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读后感1
偶读《礼记》遇到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慢慢体会。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古代的教育，没有德智体美劳，却有仁义礼智信。没有说让学生毕业后成才，做一番大事业，只是要
反观我们此刻的教育，基本上是为了分数、证书、学位，然后再作为出人头地的工具加以利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很敬业，但不得不提出疑问，我们乐群吗
如今的高校，老师给学生打分打的试卷的分，学生给老师绩效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反感，并不是因为学生给我的分数低，而是对于这种事情很不能理解。某些人为了讨好学生，甚至放下了师者的尊严，对学生容忍放纵，奴颜婢膝。还有，有些学生因为考不好，甚至在网上骂老师，呜呼哀哉，今日之‘博习亲师’也。
论学取友，我们能够理解为有论学的潜力和择友的原则。但我更愿意把这四个字曲解为以文会友。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知音。而最易成为知音的，则是同学和同行。期望难忘同学情，同行非冤家。把酒言欢、坐而论道比刀光剑影要幸福的多。能做到上面三点，就可达小成，其实并不难。
大成叫做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原因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诚实的决定。这样说可能太大众化了，很多人不会觉得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举个我经常给人下套的例子吧。
我经常这样问别人：你认为八股文好不好？
上面的例中的答者就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对一个事物做价值决定时，务必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否则一切都是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大成无上限，独立思想，诚实做人，而已。
《礼记》读后感2
我最喜欢的是《礼记》，它时时刻刻的都在提醒着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学会去从别人的角度去想，发现错误就要去改。这本书，还告诉我很多的做人道理。
例如：‘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意思：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仍然很谦虚，做了很多对人有益的事，仍然不懈怠，这样才称得上是品行高尚的人。我的理解：有的人虽然知识不是很渊博，但是他很用功，也很谦虚，而且，做了很多好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也能称得上是品行高尚的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意思：克服自身的错误就应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不必要求别人，这样再有缺点错误，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我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自身也有错误，只要靠自己的努力，不需要强求别人，就算没有改过来，这样的错误，也不会有什么抱怨的。
‘好学近乎知，知耻近乎勇。’意思：喜欢学习的人，离聪明就很近了，明白耻辱的人，离勇敢就不远了。我的理解：只有喜欢学习，明白耻辱；那么他就会很聪明，很勇敢了。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都离不开书，因为我们能从书中得到很多的做人道理，这些道理只有自己去感悟，才能说真正的理解了。
《礼记》读后感3
儒、道、阴阳、法、名、墨、杂、农、小说家九家为中国最早的九个学派，其中儒家和道家出现的最早。儒家的礼仪在周朝时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道家的八卦早在伏羲时就出现了。但《孟子·尽心章句上》中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所以，我觉得还是儒家更主张中道。
我认为《儒行》这篇文章就是写君子（儒士）的各种行为的。我体悟最深的一段是：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有人会把它翻译为：儒士拿忠信做甲胄，礼义做盾牌；头戴仁而行，怀抱义而居。这就是自立。可我更愿意把它译为：儒士用忠信捍卫自己的思考，用礼义来保护自己那颗纯洁的心；脑子里有一种意念是要怀着仁爱去行动，心中怀着义来处事。虽然有暴政，但也无法改变我的想法。这就叫做自立。
举两个例子吧！
周朝时，西伯（周文王）不喜欢纣王荒淫无道的统治，所以就以自己的仁政来治理国家。这可惹怒了纣王，于是纣王便囚禁了西伯。但西伯仍然依他的正道而行，最终还是打败了纣王（只不过是把他的大道传给了他的儿子武王）。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犹太人摩西的。
犹太人在埃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埃及人便开始排斥犹太人，后来又要把所有刚出生的犹太男孩都杀掉，只有一个叫摩西的小男孩获救了。他支持犹太人信仰上帝，而不信仰多神教，最后带领大家搬到了耶路撒冷（后来的以色列），自称以色列人。
所以，如果你光会独立做饭、扫地，这不叫自立，必须有了这颗心才叫自立。
《礼记》读后感4
闲暇时我常常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旁，一边品着绿茶，一边慢慢研读着《礼记》这部古代经典，那淡淡的茶香与书香顷刻间在心脾间交融、弥漫、缭绕，足以令我心旷神怡、如痴如醉，读着，读着，我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古代，正在与古代圣贤品茗与对话。
《礼记》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着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又远超于《荀子》。这部书可谓是包罗万象，它以礼乐为核心，所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礼记》在唐代就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则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由此可见《礼记》这部书的重要价值。《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为“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反复吟读着这段文字，深深地被文字中所蕴含的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感染。“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做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为了老百姓，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共和社会。这段文字，并不会因年长日久而失去光泽，至今读来，它仍发出道道金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表达了我们每个人对对美满、公正的大同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读后感5
翻开我的笔记本，本子上摘录的第一句话便是《礼记》这部书中的一段文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句话的原意是：“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详细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地力行。”我经常将《礼记》中的这句话作为我的
“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这句话时常提醒我在工作中注重学习，不仅要精通业务知识，还要广泛学习其它方面的优秀书籍，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做一个“一专多能”的人，此外在平时还要多与身边的同事朋友沟通交流，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方法，对于工作生活中的难题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此外，光学习理论和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得多实践、多锻炼，做到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在这部书中，我也了解到了古代的儒学家们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一些认识，诸如礼的起源和礼的作用，古代人对冠礼、聘礼、祭礼等礼仪规范的解释。可以说，《礼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礼教文化的成熟。这部书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礼仪礼节仍有很好的启示和教育研究意义。当然《礼记》中的部分文字也含有全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及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可取的，需要我们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进行对待。
总之，《礼记》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国学经典，就像一壶好茶，需要慢慢细品，才能感受到那沁人的芳香。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将在书海里不断徜徉，撷一缕淡淡的书香。
《礼记》读后感6
暑假里，我阅读了许多书，使我印像最深的，是《礼记》。《礼记》中说“礼”的部分，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礼记》中说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可见“礼”是非常重要的。“礼”就是礼貌、礼仪，“有礼”就是讲文明、有礼貌、懂礼仪。文明礼貌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
有礼必须从日常生活的言行做起，做到讲文明、有礼貌。比如：不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爱护公物，坐公交车时主动给需要的人让座；不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见到熟人要问好，需要别人帮助时用“请”，得到别人帮助时真诚道声“谢谢”，和别人告别时说声“再见”，等等。
一个有礼的人，不仅让人与他相处时心情愉快，而且也能使他自己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反之，一个无礼的人，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就亲眼目睹这样的例子：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借书，在门口看到有位叔叔问门卫爷爷：“指南书城搬去哪里了？”门卫爷爷生气地说：“不知道！”我以为爷爷是真的不知道，就上前告诉了叔叔，等叔叔走后，门卫爷爷说：“这个人，那么没礼貌！连称呼都没有！”我这才明白，门卫爷爷不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觉得叔叔没礼貌才故意不告诉他的呢！我想，如果叔叔能够礼貌用语，门卫爷爷一定会告诉他的！
做人须有礼，人有礼则安！有礼的人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人们更乐于帮助他。同学们！“有礼”不在于嘴上功夫说说而已，而在于真正的践行，让我们从小学礼，从我做起，做一个知礼、懂礼、讲礼的现代文明人！
关于黄帝内经读后感1
《黄帝内经》一书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当然其在中医学领域的经典地位更是家喻户晓的了。它作为一部国学经典不仅仅是医学生应该好好研读的，它在养生方面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它指导我们如何才能顺应自然以达到健康和谐的状态。
《黄帝内经》给我印象最深启示最多的就是它的前几篇，如《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这几篇论述都在养生的原则和总纲上做了精当的论述，其中一些理念极具现实意义，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夫阴阳者，天地之常道，术数者，保生之大伦，故修养必谨先之。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但其中蕴含的养生之道确实可以让人受益无穷的。很早就听过“天人合一”的理论，原来觉着很飘渺甚至有些故弄玄虚，在读过《黄帝内经》之后发现，人体就是法效天地生成的，因此，只有真的只有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才能“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
在读过《黄帝内经》后，我结合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综合分析了一下，发现自己没能做到《黄帝内经》所提及到的理念。首先我觉得自己的作息习惯不仅没有类天地之道，相反，还有悖天地之道，既然要“法于阴阳”那一定得做到日出我起，日落我息，但实际情况是晚上熬夜熬到好久才睡，上午很晚才起床，这样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气虚无力。我个人身体一向还是很好的，体质不错，因此我一向不注重这些，认为这些离我还很远，老了在养生也不迟，在读完此书后我发现养生要从现在做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大到情志，小到作息习惯在生活中我以前不注重自己情绪调节的，当然也很少注意自己的作息习惯，现在普遍大家都睡得很晚，殊不知这些都是背离阴阳之道的，而且平时也不注意情绪和精神的调节，在读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时才发现对精神的调节以及对情绪的控制对健康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看来这些谨小慎微的地方如果不注意真的会出现很严重的状况。另外现在正值春季，平时也没注意什么，在看过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后，知道春天气机是生发，条达，舒畅的，因此内心也应该是这样的。“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这些也就提醒我们应该内心恬淡，而且应该到外面出去走走，这才符合养生的大道。
另外，纵观《黄帝内经》，它不是一时一家之作，融合了几代人的心血，它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它也作为一部国学经典流传于世，该书巧妙运用以岐伯和黄帝等人的对话形式，使一些理念深入浅出，很精当的阐述了阴阳五行，四时气候，五运六气一些理念。《黄帝内经》读后，我的感受虽然没有很深，但确实得到一些体会，我想这就是收获吧，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按照这些感受去生活，虽不能达到上古之人境界，但还是大有裨益的。因为《黄帝内经》篇幅较多也没能全部看完，而且后面一些理论性较强的也不能读懂，因此仅有这些肤浅的感想来完成这次作业。今当临文嗟悼，不知所言。
关于黄帝内经读后感2
《黄帝内经》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三坟雄文，它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面对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我惊讶于古代人们的智慧而深深地感到自己才疏学浅，所以只能截取《皇帝内经》的一小部分——它的养生思想，来谈谈自己在阅读这本书后的感想。
养生，也被称为“摄生”，指的是更好地保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的方法。《皇帝内经》作为医药学的早期著作，养生学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蕴含在其中的养生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未病先防
养生的目的就是保养生命，维持人体的健康状态，所以必须做到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养生要未病先防，未老及养，不使生病才能延年益寿，推迟衰老。当病症能被检测出来时，其实它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了，这时再采取措施已经晚了，因为机体再也恢复不到未患病的健康状态了。比如癌症，很多时候发现得癌症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如果能通过避免辐射，不食用可能致癌的食品，来减少得癌的几率岂不是最好吗?
(二)顺应自然、动以养行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人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人来源于自然，不管人类文明如何发展，人类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遵循自然界阴阳四时的规律。自然界的变化，会通过温度，湿度，阳光等等各方面影响到人体，所以养生就要顺应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四时的生长收藏变化规律。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指出了具体的养生方法：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俱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其中“广步于庭，披发缓行”正是体现着“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
(三)恬淡无为、静以养神
“无为”最早出现于老子的道德经中，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黄帝内经》中“恬淡无为”的思想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里说明了“恬淡虚无，清静无为”对养生的重要性。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强度如此大的时代，我们更是需要回归这样一种“恬淡”“清静”的境界，少一些忙碌，少一些名利，少一些争吵，静静地品味生活，享受生命的快乐。这样，我们可以拥有更平和的心态，获得平静的内心。《内经·痹论》言：“静则神藏，躁则消亡。” 通过静养，才能将神气内藏，达到清静内守的境界。如果反其道而行，“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逆于生乐，起居无节”，那么后果只能是“故半百而衰也”。
(四)避邪去害
中医认为发病的根本是内因，外因是发病的条件，如果人体正气充足而不受邪则不会发病。在《黄帝内经》中也将避邪、去害趋利作为一个重要的养生方法。《灵柩·百病始生》言：“夫百病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它还指出，不仅自然界的风雨寒暑雾霭要躲避，五味七情之过亦不宜。《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举痛论》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可以从中看出，风雨寒暑、偏嗜五味、七情过激都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养生之根本就在于去除一切有害于身体的因素。
当然，前面的这几点只是简单的概括，远没有表现出《黄帝内经》中养生思想的全貌，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窥出它的伟大，这些思想是超时代的，是颠簸不破的。值得我们好好的体会，并把它切实地运用到平常的生活中去来保持生命，增进健康。
【拓展阅读】
黄帝内经
（医史文献）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历史
名称由来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
所谓“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其重要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等。之所以称“内经”，并非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是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之意相同，只是《黄帝外经》及扁鹊、白氏诸经均已散佚不传。
成书时代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古人主要有三种观点：
先秦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 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战国时期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 、方孝儒 、清代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西汉时期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为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
一、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二、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柩》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
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
五、《灵枢》中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0 ）颁布太初历之后。
六、《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之事。《素问》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补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085 ）颁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因此一定在张仲景之先。
七、《素问》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可以认为这两篇系唐宋间的伪作。
综合论之，《黄帝内经》成书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其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依惯例认为属于内经亦无不可。
传本演变
一、《素问》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的黄帝内经素问
林亿、高保衡等人的“新校正”说：人是具备气形质的生命体，难免会有小大不同的疾病发生，故以问答形式予以阐明，这就是《素问》本义[26] 。隋代杨上善整理《内经》，迳称为《黄帝内经太素》是颇有见地的。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书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时，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只是到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的第七卷已经亡佚了。王冰认为是“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的缘故。王冰自谓“得先师张公秘本”，“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由于王冰补入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并将《素问》全文广为次注，所以才从原来的九卷大大地扩展为二十四卷，从而成了如今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还有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十二卷刊本和明代正统年间所刊五十卷《道藏》本，但其内容、篇目次第并无变动，一如王冰旧作。
二、《灵枢》
《灵枢》最早称《针经》。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就有“先立《针经》”之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后来又称为《九卷》，晋皇甫谧复又称之为《针经》，再后又有《九虚》、《九灵》、《黄帝针经》 等名。
《灵枢》一名，始见于王冰《素问》序及王冰的《素问》注语中。王冰在注《素问》时，曾两次引用“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这句话，在《三部九候论》中引用时称“《灵枢》曰”，在《调经论》中引用时又称“《针经》曰”，可知《灵枢》即《针经》。而其他《素问》注中所引《针经》，皆为《灵枢》之文，则更证明了这一点。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而其命名之义则需具体分析。马翃和张介宾认为是因为枢机之玄奥。《灵枢》主要研究的是针刺问题，故称《针经》；因其卷帙为九卷，故名曰《九卷》，并因此而有《九灵》、《九虚》等名。
至于《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都亡佚了。宋代林亿、高保衡等人校正医书时也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均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存世的唯一版本。史崧之所以将《灵枢》改成二十四卷，也只是为了与王冰所注之《素问》卷数相同而别无深意。因为原本这两部书都是九卷，所以最终都成了二十四卷。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将《灵枢》并为十二卷，也是与其所刊《素问》十二卷本相匹配。至于明刊《道藏》本之《灵枢》只有二十三卷而不是五十卷，则是因为《灵枢》较《素问》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次注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最早、又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版本。
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是现存最早和唯一行世的版本。
引导语：有关《会计发展史》的
会计发展史读后感一
寒假期间，我完成了对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的阅读，该书包括前言、经济核算与复式会计的产生、核算成为科学、改革前俄国核算的产生与发展、俄国的会计科学思想、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核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会计核算等九个部分。
索科洛夫在这本书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以会计科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主线，详细地介绍了会计观念、技术和方法的演进过程以及有关会计学派的特点，特别是通过结合不同学者对会计科学发展贡献的理论概括与观点介绍，注重从史学展的角度来研究会计科学思想的演变规律，从而体现出该书与其他西方类似著作所缺乏的一个基本特征。该书的基本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部分，及主要观点如下：
一、会计核算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索科洛夫在研究会计核算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时，区分了经济核算、会计核算、复式会计、会计学与会计科学等概念，认为复式会计是会计核算发展的结果，而会计核算只有在摆脱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约束并确定科学的原则之后才能转变为科学，会计核算科学是会计发展的高级阶段。
二、十月革命前俄国会计核算体系的形成与变化
受列宁的有关会计核算阶级本质思想的影响，或许国的史料更为翔实，所以索科洛夫对改革前后的俄国会计核算进行了专门研究。
三、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核算思想
当人类社会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变化，美国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到20世纪中叶，英美的会计理论开始活跃起来。所以索科洛夫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会计核算思想的发展时，不仅介绍了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还重点研究了英美学派。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会计核算实践
索科洛夫出生于前苏联，也许前苏联是最早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前苏联是当时的“老大哥”，所以作者在介绍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会计核算时，将主要部分放在了前苏联，仔细研究了前苏联建国初到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会计发展历史，而对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计核算发展则采取了概略研究的方式，简单地研究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取得的主要会计核算理论与成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实现了会计核算的同步发展。
会计发展史读后感二
在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一书中，他把会计的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管理生产的客观需要。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要进行物质的生产，生产的行为同时也是生产的消费行为。生产的消费，除了自然资源耗费外，都可归结为劳动的耗费。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总是力求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多的物质财富。为了达到节约劳动耗费，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加强对生产经营管理，力求以较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对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和计算，并将耗费与成果加以比较和分析，借以掌握生产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在我国，“会”、“计”二字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周礼》中。
根据考证，在此之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共五千多字，均未发现此字样。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生产活动的计算和计量仅凭头脑记忆即可。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会计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活动频繁，劳动产品增加，剩余产品出现，单凭头脑计算和记忆已远远不够，于是产生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记录和计算方法。这是会计的萌芽。但它只是生产活动的附带工作。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文字的.产生，会计由“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记账、算账等管理活动。
据我国历史记载，我国西周王朝已设立了“司会”这一专职官吏来掌管国家和地方的“百物财用”。《周礼.天官》中记载：“司会主天下之大计，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而听其会计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当时，就设有专门的官员记载和管理王室的钱粮赋税，并设有官厅会计部门，主管官员称为“司会”，“司会”在总揽国家政大权的天宫大宰的领导下，组织年度的总合核算．“司会”下面又设有掌管王朝全部会计账薄的“司书。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高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使会计核算的方法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出现“账簿”一词，到宋朝会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四柱清册”。四柱是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其含义分别相当于期初余额、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期末余额。并归纳出了四柱之间的平衡关系：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清册”将一定时期内财物收付的记录，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以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以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使我国传统的单式收付簿记记账法提高到较为科学的层次。可以看出，在四柱中，每一柱都反映着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各柱相互衔接，形成整体，不但彼此具有相互核对的作用，而且可以总括表现某一特定会计核算内容的增减变动和结余情况。“四柱清册”的创建和运用，是我国会计史上的一大成就，为我国通行多年的收付记账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末清初我国的商业和手工业出现空前的繁荣，反映了我国封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是到了明末，出现了比“四柱清册”更加完备的“龙门账” 核算方法。“龙门账”是把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 、“存”、“该”四大类。所谓“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全部资产（包括债权）；“该”指全部负债（包括业主投资）。“进”、“缴” 、“存” 、“该”四柱之间的结算关系可用下面会计方程式表示：进-缴=存-该或进+该=存+缴年终结算，按照上式，从两方面计算盈亏：进-缴=盈亏；存-该=盈亏。两式计算结束相符，称为“合龙门”。“四柱清册”只能应用不计盈亏的政府（官厅）会计，而“龙门账”则能满足商业上核算盈亏的需要。在“龙门账”的基础上，我国会计工作者又创造了“四脚账”，这种账主要应用在民间商业界。“四脚账”对企业发生的日常经济事项无论现金出纳、商业购销、内外往来等，均在账簿上记录两笔账，即要登记某一账项的来龙和去脉。
可见我国会计工作者早在明末清初就为近代会计中的“复式记账”原理作出过极为重大的贡献。在封建社会，由于我国历来实行闭关自给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力逐渐落后。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会计发展的步伐一停滞不前。中华人民共利国成立以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了与之相适应的前苏联会计模式，前苏联会计模式的引入是对旧中国会计制度和方法的变更，我国会计水平在原有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加强经济管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我国于1985年出台了第一部《会计法》。1993年和1999年根据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分别对《会计法》进行了修订。新《《会计发展史》读后感会计法》的出台，对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惩会计工作中存在的秩序混乱、管理松弛、违规操作、会计造假、监督不力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财务管理日趋走向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适应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于1992年制定和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突破了原有的会计核算模式，建立了反映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自主经营要求的科学的会计体系，为了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会计核算准则。从此，我国会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会计方法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从不系统到比较系统的发展过程。今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计算技术的进步，会计的方法必将继续发展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