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称作“经济学之父”。经济学家把斯密当作他们的偶像，如果说经济学家是天主教牧师的话，斯密的思想就是他们的马可福音。然而，斯密的在天之灵却对这种膜拜越来越不耐烦，他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误解，并一代一代地让这种误解谬种流传。这真是“大多数虔信者使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最后老人家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出马，重新解释自己的思想。于是，斯密通过灵魂附体，附身到一个弗吉尼亚的移民老工人身上，重返人间。当他刚刚出现在伯恩斯——一个快要毕业的经济学博士面前时，伯恩斯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一定是个疯子或骗局。然而，伯恩斯随后跟随斯密经历了一段令人心跳的冒险，期间有凶杀，有爱情，甚至还目睹了斯密、休谟、卢梭、伏尔泰等一群名人集体复活，坐在一起打牌。这就是乔纳森·怀特所写的《拯救亚当·斯密》一书的故事情节。
斯密究竟为什么感到自己的思想被人们误解了？这要从他最有名的“看不见的手”说起。斯密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反而会带来社会公共利益的提高。他举的例子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供应我们每天的吃喝，并不是出于对我们的善举，而是因为他们要从买卖中得到自己的利益。然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后来的人们开始对斯密的观点庸俗化，借斯密之口宣扬贪婪是有益的，自私的行为反而对社会有益。这正是斯密最不能容忍的。
在斯密看来，有了灯芯，有了蜡，但没有氧气，蜡烛还是不能燃烧。市场经济也一样，离开了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只能够带来堕落和失败。斯密谈到，“大多数成员贫穷悲惨的社会不是一个快乐幸福的社会”。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让大家都珍惜的社会秩序？斯密特别指出，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说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在这个人的本性中仍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们关心别人的命运，并分享到他们的幸福，尽管除了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到喜悦之外，他不会有其他收获”。这样的一种同情心源于人的本性，但是如何将其发扬光大，需要人们不断地培养。
举一个类似面包师的例子来讲，在北京，有很多外地人早上卖早餐给我们吃，当然，他们卖早餐不是出于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需要卖早餐来自己养家糊口。但是，我们从报纸上常常会看到小贩往油锅里放洗衣粉炸油条等报道，为什么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变得这样肮脏呢？经济学家对此的本能反应是，要么说竞争不够充分，等到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要么说市场出现了失灵，政府要加强管制，应该制定更多的法律，派出更多的质量检查员。但是，我曾经在王小波的一篇随笔中读到，他说如果你到了这些外地人生活的地方去看看，就会发现他们缺少起码的生存的尊严，在城市里也处处受到白眼和欺凌，既然别人从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对待，他们为什么要尊重别人呢？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唤醒他们对于自己的尊重和赞赏，然后，他们才会真正地回过头来尊重我们。
看来，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缺少了一些东西。书中也说到，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怎样找到这样的社会道德，按照斯密的看法，我们并不是要用一套利他主义的原则替代市场经济，让人人都当活雷锋，而是要找到一套和市场经济相得益彰的伦理。
在他看来，对于个人来说，美德在于谨慎和克制，因为人们在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克制才是最优的方式。极端的自私自利反而会招致别人的反对，最后被淘汰出局。拉罗什福科爵士就曾经说过，过分精明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斯密说：“在追求财富、名誉的赛跑中，他可以紧绷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竭尽全力地跑在对手的前面。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击垮他的对手时，观众就不会再迁就他。这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
对于公司来说，或许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有一部叫《华尔街》的电影，其中著名影星道格拉斯扮演一个华尔街金融家，在一次股东大会上夺过话筒，振振有词地说：“贪婪是正当的，贪婪行之有效。贪婪阐明、剖析并抓住了进化精神的本质。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生命、对金钱、对爱、对知识——促进了人类的突飞猛进。”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安然、世通等大公司倒台引发的一连串华尔街丑闻再次提醒我们，贪婪仍然是最为糟糕的品质。《拯救亚当·斯密》中借一个硅谷公司经理的艰难抉择，为我们指出了另一种选择。这个经理的员工向他抱怨，一个客户非常傲慢无礼，但是，这却是一个带来大订单的客户。是牺牲员工的尊严选择订单还是尊重员工的人格放弃订单，经过艰难的选择，这个经理最后还是不卑不亢地向那个不可一世的客户说，我们今后不再接受您的指令。这种选择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企业不就是赚钱的机器吗？在面对丰厚的利润时，企业不去赚取，最后还会生存下去吗？斯密对此却大加赞赏。他认为，生产效率最终来自于人的活力和创造性，所以，如果尊重员工、更加慷慨大方地给工人以奖励，会促使员工更加勤勉。他们会更活跃，更勤奋，而且会比工资低时工作更加有效率。书中还说到，“在你没有树立正确的员工道德之前，是不可能逐渐向其灌输正确的顾客服务道德观念的，只有对内负责，才能做到对外负责”。这就是一种基于价值的新的商业模式。
斯密强调谨慎和仁爱，并不是出于欲取先予的狡诈，他试图引导我们去沉思生命的真正意义。在斯密看来，财富是必要的，财富值得被喜欢，但是不应该被狂热地追求。权力和财富能够赶走夏天的阵雨，但是却不能躲避冬季的暴风雨。它们使得你仍然像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糟，仍然暴露在焦虑、恐怖和悲伤之中。斯密有一句名言：那些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拥有国王们奋斗终生也无法获得的安逸。
书中有一段对白。斯密问伯恩斯，“什么能带来幸福？”读到这里，我合上了书本，试图自己也想出一个答案，我想到了我的青春，那无知而不安的躁动的心灵；我想到了在学堂里学习经济学时的激动，以及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挫败和失落；我想到了我排得满满的日程，被贫穷和虚荣心驱使着每天忙忙碌碌……
然后，我翻开书，读到这一句：
“斯密举起双手：‘那是心灵的平静’。”
《国富论》读后感【篇1】
人以及社会甚至世界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试错”中一步步成长，发展，变化，有个体劳作到分工协作，再到人机分工协作。我们感受得到这个旅程是艰难的。每个人智力，神经如果正常，在没做意见事都是其认为是对的才去做。分工就是每个工人以其所有的智力去想，为了自己可以省力点，每个老板或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财富固然会想方设法去做一些事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外，亚当斯密还谈到了阶级论、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这从一开始的他对分工的讨论中就有此思想。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亚当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但是我们知道，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但另一方面却会是资本家过于盲目地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这并不是设想，现实中最著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佛时期的美国了。也正因为那次的经济危机，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靠看得见的手。二战时期苏联的下场，就是因为单单依靠宏观调控导致的下场。所以说，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
亚当斯密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巨人，不是没有道理。他，让我意识到了，原来经济理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或许我的赞美不能为他的荣誉锦上添花，但是我还是要打心底说，他真的很伟大，而《国富论》，也应该是经济学著作中一部不朽的丰碑!
《国富论》读后感【篇2】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产生了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全书共分为五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讲合作分工优点。斯密举了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把制针这个职业分成大约18种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专门人才从事。因此，一个10人的小工厂每天能制造48000枚针。如果他们独立工作，不专门从事一种工序，他们谁都不会每天制造20枚针，也许连一枚都知道不出来。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便能相应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国富论》第八页)
第一篇5章，讲的是的劳动价值论。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它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它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为衡量尺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决不能成为其它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老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国富》26页)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资产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保留适当的部分维持生活外，可以将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
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国富》205页)
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的积累。斯密说，有一种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又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国富》242-246页)
第三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实话实说，斯密这点可能有问题，但驴又不敢确定)。所以，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它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乡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与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全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响银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它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员就会脱离他们，地主的势力也会被消弱，最终暴力﹑混乱也会停止。(《国富》297-299页)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国富》327页 )
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
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与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
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的现实产量和投入一定资本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一差额提供的利润，大于等量资本从任何商业取得的利润，土地改良就能从商业抽取资本。反之，商业从土地改良业抽取资本。无论什么原因提高了商业利润，都会减少土地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碍了土地改良﹒﹒﹒﹒﹒﹒
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而是减少了这一总额。因为大资本小利润(薄利多销)比小资本大利润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垄断虽然提高了利润率，但肯定比没有垄断时候少。由于垄断，所有收入的来源﹑劳动力的工资﹑土地的利润，都不如没有垄断时候那样充裕。所以，垄断是为了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伤害了其它所有阶层的利益。(《国富》442页)
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某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有可能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主要分为四个不同的种类：1﹒是国防开支。君主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的社会侵犯。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职责。2﹒是司法开支。君主的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与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3﹒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斯密认为，建立和维护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而这类机构和工程的属性在于，如果由少数人办理，他所得利润绝不能偿还其所支出费用，所以，这种事业要由政府建立和维护，这也是政府的义务。(斯密的意思是，政府所办的项事业和公共工程应是非赢利性项目)
斯密举例说，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吨位比例交纳通行税。似乎这种方法是公平的。况且，这通行税虽然由承运人支付，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垫付，最终会转嫁的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同时有了这类公共工程，由于交通的便利，会使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支付了通行税使货物价格抬高，但终究比不上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于交通便利，使运输效率的提高，虽然要交运输税，并且这运输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不会使货物价格高过没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的时候，并同时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斯密是反对由政府管理收税道路，其理由有三：1﹒政府出于利己之心，会把税费按照想象的急需程度而增加。这样会最终不利于商业发展。2﹒按重量收取过路费，目的在于维护道路，这种税就公平。如果政府要有别的目的，这种税费就不公平。况且这种税费是按货物重量比例交纳，而不是按货物价值比例交纳。所以课这种税的最终承担人，不是价值高而重量轻商品的消费者，却是粗笨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论国家把这税收应付何种急需，其结果将是，提供这笔税金的人，不是富人而是穷人。3﹒假使政府对道路疏于维护，我们将很难强制政府划出一定比例的税费来维护道路。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驴想起了一个故事：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当时蒋婉拒祝寿，但盼海内外同胞就国计民生问题直抒所见。《自由中国》杂志向胡适先生约稿，胡适先生有感而发，写就《述艾森毫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先生在结尾劝蒋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彻底思想这六字决’。努力做一个无智无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能’的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