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季羡林博学多才。他精通的十多种语言中的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很少有人了解。他研究的东西我们也许一点也不懂。但他的为人。从下面的几个小故事中我们也可了解一二。
一、 高考数学4分
季老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他什么书都偷看。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季老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二、 布衣教授：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三、糟糠之妻：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
这桩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彭德华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她丈夫研究的是个什么学问。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他自从1929年结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
四、异国爱情：
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房东邻居迈耶家的大女儿叫伊姆加德。1935年。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伊姆加德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 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这时伊姆加德小姐说：“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印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也就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7点半后。季羡林都会抱着一堆书稿前往迈耶家。论文稿几经修改后杂乱无章。而且内容复杂枯燥的梵文。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就如天书。但是她总是挂着温暖而恬静的微笑来打印这些“天书”。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伊姆加德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书稿完成。两个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花也快要迸发时。有一天季羡林手有些颤抖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当女孩说：“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时。季羡林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随时要离开这里回到中国。如果他不管不顾地留在哥廷根。当然可以和伊姆加德携手一生。但是。成全异国之恋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季羡林当初留学的初衷。就是等学有所成之后。回到中国去报效国家的。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 。四天后他离开了德国。虽然伊姆加德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去年季老接受记者访谈时谈到对出国见世面、学本领时他还说：“所以我现在赞成年轻人还是出国。可是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我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五、六百本书：
季老住在301医院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秘书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六、传达室的翻译：
“文革”期间季老先是蹲牛棚。后来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罗摩衍那》多达八万行。是古印度悲欢离合有爱情史诗。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
季羡林的故事
恩师朋友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季羡林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季羡林毕生难忘”。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苦涩童年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谦和待人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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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好学，堪称师表。
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羡林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著名学者钱文忠说:“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在他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庆祝大会上，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他坚定地说：“我们这个大国能够和谐、团结，会影响世界和全人类。”、“没有人能阻止中国的腾飞。”
二、谦和低调，和蔼可亲。
你看呵，著作等身、且拥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等一连串颇具分量“头衔”的季老却是异常的谦和低调。
季老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他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在季先生的《病榻杂记》中，他谈起了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在北大校园里，季老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在住院期间，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老马上吩咐身边人去买，他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央视编导周兵在回忆拍摄《东方之子》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了季老。周兵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和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时。当时季老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准备递给他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老就一直弯腰等着，这个场景令在场所有人感动不已。后两次采访他时，虽然他已经有些不记得记者们，但大家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家门口，很有礼貌地望着大家渐渐走远，周兵感叹道：“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三、坚强乐观，宽厚仁爱。
季老在黑暗残酷、泯灭人性的“文革”时代，他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评，遭毒打，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为适应不断的批评，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评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季老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
到后来，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而且自我反思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每个人都“异化”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还相信“文革”的正确性，“焉敢苛求于别人呢?”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四、高风亮节，激励后人。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上世纪90年代里，在3位亲人接连病逝，自己疾病缠身的夹击下，发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开创性的文化巨著，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在他95岁被评为“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评委对季老的感动印象是“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