题，他希望他们不再重新走上以前的老路，希望从他们这一代起，打破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恶性循环，从而走上一条新的发展的道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前人未曾经历过的生活。《故乡》的整个情节链条，实际便是由这两个循环节组成的，简单表述出来，便如下式：
我认为，《故乡》的全部描写，都可纳入到这两个循环节中来理解，《故乡》的主题意义，也存在这两个循环节的关系中。
在分析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的关系时，有种观点认为，鲁迅意在表现农村劳动人民的孩子的聪明、勇敢和智慧，表现城市富家子弟的缺乏广博的见识，从而反映了鲁迅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愿望和要求。表面看来，这种分析似有道理，但深究下去，实际上与鲁迅原意悬殊甚大，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这种分析，在不自觉之间，又为两个不分彼此、融洽无间的孩子分出了等级、划分了优劣，标出了高低，而这恰恰是鲁迅和闰土后来变得隔膜起来的根本原因。鲁迅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鲁迅：《集外集·<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关系之融洽，恰恰在于他们还没有在彼此之间分出等差，分出优劣和高低，少年鲁迅不因闰土是贫苦农民家子弟而心存半点蔑视之意，少年闰土也不因少年鲁迅系主人家孩子而视之为异类，因为小说由少年鲁迅的眼中写出，他又是没有任何优越感的，所以表现出了对少年闰土的欣羡，但我们却绝对不能反过来，认为少年闰土自然地优于少年鲁迅，似乎他是高于少年鲁迅的另一种不同的孩子。试想，如果我们把对少年闰土可爱形象的刻画，当成鲁迅对闰土与鲁迅的比较，当成单纯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当成鲁迅向劳动群众学习的愿望的表现，那末，鲁迅后来对闰土麻木迷信的描写，不又可解释为鲁迅对劳动人民的蔑视，当成鲁迅反对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表现了吗?总之，这种观点离开了对上述整个循环节的分析，单纯从鲁迅的部分描写中演绎出自己的结论，结果便离开了鲁迅的原意。而只要我们结合上面列的两个循环节的图式，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鲁迅对少年鲁迅与少年闰土的描写，集中在他们二人的和谐融洽的关系上，宏儿和水生的关系是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关系的重演，在宏儿和水生的关系的描写中，我们只看到二人的和谐亲爱，而绝无二者的优劣比较，所以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也是如此。从和谐走向隔膜，则是闰土和鲁迅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轨迹。
鲁迅和闰土之间的隔膜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鲁迅所抨击的把人分成高下不等的各种等级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在这种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封建等级观念，是维护并实施这种制度的封建礼教制度。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们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显而易见，闰土对鲁迅还是怀有亲情、爱情的，但在这时，他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与鲁迅平等相待了，他在观念上已经把鲁迅当成了与自己高下不等的另外一种人，当成了“老爷”，他内心的感情也便很难以自由地表现出来。这两颗心灵颤动着，意欲向一起抖动，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限，终于把两颗心灵分开了。可以说，这段描写是《故乡》全文的高潮，是最亮的光点，而“老爷”二字，又是这段描写的聚光点。由此可以看出，《故乡》的中心，在于揭露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与人正常关系的无形破坏作用，是“封建思想吃人”主题的一个变奏曲。
“啊，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
闰土这里说的“规矩”、“懂事”，便是要按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等级差别，分别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人的封建礼仪。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人从幼到长，首先受到的便是这种“规矩”的教育和训练，及到成年，习惯了这些“规矩”，“懂”了这种关系学，也便再也无法用自己的真实感情待人接物了，人与人之间也便难以形成真挚的感情交流了，因而少年鲁迅和少年闰土那种真挚的和谐关系便被彻底破坏了。这就是鲁迅《故乡》中包含的最大的悲哀和痛苦。
除此之外，生活的艰难也是压扁人们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闰土在不间断的生活重压下变得麻木了，即使鲁迅，也在“辛苦展转”中失去了少年时的轻松活泼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不利于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的，是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的。这同样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同情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为什么连鲁迅的话也只在脑里回旋，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与闰土自由交谈了呢?因为他已不再有儿时那种毫无障翳的轻松心境。由此也可看出，《故乡》中鲁迅对人民群众痛苦物质生活的描写，是汇入他们精神被窒息、人与人正常关系被破坏这个中心主题的。有的同志仅仅把《故乡》当成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物质生活的'小说，我认为失之于片面，也不足以概括《故乡》的整体意义和全部思想性职能。人们很容易感到，当我们说闰土在精神上已经麻木了的时候，是包含着他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物质生活的痛苦经历的，但当我们说他的物质生活的痛苦时，却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被摧残得麻木不仁了。我认为，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从《故乡》的两个循环节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说明。
上述《故乡》中的两个循环节，没有把豆腐西施杨二嫂这个主要人物包括进去，因为这个人物，照我看来，只是这两个循环节的重要的、必要的补充因素，是做为它们的衬托而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等级观念、封建礼教制度，使鲁迅和闰土变得隔膜起来，但还没有完全堙灭他们二人内心的亲情和爱情，它们把闰土压迫得麻木、迷信起来，但还没有摧毁他的善良和忠厚。豆腐西施杨二嫂则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变得对人毫无诚意了的一个市侩性人物。她在鲁迅面前攀亲拉故，实际上毫无感情;表面上恭维，实际上只是为了捞点东西。在她的身上，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礼教制度所能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浇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点感情温热，使之成为在虚伪言词掩盖下的互相掠夺的冷酷关系。
在《故乡》的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只有水生和宏儿的关系还是正常的、美好的，但他们的将来会怎么样呢?会不会重新走上鲁迅和闰土已经走过的老路呢?这便是鲁迅集中思考的问题。鲁迅不愿他们再象自己、再象闰土，更不愿他们象“辛苦姿睢”生活着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但能不能实现呢?如何实现呢?鲁迅却并不完全知道。
以上便是《故乡》的主要内容。 “闰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们讲到《故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封建的礼教规范真地已经绝迹了吗?我们面前那些睁着天真无邪的眼睛听我们讲解《故乡》的学生，在将来真地便能避免鲁迅与闰土那种关系的变化了吗?他们之间真地便能不再隔膜起来了吗?《故乡》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过时，因而它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