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藏《诗经》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诗经》古抄本，日本藏《毛詩正义》单疏本、南宋十行本，及其江户时代和刻活字本等，多存《诗经》古本风貌。
《诗经》今存写本，以敦煌石窟所见卷子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写，大有裨于《诗经》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古代流传于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抄本数通。唐人抄写而自唐传入日本的抄本，学界称为唐抄本。同时，还有日人抄写而与唐抄本密切相关的抄本。[1]其中静嘉堂藏《毛诗郑笺》20卷、龙谷本和清原宣贤手抄《毛诗》等皆很完整。[2]《诗经》之古印本，即最古之宋本，国内当数国家图书馆保存之两种，余则不存;而日本今尚存宋绍兴九年所刊《毛詩正义》单疏本[3]和南宋十行本，即《附释音毛诗注疏》[4]，前书列入日本“国宝”，后书亦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江户时代活字本中的《毛诗》白文与《毛诗郑笺》，多以保存旧貌为己任，亦有理应珍视者。
清人严可均于《铁桥漫稿》卷八言：“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5](书宋本后周书后)《诗经》之古写本印本，唐抄宋椠，珍如珙璧，一旦散佚失坠，无以挽回，访书藏典之事，可谓大矣!其真价，固不当以藏于海内海外相议，而海外传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学子“望洋兴叹”矣!
笔者执教鞭于东瀛，欲聚古文旧书，幽搜讨寻，不遗余力，而犹致力于《诗经》古本之集揽。每得一通，或倾囊相购，或远借摄影，或托友人复印，或翻为楷书，历数年，所知古写本、印本，大体到手。
以上《诗经》日藏资料，既为研究日本诗经学之基础材料，如与国内研究相辅相成，又于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有所启发。笔者陆续发表各本研究论文，又撰此短文，论其文献学研究之前景，以明飘零它山之故叶归根之意也。各种写本、印本，价值自然不尽相同，此不详论，仅言其大要而已。
一、考经文
《墓门》二章“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戴震《毛郑诗考证》谓“讯”乃“谇”字转写之讹。安徽阜阳汉墓出土《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静嘉堂本《毛诗郑笺》、足利乙本等抄本“讯”皆写作“”，即“谇”之俗字。盖“”与“讯”字形相近，遂被误认作“讯”。
《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韩诗外篇两引此文，并作“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逝彼乐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适彼乐国，爰得我直。”诚如岛田翰所言，此乃因为叠句，从省不书，止于“逝彼乐土”各字下，各加重文号，展转传写，遇脱“适彼”二字下重文号，于是浅人又妄加“乐土”二字，改作“乐土乐土”也。[6](P123)
岛田翰又引原出于高山寺之新井政毅藏书卷子本《毛诗》(狩谷掖斋所旧收)，此处旁记“古本作‘逝彼乐土、适彼乐国’者”云云，与《韩诗外传》所引同。而顾野王真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逝彼乐土”。岛田翰并引《中谷有蓷》篇叠“慨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篇叠“彼留子嗟”两句句例相同者以为旁证，遂得出结论，谓不独韩婴所传，乃虽《毛诗》固如此。考日本现存《毛诗》抄本，此类例证并不罕见。
《小雅·车攻》：“建旐设旄，薄兽于敖。”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岳氏本都相同。薄为语词，敖为山名，据文意，兽当为动词。而《郑笺》云：“兽，田猎搏兽也。”惠栋《九经古义》：“上‘兽’字亦当为‘狩’。《考文》古本作‘狩’。”惠栋以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之说为证据，说明“兽”当为“狩”，意正顺。而阮元《校勘记》又吸取了惠栋的看法，曰：“《九经古义》云，《水经注》引云：‘薄狩于敖’，《东京赋》同。”段玉裁赞同惠栋云：“‘薄狩’，《后汉书·安帝纪》注及《初学记》所引皆可证。”这是利用日本古写本校勘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这里提到的“《考文》古本”正是指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
近读《阮元评传》，见提到此例，作者评论说：“郑玄没有查考《考文》古本，而望文生义，显然是错误的。”[7](P340)作者意在指出郑说不当，而又怪罪郑玄未能查考《考文》古本，看来作者似不知《考文》古本在何处，才误以为是郑玄可查考之书。作者非专治《诗经》之学者，固然不必深责，而当今治《诗经》者，亦多不知《考文》古本为何指，岂不辜负山井鼎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古本校订经籍而写出《七经孟子考文》①的一番苦心?这里所言“古本”，具体而言，当为《毛诗》足利甲本。此本《经》仍作“搏兽于敖”，而《笺》云：“狩，田猎搏兽也。”《毛诗》足利乙本则同今本，经文作“搏兽于敖”。[8]足利本当据宋本所抄或据其改订，故字有同与不同。盖经本作“狩”，郑玄亦据此释词，误不在郑玄，误在后人抄写或刻印焉。静嘉堂本经作“搏兽于敖”，而“搏”字左旁注“薄，本乍”，是古本有作“薄”者无疑也。诚如黄丕烈所言，“抄本书必得彼此参考，方为美善也”[9](P364)，参阅多种抄本，实有益于释疑也。
二、考《传》、《笺》、《疏》佚文
《毛传》、《郑笺》、《孔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脱误颇多。日藏写本常依照古本校勘宋本文字。古抄本《神乐歌》一卷，原为乐人安倍氏所藏，其纸背书《小雅·韩奕》末二章、《江汉》完篇。疏中“民”字悉作“人”字，乃避唐太宗讳，可定为平安时代抄本。以校闽本、毛本，疏文阙略，讹夺颇多，但《韩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誉”下，有“此言韩侯”云云198字，乃为佚文。长泽规矩也曾以校十行本、嘉业堂单疏本，益信其为佚文，因叹曰：“予数观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见也。”遂以“艺林鸿宝”称之。 [10](P401)今考恭仁山庄藏宋绍兴九年单疏本，亦无此99字，则其为佚文，可信矣。此乃孔疏中最长之佚文，而《毛传》、《郑笺》中之脱误，字句虽短，却于理解其文意多不可或缺。
古书遇重文，多省不书，但于下画重文号以识之。后人抄写，时有漏看此重文号而脱重文字句的情况。静嘉堂本《毛诗郑笺》，《经》、《传》、《笺》齐备，堪称完璧，虽多依宋本，然字左右多有据日本传古本校勘之注记，脱误之迹，明白可辨。如通行本《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文中的一段话：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静嘉堂本《毛诗郑笺》于“夫妇有别”后右旁注“夫妇有别，四字本无”，意为日本所传，有两种情况，即一本于上一“夫妇有别”后还有一“夫妇有别”，另一本则无此四字。前一本后半当断句为：
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各句正构成顶真结构，文意亦顺。据此推断，原文“夫妇有别”四字各字下有重文号，后书写者漏写，只留下一“夫妇有别”，文意大体可通，遂断句时将其后属，后句与前句的关系遂不甚明了，不如有此四字将喻体与喻意勾连明晰。
三、考各本虚字之增删
日本藏各种《毛诗》写本，“之也”、“矣也”、“也矣”之类极多，此亦与敦煌《诗经》卷子同。京都大学藏《毛诗唐风》残卷《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日月其除。”《传》：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11](P2)
以上每释一词，均有一“也”字，将各词关系表示得清清楚楚。而今本则作：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聿者，遂之词，为全诗聿字通训也，聿与曰通，其意皆可训遂。遂，亦词也。”[12](P535)具体说明“聿”训为“遂”之理由。今人有标点断为“聿遂除去也”者，固由不明句意之故，而通行本脱一“也”字，至少也让人多费一层思索，减缓阅读速度。后世刻书者为成本计而多删语词，给今人造成不便良多矣。陈澧《东塾集》卷一云：“《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垒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13](校《毛传》“也”字说)敦煌《毛诗》卷子传文以一字训一字者，多施“也”字，已将陈澧之说打破，而日本藏几种《诗经》抄本更进一步验证陈澧所说不确。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已经注意到日本古抄本经注多有虚字。通观其抄本，知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他还特别提到《尚书》、《毛诗》经注抄本犹多虚字。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可寻。[14](P3)日本古代《诗经》研究者，往往利用日本古写本来对《传》、《笺》文字进行校勘，继山井鼎之后，江户时代末期龟井昭阳著《毛诗考》也屡引足利本。如卷四《?{风·柏舟》：“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也。”[15](P1)今本最后一句作“故作是诗以绝之”，而《毛诗考》末尾增一“也”字，且说明道：“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53)宋本已阙此“也”字。较之古写本，今本删去的语辞甚多。
阮元《校勘记》对此类情况，亦未一一注明，原因是他所见经注本，大抵皆出于南宋，因而不相信日本抄本为唐本，怀疑那些虚字是日本人所妄增。而龟井昭阳《毛诗考》则较为注意日本抄本，多依据《七经孟子考文》所反映的古本句末多用助字的情况，推断今本已被删去“也”、“矣”、“焉”之类，而认为理当补足为是。《有女同车》《传》：“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也。”昭阳曰：“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44)
江户时代末期安井衡《毛诗辑疏》也十分注意运用足利古本来确认《经》、《笺》、《传》文字。如《周南·卷耳》：“我仆痛矣，云何吁矣。”《笺》云：“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安井衡案：“《笺》：‘何乎’，本多作‘何吁’，今从足利古本、小字本、岳本。”[16](P35)是说《郑笺》中“今云何乎”一句中的“乎”字，各本多作“吁”字，而安井衡根据足利古抄本和小字本、岳本，判定以“乎”字为宜。这里所指“足利古本”系指足利学校所藏《毛诗》甲本与乙本，是山井鼎、物观撰写《七经孟子考文》中《毛诗》部分的`依据，也是观察在《传》、《笺》流布过程中虚字“渐次铲除之迹”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少数亦有浅人妄增的情况，若将诸本精心对照，更能减少臆断，明其变迁。
四、知定本前后俗本之旧貌
唐孔颖达《毛诗注疏》“融贯群言，包罗古义”[17](P120)，堪称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汉学《诗经》注说总结性著述，其颁行为《诗经》法定本，而后治《诗》者正文一依所用颜师古定本，音读一依所附陆德明释音，注疏一依《正义》，千余年各家各派之传本、论述及其争论，一时归于止息，《诗经》之学，汇于一统。于此，固有称其利于传播应用之意见，然于学术发展自身，终究利多大弊多大，实需再认识。一种书，必一种读法为是，新知安得增展?牺牲多样性，求取统一性;牺牲非官方学术，独尊官方学术，业师考官，一以此据，非是之说，一律不看，百书一面，千师一腔，脱其藩篱，则难乎其难，不贵乎独立思考，唯贵于众犬同吠。由此易生两极端，一极端乃固守陈说，思想禁锢;一极端乃乱暴造反，孳生无根之说，两者交相攻讦，殊无平和之气，其源一也。后世之读《诗》者，多唯知定本，唯知《毛诗》、《郑笺》、《孔疏》，唐前各家各派，多不存世，定本何来，《孔疏》何来，难知其详。此功欤，此过欤，自可见仁见智，然其弊害，绝对不可不道。功亦非皆一人之功，过亦非全一人之过，学术一统之思维，实不足取也。
日本传诗，亦重毛郑，遵《正义》，然亦有不同处。宫中讲《经》，自奈良时代至大正、昭和，除因战争等原因中断，延续千数年。平安时代汉诗文集《本朝文粹》卷九收录菅三品《仲春释奠〈毛诗〉讲后赋“诗者志之所之”》、卷十一收录藤雅材《五言仲春释奠听讲〈毛诗〉同赋“鹤鸣九皋”》，乃为宫中祭奠孔子再由博士讲解《毛诗》后宫廷诗人们所作诗篇之序言也。赋诗之题，既有出自《小雅》之诗句“鹤鸣九皋”者，亦有出自《诗大序》之说“诗者，志之所之”者，亦有所讲之经并非《诗》，而所赋之诗，题取自《诗》者。卷九载江澄明《仲春释奠听讲〈古文孝经〉同赋“夙夜匪懈”》，所讲为《古文孝经》而所赋诗题出自《小雅》。考其所据《诗经》版本，亦有定本以外者。《关雎》“君子好逑”，“逑”俗本有作“仇”者。《本朝文粹》卷中引用正作“好仇”。[18](P242)而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残卷，据推断正属俗本系统。[19]后之写本虽皆依据宋本，于校勘之时，每旁注“本乍”即“本作”，表明当时流布本中有作它字者。此种校勘文字，治《毛诗》者读之，可窥俗本之一斑。
五、考《毛诗》及三家诗散佚著述佚文
日本新美宽、铃木隆一编《辑佚》收录日本典籍保存的中国《诗经》研究著述佚文220条 [20]，其中主要包括日本古代抄本引用的如下中国《诗经》研究著述的佚文(括号中为收录条目数)：
1.汉韩婴：《韩诗故》 (180)
2.汉韩婴：《韩诗传》 (15)
3.汉薛汉：《薛君韩诗章句》 (11)
4.魏王肃：《毛诗王氏注》 (2)
5.《毛诗音义》 (1)
6.魏刘桢：《毛诗义问》 (1)
7.魏王肃：《毛诗问难》 (1)
8.《毛诗义疏》 (6)
以上各条，分别引自以下各类书籍。
首先是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写本：
1.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抄本，包括原本《玉篇》、《慧琳音义》、《玄应音义》、《法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等。
2.《玉烛宝典》，六朝末隋初人杜台卿著，中国久佚，日本抄本传存。
3.《集注文选》，即《文选集注零本》，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抄本，推定为平安时代书写，撰者不详。
4.《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注》，亦称《杂咏》、《百二十咏》，我国早佚，日本有平安时代抄本、镰仓时代抄本和南北朝时代抄本。
其次是日本的著述，其中引用了《诗经》的佚文。包括以下多种日本著述：
1.《和汉年号字抄》，便览书，二卷一册，有东京大学本(旧尊经阁藏本写本)和尊经阁藏本(1469年写本)。
2.《令集解》，奈良时代颁布的《养老令》的私家注释书，日本贞观年间(公元859-877年)前半期撰述。今收入《国史大系》。
3.《天地瑞祥志》，日本天文年间(公元 1532-1555年)写本，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合为一册，藏金泽市。
4.《秘府略》，1,000卷。辞书，平安时代滋野贞主等编，公元813年成书，现收入《续群书类从》30辑下。
5.《年中行事秘抄》，作者不详，记述各种仪式典礼的规定，有多种抄本，现收入《群书类从》 (公事卷)。
6.《净土三部经音义》，二卷三册，珠光著，有 1590年写本，另尚有同名书几种，传多种抄本。
关于韩诗，清人臧庸撰《韩诗遗说》(下简称《遗说》)，有些条目与《辑佚》相同，也有同一条目文字有异的情况，正可两相对照。如《北门》：“室人交遍谪我”，《遗说》引《释文》：“谪，就也。”方琦按：“《集韵》‘谪’字下云‘就也’，引《韩诗》‘室人交遍谪我’。”[21]而《辑佚》引《玉篇·言部》56卷：“谪，数也。”
《辑佚》载录的条目，《遗说》未必全载。如：
《关雎》：“寤寐求之。”“寐，息也。”(《慧琳音义》十四)
《螽斯》：“宜尔子孙绳绳兮。”“绳绳，敬貌。” (原本《玉篇》系部)
《君子陶陶》：“陶陶，君子之貌也。”(原本《玉篇》阜部)
《辑佚》录《薛君韩诗章句》11条，多出于《玉烛宝典》，其中有讹误。
那些日本编撰书籍中引用的《诗经》研究资料，反映了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如下面一条，出《天地瑞祥志》卷十八，原出《毛诗义疏》，是为《小雅·鹤鸣九皋》所作注释：
鹤形如大鹅，长三尺，脚青黑，赤颊赤目，喙长四寸，余多纯白，亦有苍色。常夜半鸣，闻八九里。故《说文》曰：“鹤知夜半也。”一千六百年定形定体，尚洁色，声闻天。头赤，食于水。鹄二年一子，身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声中律;复百六十年，不食生物，色雪白或纯黑，渡水不行。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产也。
此种佚文数目不多，且少关乎宏旨者，然于考索亦不无裨益。罗振玉撰《毛郑诗斠义》已多检日本刻原本《玉篇》、《玉烛宝典》及日本藏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国内资料互校，于今本之脱误多所是正。惜其尚未广为比较，仅成书一卷。若更集日本诸书，广为征引，逐一考证，庶几利于明察《毛诗》、三家诗及汉魏诸家诗说之旧貌。
六、考六朝初唐俗文异文
日藏《诗经》唐抄本，盖六朝唐人书写字体，至不划一，俗字、讹文、变体、简体，盈纸满目。此与敦煌《诗经》卷子本多同，可窥六朝初唐之《诗经》旧貌，为中古文字研究提供完整的原生态材料。
以宫内厅书陵部藏《群书治要》写本中的《诗》为例，举其常见者，如“废”作“癈”，“刺”作“刾”，“柏”作“栢”，“貌”作“皃”，“哲”作“喆”，“罚”作“罸”，“鼓”作“皷”，“罔”作“”等，其余不常见者亦多。[22](P143-219)其他各种写本，如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京都大学藏本《毛诗秦风正义》、《毛诗唐风》残卷，其中虽有可能出于重抄，但验之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唐代字书，可知书写者一丝不苟，一从原本，不妄改字，诸写本参合对勘，可为六朝初唐俗字大全提供丰富的例证。其中尚有未收入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黄征《敦煌俗字考》等书者。
七、明辨体式
罗振玉《毛郑诗斠义》已据“《传》、《笺》之例，随文加释，不以已见于彼便略于此”，以为毛郑解诗“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而今本于字义训释之复见数出者却多被删削，当尽加补耳，以还其旧。[23](P1)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和静嘉堂藏《毛诗郑笺》等日本抄本中，均存在“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的现象，且多与敦煌《诗经》残卷相合。
岛田翰《书册装潢考》说：“秘府卷子本《左氏传》每卷记其字数，末卷尾又总计其都数，乃知古书之体，每篇计其章数、字数，终篇又总其篇章及字数。盖烂脱由是以通，师傅亦藉此而存，是古人慎重之意也。故《毛诗诂训传》每篇必记几篇、几章、几句。”[6](P60)日本名古屋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抄本、静嘉堂藏《毛诗郑笺》抄本等皆每诗计其章数及字数，正可观古本之体。
《毛诗正义》问世，始单行，称单疏本。单疏本最善，乃世间公论。今藏恭仁山庄之《毛诗正义》单疏本，乃宋绍兴九年绍兴府覆淳化三年监本，有“天壤间孤本”之称。四十卷中，阙前七卷，而以后各卷，均于卷末计该卷字数。如《郑谱·变风缁衣》至《溱洧》为第八卷，卷末记字数云“计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字”[3](P35)，《齐谱·变风鸡鸣》至《猗嗟》为第九卷，卷尾云“计二万二百五十八字”[3](P39)云云，以下各卷皆有字数，正可见岛田翰所言“古人慎重之意也”。各卷端题《毛诗正义》卷第几，次行署“唐国子监祭酒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敕字以下别起，次记卷中详目，每卷如此。正经皆标起止，一字空阙，列疏其下。由此不仅可窥单疏本之旧貌，亦有助于理解今本《传》、《笺》、《注》合并本标起止体例之由来。而在现存《毛诗正义》刻本中，该单疏本最接近于原貌，阮元等清代学人绞尽脑汁推寻讹字之本字，其结论多与此本合，且有阮元等尚未留意者。
民国吴兴刘承幹曾将此单疏本影印付刊，收入《嘉业堂丛书》，又取阮元校本作校勘。因此本藏于东京，阮元无由得见，只据他人引据，故其《毛诗注疏校勘记》舛误甚多。刘氏则据原本与阮元互校，知阮本遗文异字不下数百字，定其从违，多补阮本之不足。然嘉业堂之单疏本版本行款业已改观，至于文字校对又极为草率，随意改作之处满目。刘氏《毛诗单疏校勘记》中，遗漏及欠严谨处颇多。为此，笔者及同好现正据1936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宋椠本毛诗正义》分段标点，以中日所藏古本精心校勘，以奉献于《诗经》文献研究者。
自宋淳化始有《五经正义》刊本。南宋初以《毛诗正义》合并附刻于经注本。《传》、《笺》合并《正义》，且附刻经注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十行本，自孔疏部分看，误脱较之恭仁山庄单疏本为多，然书中栏外之墨书，乃据日本自古以来传本校勘文字，多可为校勘之资。将单疏本与十行本对照，可见其间变化。单疏本中释音均双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风、变风、正小雅、变小雅、正大雅均于题下，十行本已去之。此中变化，唯有比照，方知端倪。
太田次郎在他的《日本汉籍旧抄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中曾说：“日本现存的汉籍旧抄本，尽管不是唐抄本，而是重抄本，但在质量上即使与敦煌文献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有些书籍虽在中国仍有传存，但是在质量上远不能和日本这些抄本相比。”[24](P80)此言于日本所传《诗经》抄本亦可通。然而他又抱怨中国学者对再好的日本传本也不给予很高评价，言外之意，乃所谓“中华思想”(即认为中华乃文明中心，对其他文明一律瞧不上)作怪。此却为以偏概全之论。且不说有清一代学人对《七经孟子考文》等书的格外重视，亦不说民国赴日访书者奔波辛劳，无不虚怀若谷，决无自大之心，何来妄自尊大之所谓“中华思想”?
日藏中国散佚典籍，今仍藏于密室而中国学者不得见者不鲜!中日学者理当携手，让此类典籍回归故里，展开共同研究，以推动两国之中国学发展，而不当自设精神藩篱，弃长取短。其古本之研究价值，或尚有至今尚未发现者，亦未可知也。
青龙寺的樱花盛开了，怦然心动。
于是，2012年4月5日中午，我独自搭乘19路公交车从三森建材家居城出发至目的地，途经19站。
青龙寺位于西安城东南的乐游原上，原名灵感寺，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是在佛寺里降生的，并由尼姑抚养到十三岁。因此他受佛教的熏陶和影响很深。在修建国度大兴城时，需将城中的墓冢迁葬到郊野，为超度这些亡灵，隋文帝特意在乐游原上修建了此寺，取名为“灵感寺”。唐高祖武得四年（621），寺庙荒废。高宗龙朔二年（662），城阳公主患病，有和尚法郎，诵“观音经”祈祷保佑，公主病愈后，奏请皇上，由其重建寺庙，名为“观音寺”。直到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后，青龙寺初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铁炉庙村以北勘察到了青龙寺的准确位置，并掘出一座隋唐方形木塔塔基和一座佛殿基址及一批唐代文物。1982年，为纪念空海这位中日友好交流的先驱，中日双方在青龙寺遗址上建起了空海纪念碑，1984年，又建造了惠果、空海纪念堂，这就是今日的青龙寺。
今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手牵手的年轻情侣，有带着小淘气的中年夫妇，有互相搀扶的老头儿老太太，也有经得住世俗考验的闺蜜他们结伴而行……形单影只的我唯有左手牵右手站在寺门下徘徊。望着眼前的大门自己的双脚犹如被两只铁钉钉在原地一般，动弹不得。莫名地想起位于河南商丘的古城。虽然两处游览的地方不在同一个省份，然而它们却有着相似之处。这一点已经跃然在朱红色的大门之上了，只是此情此景身边缺少一位干练的“导游”抑或是自己心灵深处一直念念不忘的朋友流年。
我又开始想入非非了。
3月28日至4月25日是樱花节，而青龙寺实行“免费不免票”，凭票入仿唐庭园（樱花园）。
如今的青龙寺是1982年在原青龙寺遗址上重建的，随着人流我跨过门槛，一眼便瞥见一个小水塘，里面的水有些浑浊而不辨游鱼，旁边的假山参差不齐倒不失几分美色。朝前走了一段，越深入却越感狭窄和压抑，不是路不够“宽敞”而是行人众多，时不时贴身而过。我望着不远处粉红色的樱花，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自己欣喜若狂地快马加鞭和兴致勃勃地游人们争相拍照。
樱花，别名山樱花，花色有红色、白色和粉红色。它最早出现在喜马拉雅山区，种类有寒樱、奈良之八重樱、妹背、河津樱、松月、雨情枝垂、关山、雏菊樱、寒绯樱等。它不仅可以用来观赏，听说还可以做寿司，而叶加工后可制作腌菜。树皮和嫩叶亦可药用，对于咳嗽、发热有很好的疗效。还可以护肤，有嫩肤、增亮肤色的作用，我想这是每个爱美的人所喜闻乐见的事情。
青龙寺的樱花是在1986年从日本引进，而每每读到一些文章宣称“中国的樱花就是来自日本”时，我心里总是有种微妙的感觉，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而一看署名是中国人时，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暴跳如雷”。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他在诗中写道，“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明眼人一瞧便会探出一些端倪来。想必是日本的樱花比中国的有名，所以才会有原生一说。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一位满头白发的长者手拿相机，频频地换着各种姿势，时而上前，时而退后，时而偏左，时而挪右，技术很娴熟，而选取的角度也十分地新颖独特。此刻，我却觉得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儿，而自己反而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一位美丽的姑娘带着偌大的耳环蹲下身子为樱花树下的朋友拍照，她嘱咐朋友要记得面带微笑，她们对视了几秒钟，两人便露出了迷人的小酒窝，笑容如身后的樱花般灿烂。一位老太太吃力地推着轮椅，而轮椅上的老人特像个小孩，咿咿呀呀地不知在叨咕什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上前帮忙。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家口吃。他连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语，身旁的老太太急忙解释道，他在谢你呢。我突然觉得自己太自以为是了，对先前的“冒昧”开始有些懊悔。
但闻樱花飘香时，独对楼阁空长思。青龙寺的樱花有十余种，其中有染井吉野、红枝垂樱、杨贵妃、一叶、普贤像等。而我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种却如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一般。分不清呀，实在是惭愧。倒是关于樱花的诗词记得不少，如南宋诗人赵师秀的《采桑子》：梅花谢后樱花绽，浅浅匀红。试手天工。百卉千葩一信通。馀寒未许开舒妥，怨雨愁风。结子筠笼。万颗匀圆讶许同。近代诗人徐书信的《五绝?樱花颂》：樱灿惊三月，如霞丽质柔。凋零香殒日，壮烈更风流。而他的另一首《七绝?题樱花》写道：瀑布樱花别样荣，枝繁蕊茂出东瀛。谁怜妩媚情中物，如雨霏霏落地坪。或许是因为近日中日两国的关系不和谐加剧，而我对于“出东瀛”这三个字眼分外敏感。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它象征着美好的爱情与无限的希望，有纯洁、热烈、高尚之意。有一民谚“樱花七日”，意思是说它生命的短暂。虽然它娇艳妩媚，然经历刹那的灿烂后壮烈地凋谢。这不禁令人想起“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的诗句来。在日本，人们向来有一种观念：即使人生稍纵即逝，也要像樱花一样绚烂。面对死亡，从容不迫。我想单从这一点上，国人就应该仔细地深思以及借鉴一番。
我是一个极度没有方向感的人，朋友曾定义为随性而走，而自己真不知这样“糊里糊涂”的人生是好或是坏。
脚踩在石子铺就的小路上，穿过稀疏的竹林。慢慢地走过长廊。望着廊壁上的镂空图案，无论是僧人的修行，或是诵经。而我十分地乐意把自己假想成图案上的某一个人物，犹如学生时代的'我们总是把自己想象成荧屏上的某一个传奇角色一样。
喝一口水，稍作休息。还是继续回顾一段这里的历史吧！
由于皇室的大力扶持，佛教在唐朝就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影响极大。中国佛教密宗是在唐开元初期，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并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青龙寺是传播中国佛教密宗颇有影响的寺院之一。在九世纪初至中叶，日本入唐求法的“学问僧”、“请益僧”颇多，著名的“入唐八家”，其中的六家（空海、圆行、圆仁、惠远、圆珍、宗睿）就在青龙寺守法。
大历年间，被称为唐代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的密宗大师惠果和尚长期主持青龙寺。惠果在青龙寺传密宗给日本空海，空海回国后在日本创立真言宗，至今信徒众多，传承不衰。日本密宗僧人一直把西安青龙寺尊为佛教密宗（东密）祖庭。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空海大师到长安后，在青龙寺拜密宗高僧惠果和尚学习经典，并和唐朝士大夫交往。元和元年（806）回国后传播密宗，成为日本“东密”开山祖师。空海还根据中国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文“平假名”字母，促进了大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日本入唐的求法僧回国时，都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和其他书籍，“入唐八家”带回书籍共达1700余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达到极盛。如此说来，在古代两国倒是相处“融洽”，那么近代和现代呢？
解说青龙寺，就不得不提及乐游原。
乐游原为一隆起的高坡，地势高平开敞，为登高揽胜最佳之地。乐游原在大雁塔东北，青龙寺即在其上。这里曾经高岗耸立，川洼萦纡，早在汉代就是皇家园林，叫宜春下苑。汉武帝曾有此地，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赋中就描写了此地竹林茂密如织的景色。汉宣帝在此修乐游苑，后来的他的庙立于此叫乐游庙。隋唐时长安城南移，城周长70公里，东男角环抱于曲江池，乐游原坐落在城内偏东南部，为唐长安城制高点，海拔480米，而长安城大部分在海拔400米左右。唐代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原上建有亭子以供游赏。其地四望宽敞，俯视京城了若指掌。
站在乐游原上东望秀美的骊山；南赏碧柔的曲江，远处崔嵬的终南山像屏障一样；西面大雁塔高耸入云；背面太极宫、兴庆宫恍若天宫；长安城市井整齐，经纬分明。每逢正月晦日、三月三日尤其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京城的仕女都来此处游赏。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今，我站在诗人曾经驻足的地方，却没有几分“吟诗作对”的心情，真不敢打诳语。而我只知古城西安在飞速发展，地铁已经通了，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也难怪有人会杞人忧天地说，这座十三朝古都在渐渐地蜕变，愈来愈多的是现代的建筑群，而原有的古遗址在一天一天地消逝。其实，不无道理。这座城市当下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能够妥当地处理好现代建筑群体和古遗址之间的微妙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糅合、共赢。
时针指向六，分钟划过五。一位工作人员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大声地喊话。是啊，游览樱花园的时间已经结束，虽然有些意犹未尽，而自己也该撤退了。在征得有关人员的允许下，我便匆匆地给一些经卷和石造像碑拍了简单的照片。站在雕有海浪花纹的汉白玉栏杆前又拍了三张靓照（空海纪念碑就矗立在栏杆之中，高约十米，分三层，第一、二层仿西安唐代兴教寺玄奘大师舍利塔样式，第三层为碑的主体，镌“空海纪念碑”五个金字。栏杆外四角各放置由巨石凿成的圆球。），而惠果空海纪念堂遗憾地没有寻到（据说内堂供奉的惠果、空海镀金铜像金光夺目，栩栩如生。墙壁上还悬挂大幅中国画《古青龙寺》和《空海入唐渡海图》。）。此时，我已饥肠辘辘。至于青龙寺里的其他景点，亦没有了多少的闲情雅致去一一参观，总在心里面暗暗告诫自己：下一次，一定一览无余！
导语：杨玉环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而关于她的踪迹更是历史未解之谜。而有人说，杨玉环逃到日本，这是真的吗?
杨贵妃在日本很有名的，一般的日本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两大名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杨贵妃。中国将杨贵妃列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日本还要厉害，将杨贵妃列为“世界三大美女”之一，另两位世界级美女是埃及皇后克丽奥佩特拉，和日本平安时代的贵妃小野小町。小野小町不只是美貌让世人倾倒，还是平安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杨贵妃几乎同一时代的美女。
杨贵妃作为备受唐玄宗宠爱的美女，她的死颇有凄凉的传奇。公元756年，安禄山发生叛乱，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携带家眷弃城而逃。连日奔波劳顿，所有的将士又累又饿，怨言四起。就在这人心极度不稳的时候，太子李享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继而要求杀死杨贵妃。
一边是江山，一边是美人，面对这一要挟，唐玄宗心里明白，杨贵妃是无辜的。但是，此刻如果不杀杨贵妃，军心必定大乱，不光会失去江山，而且连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保。唐玄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下令赐死杨贵妃。
这一年，杨贵妃三十八岁。据说她被勒死在佛堂，然后陈尸在天井，让将士们见证杨贵妃已死，以便放弃怨心继续护送唐玄宗西逃。
50年之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叫《长恨歌》。《长恨歌》记录了马嵬坡兵变的历史，因为这一首诗，唐玄宗与扬贵妃的悲剧爱情故事也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是，过去一千多年，不少人怀疑唐玄宗作为皇帝，真的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妃被勒死吗?显然这里可以打一个大问号。
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其实没有被勒死。说是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杨贵妃貌美，不忍杀死她，于是和唐玄宗的重臣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结果高力士向将士们展示的贵妃遗体其实是侍女的替身，因为查验遗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陈玄礼自己。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最后从江苏的扬州市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
资料记载，有关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
白居易写《长恨歌》毕竟离马嵬坡事变的发生只有50年，因为时间的接近，再加上白居易也是朝廷命官，应该可以得到真实的素材。但是，他又不可能将实情一一写出，所以在《长恨歌》里只能写下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的诗句，来暗示杨贵妃逃往了海上仙山。
《长恨歌》里写到的仙山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海上有蓬莱等三座仙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居住的仙岛，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蓬莱山是指日本。因此，与日本遣唐使与密切交往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暗示杨贵妃逃亡日本，难说他是完全的捏造。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传颂杨贵妃的故事的呢?供奉杨贵妃墓的日本古寺二尊院的长老慧学和尚曾经这样记述说：“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爱妃杨玉环，乘空栌舟与久津唐渡口登岸。登岸后不久死去，里人相寄，葬于庙后。”天宝15年，就是公元756年。
公元756年，杨贵妃和她的侍女，漂流到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久津的一个叫唐渡口的地方，登陆不久杨贵妃就去世了，当地人把她安葬在一个往西看得到大海、能够遥望故国的高坡上。后来杨贵妃托梦告诉玄宗，她到了日本，已经不在人世，从此天上人间，生离死别，只有来世再见了。悲痛万分的唐玄宗派了白马将军陈安前来祭奠，但是陈安没有找到墓地，把带来的两尊佛像和十三层的大宝塔寄存在京都的清凉寺就回去了。
油谷町的小寺听说此事后，向京都清凉寺要求保存这两尊佛像，据说最后得到的是两尊仿制佛像，但不管如何，这一小寺因为供奉这两尊佛像而得名“二尊院”。
日本文学作品中，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都记述了相同的'故事，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没在马嵬坡被勒死，而是坐船逃到了日本，来到了山口县。
前不久，我去山口县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时，专门去寻访了杨贵妃的遗迹。
杨贵妃墓所在的长门市油谷町，距离普京总统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的温泉旅馆不远，开车30分钟就可到达。当地老人告诉我，油谷町就是安倍首相的老家，他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
油谷町有一个美丽的海湾，就叫“油谷湾”，油谷湾的高坡上，有一个寺院，叫“二尊院”，杨贵妃的墓就在这一个寺院里。
寺院里有一尊杨贵妃的汉白玉雕像，1993年，油谷町政府出资请中国西安美术学院用汉白玉专门雕塑的，与马嵬坡的杨贵妃像大小相同，在西安雕刻完成后，千里迢迢运到日本。但是日本的这一尊杨贵妃雕像，要比马嵬坡的雕像瘦一点，可能是日本人不太喜欢胖美人的缘故。
在雕像的后边有一个五层的石头塔，大概有两米高，这就是杨贵妃的墓。塔的周边有几座小石塔，据说这些塔都是跟随杨贵妃来日的侍女们的坟墓。
在杨贵妃墓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渡口，叫“唐渡口”，顾名思义，就是唐朝杨贵妃上岸的地方。
就在这一个渡口的附近，还有一个博物馆，叫土井浜博物馆。展示的资料显示，从1953年到1988年之间，在油谷町的海滩边，先后挖掘出了三百多具人的尸骨。专家们考证说，这三百多具尸骨都是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说是中国人呢?因为这些人在埋葬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姿势，所有人的头颅都面向大海，向着中国的方向。当地人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安倍首相的祖先也是中国人?
杨贵妃墓在日本已经是省级保护文物(山口县政府指定文物)，同时还被赋予了“守护女性”，帮助不孕女性“安全生育”的求子功能，还有帮助年轻人找对象结良缘。80年代日本著名歌手山口百惠就曾经说过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
油谷町还有很多“杨贵妃特产”，“贵妃馒头”里面有豆馅儿，据说吃了能够像杨贵妃一样漂亮;当地种植的大米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杨贵妃之梦”，说种子就是当年杨贵妃带来的。在杨贵妃墓的边上，还有一座旅馆，名字叫“锦波旅馆”，遗憾的是，不是“静波旅馆”。 从2011年开始，长门市将每年的10月7日定为“杨贵妃纪念日”，称为 “火炎祭典日”，二尊院将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坐在杨贵妃墓前，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将整个海湾，将杨贵妃的墓照得通红。我在想，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传奇的故事。杨贵妃那看不见的美丽，和马嵬坡生死不明的虚幻，给了人们无限想象的余地，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佳话。《长恨歌》中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爱情，历经千百年，依然令人憧憬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