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一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骆驼祥子》结构严整、主线分明，小说的展开很好地做到了前呼后应；善于运用多种表达手段，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语言朴实自然、准确丰富、生动明快，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人力车夫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创作对象。老舍与众不同地放弃了评判者这一居高临下的姿态，真正深入到了祥子实实在在的生活，深人到了祥子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从而通过祥子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透过祥子的心灵来感受这个世界，使得车夫们的生活变得立体而细致，典型人物也因此而具有了心灵深度。祥子来自农村，带着农民特有的质朴、固执和愚钝。随着故事的展开，祥子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淳朴木讷一步步变得粗鄙不堪。因为有着大量细致而立体的生活细节刻画，有丰富细腻的内心描写，他的堕落过程就更让人觉得是真实而必然的。这也是其艺术感染力的基础。
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祥子个性沉默、坚韧乃至木讷，但心中却有杆秤，心理描写恰恰也就突出了他的这种性格。老舍没有局限于直接的剖析，写出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而是结合着情节的发展，采用了大量的侧面描写来刻画他的心理变化：或通过简短的'对话来表现，或通过具体细微的动作来揭示，或借助别人的眼睛和话语来反映，或借助景物的变化来衬托。这样的心理描写，既贴近了人物性格，又联系了情节发展，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祥子的内心世界。
“京味儿”语言可以说是老舍最具标志性的特色。老舍最善于从北京口语中提炼出自己特有的语言，形成幽默、洗练、优雅，略带稚谑”的“京味儿”语言。简洁朴实、自然明快是其最大特色。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穿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5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
京味儿还 强烈地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老舍融化了狄更斯 、契珂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小说语言的幽默、洗练、优雅，形成了他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具文化色彩的语言，他那通体光润圆泽中透露出的“斯 文”“雅谑”的“京味儿”，是从悠久历史与文明中所孕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外观。老舍采用经他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京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准确传神地刻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心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又“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栏儿”。老舍来自平民，他对学习中国民间通俗艺术保持浓厚的兴，并写了鼓词、戏曲，掌握了许多民间语言艺术精华。他还 善于选择地使用北京土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比如写祥子身体挺脱”“硬棒”，写刘四是个“放屁崩坑儿的人”，祥子穷途末路，奇体奄奄地为人家作丧事时，在“马路边上缓缓地蹭”，曹先生家的佣称赞祥子是“老实巴交”，都是取自北平人的唇舌，又符合人物勺身份、个性、教养。可以说《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电化了的。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了语言的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宇的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省俭，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跑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假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客观叙述与主观剖白的水乳交融，使《骆驼祥子》在平静的外界景物衬托下写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波澜。
《路驼祥子》的语言造诣，充分表现了老舍是一位致力于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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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左翼作家吴组缃出版了《饭余集》，其中的一篇杰作便是《樊家铺》。这部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吴组缃以左翼视角“写农村衰落中不可避免的大变，终于迫使良善的农民做了盗，农妇为了50块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甚至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课题——线子嫂对母亲的仇恨”这个文本包含有太多社会制度不公正、个人生活中的经济不幸、人性的阴暗面等复杂因素，本文试从爱欲与伦理的视角来分析线子嫂与丈夫及母亲关系的危机。
《樊家铺》中，线子嫂的丈夫为生活所迫，成为土匪，在尼庵作案时遭到官方捉捕。丈夫的犯罪要招致可怕的后果，衙门里又很黑暗，为让丈夫少受苦，线子嫂必须上下打点。可一对靠卖茶水维持生计的夫妇能掙多少钱?线子嫂的母亲在乡绅家做工，脑子活络，家中生计比线子嫂略强一些。线子嫂向母亲求助，希望母亲借贷自己一笔款项。母亲生性悭吝，且知道女儿女婿不善营生，故不施援手。在女儿的家庭完整与金钱的选择面前，老妇人断然地拒绝了女儿。
女儿为救丈夫，趁母亲在她家借宿过夜时，萌生了偷窃之心。女儿的偷窃行为(抢母亲的钱)，引起了母亲疯狂的反抗，女儿竟用锡烛台将母亲杀害。救命钱(对于母亲来讲可以说是丧命钱)拿手中了。
对于这样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所代底层百姓生活中的恶性事件，它自身的惨烈令人恐惧，尤其是母女之被金钱毒化的信任危机与女儿对母亲的残忍杀害令人发指。有论者以悲悯的情怀试图从同情穷苦人经济不幸的角度概括这个文本，作为对于社会制度不公平的指控，如“作者选取了伦理理道德的角度，从母女关系的变态方面，反射了中国农村惊人魂魄的经济压迫，“也有论者同情线子嫂的境遇，站在男性情感立场对线子嫂的杀母救夫动机行为表示肯定，如“线子策划偷窃50块钱，以及最后杀死母一节，如果说是迫于经济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她母亲的种种邪恶丑行逼得她非加以铲除不可，否则便无法保全自己道德上的清醒。”这些语词对于线子嫂的杀母行为极力在道德上为线子嫂开脱，甚至给线子嫂的杀母行为赋予正面道德评价，极力淡化杀戳行为本身自有的丑恶与恐怖。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杀人行为本身都是恐怖和违背人性的，何况是女儿杀害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循着文本情节发展探讨线子嫂杀母的深层动机，即爱欲与伦理的矛盾冲突。
线子杀母是突发事件，但线子对母亲的的不满却不是一日两日了。细读文本，我们看一下母女之间产生裂隙到结仇的经过。“是去年小狗子——我女婿，交不得东家田租钱。”区公所派人讨田租不成要抓线子丈夫狗子官，线子到城里求当佣人的母亲。母亲生了三个儿，老大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当团丁，老二老三帮不上家里的忙，八个孙辈接不上力，一个女儿就是线子。从常情看来老母亲在城里帮佣，要养一大家人，负担很重，加上女儿一家不会营生，于是母亲这一次拒绝了女儿。线子和狗子官养蚕，没线买桑叶，向母亲要钱。母亲说“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么管?我一家十多个身分十条张嘴，不可不用了?就是我一个老棺材是该死的?”线子夫妻养蚕失败，向母亲借线遭拒。女儿这次指责母亲“有钱上人家的‘会’就没钱借给她买桑叶。”母亲辩解说自己上人家的‘会’赚到钱很难，付出四年了还没赚到钱。“春天在你庵里借了五块钱支付会，她看见了，要我转借给她买，我买了四年的一个老会，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白丢了?她就和我结了仇，”线子在母亲连续拒绝她的要钱请求后，慢慢对母亲怨恨起来。从文本叙述的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母女不和的起因纯粹是由经济交往即金钱引起的。文本一开始，凋敝死寂的樊家铺，贫困潦倒的线子见到因兵荒马乱从城里回家的母亲，态度懒懒，脸子冷硬，说话尤如石头砸在娘心里，对于走了十来里路回来的母亲连碗茶也不倒。为什么母女态度如此异样?由于女儿向母亲要钱，母亲不借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母亲不借线给女儿呢?按正常伦理关系看，母女是血缘至亲，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女儿，女儿长大要孝敬母亲都是天经地仪。即使女儿出嫁了母女相互帮助都属自然。实际上当线子嫂伸手向母亲借钱时，母亲手里也根本不宽裕。社会制度的灾难，不公平社会对于贫苦人的压榨已很深重。从线子夫妻养蚕失败等事情也能看出来线子夫妇也确实有不会谋划营生的弱点。问题就来了，母亲衰老贫穷，线子夫妇总是干不成事，于是生活更加贫穷，母亲真就有买棺材板的养老钱也不愿、也不敢给线子夫妇去打水漂了，老人为什么要那样傻呢?有论者认为母亲“是全篇故事里一个罪恶的化身……她视钱如命。”实际上循着文本，我们发现老母亲一家也很艰难，而线子嫂明知母亲要养一大家子负担很重，却一再在母亲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不停伸手，索要不成，就怨恨母亲。从伦理角度来看，线子是一个不懂得体谅老人，心胸狭窄的苛薄女儿。老母亲的处境是两难的，她仅有的一点养老钱来的千辛万苦，女儿一家那样贫困同时女儿又狭隘无情，只顾自己的小家庭不为母亲一家着想。看到女儿冷硬的`脸子听到女儿石头般的话语，老婆婆花眼里漾满了泪珠。
线子嫂丈夫狗子官，与歹徒合作，入宅抢劫，致死人命，两人被抓入狱，线子为救丈夫，急需钱打点衙门。母亲觉得女婿抢劫杀人太丢人，对人家讲就是真的平平安安出来这样的女婿我也不能认，所以母亲更不愿意花大价钱帮线子打点衙门救丈夫。
一月以后，母亲拿到50块会钱，回家时，路过女儿家在女儿家借宿。母亲怕女儿为女婿的事再借钱，就欺骗女儿说自己的入会钱全赔了本。城里闹土匪，母亲半是安慰女儿半是希望地说“要是土匪真进了城呢，线子，你莫愁：一进城总是先破监，我儿子狗子就有救了!”，母亲说出自己的庆幸后随即又陷入恐惧，因为她的大儿子就在自卫团当兵，土匪要是真的打败自卫团，他的大儿子将凶多吉少，母亲又一次在儿子与女婿的安危面前陷入两难困境。
母亲疲乏的睡去，线子麻乱地想着一些丈夫的事。“突然一个念头跳进了线子嫂的心里。她以一种探求一个秘密，揭发一件隐私和侮辱一个讨厌的动物似的心情，拿了烛台，蹑手蹑脚地走进娘身边。她发现了母亲藏的秘密，“一股不可掩息的忿怒从心尖直冲上来”线子“咬着牙”，强行掀母亲。母亲被女儿的强抢惊醒，她“就像条鱼似的跌跳着，双手抓信线子嫂的手乱抖”，月色“映衬着线子嫂手里不住抖动的烛台。她看见烛台头上那根尖尖拔拔的铁签。——说时迟那时快，她倒过那烛台，对着娘头上猛力一阵乱扎。娘尖叫了两声，倒在床边，没响动了。” 文本对线子残杀母亲的过程、细节作了精微描述，毫无疑问，线子杀母亲全然是故意。从偷窥母亲的钱到掀醒母亲到遭遇母亲反抗到残酷杀母，每一个细节都扎扎实实地是故意，决非情急之下的失手杀母。
线子杀母后，拾起神烛，点着了帐子和被单，企图灭迹。接着，向丈夫存在的地域飞跑而去。至此，线子爱欲的力量以一种不可思议、惊世骇俗的恐怖形式展示在文本中。由于土匪破城，囚犯被释放，线子丈夫无事而归，正与急于救夫的线子碰个对面。如果说在此之前线子出于救夫目的所做的一切残忍事件还有一丝可为自己开脱的借口的话，那么文本最后的结尾一下子颠覆了线子杀母的任何借口。
《樊家铺》揭示了农村经济调敝下的不正常的人伦关系，如何高效评价和鉴赏文学作品此文本最惊心动魄令人想探究的莫过于女儿杀母的行为动机以及穷苦弱者杀人本身是不是就天然具有(在阶级视角里)合理性。作为左翼作家，吴组缃入木三分地准确描写了一个陷于爱欲与伦理矛盾冲突中的贫苦妇人，她心胸狭窄，个性褊急，为人苛薄，不知体谅家人，甚至亲生母亲。“爱欲的力量——天论表达于纯粹情色，抑或官能或受刑式——强化到某种程度时，死亡的诱惑——即对于一切存在物的弃绝之欲——便尾随而至。”“情欲的根底在于生死交会，由忘我而导致无我——在爱力的驱使下，这些恋人们“视死如归”。”在线子嫂的情感世界里，唯有丈夫。这是一个寡情薄义的痴情者，在她的情感世界里存在这样奇异的极端。
文学奖机构对莫言的评价
冯牧文学奖：“莫言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从几年前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到2003年度出版的《四十一炮》和《丰乳肥臀》，莫言依旧在寻求变化，依旧在创造独立而辉煌的生存景象，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