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进酒》是唐代诗人李贺创作的一首乐府诗,其影响颇为深刻,下面是文章介绍,欢迎参考!
将进酒 (唐代李贺乐府诗)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西)人。唐皇室远支,家世早已没落,仕途偃蹇,仅曾官奉礼郎 。因避家讳,被迫不得应进士科考试,韩愈曾为之作《讳辩》。和沈亚之友善。其诗长于乐府,多表现政治上不得意的悲愤,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现实,也有所揭露、讽刺。又因其多病早衰,生活困顿,诗中于世事沧桑、生死荣枯,感触尤多。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在诗史上独树一帜,严羽《沧浪诗话》称为“李长吉体”。但也有刻意雕琢之病。后世有人称之为“诗鬼”。有《昌谷集》。
作品原文
将进酒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7,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9,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诗句译文
明净的琉璃杯中,斟满琥珀色的美酒,淅淅沥沥槽床滴,浓红恰似火齐珠,煮龙肝,爆凤髓,油脂白,点点又似泪珠涌,锦乡帷帘挂厅堂,春意呵浓浓,笛声悠扬如龙吟,敲起皮鼓响咚咚,吴娃楚女,轻歌软舞,其乐也融融,何况春光渐老日将暮,桃花如雨,飘落满地红,劝世人,不如终日醉呵呵,一日归黄土,纵是酒仙如刘伶,望一杯,也只是,痴人说梦。
诗词注释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萧铙歌的曲调,这里意为“劝酒歌”。
钟:盛酒的器皿。
琥珀:色黄净,喻指美酒。
槽酒:酿酒的器皿。真珠:喻酒色的柔润莹洁。真珠红:名贵的红酒。
玉脂泣:比喻油脂在烹煮时发出的声音。
罗帏:一作“罗屏”。
龙笛:长笛。
鼍(tuó)鼓:用鼍皮制作的鼓。鼍:扬子鳄。
酩酊:大醉。
刘伶:晋人,“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著称,著有《酒德颂》。
文学鉴赏
这首诗将一个宴饮歌舞的场面写的缤纷绚烂,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兴会淋漓,并且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这首诗的前五句描写一幅奇丽熏人的酒宴图,场面绚丽斑斓,有声有色,给读者极强烈的感官刺激。作者似乎不遗余力地搬出华艳词藻、精美名物,目不暇接:“琉璃钟”、“琥珀浓”、“真珠红”、“烹龙炮风”、“罗帏绣幕”,作者用这样密集的华丽字眼描绘了一场华贵丰盛的筵宴。其物象之华美,色泽之瑰丽,简直无以复加。
诸物象之间没有动词连接,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将画面与画面按照内在逻辑顺序一一呈现出来。杯、酒、滴酒的槽床……这些具体意象的相继出现,给读者酒宴进行着的意念。这种省略叙写语言的手法,不但大大增加了形象的密度,同时也能启迪读者活跃的联想,使之主动地去填补、丰富那物象之间的空白。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四句写宴乐的鼓点愈来愈急,连串三字句法衬得歌繁舞急,仅十二字,就将音乐歌舞之美妙写得尽态极妍。不仅让读者目不暇视,甚至耳不暇接。这似乎已不是普通宴饮,而是抵死的狂欢。下面的诗句作者开始解释这炊金馔玉,浩歌狂舞的原因。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春光正美,太阳却冷酷地移向地平线;青春正美,白发却已在悄悄滋长。曾在繁茂的桃花园中,看花瓣随风如雨而落,那真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但每一秒的美丽,都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何等奢侈的美丽。人们伸出手想挽留残春,但最终留下的,只是那空荡荡的枝头和指间的几片残红。在这凄艳的花雨中,在这渐渐拉长的日影下,愈转愈急的歌弦舞步是想追上时间的脚步,在时间鼓点均匀而无情的敲击声中,入唇的玉液琼浆己变得苦涩。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诗的前一部分是大段关于人间乐事瑰丽夸张的描写:美酒佳肴,欢歌曼舞,人生之乐似乎莫过于此。但结尾笔锋倏转,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死的意念和“坟上土”的惨淡形象,透露出一片苦涩幽怨的意绪。时光难逗留,诗人遂道,罢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是壶中日月长,就多喝几杯,终日酩酊吧,无知无觉也就没有困扰了。何况哪怕好酒如刘伶,死后想喝酒亦不可得。可酒并不是真的就能令人忘忧。刘伶“一醉一石,五斗解醒”也未必真的逃避了痛苦。狂呼痛饮,及时行乐固然痛快,但是,即使秉烛夜游,人生又有几何,再回首已百年身,酒闲人寂之后,留下的只有深沉的孤独和空虚之感。况且生时的'辉煌更加衬托出死后的悲凉,正是前后这种极度的反差和不协调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人间乐事极力地反衬出死的可悲,终日醉酒和暮春之愁思又回过来表露出生的无聊,这就是诗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死既可悲而生亦无聊的最大的矛盾和苦闷。人生总难免面对差别,在差别面前,庄子喜欢否定它,以求心灵的宽慰和淡泊;作者李贺则喜欢确认它、甚至放大它,以强化主体对生命、生活的敏感和执著。他为此宁愿悲愤伤感,宁愿陷入感性的深渊而不愿自拔。
这首诗以幽遽朦胧、瑰艳凄冷的意境,生动灵澈、神奇超常的意象,构设意与境浑的美学特质,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给读者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审美感受。[5]
名家点评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复斋漫录》:长吉有“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观刘禹锡云:“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追红雨。”刘、李出于一时,绝非相剽窃也。
明·杨慎《升庵诗话》: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也。“我不敢效我之自逸”,亦可作两句:若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八言,一句浑全。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佳句,不须雕刻(“桃花乱落”句)。达人之言(最后二句)。
清·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太似鲍照,无可取。结,差可人意。
清·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此长吉诗之最接近人、最可法者。风 调从太白来。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古诗也,上也。“珠帘幕卷西山雨”,律之古也,次也。“桃花乱落如红雨”、“梨花一枝春带雨”,词之诗也,下也。
清·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悲咽,令人肠断(最后二句)。
《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条云: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
这为后人经常引用的“孤篇横绝,竟为人家”的评语,将张若虚在诗坛上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因为“大家”二字,在我国文学批评术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和“名家”相对而言的。只有既具有杰出的成就又具有深远的影响的人,才配称为“大家”。只靠一篇诗而被尊为“大家”,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杨、卢、骆四人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崇高的称号。因此,这一评语事实上是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出于四杰(王氏对前人此论没有提出异议),而另一方面,又确已超乎四杰。这是对此诗理解的深化。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在昆明写了几篇《唐诗杂论》,其中题为《宫体诗的自赎》的一篇,对张若虚这篇杰作,作了尽情的歌颂。闻先生认为:“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诗篇的第十一句到第十六句,比起篇首八句来,表现了“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寂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对于第十一、十二、十五句中提出的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对于第十七句以下,展开了征夫、思妇的描写,则认为“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闻先生因此赞美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将近四十年之后,李泽厚对上述闻先生对此诗的评价,进一步作出了解释。(注:见李泽厚所著《美的历程》第七章《盛唐之音》,第一节《青春·李白》)他不同意闻先生说作者“没有憧憬,没有悲伤”的说法,而认为:“其实,这首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悲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闻一多形容为‘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其实就是这种审美心理和艺术意境。”李先生的说法,比起闻先生来,显然又跨进了一步,将这篇诗的含义说得更明确,更能揭示它的哲学和美学的价值。
闻、李两位的论点显然不是王闿运及以前的批评家所能措手的。与此相较,我们对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载《饮冰室合集》)中有关此诗的评论,也感到平庸。只有接受过现代的哲学、美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学者才能得出前所未有的新结论。他们对此诗意义的探索,无疑地丰富了王氏所谓“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二语的内涵,即提高了这篇作品的价值和地位。而其所以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显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应当说,是对此诗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以上,就是张若虚这篇《春江花月夜》由明迄今的逐步被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它也难免有被误解的地方。如王闿运和闻一多都将张氏此诗归入宫体,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不能不加以澄清的误解。
《旧唐书·音乐志二》云: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此文作《晋书》,显属误记。《晋书》怎么能记陈后主的事呢?郭茂倩未免太疏忽了)
这,也许就是王、闻二位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当成宫体的依据。他们一则赞美它是“宫体之巨澜”,一则肯定它“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着眼点不同,然而都是误解。
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宫体诗有它明确的定义。《梁书·简文帝纪》云:
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同书《徐攡传》云:
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为太子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始此。
《隋书·经籍志》集部序云: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
唐杜确《〈岑嘉州集〉序》云:
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辞,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为妖艳。
这都是宫体的权威性解释。根据这些材料,可见宫体的内容是“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而风格是“轻艳”、“妖艳”、“轻浮绮靡”,始作者则是为太子时的萧纲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宫廷文人如徐攡、庾肩吾诸人。
如果上面所说的符合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宫体和另外大量存在的爱情诗以及寓意闺闱而实别有托讽的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描写肉欲与纯洁爱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由之而形成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而王闿运与闻一多的意见恰恰是以混淆宫体诗与非宫体的爱情诗的界限为前提的。
同样,闻一多也把宫体诗的范围扩大了,虽然他走得没有王氏师弟那么远。在这方面,闻先生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清醒地指出:“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
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接着他又把初唐一切写男女之情乃至不写男女之情的七言歌行名篇,都排起队来,认为是宫体诗,说它们的出现是宫体诗的自赎。这些作品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答李荣》,刘希夷的《公子行》、《代悲白头翁》,而排尾则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结论是:“《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但这些与“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关涉很少,甚至毫无关涉的作品,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宫体或是宫体经过异化后的变种和良种呢?闻先生没有论证。我们检验一下两者的血缘关系,实在无法承认这是事实。
梁、陈文风影响初唐,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已经发生变化的隋代文风也同样影响初唐,而闻先生却没有付与足够的注意,所以他主观地认为:“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
从作家当时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些话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和闻先生选出来作为这一个历史时期污点的标本的若干篇宫体诗对照,标举雅正的沈德潜在他所选的《古诗源》中,也选了若干首北朝及隋诗,这些作品,正显示有些诗人禁得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表现了相当强的抵抗力。在《古诗源·例言》中,沈氏已经指出:
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矫然独异,风气将转之候也。杨处道(素)清思健笔,词气苍然。后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之胜、广矣。(注:沈氏另一著作《说诗晬语》卷上亦载此说。又刘熙载《艺概》卷二云:“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可与沈说参证)
而《隋书·文学传序》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更有一段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仍然正确的叙述。它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瘐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盈,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这些论述都证明了,和宫体诗,更正确地说是和梁、陈轻艳的诗风相对立,早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篇出现之前,已经有许多作为新时代新局面先驱的作品,而这,一方面在文学上,是许多有见识的作家抵抗毒素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隋帝国统一后,要求文艺服从当时政治需要的结果。
隋炀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二重性。他是宫体诗的继承者,又是其改造者。就拿《春江花月夜》来说吧,据《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陈后主等所撰的,无疑地是属于宫体的范畴,虽然它们已经亡佚,今天无从目验。但隋炀帝所写如下两篇: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辉。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闻先生也不能不将其归入对南方美丽毒素的引诱有抵抗力的作品之列。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收《春江花月夜》七篇,以上面隋帝两篇为首,以下是隋诸葛颖一篇:
花帆度柳浦,结揽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拂船楼。
唐张子容两篇:
林花发岸红,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
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
这五篇,就是张若虚在写《春江花月夜》时所能读到的部分范本。闻先生既然将隋炀帝的那两篇放在对南方美丽的毒素有抵抗力的作品范畴之中,那么,似乎也难以将诸葛颖和张子容的三篇放在对毒素有抵抗力的作品范畴之外。
由此可见,作为乐府歌辞的《春江花月夜》虽然其始是通过陈后主等的创作而以宫体诗的面貌出现的,但旋即通过隋炀帝的创作呈现了非宫体的面貌。而张若虚所继承的,如果说他对其前《春江花月夜》有所继承的话,正是隋炀帝等的而非陈后主等的传统。作品俱在,无可置疑。
闻先生忽视了在隋代就已经萌芽的诗坛新风,而将宫体诗的“转机”下移到卢、骆、刘、张时代,这就无可避免地将庾信直到杨素、隋炀等人的努力抹杀了,而同时将卢、骆、刘、张之作,划归宫体的范畴,认为他们的作品的出现,乃是“宫体诗的自赎”,就更加远于事实了。这也只能算是对《春江花月夜》的误解。
王闿运与闻一多所受教育不同,思想方法亦异,但就扩大了宫体诗的范围而导致了对《春江花月夜》的误解来说,却又有其共同之点。这就是对复杂的历史现象理解的表面性和片面性。
以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从明代以来这篇杰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的大概情况。每一理解的加深,每一误解的产生和消除,都能找出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认识,是无限的。今后,对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理解将远比我们现在更深,虽然也许还不免出现新误解。
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赏析】
《步出夏门行》,又名《陇西行》,属古乐府《相如歌·瑟调曲》。“ 夏门”原是洛阳北面西头的城门,汉代称夏门,魏晋称大夏门。古辞仅存“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二句(见《文选》李善注)。《乐府诗集》另录古辞“邪径过空庐”一篇,写升仙得道之事。曹操此篇,《宋书 · 乐志》归入《大曲》,题作《碣石步出夏门行》。从诗的内容看,与题意了无关系,可见,只是借古题写时事罢了。诗开头有“艳”辞(序曲),下分《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解(章)。当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
乐汉末年,正当军阀逐鹿中原之时,居住在辽西一带的乌桓强盛起来,他们南下攻城掠地,成为河北一带的严重边患。建安十年(205),曹操摧毁了袁绍在河北的统治根基,袁绍呕血而死,其子袁谭、袁尚逃到乌桓,勾结乌桓贵族多次入塞为害。当时,曹操处于南北夹逼的不利境地:南有盘踞荆襄的刘表、刘备,北有袁氏兄
弟和乌桓。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曹操采用谋士郭嘉的意见,于建安十二年夏率师北征,五月至无终,秋七月遇大水,傍海大道不通,后接受田畴建议,断然改道,经徐无山,出庐龙塞,直指柳城,一战告捷。九月,胜利回师,途经碣石等地,借乐府《步出夏门行》旧题,写了这一有名的组诗。诗中描写河朔一带的风土景物,抒发个人的雄心壮志,反映了诗人踌躇满志、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关于曹操东临碣石,过去多以为是北征乌桓去时的事,其实,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不可置信。我们用《三国志》《武帝纪》和《田畴传》的记载来核对,曹操当时是在北征乌桓的归途中登上碣石的,因为去时逢大水,傍海大道不通,他只好改道走徐无山那条小路前往辽西。“九月,公引自柳城还,……十一有至易水”,他应在这年(207)九月或十月初“临碣石”、“观沧海”。至于碣石山位于现今何处,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或以为此山已沉入现今河北省乐亭县境的大海中,或以为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不管怎样,在曹操登临时,它应是傍海一带较高的石山。
《观沧海》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写景诗,也是一首抒情诗,它通过写观沧海所见的壮丽景色,抒发自己意气昂扬的豪迈感情。
诗的起笔交代登临之地碣石山,点明登山的目的是观沧海,平稳而自然的引出以下对观海所见景物的描绘。
描绘大海景物,诗人先从大处落笔,着力渲染大海苍茫、山岛耸立的雄浑气势,展现出海的金景,这完全符合人们登临览胜的习惯。接着由全貌写到局部,把视线由远处拉到近处,俯察脚下,虽然时届初秋,碣石山依然树木丛生,百草繁茂,色彩、刚柔、动静和大海形成映衬。“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也是眼前实景,但比前面所写“水何澹澹”更进了一步,是诗人在审视之后的'所见所感,当他第一眼看到大海时,完全被它的雄浑壮阔所吸引,只感到海水是那样的浩渺无际。等到伫立一久,才似乎回过神来,原来风在吹着,海浪在激荡汹涌着,感到它蕴藏着摇撼宇宙的伟力。这样写就在平直中现出层次变化来。从结构上看,既把对海水的正面实写推向高潮,又自然的过渡到下面的虚写。
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描绘了另一幅海景:绕天运行的太阳和月亮,好像是从大海的胸怀中升起的;夜空中横亘苍穹的银河也好像从大海发源,大海吞吐宇宙、包容万物,真是宏伟无比,博大无比。诗人这里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描绘出大海的“精神世界”,使读者通过这虚拟的壮丽景色感受到海的博大、奇伟,同时也感受到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诗人胸怀的博大和奇伟。所以,这样的写景实际是在抒情,是以景语作情语。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曹操在政治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诗都是直接或间接抒发他的政治怀抱的。《观沧海》看似写景,实则述志。志在容纳,以海自比。他在《龟虽寿》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暮年,壮心不已”,在《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都反映了他统一国家的大志,这种英雄本色是一般诗人学不到的。这也正是曹操的诗既有艺术的魅力,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又有深刻含意,能鼓舞人积极进取,增强胜利信心的根源。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头二句点明“观沧海”的位置: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以下十句描写,概由此拓展而来。“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是望海初得的大致印象,有点像绘画的粗线条。“澹澹”,形容大海水面浩淼的样子;“何”,何其,今言“多么”,是叹美之词。“澹澹”而加叹美,那沧海的辽阔苍茫气象便可想而知了。在这水波“澹澹”的海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突兀耸立的山岛,它们点缀在平阔的海面上,使大海显得神奇壮观。这两句写出了大海远景的一般轮廓,下面再层层深入描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前二句具体写竦峙的山岛:虽然已到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季节,但岛上树木繁茂,百草丰美,给人生意盎然之感。后二句则是对“水何澹澹”一句的进一层描写:定神细看,在秋风萧瑟中的海面竟是洪波巨澜,汹涌起伏。这儿,虽是秋天的典型环境,却无半点萧瑟凄凉的悲秋意绪。在我国文学史上,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和处境等种种原因,自宋玉《九辩》开悲秋文学的先声之后,多少骚人墨客因秋风而临风洒泪,见落叶而触景伤情!然而,曹操却能面对萧瑟秋风,极写大海的辽阔壮美:在秋风萧瑟中,大海汹涌澎湃,浩淼接天;山岛高耸挺拔,草木繁茂,没有丝毫凋衰感伤的情调。这种新的境界,新的格调,正反映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襟。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前面的描写,是从海的平面去观察的,这四句则联系廓落无垠的宇宙,纵意宕开大笔,将大海的气势和威力托现在读者面前:茫茫大海与天相接,空蒙浑融;在这雄奇壮丽的大海面前,日、月、星、汉(银河)都显得渺小了,它们的运行,似乎都由大海自由吐纳。诗人在这里描写
的大海,既是眼前实景,又融进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展现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大有“五岳起方寸”的势态。这种“笼盖吞吐气象”是诗人“眼中”景和“胸中”情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参见《古诗归》卷七钟惺评语)言为心声,如果诗人没有宏伟的政治抱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没有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壮丽的诗境来的。过去有人说曹操诗歌“时露霸气”(沈德潜语),指的就是《观沧海》这类作品。“霸气”当然是讥评,但如果将“霸气”理解为统一中国的雄心,那么,这种艺术鉴赏的眼光还是可取的。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合乐时的套语,与诗的内容无关,就不必细说了。
《观沧海》这首诗,从字面看,海水、山岛、草木、秋风,乃至日月星汉,全是眼前景物,这样纯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曹操以前似还不曾有过。它不但通篇写景,而且独具一格,堪称中国山水诗的最早佳作,特别受到文学史家的厚爱。值得指出的是:客观自然景物反映到诗人头脑中,必然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
--理解、融会、取舍、强调,然后形成艺术的产品。这种产品,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诗人主观精神的凝结。这首诗写秋天的大海,能够一洗悲秋的感伤情调,写得沉雄健爽,气象壮阔,这与曹操的气度、品格乃至美学情趣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即使是纯属写景之作。因作,即使是纯属写景之作,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照
相式制作。
另外,曹操现存二十余首诗,虽然用的都是乐府旧题,但内容却是全新的。沈德潜指出:“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卷五)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这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不受旧曲古辞束缚的新作风,大大推进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曹操这个功绩,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