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有《曲江集》。誉为“岭南第一人”。
总评
张九龄是一位诗文俱佳、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尤以诗歌艺术成就为高。在唐代诗坛上，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可以说，他以其诗歌创作和政治地位，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岭南豪迈亢直的民风，他本人耿介不阿的性格，使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风格，又别具一种“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以下这首《望月怀远》可窥豹一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天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唐代，岭南尚在开化之中，张九龄的诗歌创作成就，对岭南诗派的开创、形成和发展壮大，起了启迪作用。后起广东诗人，如宋代余靖、元末南园五子、明代南园后五子、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以至清代的黎简、宋湘，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可以有形无形地见到张九龄的影响，逐步形成岭南诗派的独特风貌。清人屈大均在论及岭南诗歌的两大流派时，曾说：“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这是很中肯的。张九龄文集《曲江集》仍留传后世。
历代评价
《旧唐书》：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
赞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无守，嘉贞近名。嵩、龄、适、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
《新唐书》：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观玄宗开元时，厉精求治，元老魁旧，动所尊惮，故姚元崇、宋璟言听计行，力不难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夫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乐软熟、憎鲠切，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终之胡雏乱华，身播边陬，非曰天运，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选，使当天宝时，庸能有救哉!
王方庆：此子必能致远。
李林甫：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
李隆基：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节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
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林同：连理庭中木，丛生坐侧芝。未尝闻孝感，一一有兹奇。
司马光：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吴中复：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致太平。乃李林甫用事，纪纲大坏，治乱于此分矣。
徐钧：禄山必兆边陲祸，林甫终贻庙社忧。二事眼前君不悟，何须金鉴录千秋。
归有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拓展阅读：张九龄简介
张九龄是广东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幼时便聪明敏捷，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参加了科举考试，名列第一。榜单一公布，引起一片哗然，那些落第的考生纷纷上告，说考官不公平，一个来自岭南蛮荒之地的考生，有什么资格当状元呢?此事惊动了皇帝，下诏重新考试，结果虽然增加了一些进士名额，但独占鳌头的.依然是张九龄。这一下，众人哑口无言，无人敢再说什么。那一年，张九龄24岁。
不过张九龄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开元四年(716年)秋，张九龄以“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招致了当时的权相姚崇的不满。这年秋天，他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张九龄回到岭南却并不闲着。刚回到家里，他便向朝廷状请开大庾岭路。张九龄出入岭南，也走过这必经之路，对大庾岭梅关“人苦峻极”的险阻深有感受。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趁着农闲征集民夫，开始开凿工程。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披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古道修通后，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17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张九龄还亲自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这条路被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
修完路，张九龄重返京师，备受器重。但他并不迎合皇帝，而是把直言劝谏当成己任。八月初五，玄宗过生日。群臣纷纷在金殿上道贺，献上自己的礼物。张九龄的礼物是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他高声说：“臣敬献陛下一方宝镜。”可当他将布包打开时，有人一下子笑出了声，那不过是五册书，哪里是什么宝镜!
原来张九龄看到唐玄宗有些怠于政事，安于享受，于是埋首书案，耗时数月，撰写了《千秋金鉴录》，把它当作生日礼物，进献给皇帝。这部书引经据典，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事例出发，探究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给唐玄宗敲响了警钟。玄宗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并且赐给张九龄一批珍贵书籍，以示嘉奖。
张九龄棋下得好，唐玄宗便常找他下棋。张九龄见皇帝迷恋下棋不理国事，心里焦急。
一日对弈，厮杀正酣时，张九龄忍不住对皇上说：“陛下，天天下棋不好。”“不要紧”，唐玄宗一面回答，一面提了“车”来捉张九龄的“马”。“陛下，老这样下棋，朝廷大事你怎顾得了啊?”张九龄又说。“不要紧，”唐玄宗把对方的“马”吃掉了。“现在内则官吏腐化，外则异族侵境，如不富国强兵，国有难，百姓就难安居。”“不要紧，朝廷有文武百官料理，你快下棋吧。”唐玄宗仍摆弄棋子。张九龄便不再说话，他一边下棋，一边想法让唐玄宗把“车”腾了出来。唐玄宗以为得势，拿起“车”横冲直撞，连扫几子后，又在中宫线上叫“将军”。张九龄没有起“仕”保“帅”，只上一步卒。唐玄宗见走法奇怪便提醒九龄。“不要紧。”张九龄若无其事。“你不顾将军，吃帅你就输了，还说不要紧。”九龄此时大笑说：“陛下，下棋好比管理国家大事，如帅一动不动，与各子不齐心，各子也不保护他，这局棋当然输啰。下棋是娱乐，国事才要紧”一席话说得唐玄宗梦面红耳热。
可见这位张九龄劝谏皇帝还讲究几分策略，比之“愣头青”范仲淹之流，官场情商要高上好几分。此外，张九龄善识人，孟浩然、王维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曾得到过他的提拔。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打了败仗，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将他逮捕，押赴京城，建议将其斩首。张九龄时任丞相，见到报告后，当即批示将安禄山斩首。此前，张九龄在安禄山进京面圣时，曾见过他一面，之后就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祸乱幽州的人，一定是这个胡雏儿。”这次能有机会除掉朝廷的忧患，自然不想放过。然而唐玄宗却不这样想，虽然张九龄一再争辩，皇上还是传旨特赦了安禄山。
天宝十四年(755年)，被张九龄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叛军一步步逼近长安，唐玄宗不得不仓皇出逃四川，一路风餐露宿，困苦不堪。此时，他想起了张九龄当年的劝告，悔恨得潸然泪下，感叹说：“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而此时的张九龄，早已逝去了15年。
武则天有个亲戚，是个小女孩，因为父亲很早去世，按照传统，进入皇宫，由武则天负责带大，随后在公元705年，到公元713年，风云变幻，各路人马都走到了台前。
大唐的权力，从李显传到韦后，从李旦传到李隆基，最后打败太平公主，李隆基荣升新皇帝，搬入皇宫，和武氏第一次相遇。
在茫茫人海中看了一眼，并没有引起波澜，宰相们添油加醋的警告，使李隆基对武氏，产生了兴趣，最后走到了一起，生了七个娃，前面死了仨。
为了保护孩子，伤心的武氏，决定走上夺权的老路，由李隆基封为惠妃，地位堪比皇后，挤掉李隆基的原配王氏，然后，将目光转向了太子。
太子李瑛在李隆基所有的儿子中，排行第二，据说因为老大身上有缺陷，为了不影响唐朝皇帝的整体颜值，李隆基才临时决定，立了老二做太子，但是在武惠妃向皇帝打了小报告后，李隆基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政事堂中，作为宰相的首辅，和太子关系很不平常，太密切了，太子和权臣结合，成了李隆基的心病，从这时候起，皇帝有了废立太子的打算，今天历史崔要介绍的人物，就是那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张九龄。
张九龄是历史四大宰相系列的最后一位：
1、张说，策论天下第一的唐朝宰相
2、宋璟，唐朝的纪检干部
3、李隆基时代的总设计师姚崇
张九龄，公元678年，在广东韶关市出生，张家能在韶关落脚，是从他爷爷的爸爸那辈开始的，张九龄的曾祖父叫张君政，是韶关长史，按照职位，属于副市长的级别。
张君政的长史，在这里做了十几年，因为人际关系处理的不错，儿子、孙子都进入了官场，但是官不大，类似县令、参军的位置，直到张九龄的出现。
经过祖辈三代人的打拼，张家在广东，算是根深蒂固，和官场的大人物，也能联系上，而张九龄从小读书成绩很好，为了孙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家人们从张九龄的小时候，就开始了铺路。
能进入官场，名声特别重要，这意味着起点比别人更高。
唐朝早期的诗人王勃，经过家人的安排，和当朝宰相取得了联系，通过写信，发表自己写的诗篇，为的就是得到宰相的一句好评：此神童也！
在文人圈，有了这句评语，名气就算打响了。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章写的好不好，主观因素太多了，大家觉得你有名，那文章自然是好的，这个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影响非常大。
诗人陈子昂，上京赶考了两次，都是名落孙山，后来出一千两银子，买了把胡琴，将文章自比胡琴，珍贵却没人赏识，为了引起重视，直接把胡琴砸了个稀巴烂，从而成名，第二年，就得了个进士及第。
张九龄的家族，打通不了宰相的门路，在广东，还是吃得开的，所以第一封信，他写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
结果就简单了，王方庆给张九龄的评价：此子必能致远。
当然，张九龄本身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毕竟到了王方庆这种级别的官员，如果对方能力不达标，要开口给个极高的评价，等于砸了自己招牌，钱再多，也是不会干的。
公元702年，24岁的张九龄考中进士。
一年后，张九龄写了第二封信，对方是策论排名第一的张说。
张说是文化圈的名人，看到张九龄的信，也很欣赏，但是能为张九龄说话，除了信的内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张说落魄了。
因为帮宰相魏元忠说话，被流放到广西，路过韶州，张九龄的`父亲就安排，让张说给小家伙一个评语。
为了这个评语，张家给张说的好处，无非是在他落魄的时候，保证吃饱穿暖，不会受罪。
这是张九龄和张说的第一次见面，此后两家的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神龙革命后，回到京城，开启了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三次当选宰相，为了当年的一个承诺，把张九龄当成了自己人，因为两人都姓张，结成了本家亲戚。
对于张九龄来说，投奔张说，是进入仕途的捷径，但不可避免的是，张九龄的职业生涯，和张说捆绑在了一起。
公元713年，张说被贬为岳州刺史，随后张九龄也被姚崇罢免，回了家。
为了摆脱张说的影响，张九龄做了一件，当时看来特别无私的事情，向中央上交提案，内容是修建梅岭古道。
梅岭古道从广东的南雄市，到江西大余县，是条山道，在秦朝，也有一条，主要用于军事，因为年久失修，加上路也造的不好，通行不便，张九龄便上书朝廷，重建一条。
朝廷的批文很快就下来了，但是修路的钱，得自己想办法。
造路修山，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最能得到民心，也能得到国家的肯定，公元718年，张九龄重返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
正所谓好事成双，三年后，张说从幽州归来，进入政事堂，担任中书令。
大靠山回来了，在官场混得不怎么样的张九龄，迎来了最好的机会，在公元723年，升职成为中书舍人。
照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等到张说光荣退休，中书令的位置，就是张九龄的，高官厚禄，也是指日可待。
可惜不知道什么原因，无论张说如何推荐，皇帝就是不批，张九龄的官，中书舍人成了尽头，上不去了。
公元726年，宇文融、崔隐甫和李林甫，三人弹劾张说，张说被免官，回家养老了。
张九龄呢，中书舍人肯定没了，从中央下来，回家乡，做了桂州都督、岭南按察使。
公元730年，张说去世。
中间的这四年，张九龄日子过得倒很轻松，做做官，没事了，回家看看亲人，约三五好友，看看风景，做做诗。
但是，张说死后，张九龄突然被召回了京，原因是皇帝，要亲自提拔他，升他的官。
张九龄回到京师的第一份工作，是替皇帝写诏书。
这是一份类似秘书的工作，皇帝有什么话，要和大臣或者百姓们说，自己不会扯着嗓子喊，而是写下来，让太监们读，皇帝也不会写，他只说一个意思。
怎么把意思表达出来，还能把文章写出花来，这就是负责写诏书的人，该考虑的问题了。
张九龄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写了上百篇诏书，中间也想过退休，可惜皇帝不批，两年后，皇帝对55岁的张九龄，完成了考核，在仕途上进了一步，担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修撰国史。
从24岁，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一路坎坷，在55岁时，完成突破，成为宰相，第二年，更是一步登天，坐上了中书省老大的位置，册封为中书令、金紫光禄大夫、始兴县伯。
官做大了，饭票也有了长期的。
当上中书令后，张九龄开始以CEO的方式，帮助皇帝，治理国家，主张的，是休养生息的策略：少打仗，少征税，扶持农业，整顿吏治，把一些混日子的官员，剔除官场。
因为张九龄30年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地方上，所以他的改革，更多是偏向农民，为老百姓做事，得到表扬也多。
当然，官要做的久，光讨好老百姓是不够的，还要拉拢亲信，方式就是升他们的官。
张九龄是文人、作家，文章写的好，对他脾胃的年轻人，也都是这方面的人才，比如孟浩然、王维，语文的课本上，还有李白写给孟浩然的诗。
据说早年，诗圣杜甫，也写过诗集，寄给张九龄，可惜当初张宰相太忙，杜甫呢，太年轻，写作的水平有限，两人就错过了。
成为宰相，不可避免的，就是需要接触，权力的核心部分，包括太子问题，而张九龄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政治智慧，就不够了，站队太早，从一开始，他就坚定的站在原太子李瑛这边。
结果，因为一件事，宰相没了。
公元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宰相牛仙客，因为太激动，说错话，得罪了皇帝，被打死，而周子谅的幕后老大，就是张九龄，当初正是他推荐了周子谅，作为连带责任，张九龄被罢官。
张九龄，被安史之乱推向历史齿轮的宰相(四大宰相系列)
宰相没得当了，去荆州，做了大都督府长史，从此告老还乡。
公元740年，生病去世。
关于张九龄，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被人说道的最多，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安史之乱的参与者，安禄山。
张九龄作为读书人，是看不惯安禄山这种武将的，安禄山第一次见宰相，没有留下好印象，当时张九龄对他的评语是：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公元733年到公元736年，安禄山两次讨伐契丹，仗都打败了，上报朝廷，张九龄给的回复，就一个字：杀。
结果当然没死成。
安史之乱后，作为安禄山最有名气的反对者，张九龄的传奇，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延伸阅读：
张九龄(678年—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谥文献。汉族，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唐朝开元年间名相，诗人。西汉留侯张良之后，西晋壮武郡公张华十四世孙。七岁知属文，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始调校书郎。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母丧夺哀，拜同平章事。是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张九龄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
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有《曲江集》。誉为“岭南第一人”。
张九龄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一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朝代：唐代
作者：杜甫
原文：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夜月 一作：月夜)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译文
千山万岭好像波涛奔赴荆门，王昭君生长的乡村至今留存。
从紫台一去直通向塞外沙漠，荒郊上独留的青坟对着黄昏。
只依凭画图识别昭君的容颜，月夜里环佩叮当是昭君归魂。
千载琵琶一直弹奏胡地音调，曲中抒发的分明的昭君怨恨。
注释
①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西北。
②明妃：指王昭君。
③去：离开。
④紫台：汉宫，紫宫，宫廷。
⑤朔漠：北方的沙漠。
⑥青冢：指王昭君的坟墓。
⑦省识：略识。
⑧春风面：形容王昭君的美貌。
赏析
这是组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诗人有感于王昭君的遭遇。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同时表现了昭君对故国的思念与怨恨，并赞美了昭君虽死，魂魄还要归来的精神，从中寄托了诗人自己身世及爱国之情。全诗叙事明确，形象突出，寓意深刻。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这首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而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也与这个意思相接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读者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诗人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这句诗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里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提高：“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而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代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代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前面提到，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青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诗人就是要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她。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他的身世家国之情的。杜甫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像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他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创作背景
这组诗是咏古迹怀古人进而感怀自己的作品。作者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先后游历了宋玉宅、庾信古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写下了《咏怀古迹五首》，以抒情怀。
作者简介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