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
最近阅读了《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本文针对已阅读部分谈谈自己的想法。《汉书刑法志》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叙述刑法制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辅”的观点，评述了夏商周以来法制及其变革的功过得失。《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对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法治变革进行了阐述，并未详尽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作者举例时引用的一些文献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礼轻刑、轻视法律的思想。
文章开篇两段对中国中国古代刑法的产生的原由进行了说明，“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人说而从之”，“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在法与礼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观点，阐述了春秋战国到西汉的刑法的发展过程，由于作者把用兵当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说用兵其实就是阐述刑法的发展状况，但作者秉承仁义用兵（刑）为上，文武（礼治与法治）相配为立法治国的原则，“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而穷武极诈，滥用刑法则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辅”的观点，“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后面几段主要结合“刑新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典”的观点，引用西汉以前的一些例证来说明法制对治国理政的负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阅读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来谈谈我的感想。
《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将其作为西汉的主流统治思想，并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班固作为东汉学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应该看到的是，西汉以后的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所单纯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儒家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个“大杂烩”的思想体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当时汉朝的学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从作者笔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张的是“德主刑辅”的观点，对“刑”与“礼”的地位有着明确的划分，强调“本末有序”，坚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法律在当时只是被看作辅助礼制的工具。同时，我想到了汉朝时重要的一个断案制度——春秋决狱，即在断案的时候依据儒家经典、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考虑行为人的内心动机，“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法律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礼制的“辅助者”，礼制对法律的施行有着指导作用，只有在礼制的指导下，法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同时，作者其实是一种兵刑不分的观点，将军事制度看成一种“刑法”，谓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讲述了远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导百姓及编制军队，立武治国的历史。
但是，作者主张“德主刑辅”的思想的同时，没有很好的处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没有正确认识法家思想，作者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论述方式有失偏颇。对外用兵属于一国的“外交”范畴，而一国的法律则属于“内政”问题。当今法学界有关于法律“属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当时秦国的法律也不会对齐国的人民产生约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属于一国的“内政”问题，只对其管辖下的人民有普遍约束力，不能与对外用兵混为一谈。作者将对外用兵作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对其观点进行论述，其所引用的范例也多是涉及军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却没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内政”方面的例子，其论点的说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没有很好的认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强调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国家并严格执行，强调君主治理国家要将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作者引用的吴起、商鞅等例子，将这些法家学者看成了“狡诈之士”，只看到了他们破坏了“礼制”，“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混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而没有看到“术治”在治理国家、维护君主权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法治”，作者在叔向与子产的对话中也没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样只看到了“法治”对礼制的破坏，而没有对“法治”在治国理政 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引用圣人孔子的话来反对子产“铸刑书”的行为。另外，更为偏颇的是，作者错误地将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对秦国商鞅变法到秦朝重刑治国进行了简要说明，体现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灭亡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正确区分法家思想在秦国时期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在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奖励耕战，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威，使秦国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强国，为之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法家思想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然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表面上还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同时也没有根据统一全国后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应的修改其法律，违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导的“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思想。同时，到了秦二世时期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已经背离了法家所倡导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义的要求，完全变成了一种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因此，秦朝由于严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认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灭亡，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汉书作为官方编著的史书，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统治者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江山稳固。因此，必然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找出一个论点，所以，在思想领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法家思想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历史历来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来书写的。
刑法读书笔记【二】
用是规则的生命，执行是法律的目标与果实，更是法律的确证。
得以执行的法律才是真正具有效力的法律。，法律有效力国民便昌盛。
造法易，执法难。
因为很多人不勤于解释法律而善于批评法律，不仅背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且降低了法律的权威。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应受裁判，而应是裁判的准则。
我并不绝对主张恶法亦法，但也不赞成非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而是主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合理的法律规定。
裁判者只有适用法律的职务，却没有批评法律的权能。裁判者只能说出法律是怎样怎样，却不能主张法律应该是怎样怎样。
在过去的10多年里，刑法学实际上演变为刑事立法学，而不是刑法解释学。
恶法亦法（Dura lex, sed lex）：该格言中的Dura lex能否译为“恶法”还值得研究，因为拉丁语dura中的基本含义是粗略、粗糙、僵硬。日本不少学者取其僵硬的含义，将该格言释为“峻法亦法”。
要晓得法律的良不良，是法律的改造问题，并不是法律的适用问题。
法律中的定义都是危险的。
难以下定义时，法律不规定正确的定义，而委任善良人裁量。
极度的确定性破坏确定性本身。
法律训练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在精英法学院里，就是研究法律的不确定性。
极度的精密在法律中受到非难，因为越精密的刑法漏洞越多。
法律必须简洁以便更容易掌握。
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
在所有的符号中，语言符号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种。
由此看来，法学者研究法律是，一方面要有宽广胸怀，胸怀造就法学家；另一方面要进行合理解释，“解释是法律调整机制的必要因素”。
法学家的共同意见具有习惯的力量。
我们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和理性。
我们必须尊重本文，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本人。
法律家要努力探究的意志，是“尽在法律种体现的国家意志。不是法律起草人的'意志。”
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
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是，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 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法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
同时代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而且在法律上最有力。
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
好的习惯比法律更有价值。
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思想与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理论渊源，但是，仅具有沿革的意义。现在，国外刑法理论并不认为它们是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
萨维尼：在尊重文化和民族历史的旗号下，反对自然法理论。认为自然法是一个不足为据的先天假设。
心理强制说：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基于愉快与痛苦等比较。
德国的耶林：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前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犯罪后不会被发现、可以逃避刑法处罚。
期待不处罚是最大的诱因，不处罚给予实施犯罪以不断的诱惑、期待不处罚给予实施犯罪以不断的诱惑。
当然，耶林的观点也过于绝对，因为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是基于预谋、或者是基于冲动、或者是给予偶然。
犯罪是对法的侵害、是对法的否定，刑法是对犯罪的否定。
在黑格尔看来，刑罚不是施加恶害于犯人的东西，而是尊重犯人理性的东西；刑法不是单纯的同害报复，而应是具有“与侵害的价值相应的等价性”。
尽管学者们都认为费尔巴哈是最先从刑法上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称他为近代刑法学之父，但是几乎没有人赞成他的心理强制说。
国外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
西塞罗：“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的自由毁灭。”
洛克：“法律按起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国民的安宁是最高的法律。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
法律不理会细琐之事：刑法的谦抑性。
在浩如烟海的法学著作中，有本著作绝对堪称旷世经典之作，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特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近日，我阅读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是黄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要想比较好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从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贝卡里亚（Beccaria）于173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20岁便从帕维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正处在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贝卡里亚热爱读书，思想如椽，论理雄辩，他不仅兴趣广泛，知识体系宽广，而且极富想象力和逻辑力。贝卡里亚在24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
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其真知灼见，痛陈社会沉疴，而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伏尔泰语重心长地写到：《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由此我相信：这样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就篇幅而言，该书绝对只能算是一本小书，全书就六七万字而已，还不如现今很多法学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字数多。但是，这本书的确是很伟大，该书提出了很多为后世所采纳的刑法学观点，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人道化等。
该书不仅仅是本刑法学的书，它所涉及的法学学科很多，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立法学，社会学等丰富内容。足见作者的知识体系的庞大，逻辑思维的严密。虽然，任何的事物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是，时隔200多年，作为后世学习法律之人的我们即便是站在21世纪审视这本书，依然觉得它的思想中散发着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往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发展经济，没有好的物质基础，我们一样很难实现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因为囿于物质条件而做不了。同时，我们也要自由，要民主，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所有的现代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是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上帝创世说而展开的。该书认为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大部分的自由而分割出小部分的自由给君主而形成的自由的集合就是君主的公权力的来源。同时他认为除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上帝外，没有人可以自命公正地处罚任何人。而我们国家的法学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者镇压和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贝卡里亚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法律是维持社会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契约。在法律面前，人人生来平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阶级的话，是不会有国家和法律的，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所以才需要法律和维护的统治秩序。
可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学在理论前提上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他们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和科学成分。所谓取其精华。在贝卡里亚的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大篇幅地振臂大呼民主和自由，但是，作为读者的我却在书中看到的都是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那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反对君权，反对神权，反对暴政。虽然没有大量笔墨地写民主，但是却无一处不在谴责着当时的野蛮的刑事司法制度。这集中地反映在贝卡里亚对于刑法原则的论述，对有罪推定的论述，对死刑的存废的论述等篇章中。
合上《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脑中一直想着书后最后一句话，那句话实在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堪称真理。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者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和犯罪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这句话很睿智地道明了现代刑罚的几大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审判公开、刑罚及时性、刑罚及时性、刑罚人道化。纵观本书，尽管并非无懈可击，200年后的我看来它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这本书所闪耀的精神是最耀眼的，这也使得它成为历史上最耀眼的刑法学著作。所以一代代又一代的读者会继续阅读它。我看到最多的是贝卡里亚那个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那颗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心、那颗散发着理性与博爱的心。因为有了很多象贝卡里亚这样的学者、智者，人类的知识宝库才会如此丰富。感谢贝卡里亚，因为有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后世才能看到这么经典的刑法学著作。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写一份
法学方法论读书笔记1
近日读了卡尔·拉伦兹先生的《法学方法论》一书，收益匪浅。书中的法学理论思想非常的经典，值得我学习。提出新的学说，似乎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与这个学说的发展历史辩论。比如说有没有物权行为？你不是说他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吗？我说从罗马法就有！要么咱们就拿出罗马法的资料辩论一下。把握理论提出的、发展的脉络，才有利于对它批判或重构，才能找到辩论所指向的点。
当然，有的观点指出：萨维尼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从古罗马法中推导出物权行为理论，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然而，理论的历史发展，毕竟是我们研究的抓手。有的学友指出“物权行为不包括物权合意”，他就要对传统物权行为理论发展历史上的观点进行批驳，或者在前人的观点中解释出他的观点。但是，绕开前人的观点，直接谈自己的观点，这在方法论上似乎难以成功。因为最起码的问题：你用不用它的概念、你用不用它的体系？倘若用它的概念、体系，又不在它理论发展历史的背景下讨论，别人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在读完这本法学方法论的书之后，能切实
一、研究者与文章写作随想——部门法学方向
（一） 关于研究者，我觉得要努力做到：
1、“融会贯通”：法学与其他学科、法理学与各部门法学
2、“能大能细”：对问题的认识具有理论深度、对具体问题的推导尽量细致
（二） 关于文章写作
该问题如书法有各种体，没有绝对的标准，此为一己粗浅之见
1、语言平实、简洁。
2、体系性、形象性：让人能看懂，可举例子、列图表使论证形象。
3、反思性、创造性：没有反思，可能对问题缺少思考；要注重新的视角与方法。
4、艺术性：语言、结构具有美感，让人读起来舒服。
5、论证性：以论证让人信服，而非通过力量强迫人接受。
6、 诚信性：不抄袭别人观点，自己尚未思考成熟的东西勿轻下断言。
二、问题与体系随想
主张某一观点，可能受到一个体系的影响。如争论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或者继受取得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假如我对一些问题采取重构思路，如：“无权处分合同在符合善意取得时有效”或“善意取得是法律行为”，这种争论可能在这样的思路下是有意义的.，故我们要把问题放在体系中，找体系中和这个问题牵连的其他问题来帮助理解，而我们的讨论有时会就观点论观念，涉及体系不多，这也未必不好，因为问题和体系是互相牵动的，问题的讨论也会促进体系的发展
由于问题与体系的这种关系，还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注意追前提，认真研究体系中最基础的问题，踏实的研究应该是把前提一步一步追过来的，而一些具体问题不完善：如法律制度的设计存在逻辑与功能上的缺陷，很可能是对前提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法学方法论读书笔记2
赫尔穆特·科因：他没有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他认为法律构成要件是依据评价的观点被塑造出来的，其本身隐含着价值判断，因此单纯的函摄模式不足以适用法律。因此，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就应当复制此前的评价。因此，可因是一个标准的评价法学的代言人，而不是利益法学的。
“评价法学”：西方主要有三大主流法学派，其主张和研究方法不同。评价法学主要在私法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而行政法仍然停留在概念的研究和构造上。但是我缺乏对这类文章的阅读，不是很了解。
比德林斯基的观点：对于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如果法律没有评价，他并不认同法外的主流价值观。他选择一种法学的方法对这些价值体系进行筛选。这只是他的出发点。他的目的是推论出具有价值意义的发概念。他的理论很难被理解，需要有些哲学基础才行，但遗憾的是，我恰好缺乏。
第二节仍然非常的难读，如果没有他们的学术背景，很难理解他们的观点，更不用说重述。但仍然可以大概的第二节主要讲述的是：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客观的价值判断在哪里？具有支配价值的伦理中，人类的本质属性中？比德林斯基虽然不满足于此，但是他给出的也只是方法上的进步，借助一些合理的方法去重构具有价值意义的法概念。这些方法在现实中可能是实用的，但是也没有解决当为与实存之间关系。浙江大学余军教授在其论文中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进行解读时，运用了比德林斯基类似方法，余军教授也不满足于在个案中实现公共利益，而是将其类型化，他又有与比德林斯基相似的追求。但是我的这个比较是否客观，因为我不能去问比德林斯基，但希望有一天能去请教余军教授。
法学方法论读书笔记3
初读本书，就觉此书过于理性，过于晦涩的表达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想浅尝辄止的感觉。因此读此书并非是一件浏览识记，消极接受的轻松之事，而要“正襟危坐”，心平气和地用心阅读，才能厘清大师晦涩难懂的意思。
本次阅读因只浅涉第三章“法条的理论”的一、二、三节，故虽本人理解能力有限，仍能读完这部分内容。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对“法律命令说”的批评。对于法律命令说中机械地将法条规定为“不是课予特定人作为义务，就是课予其不作为义务”的说法，作者提出了关于权利转让等几个例子，有力地回击了这样一种显然不足以完全涵盖所有法条的说法。将法条视为一种命令，使它天生就具有向他人要求特定行为的性质，但是这样的说法显然无法将那些与自身行为而非他人行为有关的法条涵盖其中。命令的目标在于服从，而在拉伦茨的法条规定说中，规定的目标是在于“视被规定者为规准而适用之”这是拉伦茨在对命令说提出异议时，对自己学说的解释。
然而，读到这里，我想暂时撇开作者的观点，来妄谈一下自己的浅见。如果从一种阶级观念较浓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法条，那么将法律视为一种命令似乎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更好发挥统治作用的工具，此时的法律并无半点保护公民权利的意思。但在意识形态渐淡化，阶级观念渐减弱的当今，将法律视为命令确是与时代步伐格格不入。现代强调的自由、民主等核心观念都将被这种被视为命令的法律戴上了沉重的镣铐。因此，我认为像法律命令这样的学说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尽管它对法学发展有贡献，但终将被历史大潮所抛弃。
在回归到“法条的理论”中来，在第二节说到了不完全法条的分类时，我着重关注了“作为指示参照的法定拟制”这一款。在刑法领域上，“法定拟制”与“注意规定”常易混淆与交织。文中所讲到的“法定拟制”乃是将明知不同者等同视之，而“注意规定”则是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或以相关的已为刑法理论所认可的刑法基本原理支撑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混淆与忽略的规定。从定义上看二者存在着不小的差别，法定拟制是将本来不同的事物视同于另一事物，而注意规定则是一种重复规定，是为了引起司法人员在判决过程中高度注意二设立的条款。
了解法条理论的基本知识确实有助于我们对法条法律、法规整、法秩序的结构的总体把握。同时，这些理论作为上世纪先贤的成果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更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紧抓住时代的脉络，发展属于我们时代的法学新思想、新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