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费德勒(1917 - 2003 )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启了从种族、性别和性的角度探讨美国经典小说的先河。1960年，他的文学评论著作《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一经出版便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评论界。该著作集中了费德勒对美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大胆评论。在当时的评论圈看来，这些评论与传统的解读迥异，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多年以后，人们不得不钦佩费德勒对文学和文化敏锐的洞察力和他挑战传统、敢于创新的勇气。
作为一名学者，费德勒身上被贴了许多标签，诸如“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后现代文学批评家、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等。但众多的标识并没有体现费德勒自身批评思想的特点，尤其在美国学界他因特立独行的批评思想而被奉为“异类”的特点。在其文化批评思想发展中，费德勒始终将自己置身于标准的学术话语外，对美国文学中的“魔性”特别敏感和倾心，对美国经典小说中的怪异、恐怖、邪恶等种种“魔性”发表过诸多独特大胆的看法，体现了他文化批评思想中的“魔性”。这些鲜明的观点扮演了某种“祛魅”的功能，揭去了美国文学经典的神圣光环。本文将通过对其经典之作镁国小说的爱与死》的研究，探究其文化批评思想所体现的“魔性”。
1、发初于神话批评的“魔性”批判
费德勒以他的神话批评闻名美国学术界。他的文化批评思想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在《美国小说的爱与死》一书中他指出:如果我不理解意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原型等概念，我难以想象我的研究将如何展开。他的神话批评与荣格、弗莱的批评不同，不是荣格那种在心理学层面上把神话和原型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也不是弗莱的将结构主义与原型相结合的视角。
费德勒建构了一套本土化理论范式进行文学批评，秘索思(mythos)是他批评体系的根基。但他却并没有对自己的这套理论进行非常专业化、上升到某种理论层面的界定。他只是将自己的这套批评理论称为某种“秘索思塑造(mythoplastic)的力量”，并认为这一力量“超越了正统的批评方式，但又不至于陷入到教条和说教的图固。可见费德勒的“神话批评”走的并非是纯粹科学和理性的道路，而是强调遁入人的心灵世界的重要性，围绕“心理比社会更加重要”进行分析。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费德勒并没有对自己的神话批评理论进行专业化的界定。
这种批评方式表达了费德勒对艺术创作的神秘主义力量的尊重，也为衡量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评估标准。他自己也毫无保留地论及了他的批评方式的优点，说像狄更斯、斯蒂文森这样的作家，如遇到诸如历史批评家和形式主义批评家而显得运气不佳时，若以他的神话批评的视角，“这些作家展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经久不衰的力量之源”。 ‘经久不衰的力量”源自这些作家们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与人类经验和心灵的深刻把握。费德勒认为神话批评使批评家能够“言说艺术作品与其他领域之间的人类经验的深刻互动，而不需要将艺术作品转换成令人不满的所谓的‘观念’或是‘趋势’的对等物”。这些见解说明了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人类想象的产物与人类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两者间的互动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当以美学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批评趋于将文学作品分裂时，他的批评方法是未脱离文本而又充分融入了文化因素的一种文学审美方式。由是观之，费德勒的神话批评走的是文化之道‘是一种破解神秘的特殊科学”。
美国文学的活力来源于北美洲富饶而广裹的土地，在陌生而艰险的环境中，荒野、孤独、死亡、病态、肮脏等种种背离“真、善、美”亦或是违背“道德，“理性”以及健康正常生活的与“魔性”相关或是触发“魔性”的心理被作家们织入了各种故事和情节，缔造着美国文学的传统。美国文学作品中凸显的这些“魔性”本身就是神话。在谈到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美国西部的地理环境对人们内心的影响时，费德勒认为:(美国的)西部为黑暗的侵入即为自我疯狂和自我瓦解开辟了一条道路。费德勒对秘索思的信奉与他看到了自然力在人类活动及其心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无不关联。凭借对美国民族心理的研究，费德勒对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些“魔性”进行了“魔性”化的解读。
2、对文学作品中“魔性”的“魔性”批判
1968年6月，费德勒在弗莱堡大学召开的文学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在会上，他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文学的担忧，并认为应诉诸于“神秘的力量”寻求文学的未到毛‘神秘的力量”再次体现了他对“秘索思”的推崇，也赋予了他的批评思想以“魔性”。这里的“魔性”是指他的文学评论跳出了传统的视角和思维，颠覆了对文学作品的传统解读，大胆而新颖，甚至令人觉得荒诞而难以接受。但正是这些先锋的文学评论体现了他文化批评思想的“魔性”，充满魅力而经久不衰。
《在镁国小说的爱与死》中，费德勒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小说就是恐怖小说”。与恐惧、幽灵、死亡紧密关联的哥特小说是体现“魔性”的一种典型形式。哥特一词最初来源于条顿民族中哥特部落的名称，直到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该词逐渐带有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并且于18世纪成为一种小说体裁的名称。费德勒认为在美国文学中从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的作品到威廉.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保罗.鲍尔斯这些当代作家们的作品中，都有哥特小说的影子，它们或是带有令人费解和尴尬的故事情节，或是描写了不现实或消极人物的幻想，或是表现令人恐惧的施虐狂者，这种种令人恐惧的因素构成了美国这片“光明大地上的黑暗和怪诞文学”。费德勒推崇以梅尔维尔的亚哈船长为代表的拥抱厄运的顽固精神，欣赏以爱伦坡为代表的黑色抒情，倾慕黑色浪漫，敬佩消极性的英雄。
在这些“黑暗文学”中“恶梦，‘地狱”等阴暗字眼反复出现，费德勒认为这一方面说明了那些写哥特作品的作家们在转向生活的阴暗面和非理性世界时是自知自觉的。另一方面，又展示着他们“如何将自己视作撒旦般的角色，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某种半开玩笑的召唤恶魔的安魂弥撒……哥特主义是撒旦主义，对他们而言撒旦己经变成了一种修辞格”费德勒评论了以写悬疑、’凉惊小说著称的爱伦·坡的作品。爱伦·坡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怪异，与世隔绝，相貌异常，形如鬼魅，浑身散发着幽灵般的气息。坡在叙述中用大量不失现实的细节和具有魔幻'险的情节，使他的小说无不流溢出怪诞恐怖的独特审美吸引力。坡的长篇哥特小说《阿.戈.皮姆的故事》讲述了来自新英格兰的少年和捕鲸船船长儿子的海洋冒险经历，他们目睹了一起起叛变、人吃人、亡命追杀的血腥恐怖场景。费德勒在论及此部作品时对该作品中的印第安人的生存表达了深切关注。他指出，“该小说中印第安人对边疆具有男性气概的暴力纯真而令人钦佩的渴求实际上是美国人对黑人反抗的惧怕和白人对黑奴的贪欲的象征性写照。,} ca由此他认为《阿·戈·皮姆的故事》是一部社会记录，其主题是奴隶制，其场景虽然被海洋所伪装，却是为了捍卫奴隶制而将摧毁美国自身的美国的一部分的写照。在费德勒眼中，坡这位杰出的.南方作家为美国哥特小说发现了一个适当的主题—黑人。他认为该故事是美国文学中首次严肃地将黑奴引入文学作品。
在马克.吐温的《哈克历险记》中，哈克之父可被视为一位“魔性”角色:一个目不识丁的酒鬼，穷凶极恶，残暴专横，还有着令人厌恶如鬼魂般的白皮肤和破衣服。吐温为这一“魔性”人物定制了一个悲J渗的结局—被谋杀，且被弃尸河中。但这一恐怖怪诞结局却是用幽默的口吻娓娓道来的。在讲述了私刑、挖尸和暴力之后，哈克之父的惨死才被最终揭露。在哈克漫不经意地说着“好吧，我将下地狱”这句话时，费德勒认为将灵魂出卖给鬼魂的浮士德的传奇在美国有了新版本—即人们拒绝地狱是为了接受地狱。地狱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单词，对自由本身令人生畏的描述。由此，费德勒指出，“整体上而言，我国的文学是在儿童乐园的‘乐趣屋’掩盖下的恐怖房子，我们玩弄恐惧，在最隐秘的房子里与众多镜子相对，它们映照出我们的万千面孔。《哈克》是有关孩子、成长、善良和正义的故事，费德勒从死亡、地狱等“魔性”出发，挖掘出人内心深处的魔性心理。费德勒认为“美国最好的作家的最杰出成就便是哥特作品，他们将机械的运转和场景的布置转换成了心理的、社会的和玄学的暗喻。
费德勒对哥特模式的“魔性”极力推崇，他评论道:“如果没有哥特小说，就没有美国严肃小说的开始;只要小说这一形式还在，哥特就不可能消亡。他认为美国的小说家要用某种模式来展现他们构造的冲突，哥特模式正好应承了小说家们的想法。在《美国小说的爱与死》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期望即使是最普通的读者，也要意识到该书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或一本怪异的书，而是一本记录美国经验的哥特小说。哥特模式是讲述真实的美国生活的切合方式。而费德勒自己将美国经典文学视作哥特作品来解读，将一直被排斥在正统学术研究外的哥特作品仔细研究并评论，俨然将严肃甚至枯燥的文学批评写得生动且饶有趣味，这本身是他对“魔性”文学的一种“魔性”化解读。
3、结语
文学在费德勒的眼里，不仅仅指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他的批判更多的是与美国心理、美国经验、美国文化有关，是一种文化批评。透过文学的透镜，他看到的是美国人的生活，体会的是美国人的生活经验，剖析的是美国人的民族心理。他从“秘索思塑造的力量”透析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魔性”。其大胆的“魔性”评论视角新颖且一针见血，颠覆传统又充满挑战，无怪乎莱斯利.费德勒在美国当代文学评论界中占有重要一席。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
张德明，1954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专专著《人类学诗学》、译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参与主编《世界诗库》等。另著有诗集《打水漂》等。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
本书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本与语言、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本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辩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这本小书，原是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诗学”课程而写的。开课和写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理论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批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教学和写作，进一步弄清当代西方诗学的问题意识和来龙去脉，以用之于批评实践。记得黑格尔说过，对于一个具有坚实内容的客体，最容易的是对之作出评判，最难的是对之作出描述。诚哉斯言！与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一个坚实的'客体作出评判，不如扎扎实实地读懂读通原著，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将之表述出来，这样，西方的理论话语才能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汉语文化的学术资源。那种动不动就靠搬弄西方名词术语唬人的做法，那种“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高头讲章，不是自己理论功底欠佳的表现，便是掩饰自己汉语修养火候不到的障眼法。一位名人说，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掌握群众。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让理论直面“世事性”，让一般大众读得懂。在美国访学期间，我老是惊讶于美国学术专著的发行量之高，一般民众对理论的兴趣之大，甚至像斯皮瓦克这样艰深晦涩的专著，也能印到20多万册。
个中原因，我想，普遍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固然是主要方面，但理论与民众、世事的“亲密接触”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强调与国际对话，与世界接轨，但有不少人忘记了，或不屑于将西方理论通俗化、本土化，让它真正掌握群众，化为实实在在的批评能力，结果形成一种悖论，仿佛我们与世界接轨接得越牢，对自己的世事就越可以不关心；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得越多，与自己的民众就可以对话得越少。我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如何通过自已的著述去培养“理想的读者”，而会抱怨读者素质太低，学术环境不够理想。的确，应该是反思理论如何本土化并掌握群众的时候了。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多么好，只不过自己一直来尽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已。如果这本小书能在理论的通俗化或大众化方面起到一点作用，那就是作者莫大的安慰了。
王船山在《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著作中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提出了许多不同流俗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体现了他对杜诗的独特理解，而且也与他的诗学思想是和谐一致的，因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一些评论家认为王船山的基本态度是“贬多于褒”、“侧重于谴责”，对此笔者不敢 苟同。《唐诗评选》共选杜甫诗九十一首，远远高于处第二位的李白（李白诗入选四十三首）。王船山在盛赞李白的同时，也把杜甫看作是和李白一样的文学“大家”。王船山在《姜斋诗话》中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为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因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誉，无所窒碍，此谓大家”。对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船山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曾这样感慨：“读杜甫《石壕吏》诗，为之陨涕”；“读杜甫无家、垂老、新婚三别之诗，千古犹为坠泪”；“读杜甫庭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民生，祸亦棘矣”。对杜甫诗歌自然含蓄、深宏蕴藉的艺术风格，船山也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诚然，王船山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总体上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杜诗没有否定的意见；相反，船山对杜甫诗歌的批判有时还是相当尖刻的。对杜甫诗品人格进行质疑。如船山在评杜甫《漫成》一诗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彀；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在评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认为：“杜有‘剑外忽传收冀（蓟）北’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在评初唐诗人王绩《野望》时甚至骂杜甫“诲淫诲盗”，并指出“大都读杜诗学杜诗者皆有此病”。第二，把杜甫揭露现实矛盾和统治集团腐朽的诗斥之为“风雅一厄”。最典型的例子是王船山对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作的评价：“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第三，认为杜甫的现实诗是用“史法”写成，虽然“以逼写见真”，但“苦于逼肖”，从而迷失了诗性，使诗歌“士气大损”。船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为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仿之（指《上山采蘼芜》）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并进而认为以“诗史”誉杜诗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以“诗史”称杜诗是“定罚而非赏”。第四，认为杜诗在批判现实时，“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船山在评李白的《远别离》时就这样说：“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船山不但认为杜甫的“讥时语”不如李白，甚至也比不上李贺：“长吉长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为敌，杜陵非其匹也。”第五，否认杜甫的诗体风格及在诗体创新上的成就：“凡杜之所为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皆在此出……清新已甚之敝，必伤古雅……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之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所问津。”并还武断地认为把杜甫“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
客观地说，船山对杜诗的指责远不如他对杜诗的肯定来得公正。作为一个在诗学理论上和诗歌批评实践中都卓有建树的学者，王船山为什么会对杜甫诗歌创作进行如此不公正的指责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如刘绪义先生所言：“源于船山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的哲学主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结论，我们还是引刘绪义的一段话来进行解释：船山先生是一个知行合一者，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没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因此他“判定杜甫是一个满纸虚声，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人”，故而对杜甫的人品和诗品提出批评。第二，杜诗不完全符合被船山奉为圭臬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原则。船山明确指出：“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以健也”。在船山看来，诗歌应该以委婉含蓄之辞来寄寓讽谏的意义，具有一种神清韵远、意味蕴藉的美。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诗歌的委婉含蓄，过分夸大“神韵”于诗的作用，所以船山就简单地把杜甫诗作中现实性和人民性极强的好作品给否定了。第三，与明清诗坛争相言杜、学杜的潮流不无关系。唐以降，杜甫的诗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明清之际，“凡杜之所为……一切枯菅败荻之音，公然为政于骚坛”。在船山看来，人们竞言杜、仿杜，以至造成了“诗亡尽矣”的局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船山对杜诗的批判也就变得愈加苛刻了。
综上所述，王船山对杜甫诗歌的态度是复杂的，他的认识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