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像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曳《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进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干支顺序、八卦等。
篇一：父爱
父亲是爱我的，只是这种爱总是很含蓄。
干警察这一行，哪个不是起早贪黑，父亲却选择了这个行业。三天两头不回家，有几年大年初一都吃不上团圆饭。去年寒假里的一天，在医院工作的母亲也要值班，害得我在家寂寞得要命。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心里好生委屈。
“丁铃——”，清脆的铃声突然打破了我的思绪，一定是爸妈打来的，我惊喜地拿起话筒，却是外婆体贴的问候。外婆刚一提及爸妈，泪水便和着委屈在眼眶里打转。挂下电话，心里满是失望与埋怨。刚欲离开，铃声又急促地响起。赶紧拿起话筒，听到的是祈盼已久的声音：“菁菁，在家做作业吗?”爸爸沙哑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疲劳。没等我接过话茬，一句几乎永不变更的叮嘱传到我的耳膜：“电视要少看，多看点书。”
“哦。”
“晚上早点休息，别着凉。我有事，先挂了。”
“哦。”
我的回答自然是不开心的。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随手翻开一本书，杨振宁的《父亲和我》赫然醒目，看至“送别”一段，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天底下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往往深沉含蓄，容易被我们忽视罢了。不禁回忆起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朦胧中看到父亲微笑着的样子。那一定是他下夜班回家，想要看看至爱的'女儿，于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房间，轻轻地为我盖好被子，然后微笑地看着我……不知怎的，委屈和埋怨竟一下子随风而去，只剩下一颗被含蓄圣洁的爱包围着的心在微微颤动。窗外的雪花依然漫天飞舞，但空气中好像充满了春的温暖。
上了初中，作业如翻滚着的浪花一般涌来，好不容易放了一天假，还得手不释笔。写了一上午，感觉很累，正想打开电视，父亲刚好回家，眼圈上裹着一层浓浓的黑。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便问我哪儿不舒服，疲倦的眼神里溢满关爱。当父亲把手放到我额头的一刹那，所有的劳累一下子烟消云散，像东风吹走了寒冷，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曾几何时心被打动，好似清澈的泉水抚摩沉静的石块，温柔的月光洒遍广袤的大地，心弦被一次次地拨动，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催我奋进，那便是父亲对女儿默默无悔的爱了吧。
篇二：父爱
回首过往的岁月，回忆泛开，折叠，叠成绵绵细雨，叠称浅吟的晚风，叠成瘦瘦的月光，叠成一段段美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头，令我映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三年前所发生的那一幕，那一次，我读懂了父爱。
那天晚上我做完作业，觉得肚子有点饿，便拿起姑姑寄来的饼干——据说吃起来很可口的饼干。我想：爸爸应该饿了吧!于是敲开爸爸的房门——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是高大严肃的。他总是寡言少语，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即使是休息日也不例外。我们父女两相处的时间是少之极少。
爸爸开了门后又做在工作桌前工作起来，我拿着饼干走到爸爸跟前，轻轻地问：“爸，您尝尝这块饼干吧，据说很好吃。”
“放在一边吧，我一会再吃。”爸爸头也不抬继续工作。
当我将要退出房门时，爸爸却叫住了我：“你吃过了吗?”
“还没。”我答道。
“那咱们一块吃吧!”
“恩。”
于是我在爸爸的身边坐下了。爸爸拿着饼干边吃边写，我坐在一旁，爸爸的精神真让我感动。
爸爸的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都写得苍劲有力，爸爸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很专心，讲究今日事今日毕。记得小时候我因为贪玩误了练字，爸爸坚持让我练完字才准睡觉。有时练完字已是深夜，以致我第二天上学迟到，当时我真有点恨爸爸。直到上了初中，看看其他同学“爬虫类”的字，我才恍然大悟，我十分感谢爸爸——我抬头看看爸爸，爸爸的黑发中不知何时来着几根银丝。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伸出手拿饼干时，发现只剩下两块饼干了，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最后一块饼干，爸爸会吃吗》”急于想知道答案的我又吃了一块饼干，吧呆板似乎没有觉察，当他伸出手时，又突然停住了，他缩回手：“哦，我吃饱了。”随后又写起来了。
望着最后一块饼干，我呆
“哦，我吃饱了。”这就是父爱的表述，也许它似乎小得让你捕捉不到，可是你一旦捉到了，就能强烈地感觉其中撼人得力量。而我捕捉到了，我哭了。那一次，我真正读懂了父爱。最后一块饼干已经不在是单纯得一块饼干，它是一种不朽得见证，是一种深沉父爱得象征，它永远将留在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有了它，我会变得更加幸福。
杨振宁那些年的故事
裹着小脚的母亲教给了我一生受用的知识
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女人，在儿子6岁以前就教会他认3000个字，这个女子想必应有绝顶的聪明。杨振宁就是靠这样一个妈妈启蒙的。一个78岁的大科学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教育的母亲，那情景让人感动。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她小的时候还裹过脚，到了民国的时候，才又把脚放开了，所以她的脚不是三寸金莲，但那是一双变形了的脚，我每一次看见她的脚，都觉得非常难过。她念过几年私塾。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我认识了许多与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很佩服，她们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而对于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今天讲起来，有人会认为是愚忠愚孝，可是假如你抛开这个价值观，这个所谓愚忠愚孝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那么，到了比她年轻一辈的男人或者女人，我想这个坚强的意志，渐渐地没有了，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呢?我想，她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一种无比的力量。”
12岁的“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与自己的学生——国民党战将杜聿明的女儿成夫妻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