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工业化、教育普及化和科学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主导世界的现实，决定了无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走向现代化，这是它的必然趋势。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重要特征 意义 影响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
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重要特征及现实意义
1 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从认识论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1)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2) 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3) 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4) 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5)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6) 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 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
其次，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的文化传统。所以不能把传统文化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的历史”而应认识到它同时关系着现在与未来。把发展看成为“反传统”，其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其实，任何现代化只能从现实传统文化出发，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波普尔曾针对那种妄图“彻底清洗社会这块布—创造一块社会的白板，然后在它上面画出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指出：“没有比毁掉传统的构架更危险的了，这种毁灭将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使一切人类价值漠不关心并使之瓦解。而且，一旦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所以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
再次，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各不同，但这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人类世界组成的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那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各个国家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文明的发展，才会有
可靠的保证。相反，一个国家不顾自己民族的特点，一味模仿或照搬别的文化，不仅不会有好的发展，甚至会走上灭亡的道路，世界史上是有这种教训的，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有好的东西，也有糟粕，不可“拣进篮里都是菜“，如”拜金主义“之类，即使在西方，也是被批判的。西方文化也并不等于世界先进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先进文化是以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及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标志的。因此，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决不是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面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一面对本国文化进行革新，不断提高自己的现代化水平，由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弘扬，关键在于人们用何种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消极因素，这与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就其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表现是：
第一、缺乏民主精神。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特权思想，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缺乏民主意识。
第二、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
第三、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第四、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
3 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化需要社会实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才能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根本的结合点 。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得到合理配置，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首先素养的人，就无法胜任，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
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要保证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价值的实现，不仅个人实践活动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学会按法办事，而且也促使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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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独竹漂活动是在典型农耕时代背景下与特殊地理条件下，贵州赤水苗族生活方式的产物，也是民俗体育文化符号的一个投射点。文章从文化学、民俗学的角度，在全面论述独竹漂活动的文化特征、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再从文化发生角度上阐述其象征意义。试图寻求独竹漂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理论基点，更加深入认识民俗体育文化事象。
关键词：独竹漂活动 民俗体育 文化特征 文化价值 文化象征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09—0001—03
中国民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应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积淀。”[1]独竹漂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明时期赤水境内的“水运皇木”。到清中期，贵州赤水苗族民间种植的楠竹长大了， 为了生计的苗族人群在赤水河长期充当筏运楠竹的工人，久而久之，他们具有了独竹漂技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赤水苗族民间在每年端午节这天习惯性举行划独竹漂祭祀屈原的习俗活动， 这为独竹漂活动积淀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现今，独竹漂活动已突破民间习俗向国家举办的全国民运会赛事发展，对独竹漂活动的文化特征、价值及象征意义的全面阐释， 有利于独竹漂活动在现代进程中更好地发展，也有利于丰富民间民俗体育研究理论，更加深入认识民间民俗体育文化。
1 独竹漂活动的文化特征
1.1 悠远的历史性
悠远的历史性主要指独竹漂活动发生历史的源远流长。独竹漂活动的发源要追溯到明代发生在赤水境内的“水运皇木”，即当时朝庭建设皇宫所需木材大量从川黔获取， 通过赤水河运输。据《遵义府志》记载：“四川马湖、永、播而下产楠木，历代南中不宾，斧斤不得而入焉。明洪武初年，建置城郭都邑，册封蜀王。营建藩府，皆取蜀材。”[2]因川黔交界，取得的蜀材要通过赤水河运往。另据《仁怀文献辑存》记载：“明永乐四年，少监谢安以采木至石夹口十丈洞，亲冒寒暑，播种为食，二十五年始还。”[3]这里的十丈洞就是黔北赤水的一个地名， 进一步佐证了明代朝廷到黔北取材的事实。对于取材后的运输方式，主要是排筏运输，《赤水县志》记载：“明代至清初主要是木材排筏。随着楠竹生产的发展，至清代中期，除木筏运输外逐步发展竹筏运输。民国时期，竹木排筏运输形成专业，并建立排筏运输工会。”[4]可见，独竹漂活动的发生历史悠远，它应起源于明时期赤水河的排筏运输。
1.2 特殊的地缘性
特殊的地缘性主要是指独竹漂的发生与特殊地域的关联性。赤水地处贵州西北部末端，同四川南部接壤，距贵州省会贵阳市约400 公里，历为川黔商贸枢纽，是通往巴蜀的重要门径。据赤水大同河的几位八十以上高龄老人讲诉：“早年贵州需要的食用盐及其它一些生活物资需要从四川引进，当时不通陆路，只有靠赤水河来运输，需要工人拉船沿着赤水河逆流而上。而赤水境内丰富的木材与竹材要销运到外地，也要通过赤水河，人们将大量的木材、竹材扎成排筏顺着赤水河撑行而下。”诗云：“茅台斜阳映赤水，残阳几页贩酒船，独竹飞流飘然过，纤夫逆行步步难。”这正是生动反映早期赤水河交织穿梭的繁忙劳动景象及苗族水上工人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如歌如泣的历史画卷。可见，贵州赤水独竹漂活动的发生是赤水苗族水上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而这种方式的选择又归因于赤水特殊的地缘条件。
1.3 典型的原生态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 中国文化的生态发生了显著改变，学者开始呼吁保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态性，但对原生态的概念还是模糊的。查阅《辞海》尚未有“原生态”一词的注解，在《现代汉语词典》有“生态”一词，“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5]综上，原生态性主要指赤水民间的独竹漂活动在发展过程中， 较好地的保持了原来的习性、环境、特征及状态。独竹漂在贵州赤水漫长的河运竹木历史长河中形成后，赤水民间端午节一直流行着独竹漂文化习俗活动， 活动始终是在没经刻意装饰的赤水河里进行的，活动器材一直采用当地山上的竹材，文化传承人一直来源于当地村民。可以说，贵州赤水民间的独竹漂活动并没随着时间的进化而忘根，较好的保持了文化活动的原生态性。
1.4 叹羡的艺术性与超难性
叹羡的艺术性与超难性主要指独竹漂具有让人惊叹与羡慕的艺术欣赏性及对文化主体的平衡、力量、柔韧等身体素质的超难要求。一般独竹漂活动分为表演与竞速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们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人赤足站立在直径只有16～18 厘米大小的漂体上。不同点在于前者主要进行各种技巧性展示，如“穿越险滩”、“杆上空翻”、“燕式平衡”、“金鸡独立”、“一字漂行”等，能给参观者带来“水上芭蕾”的视觉盛宴，而后者主要是较力竞速，细小流线型的漂体有利于减小在水中所受阻力， 以确保在划竿的推力作用下，使之飞速漂行，让人联想到传说中达摩的“一苇渡江”。可见，独竹漂活动的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具有让人叹羡的艺术欣赏性及常人不可轻易完成的难度性。
1.5 突出的休闲娱乐性与健身性
最初独竹漂活动并不是为了满足休闲娱乐与健身所需而存在的， 它是水上苗族工人为了养家糊口而长年从事着水上放筏的一项苦力劳作。但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重视人民的体质与健康，民间民俗体育得到国家重视。由此，赤水苗族民间端午节兴起举办独竹漂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 每到活动之日便引起众多当地人及外地游客前去观望。无疑， 在当时文化相对稀缺的时代，独竹漂活动给节日的人们带去了欢声笑语，成为当地人的休闲文化符号。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腾飞，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对精神需求与健康需求十分突显，赤水民间开始创造性的利用独竹漂表演婚俗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来满足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同时，民间独竹漂活动一般要进行长距离（民间一般约一公里）的竞速比赛，有助于强化与提升人的运动体能，对参与者具有良好的健身性。
1.6 显著的传承性与流变性
“传承就是延续”[6]。独竹漂缘起于贵州赤水明朝时期的水运皇木，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洗涤而延续至今，足以说明独竹漂具有强烈的社会生命延续力， 因此， 传承性是独竹漂活动的显著特征。然而，独竹漂活动的传承并不只有继承，还表现出了根据新的时代需求作了创造性、改变性传承。即它在时间轮轴上，除保持了其基本的文化形态特征外，它在价值取向上、活动目标上及文化各层面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它已经由最初的生活筏木向人们对生命安全与幸福生活向往的宗教祭祀活动转变，再向现代经济产出、社会娱乐需求转变，最后向政府举办的体育竞赛活动转变（使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流变性是独竹漂活动的又一显著性特征。
2 独竹漂活动的文化价值
2.1 交通出行的实用价值
一般来说“某一体育项目发展的文化内因在于它自身内蕴的实用价值”[7]， 独竹漂活动发展的.文化内因与其自身内蕴的交通出行这一实用价值是分不开的。早年，贵州赤水不通陆路，当地盛产竹木，这些竹木只能通过当地的赤水河运售给外地，即将竹木捆成一个个筏子，利用水的浮力来运输。这种“以筏作舟，以筏载人”的河流文化成为了当时赤水苗族的重要生活行为方式；另外，赤水河流四通八达，而当时当地的过河船只很少，一些艺高胆大的长期从事河运竹木的苗族工人会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会利用一根楠竹作为渡河的实用工具，这种“以竹代步，以水为路”的生活出行方式在当地并不鲜现。可以说，正是独竹漂活动自身内蕴着交通出行的社会实用价值为其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理论根基。
2.2 调解压力的休闲娱乐价值
人作为生物个体存活的意义是通过不断劳动为自己换取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期间人的生理、心理都将面临着严酷的考验， 这就需要劳动创造者通过某休闲娱乐活动来进行调节、排解。虽然最初赤水苗族民间举办独竹漂活动主要是祭祀屈原，并不是直接为了休闲娱乐，然而活动却实实在在地给参与者、观赏者带来欢乐与享受。独竹漂形态十分奇特、活动内容十分丰富，除了精彩的独竹漂表演，还有划龙舟、抢鸭子比赛活动。因此，赤水民间的独竹漂活动可以让参与其间的人们尽情的哟呵、发泄，从而有效的起到调解身心压力的功效。现在，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过度，人们的心理压力有增无减，赤水民间独竹漂活动的调解心理压力的功效仍在持续， 或许这就是赤水民间独竹漂活动能够传承下来的重要动因之一。
2.3 强化体能的健身价值
前面已提到赤水民间端午节开展的独竹漂活动缘于祭祀屈原，活动参与者并不是为了身心娱乐与强身健体。然而，当我们跳出活动开展的主旨意义来审视这种民俗活动对身体机能意义来看，它又具有强化人体能的健身价值。首先，活动参与者要站在细小的楠竹体上进行各种超难的平衡、跃腾等动作，这对人的体能、平衡、爆发力等身体素质具有强化与提升的作用；其次，活动要求参与者进行较长距离的划行比赛。一声炮响，参与者在观众的掌声中、欢呼声中、呐喊助威声中迎着波涛滚滚的江水逆流而上，奋力划行，待划至终点时，大家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可见，该项活动对文化参与者来说是极费体力的，它将有效的促进文化参与者身体物质、能量的流动与转化，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的体能。
2.4 催人奋进的竞技价值
客观地说， 赤水苗族水上工人在运输活动中是十分敬畏大自然的，他们认为万物兼有灵，与自然保持和谐是他们的心理所向。然而，当苗族水上工人脚踏湿滑、沉重的竹筏子时，他们必须要在波涛翻滚、乱石矗立的河流中勇往直前，与自然的力量进行较力竞速， 那是一种人在求生本能欲望的驱使下表现出来的奋进力量。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从来都不缺竞技性，当然这种竞技性主要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求与对未来的期望， 一种在逆境中不屈不饶的精神力量的体现。现今，独竹漂活动成功步入全国民运会的竞技舞台， 继续传承着民族体育催人奋进的竞技价值，这远远超越了民族体育外显的运动形式，它是人类留下来的一种珍贵的精神财富。
2.5 符号化的传承价值
德国思想家卡西尔认为，“科学、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组成人性圆周的各个扇面。”[8]在这里，独竹漂活动就代表着当地水上苗族工人的一段生活历史、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思维逻辑、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一种战天斗地的精神文化符号，它们组成了当地水上工人人性圆周的各个扇面，凝结着当地水上工人勤劳、智慧、勇敢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可以说，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无论独竹漂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如何改变， 其文化精神内核已深深渗透其里，并以世代相传的形式在民间不断地传承、传递，保证族人对这一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延续与薪火相传。如今，该项目走向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舞台， 在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宝库的同时， 也为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寻觅到了新的路径。
2.6 情感调节与资源整合价值
贵州赤水地处黔北边陲地带，社会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等资源要素相对匮乏，将地方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起来推动当地社会发展是一种迫切需要。同时，赤水毗邻四川合江县，当地苗、汉族杂居相处，这种地区间、民族间交错杂居的现象也需要加强相互的文化对话及情感交流。独竹漂活动作为贵州赤水民间端午节期间的一项开放性、娱乐性体育活动，为当地苗、汉人群共同参与活动提供了平台。也给平时奔波劳碌的人们提供了凑热闹、看稀奇的休闲娱乐时光，每到节日之际，四邻八社的乡民及外地的游客便齐聚于赤水河沿岸， 男女老少在欢声笑语中交流了情感、增进了友谊。活动期间，地方上琳琅满目的土特产也是外地旅客热衷的对象，当然还包括游客的吃、穿、住等方面的消费，从而表现出突出的社会资源整合价值。
3 独竹漂活动的文化象征意义
3.1 历史与地理：民族生活方式选择产物的象征
任何事物无论多么奇特新颖，都不是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都应该将其放入具体的发生历史条件镜像中去分析。被形象称之为“一苇渡江”、“水上芭蕾”、“水上走钢丝”的独竹漂文化，若不能回归到它发生历史的具体生活情境中去， 那将成为无法想象的外来物。
历史上，生活在贵州赤水的苗族人群主要以农耕种植为生，赤水能被誉为“中国十大竹乡”，正是当地苗族辛勤耕耘的结果。由于当时赤水陆上交通匮乏，当地大量的竹木运销到省内、外各地只能通过赤水河输运，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上运输活动中，最终促成了这些水上苗族工人具备划行独竹漂的能力。因此， 独竹漂活动是在特定历史与地理条件下贵州赤水苗族生活方式选择的象征。
3.2 遵从与抗争：民族生存法则逻辑的象征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个性， 一些研究只认识到它对自然的遵从，而忽视了它与自然的抗争，进而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惰性文化，这明显是一种偏见。
深入探寻独竹漂活动的由来， 是赤水苗族水上工人在遵从与对抗自然中形成的产物。一方面，这些水上工人在运竹过程中要根据河道、水流情况而扎竹筏子，充分遵从自然。比如，因赤水河上游河道窄、水流急，水上苗族工人会在上游将竹扎成适当的小筏子，以安全顺利通过，而到下游河道变宽、水流变缓，他们又将若干小筏连成大筏子；另一方面，这些水上工人面对波涛汹涌的河流，他们在运竹过程中不是怯弱、屈服，而是勇于与自然抗争，甚至是在拿生命在与自然背水一战、殊死搏斗，最终在与自然的遵从与抗争中让他们将竹运至目的地。因此，独竹漂活动携带着赤水当地苗族对自然遵从与抗争的两种文化符号意义，是赤水苗族生存法则的逻辑象征。
4 结语
贵州赤水苗族独竹漂活动文化特征突出、价值多元化，它是赤水苗族生活方式选择产物的象征与苗族生存法则逻辑的象征， 也是民间民俗体育由历史来到现实存在的典型文化符号投射点。事实表明，只要民间民俗体育在现代化流程中联系自身的文化特征、突显时代所需的文化价值要素、彰显其文化象征意义就会前程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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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边城》里的孤独意识
创作于1933年的《边城》是富有精神纯粹性的，可正如作品结局——走水路的爱情的失败——所展现的那样，它荡漾着一种“孤独”的气息。《边城》这部作品的意境整体上如作品本身所说的那样“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美好却忧愁无限，但这正是作者有意于小说创作的“开放性”结局的真正用意，为的是突出这种“不和谐”，折射出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意识。这样的孤独意识体现于作者本人，体现于作品中所展示的“边城”自身的地理环境，而这两者最终又为了体现人类的孤独这个大的精神旨归。虽然《边城》是作者着意为世人谱写的乡土挽歌，但是沈从文并不是要突出这样的孤独，而是要反抗这样的孤独。最终，这片土地上还是再次荡漾着孤独的气息，美好的人性太过于理想化，因此导致了这片土地上人性的贫乏，反抗的失败。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边城》里的孤独意识。
一、边城与孤独的诗人
沈从文给自己的定位是“乡下人”，他在创作于1943年的作品《水云》中提到“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感情发炎的症候”。从这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独特的理想实现形式，和他给自己在当时主流文化环境之下的定位。蓝棣之先生曾经用“症候”这一独特术语分析过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说：“一部作品总是必然地会带有作者本人的烙印……”\[1\]如此《边城》必然的带有沈从文先生自己的印记。那么这样的烙印是如何表现的?当时的他已经与大家小姐张兆和结婚并且是新婚燕尔的时候，从他的事业上来看，沈从文在当时的北京已经谋得一份大学教师的职务。他作为一个从湘西农村出来的行伍之人能在婚姻家庭上获得这样的成功，理应说此时是他人生的辉煌时期，此刻他的人生感受理应是幸福的。可是《边城》却打破了这样的幸福和谐的画面，也打破了我们世俗的想法。从“湘西世界”走出来体验了都市丑陋一面的沈从文通过“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希望通过乡村的纯粹来改造都市中的畸形人，实现人的改造。但是小说最终的开放性结局体现了作者知道这样的改造的困难，他自己也不确定这样的理想能否实现，因此整部作品才会有种朦胧的“不和谐感”，这或者就是他作为一个了解当时中国真正国情的知识分子的孤独感产生的来源。那么这份孤独感是如何付诸于文本的呢?“《边城》结尾的开放性则标志着现代‘小说’视域的生成的。”\[2\]而本雅明认为“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3\]虽然《边城》的开头仍然尚是典型的传统讲故事的方式，“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样的开头如讲故事般，在悠远的讲述带有一种淡然的抒情风味。但是结局的开放性把悠远与抒情撕裂，这样的逆转说明作者叙事方式的转变，小说结尾的开放性代表了一种真正小说的形成，同样也体现了作者“孤独的个人”的生成。也许这样的孤独感的体认正体现了卡西尔所说的“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4 \]所以孤独是沈从文自己对他自身生存状况不断审视的结果，这样的审视结果与表面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偏差，但是这样的偏差才是当时作者的内心真实写照。可以这样说是沈从文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促使他更多地从当时狂热的文艺与政治挂钩，文艺受商业的束缚这一现实来确认自己的“乡下人”身份并且感受自己的孤独。这样的孤独倾注于笔端因此而有了他创作生涯中叙事形式由传统的讲故事到真正 小说的生成。也因此有了他作为孤独的个人写作小说的开始。陈笑雄：论《边城》里的孤独意识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二、边城与孤独的乡土
在作品《边城》里面，边城是作者沈从文所创造的一个远离俗世嚣闹的孤独的地方。从文本的描述上我们知道边城是处于四川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地方，地理上的尴尬接壤位置或许正代表了边城的一种尴尬的身份归属感。从现实角度来看，边城确实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地理位置，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从作者自身的身份体认来看，我们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测，也许这样的尴尬地理位置描写就是作者对自己乡下人和都市人的尴尬归属的认识，那么现实的边城其实就是作者体认的`一种孤独感的化身。那么这样的孤独感是如何体现的呢?在孤独的世界里，封闭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在《边城》中这样的封闭是作者有意地取消了现实时间对于边城的消磨与影响造成的，在这里现在与曾经的时间性鸿沟被填充了。因此而言，孤独的世界走的是一种无任何时间性背负的道路，边城就是这样一个被偷置于时间概念之外的一个事实存在的地理环境。在《边城》里，“前几章呈现的 正是边城的传统生活所固有的稳定的乡土意义世界，尤其蕴含在周而复始的的四季与节庆之中”\[2\]。当我们看到端午节人们那种狂欢的庆祝场面时，我们会惊异于历史的曾经在现在的重演，他传承了历史，历史感与美感兼具。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历史在边城世界里的停滞，这也显示了一种可怕的历史的惰性。但是这就是封闭世界所呈现的时间感的演绎方式。民俗生活的描写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正在兴起的现代行为方式与四面楚歌的传统生活之间的差异(美.布朗纳)”，这是作者通过边城所传达的孤独意识其中的一个深刻来源。边城在地理位置上而言是与世隔绝的，这与《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何其相似，“马孔多在地理位置上而言是与世隔绝的，马孔多里的人们以家族式的繁衍而存在下去，这里的人们生活的马孔多就相当于一座”镜子之城“，投射一个影像而反射出无数的影像”\[5\]。这就是孤独，一种自我交流的方式。湘西边城世界寓指的其实只是一个历史情境中的一个独特的符号，这样就代表了一种事实的虚假而成为意义的真实。边城里的水意象描写就是一种孤独的表现。边城就是一座孤独的水边城市，那里发生的是孤独的水边的故事。孤独地享受自我就是镜子世界的特点，边城世界不就是如此吗?正是满足于自我交流才导致人与人交流的不便，因此翠翠的失败爱情正是这样的孤独世界的产物。
三、边城与孤独的“边城人”
生活在边城世界里的人们，他们都具有美好的人性，但是他们都难逃一种悲剧的人生结局。代表一种纯粹精神交流的“走水路”的爱情最终也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局，正如文章最后所说的那样“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俩个“也许”透射这里的人们孤独结局的不可避免。为什么美好的人性在这里似乎不能起到扭转悲剧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样的悖反其实有着深层的原因，“翠翠爱情的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一切尚未发生就已消失，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情。爷爷的木讷和犹疑源于没有碾房(陪嫁)自卑和善良人的自尊。而船总顺顺对爷爷的误会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6 \]因为无法沟通所以才会产生悲剧。《边城》里的爷爷他就是一个孩子，他一心想要为翠翠谋一份好姻缘但是换来的确实老二的误解，最终凄苦离世。为什么会如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从全文来看，就是爷爷无法达到与傩送翠翠的良性沟通，而偏于他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他的热心是带有异化特点的“包办婚姻”。他忘了爱情经不起第三者的参与。很多次，爷爷和翠翠都有谈到“婚姻”，但是都因为翠翠的闭口不谈而寡淡收场。翠翠更多地沉浸在她的爱情世界里，从根本上拒绝了爷爷的参与，而爷爷对于翠翠的婚姻虽未掺杂过多的世俗因素，但是他也没有抓住时机真实地了解翠翠和傩送的想法，只在水路和车路上纠结。边城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老是本本分分的活着，缺少一种对生活大加开拓勇气。例如翠翠的爱情，在很大的程度上，翠翠是一个在爱情上“逆来顺受”的女孩子，她不敢大胆地争取，不敢热烈的回应傩送的爱情，对于这份爱情她所表现的更多地是一种身不由己地不自觉.通篇作品翠翠和傩送几乎就从未对于他俩的情感有过深入的交流，沟通在爱情里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他们那就这样在作者笔下有意隐退了，这样就导致了三人的爱情悲剧。这样的翠翠和爷爷还很多，在边城里。他们不能全面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的需求，查问自己的处境，那么如此说来人性的太过于美好的这样一种单一层面也是不可以的。但是作者对于人类那种先天存在的无法摆脱的孤独的存在状况的审视确实是令人折服的，他对于孤独的体认颇同于西方世纪末的孤独感的确认。
总之，从《边城》与作者的症候式解读、乡土世界的孤独感和现代文明侵蚀下异化的人的天生无法沟通的孤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城”就是孤独的诗人沈从文在现代文明的负值效应影响下所体会的与西方世纪末的孤独感源出一处的人的天生无法沟通的孤独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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