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唐代诗人中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刘禹锡的价值追求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他本人的诗歌理论密相关涉，中唐时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造成他在诗歌创作上以“雅正”为旨归;而其“义得而言丧”诗歌理论又使得其在具体的作品中显现出一种静丽自然的意境美。
一、儒学的复兴与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中唐社会日趋衰落，清人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谈到“中唐之中”时说：“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也者，时值古今诗运之中……”称中唐为古今百代之中，足见古人对中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的重视。面对严峻的的形势与强烈中兴愿望伴随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等将复兴儒学的思潮推向高峰，韩愈主张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恢复先秦时期的儒学，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因而他写了大量的政论以“适其时，救其弊”。
由此在诗歌上，与盛唐的群星璀璨不同，这一时期流派纷呈，诗人们致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新鲜意味的诗歌，展现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象。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征并不明显，除了在民歌体诗歌创作上刘禹锡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创新之外，就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刘禹锡并不像元白、韩孟那样在新变的道路上走得很远。③无论是元白的“老妪能解”，还是韩孟的怪异新奇都具有明显的反对传统审美的特征。因为从《诗经》、《楚辞》到盛唐气象，由于儒学的的影响，诗歌的价值追求基本都是都以雅正为上。
刘禹锡的诗歌能在声势显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基本继承了传统唐诗价值追求，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出趋于雅正的特点，如他的《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悲秋”是历代诗人递相沿袭的主题，从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辨》)，到汉代无名氏的“秋风瑟瑟愁杀人”(《古歌》)，到北朝庾信的“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再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陈陈相因，概莫能改。所以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刘禹锡在春与秋的对比中，发现了秋的好处，从而吟唱出这两首意气风发的秋歌。
先来看第一首，“自古”句点出逢秋皆悲，古今同然，有思接千载，虑盖万世之慨。“我言”一句一声喝断，推倒了悲秋的主题，新天下耳目，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力挽狂澜之势。“晴空”句，勾勒出一幅秋景图：一碧如洗的天空中，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九霄。诗人目睹此景，心中豪情收束不住也随着唳鹤一飞冲天。这是何等的豪气，在领略这种豪气之后我们在细味一下诗人志趣，很明显，这首诗是言志之作。刘禹锡的《秋词》，另辟蹊径，一反常调，诗人将自己的志趣融于寥廓的秋景之中，又将秋与春做了对比，这样及表达了诗人崇高的冲天之志，又表达了自己不同流俗的本色。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崇高精神追求。
再看第二首，第二首写秋色，气以表达高远志向，色以陶冶高尚情操。所以赞美秋气以美其志向高尚，咏叹秋色以颂扬其情操清白。景物随诗人情感而变化，秋色由诗人的感情而壮丽。景色正如人心，见诗人性情，见诗人品格。春色以妖娆妩媚，秋景以高洁风骨，高下立见。前二句写秋天景色，诗人只是如实地勾勒出秋的.本色，显示其特点，清白明净，不以人不喜而悲，有红有黄，色彩缤纷朗丽，非春可比，流露出高雅闲淡的情韵，泠然如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如果你不信，请上高楼向远望去，便立觉清澈入骨，思想澄净，心情虚静肃然，不会像那浓艳繁华的春色，教人轻浮若狂。“岂如春色嗾人狂”这样铿锵有力的吟唱，向我们袒露了诗人乐观、豁达的态度和不畏“衰节”的情怀，表达诗人遗世独立的志趣。
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刘禹锡言志的代表作，两诗卒章显志，直抒胸臆，而又无“含蓄不足”(《四库全书总目》评语)之嫌。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一赞秋气，一咏秋色，语言运用上，这两首诗以雄阔大气、干净爽快的词句为主;没有生僻词，与诗歌内容、志趣相协和，这与“韩孟”的晦涩难懂，“元白”的流于平白皆不同，韵律和谐，词采朗丽。意境创设新鲜自然，于虚静之处得到壮美的审美体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诗的风雅精神，体现了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总体而言，刘禹锡诗歌在内容上表现传统儒家思想不畏“寂寥”积极地乐观向上的精神;在语言上讲求文辞华丽、雅正，声韵和谐优美;在取象上偏于壮美，气象宏大;在意境上志趣高远，足以完美展现了其诗歌“雅正”的价值追求。
二、刘禹锡的诗歌理论与其诗歌创作
中国古典文论关于“境”的理论有很多，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尤其到了唐代，相传王昌龄所作《诗格》将“境”分为“物镜”、“情景”、“意境”加以讨论;殷的《河岳英灵集》中关于“兴象”的论述，更加注重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诗僧皎然沿着王昌龄、殷一路，又把“意境”理论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概念，比较全面的发展了“境”的理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一文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到了晚唐，司空图发展了刘禹锡的观点在《诗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念，经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唐代理论家，尤其是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对于“意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并不多，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足够引起注意。尤其是刘禹锡的“意境”理论与其诗歌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董氏武陵集纪》是刘禹锡相当重要的论诗之作，他提出：“诗者，其文章之蕴那?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俊知者然后鼓行于时。”刘禹锡认为：在表达精微感情和深微境界方面，诗歌是文章的精华，具有意在言外，辞近旨远，象外有境的特点。
“义得而言丧”其实就是发展了道家学派的“得意忘言”说，只是老庄是从哲学观点来表明言辞与思想的关系，尚属一个哲学命题。虽然魏晋时期也有理论家涉及到言、意的关系，他们只是将言意关系有哲学领域引入到文学上来，并没有自觉地来将其运用到对意境的阐释。刘禹锡则将“境生于象外”与“义得而言丧”并举，刘禹锡认为优秀的诗歌要创造出“生于象外”的“境”已达到“义得而言丧”的接受效果。即诗歌“言外之意”主要是从文学语言而言，“象外之境”则从诗歌总体构思而言，然而“象外之境”又离不开“言外之意”，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方可达到“文章之蕴”。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刘禹锡的诗歌在意境的创造上追求一种静丽自然的美。由于刘禹锡的诗境理论由道家理论转化而来，再创造他所说的“象外之境”时，不可避免的要通过“虚境”来实现，他在继承前人的虚静理论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刘禹锡将其作为一种获得最高艺术境界的必要手段，提出了“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境”(《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的著名命题。他反复强调意境与情景、成境之间的关系：“虑静境亦随”(《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味真实者，即清静以观空。”(《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盘高孕虚，万景皇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洗心亭记》)。[11]但意境并非闭目塞听，而是以虚待物，以静察物。需要用虚静心态面对现实世界和大自然，才能获得一种自由愉悦的空明澄静的审美心境来妙悟自然，并能充分激活主体的深层意识或潜意识，激发出多种艺术想象，从而促进创作灵感的爆发，即所谓“因定而得境”，“由慧而遣词”。这样，就能在一种虚静悠远的心中超越物质的外在存在形式，与生生不息的造物主混融，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我为一”的“得意而忘言”的最高审美境界。总之，虚静乃意境生成时特有的审美心态。
三、静丽自然的意境美
与“境生于象外”和虚静理论相联系的是，刘禹锡特别推崇那种静丽自然的诗风，他评价柳宗元的诗文：“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踩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柄，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腆，估然以生，灌然以清，”(《答柳子厚书》)认为柳宗元的作品含蓄清丽、自然浑成，具有清淡深远，柔曼而不失端庄，清丽而不失丰腆的风格。这正是他所推崇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典范。
刘禹锡的诗歌的创作亦充满这种艺术追求。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矣。”(《犹子蔚适越戒》)虽是评其文，亦可移来评其诗。刘禹锡曾在(《董氏武陵集纪》)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可见刘禹锡提倡用精简的语言来表现静丽自然的诗境，还可以看出刘禹锡特别重视想象的作用，并不强调一定要亲临的感受，所谓“坐驰”“役万景”。这与他的“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主张具有内在的联系。
刘禹锡在运用静景入诗方面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等诗，从题目就知道刘禹锡没有身临其境而都是虚构的诗境。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的《石头城》是诗人有夔州赶往和州的途中所作，当时他还未到金陵，不过借古迹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诗人这时候已经五十三岁了进入其政治生涯的晚期，这里也是借助总结历史教训，来总结自己政治生涯。《金陵五题》也全部出于想象和虚构，其中《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作者并没有直接给我们提供几幅图景，来显示金陵城这个六朝古都的历史的兴盛和现实的凄凉;只用“故国”和“空城”两个词，对目前的凄凉荒芜作了暗示。着力写“不变的景”：山、潮、月。它们是历史的旁观者，其中的月，更是千载不变本体存在。是作为“盛衰兴亡”的见证者，不变的这些事物(山、月)，见证了变的残酷。并隐隐寓有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的教训，可见作者“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山围故国”、“潮打空城”一类景物，既有客观现实的实在性，又有诗人想象的艺术概括性，对于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意绪的表达，有着高度的张力，这正是刘禹锡诗歌的难能可贵支出，难怪白居易要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诗中意境全部由静景构成。诗人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全用想象力构境，诗境壮丽而又自然，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既如诗人亲临所见，由于当时大唐王朝国势相关诗人这里是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纵观刘禹锡的创作，其中显现出的静丽自然的意境美，与其“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的诗歌理论是分不开的，而其创作中又不失雅正的追求。通过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以及表现出的意境特征进行分析，对于把握这位中唐诗人具有积极意义。
引导语：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情韵兼胜。下面是关于秦观词的艺术特色欣赏与后人对秦观的评价。
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一、“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冯煦《蒿庵词话》)。秦观是“古之伤心人”，其词是内心痛苦忧伤以至绝望的一种外在物化。我们读词的行为与古人的写词是一个互为逆化的过程。古人以情感写入词内，我们是通过词甚至可以说是几十个汉字的排列来想像推断作者的思想与情绪，探寻其本意与目的。单单看词,他它只是字，是没有生命力的，慢慢琢磨细细品味才能看到作者的心绪，古人的侧影。秦少游的词，便是我们了解他为“古之伤心人”的中间媒介。
首先，从词的文本来看，秦词中“恨”与“愁”的描述，比比皆是。有如：“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减字木兰花》)“砌成此恨无重数”(《踏莎行》)“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此中有些是自身愁苦的转化，有些是写女性的代言体，在宋朝时，这种将自我抒怀灌注到词的创作中，早已不是新鲜事，秦观也不例外。
其次，在宋词创作中，写“愁”“恨”的同样不在少数，晏几道与秦观同是‘古之伤心人’，苏轼和黄庭坚同受贬谪之苦，但秦观的愁是秦观式的，打上秦观烙印的。如“砌成此恨无重数”仅仅一句，将“恨”的量和态全都写出来。量是“无重数”态是“砌”，所谓“砌”对象是固态的物质，便将“恨”这一抽象心理情感给物化了。可见，这个“恨”之痛楚和折磨是说不出来的，埋在心中的。只要思维的触角一接触它，便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想都不敢想的痛。终其原因，大概只能回答，因为他是秦观，不是晏几道，也不是苏黄。
再次，既然是“胸中语”，既然是“词心”便是作者“写心”的过程。我们后人试图从此中来理解作者的意图与真实内涵时，也就是在执行古人写词行为的逆过程时，便会出现理解的多义性与无理之句。最典型的是《踏莎行》关于“雾失楼台……桃源望断无寻处”是实写还是象喻;“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的行为者与受事者是“我”还是“朋友”;“郴江幸自绕郴山”两句的真实意图在哪里?我们所在做的是一个“读心”的过程，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正是这些多义无理之句才曾加了词的丰富性，充实了词的厚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彰显其经典的价值。相对于歌儿舞女的秾情艳语，温软香艳的情愁之词，自是格高一品。
二、秦少游的“词心”秦少游的一生，其思想与心理承受精神状态可粗划分三个阶段，取其代表性文章为：《单骑见虏赋》——《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辞”“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以为与己意合”(《宋史·秦观传》)为第一阶段，少年慷慨志气，志在安邦定国，言武功，论文治，将纵横之说，各种策论与散文以及其他题材的创作也是数量可观超出了那豪情壮志与秦词中多愁善感和“女郎诗”。
至第二阶段，考试入仕后，于绍圣三年被控告编修《神宗实录》记述不实而被贬到处州，词中便充斥着难以排解的苦痛哀伤。如果说秦观之前此中那淡淡的忧伤轻轻的哀怨，是源头于他个人的独特心性，没有一个具体的客观对象的话，那么，此时的词便是身世之感仕途不济与个人心性的融合了。秦观没有苏轼的超脱豪旷的心态，他个人的'心理承受力可以说是心理素质不能承受如此的跌宕起伏。心性细腻，又太在意，心理能力不强，这三者加在一起是致命的。少年潇洒意气有报国之志，仕途却一片坎坷，心细敏锐的触觉又对此耽耽不忘无法释怀，心情的重负便会越积越重，擦在心理承受的边缘上。所以，等到49岁因“谒告佛书”事件而迁到郴州时，便已是“行人到此无肠断”“砌成此恨无重数”的绝望凄厉了。
三、秦少游词被称为“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张炎《词源》)。秦观词平淡有致，精巧细微，哀婉纤柔，因有“词心”注入其中，无论是早年的纤柔小词，抑或后期凄厉词风，都有其个人敏感心性不能承受之重在词中的反映和折射。
首先，表现在，秦少游对细、乱、杂、碎的偏爱描写。他是个心细之人，在生活上和作词上可体现为观察之细与感悟之细。观察之细在于其写景呈片状、碎状、斑点状。如“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无边丝雨细如愁”“花影乱，莺声碎”“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花是万点飞红、摇落飘零，雨是濛濛细雨、轻却持久，乱影摇曳配以几声凄婉莺啼。感悟之细在于，它是可以将感情分层的，渐变加重式的，写仇恨的词人不少，秦少游是可以将恨由轻到重慢慢由小流汇成大海，扑面袭来，撼动你内心的人。如《江城子》由“动离忧，泪难收”——“人不见，水空流”——“恨悠悠，几时休”——“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此恨此泪，由难以隐忍到流动不止再到澎湃成春江之势，情绪层层渐变，由轻至重中间意脉相连，气骨不衰。即便是最后一句似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仍是个性不同，李后主的亡国之恨中自有一种情感喷薄而出，呈决堤泛滥之势，而秦少游之愁是慢慢渗入的，水滴石穿的以平淡之语造出越品越凄凉的恨意，“故用力者不能到”。
也正是这样，在苏轼 “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词诗化，给词注入豪旷浩气之时，秦观呈现出不同的作词状态。苏轼是于词中直吐内心苦闷，秦观是“将身世之感打入艳词”(《宋四家词选》 眉批);苏轼是遭贬时“莫听穿林打叶声”，秦观是“砌成此恨无重数” ;苏轼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秦观是向词的本质的一步回归。
四、秦观是个很灵性的词人，甚至于他的死都有灵性意味。秦观曾在处州，梦中做长短句：“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天桥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此词境界空灵犹如神仙境界，似《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所以当少游北归至藤州，于光化亭“笑视之而化”时，躯体已殁，这条轻灵山路或许就是他灵魂归入安息的路途。山间小路、沥沥细雨、落英缤纷、泉水叮咚、鹂声啼鸣，那个在人间颠簸沧桑52年的灵魂，那捧曾经慷慨志气的热血，那份贬谪后凄厉苦楚的断肠，那个为我们带来精致小词，声震北宋词坛的词人，一步一步走向他最后的栖息地，羽化而登仙。
历代文人对秦观的评价
1. 宋苏轼评秦观："有屈、宋之才。"(屈原、宋玉)又戏评秦观、柳永："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 对秦少游《踏莎行》末尾两句，更加赞赏，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此词，力赞上阕"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认为词学的意境气象堪比屈原九章和《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苏轼就最喜欢这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认为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秦观死后，东坡把这首词题在扇页上，连连哀叹："少游已矣，虽千万人何赎!"确实，此二句，是该词的点睛之笔。
彼时秦观被贬黜至郴州，此是他第三次被贬官，悲苦凄怆，怀才不遇，可见一般。上阕写谪居中寂寞凄寒的环境，缘情写景，凄楚迷茫，融情于景，创造"有我之境"。
下阕由叙实开始，渐入无我，借眼前山水痴问一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悠然自得围绕郴山静静地流，为了什么却要向潇湘而去呢?笔调无奈，实是凄婉。
关于这两句的蕴意，自有很多解释。或以为是说郴江都可以远去，可是自己还在这里得不到自由。或以为词人慨叹身世，以郴江自比，无奈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漩涡中，身不由己，命运任人主宰，心头伤痛离恨实在无奈。
2. 宋王安石:"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
3. 宋李清照《词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
4.《宋词三百首》："委婉含蓄，清丽雅淡"。
5.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少游词寄慨身世，闲情有情思。""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6. 张炎《词源》："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7. 孙兢《竹坡老人词序》："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
8. 张耒："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
9.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评秦观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10. 李调元《雨村词话》："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
11. 清刘熙载《艺概》："少游词有小宴之研，而幽趣则过之。"(小晏指晏几道)
12. 清周济《介存需论词杂著》曾经引用前人评语评秦词说："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13. 周济《宋四家词选》："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14. 楼敬思："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15. 清代词论家冯煦："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16. 《四库全书总目》："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苏东坡、黄庭坚)]
引导语：《阿房宫赋》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创作的一篇散文，遣词用字无比华美，思想深刻见骨，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古文之一。
《阿房宫赋》原文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有不得见者 一作：有不见者)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翻译
六国为秦所灭，天下被统一。蜀山变得高而平，阿房宫殿得以建成。(它)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几乎遮蔽了天日。(阿房宫)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古咸阳在骊山西北)。渭水和樊川，浩浩荡荡地流进了宫墙。走五步一座高楼，走十步一座亭阁;长廊像绸带一样迂回曲折，(突起的)屋檐(像鸟嘴)向上撅起。这些亭台楼阁啊，各自依着不同的地势，参差错落，精巧工致。盘旋的样子，迂回曲折的样子，像蜂房那样密集，如水涡那样套连，矗立着不知道它们有几千万座。长桥卧在水上，没有云怎么(出现)龙?那楼阁之间的通道架在半空(像彩虹)，(可是)并非雨过天晴，怎么会有虹霓产生?高高低低的楼阁，分辨不清，使人辨不清南北西东。人们在台上唱歌，歌乐声响起来，好像充满暖意，如同春光那样和乐;人们在殿中舞蹈，舞袖飘拂，好像带来寒气，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就在同一天内，同一座宫里，而气氛感觉却截然不同。
(六国的)宫女妃嫔、诸侯王族的女儿孙女，辞别了故国的楼阁宫殿，乘坐辇车来到秦国。(她们)在早上在晚上唱歌又弹琴，成为秦皇的宫人。(清晨)只见(光如)明星闪亮，(原来是她们)打开了梳妆的明镜;又见乌云纷纷扰扰，(原来是她们)一早在梳理发鬓;渭水涨起一层脂膏，(是她们)泼下的脂粉水呀;轻烟缭绕，香雾弥漫，是她们焚烧的椒兰异香。忽然雷霆般的响声震天，(原来是)宫车从这里驰过;辘辘的车轮声渐听渐远，不知它驶向何方。(宫女们)极力显示自己的妩媚娇妍，每一处肌肤，每一种姿态，都娇媚极了。(她们)久久地伫立着，眺望着，希望皇帝能宠幸光临;(可怜)有的人三十六年始终未曾见过皇帝的身影。燕国赵国、韩国魏国、齐国楚国收藏的金玉珍宝等物，都是多少年、多少代，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堆积如山。一旦国家破亡，不能再占有，都运送到阿房宫中。把宝鼎(看作)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把黄金(看作)土块，把珍珠(看作)砂砾，扔得到处都是，秦人看着，也不觉得可惜。
唉!一个人所想的，也是千万人所想的。秦始皇喜欢繁华奢侈，老百姓也眷念着自己的家。为什么搜刮财宝时连一分一厘也不放过，挥霍起来却把它当作泥沙一样呢?甚至使得(阿房宫)支承大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夫还要多;架在屋梁上的椽子，比织机上的织女还要多;突出的钉头，比仓谷里的`粟粒还要多;参差不齐的瓦缝，比人们身上穿的丝缕还要多;直的栏杆，横的门槛，比九州的城廊还要多;琴声笛声，嘈杂一片，比闹市里的人声还要喧闹。(这)使天下人们口里虽不敢说，但心里却充满了愤怒。秦始皇这暴君的心却日益骄横顽固。于是驻守边关的士兵起义，函谷关被刘邦攻占;项羽放了一把大火(烧毁秦宫)，可惜那豪华的宫殿就变成了一片焦土。
唉!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秦国的是秦王自己，不是天下的人民。唉!假使六国的国君能各自爱抚自己的百姓，就足以抵抗秦国了;(秦统一后)如果也能爱惜六国的百姓，那就可以传位到三世以至传到万世做皇帝，谁能够灭亡他呢?秦国的统治者来不及为自己的灭亡而哀叹，却使后代人为它哀叹;如果后代人哀叹他而不引以为鉴，那么又要让更后的人来哀叹他们了。
《阿房宫赋》创作背景
《阿房宫赋》写于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825)，杜牧二十三岁。敬宗十六岁即位，昏聩失德，荒淫无度，闹得朝野疑惧，无不怀有危机感。于是杜牧写下《阿房宫赋》。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是在借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以警告最高统治者。
《阿房宫赋》评价
杜牧的《阿房宫赋》一出世，就引得士林惊叹，争相诵读。杜牧秉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使用散体笔调，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经纶世务，针砭时弊，突破了六朝以来赋文日益骈俪化、声律化、形式化的趋势，开创了我国古代赋体的新体式——散赋。《阿房宫赋》文句奇偶错落，骈散互用，长短结合，融叙述、描写、议论于一体，全文洋溢着史论的理性风采，又焕发着诗画灵动的光芒。纵观全文，以下三点作者独具匠心，历来被人们所景仰，所称道。
杜牧的《阿房宫赋》在艺术风格上摆脱了纤细、绮靡的文风，一扫六朝旧习，有着极大的独创性;在意趣和识度上，一反千古谩嗟荣辱的悲叹，站得高，看得远，借古讽今，寄意遥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是恰如其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