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冲破冬天的冰面，缓缓流动，阳光照在上面温暖而亲切，春天似乎真的来了。
可是恰在此时，我们却要与往日的郑州做个短暂的告别。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大概过了本周五，街上的车就开始少了。
街道变得不再拥挤之后，城市的轮廓更加清晰，零星开放的餐厅，像是最后的抵抗，但依旧撑不起这个城市往日的热闹，一切趋于平静。
“新闻上说郑州马上会成为一座空城。”
于此相反，外出旅行、回老家过年，离开这座城市的人则早已做好准备，去迎接一年一度的人类迁徙运动，兴奋中带着期待。
也许就在此刻，你开始收拾行李，或者已经在站台机场等候。但是，在叠衣服走神的时刻或是火车还未到的清晨，会不会有那么一刻，突然觉得对这个城市留恋不舍。电影里的句子这样说：“大约在分别时，也才会想起它的好。”
于是你嘴边念叨着说——
“大概会想念每一个忙碌的早晨吧。”
闹钟伴着起床气，顾不得睡眼惺忪。洗漱、换衣服，一阵兵荒马乱的奔向地铁，公交，或是早餐铺。拿着豆浆包子的手，还不忘在关心新闻八卦，塞上耳机，在拥挤的`交通工具里，思考着今日的工作。堵车是城市的心病，也是我们发呆的贤者时间。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上班，你舒了一口气。继续盯着手机翻向下一页。
打卡完成，同事的问候往往带来了夜生活的信息，一两个段子或是抱怨之后，关于工作的一天正式开始，当然，这大概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平淡忙碌却也充实丰富。
“有时候也会想起和同事的争论”
从CBD写字楼里面红耳赤的头脑风暴到凌晨经六路、农科路酒吧中的吐槽大会，工作似乎成了每个人摆脱不掉的话题，你看到被气哭的实习生，你看到超级难缠的甲方，你看到不近人情的领导，有那么一刻恍惚自己成了电视剧中的角色，被折磨，受委屈，然后演一场
而那些争论的时刻，像是蘸满酱料吃进嘴中的重庆火锅，痛并快乐的刺激感官神经，让人印象深刻。
“那些平凡的路边摊。”
如果说西餐厅是留给情人，中餐馆适合家人，那么路边摊绝对是友谊的体现。在外卖盛行的当下，每一个硕果仅存的路边摊似乎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
实验二中附近的鸡蛋灌饼，北下街的羊肉汤，健康路上的鸡头，丰产路上凌晨才开的关东煮，都是我不能分享的秘密，或是前任的爱好，或是学生时代的习惯。说不出口的，都是那些不曾释怀的情绪。
“也许还有，留不住的爱情”
分分合合分分，天天年年天天。如果不需要文字描述，我更喜欢用那句“都在酒里”来打动你。
王小波说爱你就像爱生命，蒋方舟说爱情像是大病初愈，又像病入膏肓。爱情是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温度，也可能成为深夜独行的羁绊。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点点滴滴，无以名状。
“哈哈，说到这里，你该不会不想走了吧。”
城市的相似，让人们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可以快速的代入。但是，与你长期相伴的人和故事，像是植物深入土壤的根茎，会牢牢地抓住人们的内心。
这时我又想起了胡辣汤，以前在外地上学，碰见老乡，暗搓搓地从拉杆箱里拿出一包某中山的胡辣汤料。平时不爱说话的他，突然眼睛一亮，我烧开水煮了一包，吃着吃着他就哭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身体的开关被打开了，合不上。”
然后破涕为笑，
狼吞虎咽地吃完。
杜甫作于河南境内的诗歌共21首，题材内容丰富而庞杂。
与杜甫的长安诗、陇右诗、成都诗和夔州诗研究相比，杜甫的河南诗研究则相对薄弱。虽然学界对名篇“三吏”“三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缺乏对杜甫河南诗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本文拟从杜甫河南诗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杜甫河南诗”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言“杜甫河南诗”是指杜甫作于河南境内的诗歌，不包括杜甫晚年所作的涉及河南行迹的忆旧诗及在他乡所作的怀念故乡诗。笔者据《杜甫诗全译》(韩成武、张志民著)，找出杜甫作于河南的诗歌共计21首。这21首诗歌包括：《游龙门奉先寺》《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假山》《龙门》《赠李白》《重题郑氏东亭》《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观兵》《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不归》《赠卫八处士》《洗兵马》“三吏”“三别”。虽然数量不多，但题材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冯至《杜甫传》认为，在杜甫的一生中，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三吏”“三别”正是杜甫21首河南诗的一部分。
二、杜甫河南诗的题材内容
(一)纪游与纪行
杜甫河南诗中有五首记录了其在河南境内的游踪。足迹所至，有龙门佛寺、老君庙宇、宋氏别墅、郑氏东亭等。这些作品表达了青年时代的杜甫对佛道两家思想的认识，反映了盛唐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对儒释道思想的兼容。《游龙门奉先寺》是杜甫735年在洛阳时所作。诗题是游寺，实际上则把游赏的过程一笔带过，重点围绕“宿”字写景抒怀。“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两句，含蓄而富有深意。诗人快要睡醒时突然听到清晨的钟声，内心为之一惊，产生深刻的警悟，意有所得，直如禅家顿悟。王嗣奭曰：“读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是杜甫749年在洛阳时所作。诗中铺陈了庙宇之庄严，壁画之精工，风景之壮丽。“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流露出诗人的内心斗争，试图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道教之间保持平衡，“作为一名勤勉且敏锐的学者，杜甫不可能不知道，正如《道德经》所说，清空了一切实在与虚无的‘谷神’对于整个大唐帝国的尊严和财富而言并无用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带有迷人的暧昧意味。‘拙’字更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
(二)思弟与会友
安史之乱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亲人间难通消息，生死难卜。杜甫在流离中得到弟弟的消息，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作于安史之乱中的《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不归》便抒写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得舍弟消息》写诗人得到弟弟消息之后的凄凉之感。“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的原因正是韦庄所言“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让我们看到这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是非常沉痛的喜悦——战乱使普通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如浦起龙所言“虽得消息，而仍不见，依旧作苦语。……通首俱若不劝其归者，其悲更甚”。《不归》悼念在战乱中死于河北的堂弟，诗云：“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前句写堂弟死后之凄凉，后句写坟上春光之明媚，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以乐景写哀情。这些作品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手足亲情的珍视，体现了杜甫对儒家伦理的接受，先秦儒学对五大人伦的规定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杜甫作为兄长表现出了良好的风范。
杜甫写友情之作，情真意切，生动自然。《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作于758年冬，诗人由华州赴洛阳，途经阌乡。诗写姜少府的盛情款待，且赞其尊老的品德。“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以戏笔表达了诗人对主人的感激之情、惜别之意，庄谐并出，幽默风趣。王嗣奭评曰：“‘贪路’语新，东归贪路，本宜急行，而殊觉其难，故上马而无力，因不忍别而然，此有戏意。”《赠卫八处士》写战乱中得见20年前的老友，乍惊乍喜，如梦如幻，“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有九死一生之感。“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故旧一半已经离世，昔日旧友今已儿女成行。老友倾其所有盛情款待，久别重逢，悲喜交加，念旧情深，十觞不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今日相聚，明日又要远隔天涯，写出战乱年代人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聚难”的人生感受。《赠李白》是杜甫赠李白的最早的一首诗。“题本赠人，而诗全写自己胸臆者”，写杜甫在洛阳与“脱身事幽讨”的李白相遇，揭露了人世间的贫富不均，表达了对隐居山林、求仙访道的羡慕之情，能够看出青年时期的杜甫思想庞杂。
(三)记录时局与民瘼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一生坚持不懈的政治追求，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着百姓的疾苦，爱国忧民之心犹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记录时局和民瘼之作，作于河南境内的有《观兵》《洗兵马》和“三吏”“三别”。这八首诗都作于安史之乱中，集中反映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高度关注，对百姓的深切同情。诗人始终不渝的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毫不犹豫的反对叛乱，可当他面对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悲惨场景时内心却是无比的矛盾痛苦。
作于759年的《洗兵马》对国家走向复兴表达了喜悦之情，“可以说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乐的时期欢乐情绪的顶点”[6]。诗中热情礼赞了“中兴诸将”郭子仪、李光弼等，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希望朝廷能复用房琯和张镐，同时指斥朝廷的弊政：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最后表达了作者永别战争的美好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歌的整体情绪是乐观兴奋、欢欣鼓舞的`，可谓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北宋王安石选杜甫诗作，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759年，九节度使邺城溃败之后，唐军为补充兵力，实行惨无人道的抓丁政策。杜甫这时正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目睹了种种抓丁惨象，看到百姓在官吏压榨下的悲惨生存状况，感受到百姓无处申诉的痛苦。他将这些悲剧故事创作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三吏”“三别”。
冯至《杜甫传》认为“这六首诗(指“三吏”“三别”)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8]《新安吏》记叙了诗人亲眼看到新安县没有成丁的中男被迫从军的凄惨。《新婚别》写一对“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夫妇的离别情形。《垂老别》写一位“子孙阵亡尽”的老翁被征入军和老伴告别的悲壮情形。老夫妻虽然知道此一别可能永无相见之时，仍然坚强的相互关心、安慰。《无家别》写邺城战败后逃回家中的一位老士兵再次被县吏抓去服役的事情。“三别”细腻地展现了新妇、老翁和老兵的痛苦心理，但当他们想到国家的灾难时，都表现出深明大义、坚决平叛的决心，愤激之中让人感到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石壕吏》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家中只剩下老妇、“出入无完裙”的儿媳和吃奶的孙子，虽然老妇苦苦哀求，可差吏坚持要人。最后，老妇只好牺牲自己，挺身而出。亲历了此事的杜甫，再也说不出什么安慰鼓励的话。
杜甫在战乱中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他自己也有“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惨经历，他多么希望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他认识到只有平定叛乱，才能带给百姓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杜甫每每是含着眼泪号召百姓投身平叛斗争中，将忧国忧民之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综观杜甫河南诗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丰富而庞杂的，他对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都有所接受，尽管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杜甫对儒家的入世思想、人本意识、人道精神、伦理观念的接受尤为明显。当战乱发生之后，他便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从其诗歌题材来看，比较丰富，涉及到记录时局的重大事件、表现亲情友情以及纪游纪行等，虽不如此后诗歌题材之广阔，却也初具规模。
三、杜甫河南诗的艺术特色
(一)合理剪裁和细节描写
杜甫叙事诗很擅长合理的剪裁，将与中心无关的细枝末节裁去，用简短的篇幅叙述复杂的事情。如《石壕吏》，开头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分别写了诗人投宿和差吏捉人。如果从原生态的角度考虑，应该先写战乱中诗人挨家敲门，请求住宿，终于碰到一户好心人家愿意收留他。然后写晚上就餐、住宿等情形。但这些琐事会冲淡中心，所以诗人将其全部剪掉。又如“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貌似老翁仓促逃走，老妇并不知情。可我们读至下文，老妇向差吏报告家里人口情况时，并没有说出老翁。可见老两口在差吏敲门之际匆匆商量应对措施的情节被诗人给剪掉了。被剪掉的情节在后文中适当的地方又有交代，这就是诗人的高明之处。最后，老妇如何被差吏带走，诗人也剪掉了，但在后文有补充“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另外，诗人还很注重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从细微处见真实，将读者引入某种情境。有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腻刻画，透露出至真至纯的人情味，如《赠卫八处士》：“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有时通过对景、物的描绘，表达诗人的心情或展现广阔的历史画面。如《得舍弟消息》：“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写诗人得到弟弟消息后，惊喜且痛苦的复杂心情。《垂老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则通过对所见景物的描绘，凸显血雨腥风中，百姓风雨飘摇的生活状况。有时通过对心理的细腻刻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新婚别》中，通过细节的叠加，展示新妇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先是失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接着面对突然的生离死别，柔肠寸断，痛不欲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但深明大义的她还是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最后表达对丈夫的忠贞不渝：“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这些细节虽缺乏概括，但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二)叙事视角多样
叙事视角，是指叙事时观察事物的角度。最初来源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在叙事学诞生以后，就不再局限于小说范畴，而拓展到其他领域。“叙述者的叙述位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角，是叙述者看问题的立足点，他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话语角度来谈论问题，谈论他生活中间的事物，来看待这个世界。”[9]叙事角度可分为全知叙事、有限叙事和纯客观叙事。全知叙事的特点是“叙述者>人物”，这种视角可以使作者随意地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处理。有限叙事即从事件中一个人物的角度叙事，特点是“叙述者=人物”。纯客观叙事，叙述者只是客观的向读者叙述所见所闻，不分析，不议论，不评价，特点是“叙述者<人物”。
《洗兵马》采用全知视角，即“叙述者>人物”，表达了诗人的立场、爱憎，如“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在用张良、萧何的典故赞美房琯等人的同时，又通过暗比的方式对那些无功受禄的达官贵人进行了讽刺，对朝廷滥赏的弊政进行了批判。
《石壕吏》采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叙述了差吏夜抓人的全过程。诗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10]如“有吏夜捉人”是客观叙事，也包含着诗人对差吏的讽刺和斥责，“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通过差吏的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与老妇哭哭啼啼、惶恐畏惧的对比，隐然流露出作者的爱憎。
“三别”都采用了有限叙事，即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事。《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分别从新妇、老翁、老兵的角度叙事，真实地刻画出战乱中行者的心态。《新婚别》“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11]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一字一泪。”[12]《垂老别》通篇皆作老翁语。已垂暮之年的老翁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是死别，但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指出当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
(三)写实纪实的倾向
由于杜甫的诗歌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当时人已经称他为“诗史”。罗宗强《唐诗小史》认为杜甫的诗歌“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特别是写了这场大战乱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血泪灾难。他的诗可以说是安史之乱中唐社会的画卷”。杜甫河南诗中尤其体现出鲜明的写实纪实倾向。《观兵》《洗兵马》“三吏”“三别”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性无需赘言，即使是纪游纪行、思弟会友之作，也可从诗中寻觅到诗人的行踪，折射出时代的风尚和心理特征。如《游龙门奉先寺》《龙门》《赠李白》《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既勾画出诗人的游踪，又反映了佛教和道教在唐朝的兴盛，炼丹服药成为风尚，诗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的影响。
(四)单独成篇、意脉相连的组诗形式
杜甫曾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指的就是“三吏”“三别”，这是一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史诗。分开可独立成篇，合起又是一组有机的长篇。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全面地反映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正如浦起龙所说，“《新安吏》借提邺城军溃也。统言点兵之事，是首章体。如《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则各举一事为言矣”。
(五)锤炼字句
“在唐诗的发展中，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杜甫自觉地在炼字炼句上下功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炼字往往表现在用一个字传达景物的神态和诗人的情感。如“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之“‘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闹，‘境’字静;‘景’字近，‘境’字远;‘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重题亭郑氏东亭》)“着一‘欹’字，如见巉岩参错，着一‘曳’字，宛然藻荇交横。曰‘冲岸’，曰‘护巢’，则跳突排涌，唯恐堕岸;疾飞急赴，唯恐失巢，并鱼鸟精神，俱为写出。”
综上所述，杜甫21首河南诗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早年的生活游踪和安史之乱中最真实的历史面貌，表达了诗人对民族盛衰和人民疾苦的关心，对友情亲情的珍重，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在艺术上，杜甫河南诗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三吏”“三别”，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他的纪实写实倾向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新变化——以写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具有写实人生的创作倾向，他的锤炼字句直接影响了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派，并影响到宋代的江西诗派。
在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以下是“苏轼的旷达情怀”，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 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玘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