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琢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2019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新春佳节的钟声又将响起，沉浸这钟声相连的辞旧迎新的美妙境域里，嘹亮的钟声时而在我脑海里回环。一阵阵钟声穿越了时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节里，发出不同的音符和信号，象征着不同的意义，不管怎么说，钟声都给人们以催促、提示、警醒、传递信息……钟声把我带到了那不平凡的过往岁月。
从我记事起，村子中央那棵500多年的古槐上就高高地悬挂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大约有七十多公分高，底口直径约有40多公分，这可是村子里最大的钟，也是最响的钟了。儿时远看这口钟时，就见锈迹斑斑，印证着它走过了多少斑驳岁月。听家乡老人讲，这口大钟声音很洪亮，正好挂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只要钟声一响，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因而救了不少人，成了乡村百姓的救命恩人。
老人接着说，抗战时期，十里八乡都知道咱村是抗日根据地，当时平度县委就设在这里，南海地委的人也常在这里开会，成了抗战的中心，村里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几百名，被日本鬼子、汉奸称为“八路窝”，他们既怕又恨，恨不得把乔家村人斩尽杀绝，经常进村扫荡，采取“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抓着人就杀，抓不到人就烧房子，惨无人寰，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束手无策，都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对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不能坐等受害，被逼无奈，只要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就想方设法往外跑，躲到山里或沟壑里，就相对安全了。可谁又知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进村扫荡呢？命悬一线的`百姓总能想出求生的办法，为了避免日本鬼子突然来袭，造成大的伤害，乡村百姓们就在村南的高高埠子上“栽”了一棵假树，村里民兵轮流着埋伏在埠子下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日本鬼子、汉奸往村子方向走，就立即把假树推拉倒。村子里还在老槐树的高处挂上了这口大钟，也有轮流爬到大槐树的高处站岗放哨的，只要一看到假树倒了，就紧急敲响大钟，惊人的急促钟声催促着老百姓赶快往村外跑，大人孩子被惊得就像丢了魂似的，赶快呼儿喊娘地喊叫着往外跑，因村南埠子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等到日本鬼子、汉奸进了村，老百姓几乎跑光了，恨的日本鬼子、汉奸就烧房子，村子许多房子被烧过，但因进村扫荡所枪杀的无辜百姓很少，就是因为这口大钟保住了老百姓的命。
后来，这口大钟就像传家宝一样传了下来，成了催促第七生产队社员下田劳作的大钟。儿时记得，村子十二个生产队里几乎都在社员居住聚集的地方悬挂着钟，说它是钟，其实人们都叫铃，因为这些都很小，铃声也很小，在我心目中只有老槐树上经过抗战烽火洗礼的大钟，才称得上钟。因那时贫穷落后，家里有钟表的很少，生产队里也没有钱，铸不起大钟，只在高处挂上个小铃，上工早晚，全凭铃声为号，大多由各生产队队长来打铃。有时十几个生产队的铃声接连响起来，“叮叮当当、叮当当、叮叮当……”，形成了美妙的乐曲，打破了村子的沉寂，也分不清是哪个生产队的钟声了。而一旦老槐树上挂着的大钟响起，听起来特别响亮、清晰，其它的钟声就会一个个被压下去。这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钟声，回响在我童年、少年的岁月里，如今已悄然远逝，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时至今日，每每回忆，只有这口大钟的声音仍如此洪亮、清晰，声声直抵我的灵魂深处。遗憾的是，岁月已久远，这口大钟已不知去向，只有那嘹亮的钟声还在我心里回响……
记得千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正好去登泰山，登上了南天门，沿着天街，一路徜徉，心情也就格外放松，这时，远处传来嘹亮的钟声，声声敲心坎，置身于此的我，思绪起伏，感慨万千。钟声似乎告诉我：到了天街，也不要放松，要蓄足力量，一鼓作气，登上泰山极顶，才能真正体验到“一览众山小，会当凌绝顶”的境界，也才会有“山高人为峰”的感触。钟声也好像在召唤我，新千年即将到来，要蓄势聚力，开好头，起好步，满怀信心迈向新千年。泰山顶上的钟声让我铭记了这么多年。记得在蒙山，我还敲过一次大钟，那短暂的钟声，只给我留下浪漫短短的回忆。
自此以后，我已好多年没有听到钟声了。今年的一个礼拜天，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久违的钟声，钟声很清晰，一如老槐树上的大钟般的洪亮，还荡漾着悠远的音符，还有点特别的意味。我便问八十多岁的父亲，父亲说：“是南街上教门上敲的钟。”一旁的弟妹接上说：“他们那个教门每个礼拜天都召集到一起做礼拜，每个礼拜天都要敲钟。”我这才恍然，并对这钟声产生了深深的思考。这一家族包括亲戚都信天主教，已延续了几十年，设立了教堂，做礼拜的仪式很隆重、很规范。我在想，教堂的钟声除了召集信徒们进堂做礼拜外，是否还有其它宗教意义？钟声是否还有祈祷、祈福的作用？让人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琢磨的钟声里一定深谙着许多道理，也不乏传递宗教信息，提醒信徒们记住祈祷，在生活中牢记着钟声，依靠信仰生活，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有意义的人。这钟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听到的别样的钟声。
我还想起了另一种钟声，是没有声音的钟声，但威力巨大，那就是警示的钟声，反腐倡廉的钟声时时响起，提醒着人们要“警钟长鸣”，钟声使一些人悬崖勒马，一些人也不愿听、听不到这钟声，只能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
耳闻不一样的钟声，心中便产生了对钟声不一样的思索，有催人奋进的钟声，有提醒人们的钟声，有警示人们的钟声，还有传递信息的钟声，钟声发挥了不一样的作用，人们听着这不同的钟声，有的猛醒，有的彻悟，有的心领神会，有的付诸行动……如今钟声已远，我也不免有些许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