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四周安静地像个好梦。一颗沉甸甸的露珠从盛开的牵牛花上滑下，无声的跌落在长满苔藓的地上，小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爷爷已经肩着扁担水桶出门了，院子里响起轻轻的“刷刷”声，那是奶奶拿着笤帚扫地。直到爷爷把水缸灌饱，奶奶灶台上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开了，家里的那只大公鸡才“喔喔喔”地啼唱起来。
奶奶已把早饭做好，高粱稀饭，黑面馍馍，一盘炒洋芋丝。爷爷吃罢了，奶奶才拿起筷子，正好从玻璃窗里看到爷爷扛着锄头出了门。院子是女人的天地，收拾了碗筷，喂了鸡和羊，奶奶推起碾子，是头天泡好的黄豆黑豆，压扁了，像铜钱，煮成的饭就叫“钱钱饭”。家里的面瓮要是见了底，今天就要磨些麦子，豆面，若是今天有贵客来，还得磨些糜子好做炸糕。赶上好太阳，奶奶把被子褥子晒出来，还要拆开爷爷的夹袄，棉褂，絮上些新棉花。忙完这些，天快晌午了。
奶奶快手快脚的煮好“钱钱饭”，焖好了洋芋块块。陕北地贫薄收，收的最多的就是耐旱的洋芋，陕北人家一年四季，粮也是它，菜也是它。有时候事多，饭做的晚了，爷爷进了门，饭还没上桌。爷爷什么也不说，坐在灶头拉起风箱，或者添上一铲碳。奶奶红着脸，手下更麻利了。唉！误了自家下地的男人的饭食，走到哪，都是女人的错。吃过晌午饭，爷爷要坐在炕头吸上几锅烟，有时发几句话“过几天要借三哥的牛使，今天蒸二十个白面馍送去”，“后天俊峰家里过事，你早点过去帮忙”。奶奶笑着应了，爷爷又上了那块坡地。
后晌是较为松宽的时光，捡了鸡蛋，扫完羊圈，把羊粪蛋堆在茅房里，就没事了。村里谁家闺女要出嫁，谁家老人病了，都要趁这个时候随礼，探望。奶奶换上新做的衣服，头发梳的光溜溜的，大手帕里装上十几二十个鸡蛋，就出门了。就像男人们喜欢坐在场院里谈天说地一样，这种偶然的聚会，对难得出门的妇女来说也是发布新闻的好地方。自己家的，别人家的，娘家的，十里八村的，好的坏的都拿出来说，说的眉飞色舞，笑声连连，聒噪得像一群炸窝的喜鹊。有时谁说起别人的苦水，自家的难肠事，又惹得大家泪水涟涟。说着话，还得留神外面的日影，日头一偏西，大家就得匆匆赶回家，为男人做晚饭了。不出门的时候，奶奶坐在垴畔边的矮墙上做些细活，纳鞋底，糊鞋面，低着头忙活计累酸了脖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对面坡上爷爷的身影。
一年四季，春种秋收，这三亩半坡地里的所有农活，都是爷爷一个人在做。初春，爷爷赶着牛犁好地，又细细地耙过，种下高粱，谷子，夏天用镰刀收了，紧赶着就要种糜子，洋芋，糜子地里还要套种黄豆黑豆，这些都收了，那一亩半熵重土肥的好地里，冬小麦的.种子已经播了。一年到头，地不闲着，人更不闲着。黄土高原的农地，基本上靠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人就要加倍刻苦耐劳了。每日里锄草捉虫，浇水泼粪，捡柴火，给羊割草，汗珠子砸在地里，才换来家里大瓮小缸满当当，小院里热气腾腾的好日子。每天傍晚，爷爷看到家里的烟囱冒出淡蓝的炊烟时，才停下手中的活，坐在锄头把上歇一会，抽上一锅烟，和对面沟畔上的人响亮的聊天。直到天渐渐黑了，才慢慢地往家走。
油灯亮着，在窗户上映出一团桔红色温暖的光晕。炕桌上摆着晚饭，洋芋叉叉浇了辣油醋水，很香。爷爷洗了手，盘腿坐在炕头，奶奶把煮着老豆角，小白菜的杂面汤递在他手里。下地干活的人饭量都很大，斗大的老碗，爷爷连吃了满满两碗。吃罢了饭，爷爷要在院子里溜溜，好消食。还要看看鸡窝的门上有没有抵上石头，好防黄鼠狼子，羊圈里的羊又添了些膘，爷爷很满意，走路的姿态也添了几分殷实人家当家人的泰然，闲适。天还不冷的时候，爷爷要在矮墙上坐一会，对面就是他每天劳作的黄土高原。即使在夜里，黄土高原也能显出鉄一般黝黑坚硬的轮廓。一个人，一座原，沉默地对峙着，又亲切地相望着。他们头顶，是满天的灿烂星光。
又是一天，又是一年……
“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朵花”。我的梦里老家不是风光旖旎的秀丽江南，也不是麦浪滚滚的华北农村，而是鹤煤棚户区里那一排排建于50年代的简陋窑洞房。
我是在鹤煤棚户区里长大的孩子，我的家座落在鹤壁市山城区汤河桥西的“鹤煤机修厂工人村”，是一大片煤炭职工居住的窑洞房。就是那一排排棚户区窑洞房，承载了我50多年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承载了我50多年的美丽乡愁。如今，那些破旧的窑洞房早已拆迁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十几栋带保温层的米黄色新楼房，并且是集中供暖。漂亮整洁的新型小区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鹤煤馨苑二区”。
因结婚与工作，我早就离开了“鹤煤机修厂工人村”，如今住在鹤壁市新区的现代化新楼房里。而那些建于50年代的棚户区窑洞房，对我来说感情极深，成了我一生牵挂的梦里老家。2006年拆迁时，我抱着相机里外拍了个够。如今，看着棚户区窑洞房的老照片，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窑洞房虽然简陋、拥挤，但我家在那里足足住了四十多年，我儿时、少年时的美好记忆，都储存在那里。
我家是1959年住进“鹤煤机修厂工人村”的，我家住窑洞房最西头两间，共40平方米。家门口的院子很宽敞，种了许多树。当时我全家老少一共6口人，三代，父主外妈主内，日子虽艰苦，但其乐融融，与邻里老幼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60年代度过的，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忧愁为何物，虽是一个小女孩，穿着补丁衣服，可我这个小女孩比男孩子还淘气，能上树，能爬房，敢下河捉鱼摸虾。衣服兜里装着鼓鼓的沙包、石子和橡皮筋，天天疯玩疯跑，一双布鞋穿不了多久底就透了，还不敢同妈妈说，就自己找几张破纸垫上。
我家门口有棵大槐树，每到春季四月，上面开满了洁白的槐花，一嘟噜一串的，煞是喜人。香气扑鼻的槐花招惹了许多工人村的小孩，吵着要吃。于是，我就爬到树上，去摘那些开得最旺的槐花，然后一串一串地往下扔，让大家去抢，我则得意地在树上哈哈大笑。回头再看看我一身灰土不说，手上、胳膊上被槐树枝和槐刺挂得一条条血印。有时衣服也挂烂了，鞋也磨破了，少不了下来挨母亲一顿吵。但吵归吵，母亲一进屋，我又蹭蹭几下爬上了另一棵比槐树更高的大杨树上去看风景。
再一点就是不顾危险上房子玩，看谁的胆子大。我同几个男孩子踩着木梯爬上窑洞房的房顶，或扑腾扑腾地来回疯跑，或不顾危险爬到房檐上去摘酸枣。大人们在屋里听见房上有人，就出门吆喝我们滚下来。这时，房檐上立刻露出一排小脑袋，冲着大人摇头晃脑地傻笑，根本不听大人们的警告吆喝。我当时伸伸脑袋往下看：“呦，好高呀，房下的大人们那么矮小，直看得人眼晕。”后来，有个厉害的邻居大叔掂根棍子上房来撵，我们这群淘气包才悻悻地下房。
那时的窑洞房在我眼里，是那样的宽敞、温馨、舒适。我们院一共两栋对脸窑洞房，10户人家，60多口人。虽偶有邻里摩擦，但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彼此以诚相待，无话不谈。平日里端碗串门，互尝饭菜；大人打孩子，邻居家是最好的'庇护所；张家外出锁了门，就将钥匙放到李家；王家来了亲戚，刘家必得登门拜会；一家出了事，9户全来帮忙。工人村最快乐的时光是过年，那时没有电视，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将火墙烧得热热的，全院的小孩都挤在我家过除夕，吃花生、嗑瓜子，高兴极了。屋外北风呼啸，白雪飘飘，屋内暖暖和和，温馨无比。大家互相逗乐取笑吹牛，你挤我，我抗你。一会她给他起个外号，一会他给她出个洋相，来点文雅的，就是唱歌、讲故事、做游戏。那个开心劲，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都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如今，儿时的伙伴都老了，各奔东西谋生去了，搬得哪哪都有。窑洞房也不见了，变成了新楼房。但居住在鹤壁市的邻居、伙伴们一但见了面，大家心头那个亲呀，总有说不完的话，就连家长里短的私房话，也毫无保留地向外端。大家对鹤煤棚户区窑洞房的那份感情，永远也抹不掉。那一排排破旧的窑洞房，承载着我太多的乡愁与回忆，那里是我一生牵挂的梦里老家。
以前很想去壶天镇走一遭，尽管我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那里其实和我没什么关系，甚至连我母亲也不是出生在那。母亲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是去过那的，只是我没能留下任何记忆。我是要去缅怀我不曾见过的外公，将心底深处那份记忆刻意补充完整么？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因为忙碌，去壶天镇走一遭的愿望就彻底的不了了之了。
这次我却是莫名其妙地乘上了去壶天镇的大巴。长沙到遥远的壶天镇居然有直达的大巴，而且还是双层的，那份豪华气派，真让我觉得惊异。一路的石子公路，弯弯绕绕，车子一路颠簸，飞起的尘土掩盖了车辙，一路上我仿佛都在飘在摇。不多久大巴就驶过了东台山和泉塘。若是岁月有知，能铭刻下我当年的足迹，能风雨无蚀，现在我下车就能将它们一一找出来。石子公路是沿涟水的曲折蜿蜒而蜿蜒曲折的，河边间或能见一些窈窕的女子在洗衣裳，擂槌在石板上敲得啪啪直响，然后远处的青山又将擂槌声挡回来，复传到我的耳朵。只有那些女子的笑声在蓝色的水面上缭绕着，不曾散去，因为它们是轻柔的，飘散后就容易成碎片。
只有我在壶天镇下车。那天恰逢乡民们拐塘(就是赶集的意思)，不宽的街道几乎挤了个水泄不通，只有塑料布做成的遮阳蓬在风尘中摇曳。我从来不曾到过这，而且下车后头还有点恍惚，但我知道往哪里走。耳际似有一种神秘的召唤，我写不出，也唱不出，但是我知道那是值得信赖的。我顺从着召唤，穿过小街和一个小巷，就像走在我幼时在泉塘曾谙熟的那条小径，我至今记得。
小巷和一个水塘连着，水塘岸边种了一些垂杨，有些许疏影绰约；水塘养有荷花，亭亭而立。一些人冲我笑，我也冲他们笑，但他们是去拐塘的，是路人，是那些本该就陌生的，而我始终是独行。一阵微风吹来，一朵白云遮住了毒阳，光线突然一暗。我抬眼一望，水塘对面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大瓦房，琉璃瓦，青色的大砖；我依稀能看清有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门廊上闪耀：芦屋场。荷风总是伴随着幽凉的，它让我深邃，也使我宁静。我生本无垢，掸去灰尘，我就能撷取小女孩时代的时光片羽。我仿佛蒙以恩赐，得以祝福。我加快脚步，朝琉璃瓦房奔去。我都几欲飘飞。
壶天的芦屋场和泉塘的芦屋场是不一样的。泉塘的芦屋场，有碾米机、有字画、有书法和木刻，有舅舅的威严、舅妈的慈祥，还有表哥表姐表弟的戏闹。那种威严和慈祥是来自于劫后余生，比书中描绘的更加隽永流长；而这个芦屋场则是空旷的，寂静得让人害怕。我不敢迈步而入，于是绕道到后院。这里也没有我曾经依依不舍的金桔子树，只有一片衰草和一些瓦砾。我突然想到了要哭，但我压抑着，我不熟悉这芦屋场，惟恐我的哭会让我置身一个更加陌生的环境。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与生俱来的.孤单无助，如同那些永远长不大的金桔子树。
在衰草的尽头，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人坐在地上，深绿色的上衣，靛蓝色的裤子。不用想，也无须细看，我都知道那就是我母亲。我忙跑过去，在母亲的身后停住。母亲的头发更加灰白了些，那些最细最柔的发梢就在风中轻飘着。母亲正聚精会神地用双手折叠着精致的彩色纸船，身旁有一把小剪刀和一些细线。
“妈，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泪水终于滚滚而落。那些泪珠儿，滚烫的、冰凉的，悉数滴落在母亲的脖子上。母亲缓缓回过头来，朝我一笑：“你这不是来了么？”我哭道：“我是一个人坐大巴来的，一个人走到这里来的，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的。我知道外公就葬在这里，外婆则在泉塘。他们之间有千山万水相隔，不能相聚。”母亲复转过头去，继续折叠那艘精美的彩色帆船，喃喃自语道：“是的，你外公就在你的眼前，你是来看外公的吧？可惜你姐姐在荷塘的另一边，我过不去，我要叠这艘帆船给你姐姐呢。”母亲的声音里混杂着喜悦与悲伤，还有一份憧憬。
我终于醒了过来，窗外已经大亮。几滴泪珠，又冷又粘，湿漉漉地，流到了脖子上。母亲和舅舅知道外公死在壶天，却不知他到底葬在哪里。那个真正的芦屋场自然早已不复存在，被一把大火烧得精光，泉塘的芦屋场只不过是舅舅后来被平反后修建的。
我理了理头绪，尽量将梦中那些碎片收集起来，然后才起床。起床后也不顾洗漱，拿起电话就往家里拨。电话那头是母亲熟悉的声音，我可以永久依赖。我也不告诉母亲我刚才其实是从梦里惊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