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名称由来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二、《史记》创作背景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三、《史记》取材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四、《史记》创作过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五、《史记》内容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1]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1]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六、《史记》艺术特点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人物刻画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20]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20]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恰如其分给以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史记》描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笔下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20]
风格特征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并富有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当时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付出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自身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显示其灵异。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七、《史记》影响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22] 。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22] 。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22]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八、《史记》评价
《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西汉刘向、扬雄：“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迁文直而事核。”
西晋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唐代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唐代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十国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明代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曰：“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①，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②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节选自《史记·伯夷列传》）
注：①木主：木制的灵牌王。②傥：假如。
12．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叔齐让伯夷 让：责备
B．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 叩：通“扣”，拉住
C．扶而去之 去：使……离开
D．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宗：尊奉
13．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遂饿死于首阳山②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B．①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C．①亦各从其志也②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D．①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②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
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二人因不肯继承君位而相继逃走，国人只好另立他人。
B．伯夷、叔齐看见周武王在文王尸骨未寒时征讨纣王，认为这样做可耻，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到首阳山。
C．颜渊敏而好学，他立志学习伯夷兄弟坚守节操，以致终身贫困，宁可饿死也不吃糟糠之食，不幸早逝。
D．太史公对当时那些操行不端、违法乱纪者却终身安逸快乐，有操行者却要横遭灾祸的现象，深感疑惑。
参考答案：
12、A让：谦让
13、B两个“而”，连词，表转折关系。A．“于”，介词，在；介词，表被动。C．“其”，人称代词，自己的；副词，表期望语气。D．“以”，连词，因为；介词，把。
14、C“糟糠不厌”应为“连糟糠之食都吃不饱”；“回也屡空”与“学习伯夷、叔齐坚守节操”无因果关系。
参考译文：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小儿子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却要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让你即位是父亲的遗命。”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走了。孤竹国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国君。在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最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靠他呢？等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称他为文王，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的缰绳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竟然动起兵器来，能说得上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用兵器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两位是义士啊！”把他们搀扶开了。武王平定殷商之乱后，天下都归附于周朝，但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样做可耻，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到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直到他们饿到快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诗歌，那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薇菜来充饥，用残暴取代暴虐呀，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义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可叹我们的死期已近，生命已经衰弱了！”于是，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
有人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善良的人们。”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却终致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常常穷得一无所有，连糟糠都难得吃饱，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到底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将人的肝炙成肉脯，残暴恶毒，放肆地行凶，他聚集党徒几千人，到处横行霸道，竟然活到高龄而死。这又是遵行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世，那些操行不端正，做事违法乱纪的`人，却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财产富裕，子孙也不断绝。有的人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小道捷径，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努力去做，可是他们却要横遭灾祸，这样的例子多得没法数了。我对此十分疑惑，如果说这便是所谓的天道，那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难以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又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行为举止千万种，谁是谁非无人晓。是非如果相比较，毁誉皆同坏与好。夏商周未多此事，贤士不曾随风倒。世俗愚者莫惊叹，且隐商山随四皓。
秋菊花盛正鲜艳，含露润泽采花英。菊泡酒中味更美，避俗之情更深浓。一挥而尽杯中酒，再执酒壶注杯中。日落众生皆息止，归鸟向林欢快鸣。纵情欢歌东窗下，姑且逍遥度此生。
青松生长在东园，众草杂树掩其姿。严霜摧调众草树，孤松挺立扬高枝。木连成林人不觉，后调独秀众惊奇。酒壶挂在寒树枝，时时远眺心神怡。人生如梦恍惚间，何必束缚在尘世!
清早就听敲门声，不及整衣去开门。请问来者是何人?善良老农怀好心。携酒远道来问候，怪我与世相离分。破衣烂衫茅屋下，不值先生寄贵身。举世同流以为贵，愿君随俗莫认真。深深感谢父老言，无奈天生不合群。仕途做官诚可学，违背初衷是迷心。姑且一同欢饮酒，决不返车往回奔!
往昔出仕远行役，直到遥遥东海边。道路漫长无尽头，途中风浪时阻拦。谁使我来作远游?似为饥饿所驱遣。竭尽全力谋一饱，稍有即足用不完。恐怕此行毁名誉，弃官归隐心悠闲。
其十一
人称颜回是仁者，又说荣公有道心。颜回穷困且短命，荣公挨饿至终身。虽然留下身后名，一生憔悴甚清贫。人死之后无所知，称心生前当自任。短暂人生虽保养，身死荣名皆不存。裸葬又有何不好?返归自然才是真。
其十二
张挚一度入仕途，壮烈气节不入俗。决意闭门与世绝，终身隐遁不再出。杨伦归去大泽中，高尚节操在此处。既一为官便当止，隐去何需再犹豫?罢了尚有何话说!世俗欺我已很久。摆脱世上荒谬论，请随我归去隐居。
其十三
两人常常在一起，志趣心境不同类。一人每天独昏醉，一人清醒常年岁。醒者醉者相视笑，对话互相不领会。浅陋拘泥多愚蠢，自然放纵较聪慧。转告正在畅饮者，日落秉烛当欢醉。
其十四
老友赏识我志趣，相约携酒到一起。荆柴铺地松下坐，酒过数巡已酣醉。父老相杂乱言语，行杯饮酒失次第。不觉世上有我在，身外之物何足贵?神志恍惚在酒中，酒中自有深意味。
其十五
贫居无奈缺人力，灌木丛生住宅荒。但见翱翔飞鸟在，无人来往甚凄凉。无穷宇宙多久远，人世难活百岁长。岁月相催人渐老，已白鬓发似秋霜。我如不是任穷达，违背夙怀才悲伤。
其十六
自小不同人交往，一心爱好在六经。行年渐至四十岁，长久隐居无所成，最终抱定固穷节，饱受饥饿与冷，屋风凄厉，荒草掩没前院庭。披衣坐守漫长夜，盼望晨鸡叫天明。没有知音在身边，向谁倾诉我衷情。
其十七
幽兰生长在前庭，含香等待沐清风。清风轻快习习至，杂草香兰自分明。前行迷失我旧途，顺应自然或可通。既然醒悟应归去，当心鸟尽弃良弓。
其十八
杨雄生来好酒，家贫不能常得，只能依靠那些喜好追求古事的人，带着酒肴向陶渊明请教释惑，才能有酒喝。陶渊明有酒就饮尽，有疑难问题都能解答。当然，你问陶渊明攻伐别国的计谋，陶渊明不肯说。因为仁者考虑问题郑重认真，当言则言，不当言则不言。
其十九
昔日苦于长饥饿，抛开农具去为官。休息调养不得法，饥饿严寒将我缠。那时年近三十岁，内心为之甚羞惭。坚贞气节当保全，归去终老在田园。日月运转光阴逝，归来己整十二年。世道空旷且辽远，杨朱临歧哭不前。家贫虽无挥金乐，浊酒足慰我心田。
其二十
伏羲神农已遥远，世间少有人朴真。鲁国孔子心急切，补救阙失使其淳。虽未遇得太平世，恢复礼乐面貌新。礼乐之乡微言绝，日月迁延至于秦。诗书典籍有何罪?顿时被焚成灰尘。汉初几位老儒生，传授经学很殷勤。汉代灭亡至于今，无人再与六经亲。世人奔走为名利，治世之道无问津。如若不将酒痛饮，空负头上漉巾。但恨此言多谬误，望君愿谅醉乡人。
写作背景/饮酒二十首
东晋义熙十二年秋天，陶渊明总是闷闷不乐。陶渊明早就看透，东晋的气数已尽，刘裕篡位只是迟早的事，陶渊明整天为这件事悲伤郁悒。只要东晋存在，曾祖父陶侃的功绩就光辉灿烂，照耀家邦。一旦东晋灭亡，就一笔勾销了。陶渊明又想一切都在发展变化，兴衰荣辱也在不断地交替更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为这些事烦恼也没有用，还是多喝点酒，好好睡一觉吧。 陶渊明只要弄到酒，没有一个晚上不喝陶渊明个一醉方休。陶渊明认识到，人生在世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就应该坦荡从容，无忧无虑地度过。 醉酒之后反而诗兴大发，胡乱扯出一张纸，书写感慨，等到第二天清醒后，再修改润色。写好的诗稿越积越厚，让老朋友帮忙整理抄录。一共得到20首诗，陶渊明把这一组诗题为《饮酒二十首》。
作品鉴赏/饮酒二十首
文学赏析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共有20首，这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以酒为乐，写诗供欢，这是陶渊明闲居嗜好。因有此嗜好，陶渊明不仅给自己平添了闲居欢乐，更为后人提供了精神享受。在这首诗中，诗人推崇的是“不复疑”天道人道的“达人”，以在衰与荣的面前从容淡定。反复吟咏，有一种自己也是“达人”的愉悦。
我家居无事且少欢笑，加之秋夜已越来越长，偶尔有好酒，便没有夜晚不饮酒。对着自己的影子独自干杯，瞬间又醉了。酒醉之后，总要挥毫题写几句以自娱。于是，诗句渐渐增多，所写之辞没有加以选择，也无章法次序。姑且请旧友帮忙誊写并稍加编排，以此供欢笑罢了。
衰荣没有固定之处，彼此更替相互共有。贫困的邵平种瓜田头，何似富贵时的东陵侯。寒暑代谢这是天道，人道也如此衰荣更替。知能通达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坚定果断不再疑惑。快干了这杯酒，欢乐相伴漫漫长夜。
昔日，司马迁为“天道不亲，常与善人”这句话“是邪非邪”而“甚惑焉”，如今，陶渊明却试图在这首诗中为司马迁解“惑”。
针对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那段非常精彩的“天问”，陶渊明用荣启期之著名的“三乐”(详见《列子·天瑞》)予以回答。荣启期的“三乐”是：一乐“吾得为人”;二乐“既得为男人”;三乐“吾既已行年九十”。荣启期认为，“贫穷的人的一般规律，死亡是人的最终结果。在常得到最终，当忧虑的。”
陶渊明的答案是： 荣启期若不甘居贫困、不失气节，还有谁为陶渊明传播这百世英名。这与其说是陶渊明在为司马迁解“惑”，毋宁说是司马迁的“天问”更加坚定了陶渊明隐居“固穷”的信念。
说积善会有好报，抱节守志的伯夷、叔齐却饿死于西山。假如不能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何以空谈“天道不亲，常与善人”。九十岁的荣启期以绳索为衣带，饥寒交迫超过了陶渊明盛壮之年，陶渊明却以处常得终而快乐无忧。荣启期若不甘居贫困、不失气节，为陶渊明传播这百世英名。
陶渊明认同庄子关于“世丧道矣，道丧世矣”的论述(详见《庄子·缮性》)，同时也认为，尽管如今世间“道”的丧失已近千年，“真”的失落也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然而个人在这纷乱(鼎鼎)的人世间里，在这短短的一生当中(百年内)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找回失去的“道”和失落的“真”。应该如何把握好陶渊明而有所作为。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没有予以回答，可是，陶渊明却以个人的方式——终身“隐居躬耕”，寻找到了适合陶渊明的“道”和“真”，寻找到了遗失的美好。
诗的前六句极言失群之鸟的茕独与徬徨。
这里的飞鸟象征着诗人陶渊明前半生的栖栖惶惶。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类小官，四十一岁时又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由于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绶弃职。诗人的这些生活经历便是此诗前半所暗示的事实。
此诗的后半写鸟之得栖身之所，矢志不再离去。
这里诗人以孤松比喻陶渊明的归隐之所是不无道理的，渊明对于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像陶渊明对待菊花一样，如《饮酒》的第八首《饮酒·青松在东园》就歌颂了孤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可见陶渊明对于松树卓然傲霜的品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赏。而且可知陶渊明居处的东园大概确有一株挺拔的松树，因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也说：“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又说：“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可见这里的“孤生松”既是象征，也有写实的意义。当然，松树的高洁坚贞与渊明人格的孤傲正直本身就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六句中诗人表示了对田园生活的依恋和热爱，如在同一组诗的后一首“结庐在人境”中，就充分表现了陶渊明的这种感情，以为这是远离尘嚣的最佳途径，故愿千载长守，永不分离。
《饮酒其五首》本是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的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所表达的都是偶然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这其中的“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使道书千卷，佛经万页，也不能道尽其中奥妙，所以只好“欲辨已忘言”不了了之。这种偶然的情趣，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大隐隐于市，真正宁静的心境，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陶渊明陶渊明的心境的外化。
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诗人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
陶渊明酒后吐真言，陶渊明崇拜“商山四皓”避世隐居，除了固穷高洁，以不欺己、不欺人外，就是不堪于“咄咄俗中恶”了。
尽管陶渊明知道“行止千万端”、“是非苟相形”，也明白“达士似不尔”，然而，“雷同共毁誉”，“人言可畏”，诋毁诽谤那可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至于那些人诋毁诽谤什么，诗中没有明确回答。从陶渊明的一贯操守分析，当是为人刚正不阿而得罪惹恼了权势。“惹不起，躲得起。”姑且避世隐居吧——话丑理端，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也难免俗，毕竟陶渊明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从表面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联系陶渊明所处的复杂纷纭的晋宋政治斗争漩涡背景分析，就会明白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人之常情，毋宁说是陶渊明的智慧。
人世间的事情千头万绪，谁能知道这做与不做的是与非。做与不做的是与非只是相比较而暂且存在，人们却人云亦云共同地或诋毁或赞誉。夏商周之末有很多这样的事，有主见不流俗的人似乎不会如此。惊怪于世俗中的诋毁诽谤，姑且应当随从商山四皓避世隐居。
陶渊明一生爱菊，一生嗜酒。菊花总是啸傲盛开于百花凋落的秋天，孤寂而脱俗高雅。酒，可以忘忧，可以忘记尘世之忧。泛菊于酒上，自斟自饮，放旷不拘，当然可以使人忘掉尘世烦恼，到达高远境界。这是陶渊明一生的满足。
耐人寻味的是诗中“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一句。“趣”，这里音读“促”，是“急于”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太阳落山万物制动而息，飞鸟鸣叫着急于回归山林。”我们知道陶渊明有“归鸟情结”，在诗中常常出现“归鸟”形象。陶渊明爱“归鸟”，不仅是其形象可爱，更主要的是“归鸟”是自然现象，是陶渊明崇尚的“返璞归真”的意象。陶渊明之所以能有“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满足，是因为陶渊明始终深信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隐居躬耕)是符合自然的“真”，实质是陶渊明对“返璞归真”追求的满足。
秋菊色彩艳丽美好，采集带露的鲜嫩菊花，让她飘浮在酒上，使我超脱世俗之情更加高远。陶渊明倾壶斟满杯，姑且让我独自畅饮。太阳落山万物制动而息，飞鸟鸣叫着急于回归山林。菊酒相伴于东窗下，放旷不拘，怡然自得，姑且如此，此生足矣。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这里的“众草”当指众多的草和树。众草怎么能埋没青松的丰姿呢?经过风霜，青松不凋，而众多的草和树都枯萎零落了，青松因而卓立见高枝。“连林”指青松夹杂在众多的树木中，倒还不见特出;“独树”指青松独立不凋，于是才为人所珍奇。作者提壶斟酒，抚摩青松。“寒柯”，指岁寒不凋的松枝。“远望时复为”，即“时复为远望”，在离开青松后，还时时再在远处望它，极写对青松的喜爱。“吾生梦幻间”，指陶渊明出去做官的生活，真有如梦幻般迷惘。“何事绁尘羁”，绁，捆索。渊明看到青松的经霜不凋，卓然特立，与众树的凋零绝然不同，因而感叹陶渊明的出仕象在梦幻中一般，太不清醒，受到人世官场的牵挂和羁绊，比不上青松的品格。以渊明的节操，还有这样的话，这更见出陶渊明对陶渊明要求的严格。[1]
这首诗写清早诗人听见有人敲门，急忙出来开门。“倒裳”指来不及穿好衣裳。一见之下，原来是农夫疑心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不合时宜，所以带了满壶酒来问候和劝解。“褴褛”，衣服破烂。农夫认为陶渊明住在茅草屋里，过着衣不蔽体的穷苦生活，算不得高人隐居。现在一世都讲究同流合污，愿你也扰水使浑浊，何必高自标榜呢!汩，扰泥水。农夫劝陶渊明出去做官。陶渊明深感父老的热心，但陶渊明的禀性很少和世人相合，动与时忤。“纡辔”，放松马的辔头，此指委屈求官。尽管这确实也可以学到，可是违背陶渊明的心志，岂不是迷误!姑且高兴地喝这壶酒吧，我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了。
这首诗里的“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本于《楚辞·渔父》，这首诗的构思也和《渔父》很相似。不过在《渔父》里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显得非常决绝，符合屈原的性格。而这首诗的态度就较为和缓些，也符合渊明的性格。《渔父》里写渔父听了屈原的话，“莞尔而笑”，显出对屈原的关心不够。这首诗则写田父对渊明很关心，渊明也非常感激陶渊明。所以，这首诗虽有浓重的摹仿痕迹，但它写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仍然是渊明的创作。
陶渊明这首诗回忆了陶渊明过去的一段离家求官而中途受阻的往事，表明陶渊明如果不因为温饱是不会踏上这条漫长遥远、风波四起的为官道路的。
其中“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是一语双关。“道路”既是离家“远游”的路途，又是“为官之道”;“风波”既是路途遭遇水面上的风和波浪，又是“官场的动荡、龌龊”。《宋书﹒陶潜传》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就是说，渊明曾发生过“弱冠之年作小官，因官场不洁而离去的事”。陶渊明的这首诗也许就是说的此事吧。陶渊明感叹道，离家求官的道路漫长遥远、动荡不定，而冒着这样的风险却只图“一饱”，这确实不是明智之举。罢了，还是回去避人独居，还我闲适而安定的生活。
过去曾经远离家乡到外面求官,直至到了东海边沿。道路漫长遥远，中途又受阻于动荡不定的风波。是谁促使我离家求官的呢?似乎是饥饿所驱使的吧。极尽全力只为营求温饱，获得温饱只需用少许的精力就可满足而绰绰有余了。恐怕这并非良策，还是勒马回归避人独居。
其十一
陶渊明这首诗告诉世人，活得称心才是最好的。何谓“称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陶渊明的标准是返璞归真，活得真实，是陶渊明“称心”生活最重要的标准。
陶渊明认为，身后之名不可知，身前厚养不可贵，死了都一样什么都没了，惟活得称心才最好。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不是“贬”而是“褒”。在渊明的诗中多次提到“固穷”的颜回和荣启期，因为渊明喜欢陶渊明们的“仁”“道”，愿意过那样固穷守节的生活，即使这样的`生活使人困穷、憔悴，然而，这样的生活却使陶渊明返璞归真、感觉真实、令陶渊明称心，即使死了也要学杨王孙那样裸体埋葬，以身亲土，返归自然。
颜回被称为很有仁德，荣启期被赞为很有道义。颜回常常穷得没办法而早逝，荣启期长久受饿直至终老。虽然死后都留下了声名，然而一生却都是那样的困穷憔悴。死去后还能知道活得称心原本才是最好。各自保养好千金的身躯，死亡降临都将失去各自宝贵的东西。裸体埋葬何必生厌恶，世人应当理会其中的真意。
其十二
面对希望陶渊明出仕的规劝，陶渊明通过对“张长公”的“不复出”的肯定，和对“杨仲理”的“复狐疑”的遗憾，表明了陶渊明坚持隐居不动摇的态度，同时，对世俗虚伪深表厌恶，渴望摆脱流俗的种种闲话，并希望规劝者尊重陶渊明的选择。
张长公曾作过一次官，壮年时节因不能取容当世而突然失去官职。于是闭门不再复出，终身与世俗隔绝。杨仲理因志乖于时而辞职归隐讲授于大泽，高尚的风范本应从这里开始。既然已经选择了隐居就应当持之以恒，又迟疑不决反反复复，快快归隐吧，世俗从来就有许多虚假伪饰。摆脱世间无稽之谈的束缚，望尊重并服从我的选择。
其十三
开头六句是叙事。首句的“客”即下句的一夫和一士。“止”是止息、居住。“取舍”，趋向和舍弃，指志趣、怀抱。“邈”是远的意思。“邈异境”谓二人处于相距极远的两个不同境界。这二句是说，有两个常住在一起的人(这“人”其实是两种人的象征)，陶渊明们的志趣迥然不同：一个人长年独自饮酒沉醉，一个人却不饮酒，终年都很清醒;两人你嘲笑我醉，我讥讽你醒，讲的话都不为对方所理解。这几句尽量突出这两个人志趣的根本不同——陶渊明们没有共同语言，生活方式也绝然相反，同时只作客观叙述，不带一点褒贬。这样写，是为了更好地为下文作铺垫，为下面的议论蓄势。
这是一首构思别致的感怀诗。笔调旷放，感情却极沉痛，冷峻之中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清人施补华说：“陶公(指渊明)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淡雅，字字沉痛，盖系心君国，不异《离骚》，特变其面目耳。”(《岘佣说诗》)渊明无意于做某一姓的忠臣，“君国”云云，是不确的;但看到陶诗同《离骚》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处处渗透着沉痛的感情，确实是极有见地的。屈原借香草美人以抒忠愤，渊明借饮酒以寄悲慨，都是为理想不能实现而悲哀。渊明在《自祭文》中直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足见“长独醉”的渊明同行吟泽畔的屈子一样，也是一个伤心人。而这首诗，则是这种“伤心”在另一手法上的体现。
其十四
陶渊明不光满足于“故人”对陶渊明“酒趣”的赞赏，还要将陶渊明的“酒趣”与世人分享。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告诉我们，陶渊明的“酒趣”就是“酒中”的“深味”：不仅包括那饮酒中“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随意酣畅的过程，更主要的是酒醉中那“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物我两忘的“醉乡”境地。
陶渊明这“物我两忘”的“醉乡”境地，我们似曾在陶渊明构筑的“不知有汉，无论晋、魏”的世外桃源里找到过。醉乡风景好，世外桃源美，“醉乡”即是“桃源”，“桃源”即是“醉乡”，没有“物我两忘”便没有“世外桃源”。因此说，陶渊明那篇家喻户晓的《桃花源记》的诞生或许应当归功于陶渊明的“酒趣”。
老朋友赞赏我的酒趣，提着酒壶相会而至。铺上荆条坐在松树下，几杯下肚便已有醉意。父老兄弟间七嘴八舌，饮酒也失去班辈次序。已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哪还知道陶渊明物的重要。悠悠然不知身在何处，酒醉中自有深长的意味。
其十五
这首诗使人想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那为历来所传诵的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能不说这两首诗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屈原《远游》中“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影响。
同出一“宗师”，面对“天地悠悠”、“人生短暂”，陶渊明和陈子昂在诗中都流露出寂寞孤独的情怀，然而，由于历史和“素抱”的不同，陈子昂感叹前代贤君不复见，后来贤主也来不及见到，宇宙茫茫，地久天长，人生苦短，陶渊明的直言敢谏不仅不为武则天所采纳，反而受到打击下狱，不禁在感到寂寞孤独的同时，更是悲从中来，怆然泪流。而陶渊明却“提得起放得下”，认为“若不放置对穷达之忧，违背平素之志很可惜。”因此，陶渊明最终放弃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抱负，返璞归真幽居躬耕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陈子昂报国宏愿成为泡影，最终却没有这样去做，而选择了“悲哀苦闷”，尽管陶渊明留给后人那“苍凉悲壮”的形象很美什么。陶渊明却深得孟子精髓，将“穷达”之忧放置一旁，虽不能“达则兼善天下”，但可“穷则独善其身”吧。
我家居贫困缺少劳力，屋前的灌木早已荒芜。上有翔鸟班班可见，下无人迹寂寂独居。宇宙是何等悠悠长久，人生却少有长命百岁。岁月急速流逝催人老，两鬓早已斑白如雪霜。若不放置对穷达之忧，违背平素之志很可惜。
其十六
一首60字的五言诗追忆了一生，并叙述了从少年至晚年状况及其成因，已是难度极大的事了，而敢于说真话，暴露陶渊明“痛处”那才是最难的。陶渊明做到了。
这“真话”和“痛处”就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也正是晚年陶渊明的苦闷。少年游好六经，中年一事无成，晚年饱受饥寒。天生少与世俗交往，只与儒家六经为伴的陶渊明，为“固穷”守节，最终选择了结庐幽居，躬耕稼穑。“固穷”守节所带来的艰辛与不易且不说，到头来，陶渊明连刘龚孟公那样的知音也没有，陶渊明的情怀找不到人倾诉，实在很苦闷。这是陶渊明的真话，也是陶渊明的痛处，是陶渊明的晚年苦闷。
年少之时很少与世俗交往，喜爱儒家六经并以之为伴。一年又一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岁月已久却仍旧一事无成。虽饱经饥寒，仍始终保持固穷的节操。寒风从四方吹进茅屋，荒草丛生淹没了庭院。披着粗布衣裳守着漫漫长夜，盼望快快天亮，报晓公鸡却迟迟不肯啼鸣。如今已没有刘孟公那样的知音，我的情怀始终没人能够理解。
其十七
本来出自空谷的幽兰，如今生长于杂草丛生的庭院里，只有等待清风的到来才能显示出陶渊明的存在。这是说，贤人出仕需期待圣明君主的出现，然而，这是很幼稚的想法，人们应当清醒觉悟，“出仕”之后的“仕途”险恶，“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教训要牢记，及时迷途知返才是。庭前的幽兰回归空谷吧，觉悟的人们重返故路。
生长在庭院前的幽兰原本出自空谷，幽兰含蕴芬芳是在期待着清风。一阵清风飘然而至，显现出淹没在野蒿臭草丛中幽兰的芳香。不停地走啊走，终于迷失了平素的道路，听任这条路继续向前走去，或许能够通达。仕途上鸟尽弓藏的险恶伴随始终，觉悟到了就应当及时迷途知返。
其十八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的前三句和第四句分别使用了扬雄和柳下惠的相关典实，就是要说明陶渊明“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的人生态度。
扬雄是西汉大文豪，被汉魏六朝间人视为圣人。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为人正直，不逢迎拍马，非常仁德。其中，“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是指鲁国国君伐齐前问柳下惠，而柳下惠坚定地回答道：“不可”。陶渊明把柳下惠比着扬雄，又将这两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实来充分表达了陶渊明做事、说话从不失其本性的做人原则和道理。
扬子云生性好酒，家境贫困无法获得陶渊明喜好的美酒。时常依赖于喜欢找事做的人，陶渊明们携酒前来请求去除陶渊明的疑惑。敬上一杯酒来便一饮而尽，提出一个问题来便无不满足。有时也有不肯回答的问题，那岂不是有关侵略别国的问题，仁者未曾在做与不做、说与不说的问题上犯过错误。
其十九
这首诗陶渊明讲述了陶渊明从接近而立之年的初归，到中年的终归，再到归后的十二年的身世和心事，并结合战国的杨朱“见逵路而哭之”以及汉朝疏广、疏受挥金取乐的逸事，总结了陶渊明的生活态度，闪耀着哲理人生的光芒。
往昔苦于漫长的饥饿，于是抛弃农具去做官。做官谋生之道总是不得法，寒冷与饥饿总是相纠缠。不到三十岁，已看到官场诸多的可耻事。要保持清白的本分，还是归去终老田园。日月星辰渐渐流转，又过了漫长久远的十二年。人生道路遥远曲折歧路多，杨朱因此无所适从止步不前。虽不能如疏广那样挥金取乐，但可姑且凭借浊酒独自陶醉。
其二十
读陶渊明诗，想见其为人，其性情之真而且正，比较容易体认，其思想境界之深沉，则须细心了解。《饮酒》第二十首“羲农去我久”，即是了解渊明思想之一重要作品。此诗可以当作渊明的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读，但是其终极关怀，则在于现实社会。
在这首诗里，陶渊明直接陈述了“羲农时代那淳真的风尚久已遗失难再”的观点，抒发了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败坏的悲慨。
此诗可以说是以议论为诗。唯诗人渊明情感深挚，感愤深沉，故虽议论，而不失诗之体性。诗中赞仰唱叹，低徊流连之致，发抒悲慨，而又亦庄亦谐，亦足可回翔玩味。中国诗歌重比兴，但亦兼重赋笔，甚至议论。此中国诗歌之所以成就其大，读渊明诗，以至杜甫诗、宋人诗，当知乎此。
名家点评
宋代词人叶梦得《石林诗话》：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罹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
宋代诗人辛弃疾《水调歌头·岁岁有黄菊》：“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又说：“自有陶潜方有菊。”
明代文学家谭元春《古诗归》：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明末诗人黄文焕《陶诗析义》：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化，义多对竖，意则环应。
清代泰州诗人康发祥《伯山诗话》：《饮酒》诗，昌黎谓其有托而逃，盖靖节退归后，世变日甚，故得酒必尽醉。其卒章曰：“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观此二语，则以醉而逃世网，洵可知也。
现代历史语言学家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盖此二十首“辞无诠次”，就形式而言，实类杂诗;就内容而言，则是感怀诗;因为醉后所题，故总题为饮酒诗。
现代文学评论家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因为《饮酒》诗是产生在独饮的情况立，所以这二十首诗中也格外有着浓厚的孤独的调子。---因为这里有托的身世，有陶渊明的人格，陶渊明诚然寂寞，但陶渊明安于寂寞了。寂寞未尝不痛快，所以“夜夜声转思”，可是陶渊明的勇气迎接这种痛快，并忍受这种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