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的
(一)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
在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１９２８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１０年１５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研究成果，使当时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１９５４年，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１５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并于１９５７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１９３９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６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１０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１９７３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１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其中，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的初步探索期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提出中国有６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显著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２、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３、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４、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新进展；
５、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
６、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的认识；
７、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８、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研究。
其中，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论述，为以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该文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展开。
(三)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的全面开展期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１０００年。他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１９８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在时任所长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
如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依据。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第四种观点认为，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主要依据。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宏观上获得的重大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５０００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如果说这还不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那么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２、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化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１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６０００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还形成了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新的学术体系。即苏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新的认识。
４、进一步确立了１９８３年由夏鼐指明的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５、确立了中国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２１世纪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辽西古文化区简介
辽西古文化区的地理位置是指分布在我国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湾的广大区域。本文探讨的辽西古文化主要是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在20世纪初已被发现，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继被发现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也被发掘出来，再加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加上他认为红山文化已出现了突破公社形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已“使得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些都使得辽西古文化区迅速受到全国考古学界同仁的强烈关注。
二、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学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一直是中原中心论。随着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的多中心文明起源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地方文化研究出现新高潮，一时间多中心文明起源学说对中原中心论的单一中心起源说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而考古界的学者也对中国文明起源到底是单一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争论不休。对辽西古文化区来说，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也就是是否承认辽西古文化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源头，辽西古文化区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单一中心起源论。他们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虽然也吸收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某些因素，但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而“满天星斗”中提到的红山文化，虽然有庙冢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址，因此我们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且缺少文字、青铜器这些判断文明出现标志的基本要素，与黄河流域在年代上差距很大，也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因此认为它仍然是处于野蛮时代，而并非所谓的“文明的曙光”。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辽西古文化区代表的红山文化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如红山文化没有铸造青铜器、文字、城市，虽然祭坛规模宏大，但并不像金字塔一样工程浩大，需要国家采取暴力手段去压迫奴隶，而且当时渔猎经济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让人不仅怀疑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积石冢随葬的玉器较少，并不能反映当时已出现阶级分化。
第二类则是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多中心起源论。
除苏秉琦以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礼”是观念形式上的最高体现。红山文化的祭坛等礼制建筑的发现，与中国的祭祀礼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正是由于礼制的诞生，促使原始社会瓦解，进入文明时代，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的陶器上发现了有“目”和无“目”的饕餮纹，又因其在青铜器上具有特殊意义，更是进一步说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渊源。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并且在同时期，中原的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而且良渚遗址群的墓地和祭坛，以及大量出土的玉器和漆器，更是让人推测其已进入早期的文明社会。我们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一定高于其他区域，也不能说其他地区的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明起源是多中心文明起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第三类则是对中国文明的单一中心起源论和多中心起源论进行充分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根据文字、城市以及青铜器的标准，再加上参考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在龙山时代，并且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并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存在多个源头，但“有主源和核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控制地方，而不是各个地方独立，因此夏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主源和核心。进而推出事实上并没有多中心，“所谓的多中心也就是无中心。”
也有学者从文字、城市、铜器及国家的出现等几个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志进行分析，得出支持单一中心起源的学者，大体认为文明起源是源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而支持多中心起源的学者则是认为文明起源要早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
还有学者则认为，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的矛盾在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定义并不一致，前者是狭义的定义，认为华夏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而后者运用广义的定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因此提出我们在考虑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这个大圈中的一部分，它会影响其他地区，也会被其他地区所影响。
三、文明起源的标志
在考古学界，一直比较受推崇的是摩尔根对文明的定义:“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蒙昧进化到野蛮，并由野蛮最终过渡到文明。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有一种认识，认为文字、城市、青铜器等要素是将一个社会阶段判定为文明的标志。根据上文，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包含这些要素，那么是否我们就因此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专著《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文明。其中位于南美洲的秘鲁文明并没有使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是运用不同色彩的绳子打结来记录，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古秘鲁文明的存在。而在城市是否是文明的标志问题上，位于尼罗河平原的“古埃及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在青铜器方面，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并没有青铜器的发现。同样，如果我们只用古秘鲁文明或古埃及文明的标准作为准绳的话，不符合它们标准的中华文明就要因此被否定吗?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而在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更是证明在红山文化时代已产生了中华传统的礼制因素，而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此外，我国一直有崇拜龙图腾并且爱好玉器的传统习俗，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C形龙和玉猪龙都是中国古代龙的形态，足以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产生了早期文明。
更有学者指出，在没有武力冲突作为催化剂的情况下形成的文明，很可能并不会形成防御性的“城”之类的我们以往判断文明的标准。更有学者补充提出在兴隆洼文化发现了环壕聚落，且应带有围墙，只是因为年代过久且气候不易保存，所以尚未发现，而这些都是后世都城的雏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辽西古文化地区是否是“中国文明的曙光”虽然现在仍存在异议，但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希望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多，经验不断丰富，在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下，终究会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