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传统风雅与文学革新比兴的垂范。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
《离骚》是《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下面是诗经和离骚的地位，一起来看看吧。
《离骚》与《楚辞》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成的诗篇。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与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与联想，采用铺陈描述的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吸取了楚地民歌的营养，运用楚地方言韵律，反映楚地的民风，写成诗歌形式。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赋比兴的糅合形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语言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句法参差错落，起伏回宕，并且多用“兮”字增强韵律和帮助表达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后，有一些诗人竞相效仿，用楚辞体写作，但楚辞体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仅因为他是这种诗体的首创者，而且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最高，又因为他的《离骚》代表楚辞，所以楚辞体又称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仿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从此，《楚辞》便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只有《诗经》可以与它相媲美。
中国文学史上历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风骚”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的地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离骚的地位
从我国文学史的发展上来看，屈原上承《风》《雅》诗人，下启两汉赋家，自是一个承先启后而最有创造性和最有影响的伟大的天才诗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赋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这话评价屈原及其作品颇为简括、惬当。《辨骚篇》末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就是这样首次论定了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当然，提起最初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刻的认识，而给以很高的评价的，我们不会忘记首先为屈原作传记的司马迁。章炳麟《检论》说：“《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又说：“班孟坚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尽管司马迁所据《楚辞》祖本及其评价或有出于淮南，他总得加工一番才能作出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此可见，刘勰评价屈原主要是从文学史上从文体源流上观察来的;司马迁评价屈原是从其人格和风格上观察得来的;这里不但论定了《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指出了它的特点，是以古见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物见志的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主要地发见了作者同基于一般人的精神状态上，而从自己的特殊的遭遇里，锻炼了发展了而自成其崇高的伟大的心灵;发见了作者的生平人格和作品风格的完整、有机、诉合无间，赋予了作品以不朽的生命。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中爱情诗的地位，请参考！
诗经中爱情诗的地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创作，其中描写爱情的篇幅占了很大比重。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纯而自然，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碰撞。后世的很多爱情诗，浮艳而做作，在文学价值上远远不及《诗经》。
《诗经》中描述的事情跨越时间很大，达五百多年，因此我们分析时也要看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其爱情诗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整体来说，周代婚姻恋爱的习俗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
周初，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恋爱尚少禁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
《郑风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艳阳高照，鲜花遍地，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赠芍药以定情。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按封建卫道士的观点，《溱洧》通篇“皆为惑男之语”，实乃“淫声”，然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这种未经礼教桎梏的、道学家口中的所谓“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神的遵从。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
《周南关雎》这首诗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了对与她相伴相随的.仰慕与渴望，感情单纯而真挚，悠悠的欣喜，淡淡的哀伤，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
《卫风木瓜》，“投我予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达了远古时候青年男女自由相会，集体相会、自由恋爱的美好，女子把香美的瓜果投给集会上的意中人，男子则解下自己身上的佩玉等作为定情物回赠给心中的姑娘。这首诗带有明显的男女欢会色彩，一是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一是邀歌对唱，借以表白心迹。
《召南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时的动情歌唱，吐露出珍惜青春、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
《卫风淇奥》这首诗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虽然都是通过男子表现对于爱情的甜蜜与酸涩，但是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女子对于爱情同样是有着美好期盼的。
自由恋爱渐渐受到家庭等各方面的束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迫使许多人不能与心上人结为爱侣，其中失落与心酸，谁能道尽说完！
《郑风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鄘风柏舟》，“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女性追求恋爱自由、自由婚姻的迫切愿望。
又很多诗细腻地描写出思念情人的忧郁苦闷心理。如《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诗中女子怀念远方的爱人，在采卷耳时心里想的都是他，以致采了许久那个箩筐都没填满。又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这里面就含有对情人的埋怨与不满。还有《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情人不理会她，使她寝食难安。《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写的则是见到情人时的欣喜心情，可见思念之深之切！
《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写的是单相思，对于所爱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几多愁苦，几多思念！
思念妻子或丈夫的诗也是情深意切，于朴实的语言中透露出那种深厚缠绵的感情。
《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卫风伯兮》写了一位女子自从丈夫别后，无心梳洗，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苦不堪言。“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许为国征战是英勇豪迈的，可是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诗经》中也有不少是祝贺新婚女子的，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轻快活泼，诗人热情地赞美新娘，并祝她婚后生活幸福。
《诗经》中对美好爱情是歌颂向往的，而对始乱终弃持批判态度，并对受害者予深深的同情。《卫风氓》这首诗是弃妇自述不幸的诗作，诗中首先以甜蜜的语气叙述了他们的相恋、嫁娶以及初婚的美好生活，然后又以悲凉的语气，叙述了年华的逝褪以及丈夫的变心和丈夫对她的粗暴相向，一种含辛茹苦、人生不幸的感叹以及对青春少年甜美生活的不尽留恋，弥漫在了诗的词句中——而古时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妇女生活的不幸，亦由此可见一斑。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还有《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在危难时期，相依相靠，但在安乐时候，却将她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