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璞散文集《丁香结》选集
在英格兰约克郡北部有一个小地方,叫做哈渥斯。一百多年前,谁也没有想到,它会举世闻名。有这么多人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了看看坐落在一个小坡顶的那座牧师宅,领略一下这一带旷野的气氛。
从利兹驱车往哈渥斯,沿途起初还是一般英国乡间景色,满眼透着嫩黄的绿。渐渐地,越走越觉得不一般。只见丘陵起伏,绿色渐深,终于变成一种黯淡的陈旧的绿色。那是一种低矮的植物,爬在地上好像难于伸直,几乎覆盖了整个旷野。举目远望,视线常被一座座丘陵隔断。越过丘陵,又是长满绿色榛莽的旷野。天空很低,让灰色的云坠着,似乎很重。早春的冷风不时洒下冻雨。这是典型的英国天气!
车子经过一处废墟,虽是断墙破壁,却还是干干净净,整理得很好。有人说这是《呼啸山庄》中画眉田庄的遗址,有人说是《简·爱》中桑恩费尔得府火灾后的模样,这当然都不必考证。不管它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这样的废墟,倒是英国的特色之一,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信手拈来便是一个。这一个冷冷地矗立在旷野上,给本来就是去寻访故居的我们,更添了思古之幽情。
到了哈渥斯镇上,在小河边下车,循一条石板路上坡,坡相当陡。路边不时有早春的小花,有一种总是直直地站着,好像插在地上。路旁有古色古香的小店和路灯。快到坡顶时,冷风中的雨忽然地变成雪花,飘飘落下。一两个行人撑着伞穿过小街。从坡顶下望,觉得自己已经回到百年前的历史中去了。
转过坡顶的小店,很快便到了勃朗特姊妹故居--当时这一教区的牧师宅。
这座房子是石头造的,样子很平板,上下两层,共八间。一进门就看见勃朗特三姊妹的铜像。艾米莉(一八一八--一八四八)在中间,右面是显得幼小的安(一八二○--一八四九),左面是仰面侧身的夏洛蒂(一八一六--一八五五)。她们的兄弟布兰威尔有绘画才能,曾画过三姊妹像。据一位传记作者说,像中三人,神情各异。夏洛蒂孤独,艾米莉坚强,安温柔。这画现存国家肖像馆,我没有看到过。铜像三人是一样沉静--大概在思索自己要写的.故事。眼睛不看来访者。其实该看一看的,在她们与世隔绝的一生里,一辈子见的人怕还没有现在一个月多。
三姊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年轻时全靠自学,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曾任副牧师、牧师,后到哈渥斯任教区长。他在这里住到他的亲人全都辞世,自己在八十四岁上离开人间。他结婚九年,妻子去世,留下六个孩子,四个长大成人。他们是夏洛蒂、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会画的布兰威尔是惟一的儿子,善于言辞,镇上有人请客,常请他陪着说话。只是经常酗酒,后来还抽上,三十一岁时去世。
在原来孩子们的房间里,陈列着他们小时的"创作"。连火柴盒大小的本子上也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墙上也留有"手迹"。据说那时纸很贵。他们从小就在编故事。两个大的编一个安格利亚人的故事,两个小的编一个冈达尔人的故事。艾米莉在《呼啸山庄》前写的东西几乎都与冈达尔这想象中的国家有关。可惜"手迹"字太小,简直认不出来写的什么。
帕特里克曾对当时的英国女作家、第一部《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作者盖茨凯尔夫人说:孩子们能读和写时,就显示出创造的才能。她们常自编自演一些小戏。戏中常是夏洛蒂心目中的英雄威灵顿公爵最后征服一切。有时为了这位公爵和波拿巴、汉尼拔、恺撒究竟谁的功绩大,也会争论得不可开交,他就得出来仲裁。帕特里克曾问过孩子们几个问题,她们的回答给他印象很深。他问最小的安,她最想要什么。答:"年龄和经验。"问艾米莉该怎样对待她的哥哥布兰威尔。答:"和他讲道理,要是不听,就用鞭子抽。"又问夏洛蒂最喜欢什么书。答:"圣经。"其次呢?"大自然的书。"
我想大自然的书也是艾米莉喜爱的,也许是最爱的,位于圣经之前。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喜欢《呼啸山庄》这本书,以为它感情太强烈,结构较松散。经过几十年人事沧桑,又亲眼见到哈渥斯的自然景色后,回来又读一遍,似乎看出一点它的深厚的悲剧力量。那灰色的云,那暗绿色的田野,她们从小到大就在其间漫游。作者把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色彩和故事巧妙地调在一起,极浓重又极匀净,很有些哈代威塞克斯故事的味道。这也许是英国小说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在《简·爱》中也有,不过稍淡些。现在看来,《呼啸山庄》的结构在当时也不同一般。它不是从头到尾叙述,而是从叙述人看到各个人物的动态,逐渐交代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过去和现在穿插着,成为分开的一段段,又合成一个整体。
一八三五年,夏洛蒂在伍列女士办的女子学校任教员,艾米莉随去学习。她因为想家,不得不离开,由安来接替。艾二十岁时到哈利费克斯任家庭教师,半年后又回家。离家最长的时间是和夏一起到布鲁塞尔学习九个月。她习惯家里隐居式的无拘束的生活。她爱在旷野上徘徊,让想象在脑子里生长成熟。她和旷野是一体的,离开家乡使她受不了,甚至生病。但她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她协助女仆料理一家人的饮食。据说她擅长烤面包,烤得又松又软。她常常一面做饭一面看书。《呼啸山庄》总有一部分是在厨房里写的罢。夏洛蒂说她比男子坚强,比孩子单纯;对别人满怀同情,对自己毫不怜惜。她在肺病晚期时还坚持操作自己担当的一份家务。
夏洛蒂最初发现艾米莉写诗,艾很不高兴。她是内向的,本来就是诗人气质。她一八四六年写成《呼啸山庄》,次年出版,距今已一百多年了,读者还是可以感到这本书中喷射出来的滚沸的热情。她像一座火山,也许不太大。
从她的出版人的信中,我们知道她于一八四八年春在写第二本书,但是没有手稿的片纸只字遗留下来。一位传记作者说,也许她自己毁了,也许夏洛蒂没有保藏好,也许现在还在她们家的哪一个橱柜里。
一八四八年九月布兰威尔去世时,艾米莉已经病了,她拒绝就医服药,于十二月十九日逝世。可是勃朗特家的灾难还没有到头,次年五月,安又去世。安写过诗,和两个姐姐合出一本诗集,写过两本小说《艾格尼丝·格雷》和《野岗庄园房客》,俱未流传。她于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往斯卡勃洛孚疗养,夏洛蒂陪着她。二十八日病逝,就近殡葬。
牧师宅中只有夏洛蒂和老父相依为命了。
陈列展品中有夏洛蒂的衣服和鞋,都很纤小,可以想见她小姑娘般的身材。她们三人写的书,曾被误认为是出于一个作者,出版人请她们证实自己的身份。夏和安不得已去了伦敦。见到出版人拿出邀请信来时,那位先生问她们从哪儿拿来的这信,完全没有想到这两个小女人就是作者。
三人中只有夏洛蒂生前得到作家之名。她活得比弟妹们长,也没有超过四十岁。她在布鲁塞尔黑格学校住过一年多,先学习,后任教。这时她对黑格先生发生了爱情。她爱得深,也爱得苦,这是毫无回报的爱。这也是夏一生中惟一一次的充满激情的爱,结果是四封给黑格的信,在他的家里保存下来。夏于一八五四年六月和尼科尔斯副牧师结婚。她看重尼科尔斯的爱,对他也感情日深。勃朗特牧师宅中有一个房间原是女仆住的,后改为尼科尔斯的房间。
夏洛蒂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和她五个姊妹一样,死于肺病。
楼上较大的一间房原是勃朗特先生用,现在陈列着三姊妹著作的各种文字译本,主要是《简·爱》和《呼啸山庄》。但是没有中文本。这缺陷很容易弥补。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读这两本书非今日始,上一代已经在读在译了。我们立刻允诺送几部中译本来陈列。
从窗中望去,可见近处教堂尖顶,据说墓地也不远。勃朗特全家除安以外都葬在那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去凭吊了。离开牧师宅时看见有人在三姊妹像旁拿了一张纸,我也去拿了一张。原来是捐款用的。这里的一切费用都是三姊妹的忠诚读者捐赠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这样多的人爱她们,关心她们的博物馆,真让人高兴,--当然不只是为她们。
我们又回到旷野上。风还在吹,雨还在飘。满地深绿色看不出一点摇动。仿佛天在动,而地却停着。车子驶过一座又一座丘陵,路一直伸向天边。这不是简·爱万分痛苦地离开桑恩费尔得的路么?这不是凯瑟琳·恩萧和希斯克利夫生前和死后漫游的荒野么?他们的游魂是否还在这里飘荡?勃朗特姊妹在这里永远与她们的人物为伴了。
听说这一带还有勃朗特瀑布、勃朗特桥,一块大石头是勃朗特的座位,连这个县都以勃朗特命名了。人们说夏洛蒂是写云能手,而艾米莉笔下的风雪,也使人不忘。或许还该有勃朗特云和勃朗特风雪罢。
不经意间翻动了一本《宗璞文集》,一种熟悉又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的心是如此不能自已的喜悦!曾几何时,“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深深植根在我的心底,宗璞是我所仰慕已久的作家!看到冯友兰先生的《宗璞小说散文选》佚序才第一次知道,她是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女儿。
冯友兰先生常常勉励女儿,人在名利途上要知足;在学问途上要知不足。在学问途上,聪明有余的人,认为一切得来容易,易于满足现状。靠学力的人则能知不足,不停于现状。学力越高,越能知不足。知不足就要读书。长期以来,读书已成为宗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冯老还为宗璞写过一首龚定庵示儿诗,诗句是这样的:“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冯老说写这首诗的用意,特别在最后一句。
冯友兰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思想家,他对女儿思想的谆谆教诲,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诸位前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对于中华文明的完善,中华文化整体人格的形成,就未必是一件坏事了。搬起指头数数,梁启超、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鲁迅、胡适、冯友兰……,哪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响当当?有了他们,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都似乎减轻了一些伤痛,一个屈辱的时代似乎也有了一点点亲切的温暖,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提到的文化脊梁。经常和人讨论为什么那个时代出了这么多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师,思前虑后,只能说他们的学问,进不求名,退不避罪。那是一个需要思想唤醒麻木中国人的时代,每一位思想大家、学术大师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唤醒麻木的同胞,而不是获得自身的完满。他们长年孤灯,踽踽独行,为的只是一种学术的传承。有时候,传承比实用更有意义。
民族灾难使他们屈辱,屈辱赋予了他们使命,使命赋予了他们责任,责任鞭策着他们成长,成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作家朱鸿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几乎都出现于小时代,因为小时代相对宽容,春秋,魏晋南北朝,民国,都是这样的小时代”。我并不是完全认同。小时代的思想繁荣,不仅仅是小时代相对宽容,还因为小时代的人有一种民族群体生命前途的惶恐,从而忘却了自身个体生命的追求。鲁迅就是这样,学医也好,从文也罢,只为医治国人。鲁迅是伟大的。一个民族一旦危难,首先站起来的竟然总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发展到今天,时不时的总有一种感觉,民国的学术繁荣,已经是难以企及的高度。是因为没有使命感了吗?不,使命依然存在。民国的知识分子,所有的学术都是一种自发的传承,如果说他们还企图得到什么,无非是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能行!听说复旦大学的精神是“自由而无用”,这里的无用也许是一种久远的大用,而太多的人,都是那样急急忙忙地追求自身个体生命的完满,企图在如白驹过隙的短暂生命里拓宽自己生命的宽度。这种极度自我个体生命的拓宽,也许恰恰使我们面临了种族群体的精神荒原。因为我们没有民族生命的整体惶恐,所以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追求自身生命的尺度。以此发展,我们是否会真的陷入下一场精神荒芜的民族灾难?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历史一种循环,我们的精神文化是否也要落入这种循环的彀中?
有人说,文艺复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自我的发现。也许自我的发现与群体的担当有着某种消长关系,物质大时代的来临,我们似乎越来越沉浸于极度自我的巨大空间,而群体的担当,已经是一个消失的神话。物质大时代的兴起,极度自我的过分追求,如果有一天,精神荒原时代真地来临,人类是否还有应有的一点点抵抗力?
近代有不少浪漫散文作家用游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旅行见闻,描绘了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也记录风土人情。
近代浪漫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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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游记
莫高窟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相对应。
三危金光之迹,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时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幕色压着茫茫沙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