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时代起，诗歌与音乐是不分家的。李白一生留下900多首诗词，他的诗词中有月亮、有酒，也有音乐。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一、绪论
从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最早都是可以和乐歌唱的。如《诗经》里的“国风”几乎都是各地的民歌。很多文学家、诗人本身就是音乐家，据《说苑》记载，孔子的弹琴技艺是相当高明的，孔子不但精通乐器，并且很看重“独唱”，《弦歌要旨序》云“孔子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白居易“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好听琴》卷23)。白居易一生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喜爱音乐也善于弹琴。“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也琴兴》卷五)这是写他本人弹琴的诗。李白是我国的“诗仙”，一生留下九百多首诗词，他的诗不仅有明月、美酒、也有很多跟音乐有关诗篇，本文从中挑出几篇来进行论述。
二、器乐诗词
我国早期的诗歌都入乐，诗人写诗首先是为了供演唱，《诗经》中描写过的乐器达29种之多。其中有一部分篇章是相当成熟的乐舞诗。
笛，管乐器。竹制，有吹孔一，指孔六，近吹孔处另有膜孔，蒙以芦膜或竹膜，尾部常有二至四个出音孔。笛身小巧玲珑，携带方便，笛的音质，相当清远嘹亮，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音色，音调可以吹出多种变化。关于笛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崔豹《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马融《长笛赋》说：“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笛子，由西域传入，是西汉张骞通道西域时带入汉地。唐代，设置在“太常四部乐”中有笛这种乐器，可见笛在唐代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诗中有笛乐诗有四百零二首。如李益的“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施肩吾“皎洁西楼月未斜，笛声嘹亮入东家。”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塞下曲六首》其一)这首诗出自汉乐府，为唐代新乐府题，“笛中闻折柳”中的“折柳”即《折杨柳》的省称。这句表面是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味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说明了边塞生活之艰苦。笛本来为竹制，自唐起，却不拘于此，铁笛、玉笛常见。李白诗中屡见玉笛，如“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吹笛》)“韩公吹玉笛，倜傥留英音”(《金陵听韩侍御吹笛》)。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描写笛声的嘹亮悠扬，突出它传播空间的广阔。玉笛常与杨柳一起吟咏表示乡恋之情，如“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曲夜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一首情意绵绵的思乡曲，玉笛吹奏着古老的《折杨柳》离别曲调破长空而来，把惆怅的乡思洒满了全城。李白诗中还有“龙笛”，如“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是指龙笛能吹出高亢嘹亮的声音。
萧，管乐器，古时称若干竹管编成的排箫为“萧”，后世则称竹制单管直吹者为“萧”。排箫有封底、无底两种。前者称“底萧”，后者称“洞萧”。后世称竹制单管直吹者也为“洞箫”。《风俗通》说：“舜作萧，其形参差，以象凤翼”。《列仙传》：“萧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萧，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李白的《忆秦娥》使用了这个典故，“啸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厥。”《忆秦娥》，是词牌名。顾起伦云：“李太白首倡《忆秦娥》，凄婉流丽，颇臻其妙，为千古词家之祖。”对李白的这首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首写伤别的词反映了闺中女子对旅人的思念和分离的痛苦。“啸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夜深人静，夜色朦胧，秦娥独自吹箫，啸声幽咽，如泣如诉。
三、踏歌
“踏歌”是中国古代的歌舞形式，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奏，故曰“踏歌”。这种歌舞形式多用于人们节日聚会时，在街头野外，手拉手，以足踏地，边歌边舞，表示欢乐的心情。《旧唐书.睿宗纪》说：“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联袂踏歌。”可见“踏歌”这种歌舞形式多用于节日，且以妇女表演为主。古代诗人描写“踏歌”的诗不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诗在我国妇孺皆知，由于李白的这首绝句，李、汪的友谊被传为佳话，这首诗突破送别诗的感伤格调和传统写法，使诗中的两个人物神气活现。李白诗中还有很多描写自己唱歌的诗句，如“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将进酒》)“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斟》四首其一)写自己醉舞高歌的情景，他自饮自斟，酒酣兴浓时对月高歌，明月徘徊，依依不舍，仿佛倾听自己的歌声。
四、结语
刘勰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说的是诗乐并重。“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汉书.艺文志》)王夫之解释说：以诗来表达意志就舒心;以歌来咏唱语言就畅快。朱谦之说：“中国自古以来的诗音乐的含有性是很大的，差不多中国文学的定义，就成了中国音乐的定义，因此中国文学的特征，就是所谓的‘音乐文学’。”
《将进酒》朗诵配乐：
十面埋伏
这是一首历史题材的大型琵琶曲,它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关于乐曲的创作年代迄今无一定论。资料追溯可至唐代，在白居易(772—846)写过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可探知作者白居易曾听过有关表现激烈战斗场景的琵琶音乐。
霸王卸甲
《霸王卸甲》，著名的汉族琵琶大套武曲，全曲共分十六段。该曲和《十面埋伏》同样都是取材于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不同的是，《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此琵琶乐曲沉闷悲壮。
惜情难追
此曲本是电影《东邪西毒》的背景音乐，比较感人，开始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接着节奏连接的很紧凑，一直蓄势，最后此曲高潮来临，蓄势此刻迸发，高潮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那感觉有点伤感。此曲在很多武侠剧中都被用过，像吕颂贤版的《笑傲江湖》应用较多，也很经典。
《将进酒》赏析：
现在再讲一篇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将进酒》，也是汉代短箫铙歌之一。汉代乐府歌辞原文，因为声辞杂写，故不能了解其意义。只有第一句是“将进酒”，后世文人拟作，都是吟咏饮酒之事。李白此诗，也沿袭旧传统，以饮酒为题材。
这首诗用三言、五言、七言句法错杂结构而成，一气奔注，音节极其急促，表现了作者牢骚愤慨的情绪。文字通俗明白，没有晦涩费解的句子，这是李白最自然流畅的作品。
全诗转换了六个韵。第一、二韵六句合为一段。此后每韵自成一个思想段落。开头四句用两个“君不见”引起你注意两种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比喻光阴一去不会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说人生很快便会衰老。青春既不会回来，反而很容易马上进入老年，所以人生在得意的时候，应当尽量饮酒作乐，不要使酒杯空对明月。这是第一段的内容，它也象《蜀道难》一样，一开头就从题目正面落笔。“君不见”是汉代乐府里已经出现的表现方法，意思是“你没有看见吗?”跟我们现在新诗里用“看啊”、“你瞧”一样，是为了加强下文的语气。李白诗中常用“君不见”，这三个字不是诗的正文，读的时候应当快些。我们如果把两个“君不见”都删掉，也没有关系，诗意并无残缺。而且删掉之后，这一段就是整整齐齐的六个七言句，更可以看出这两个“君不见”是附加成分。在七言歌行中，这一类的附加成分，我们借用一个南北曲的名词，称之为“衬词”，因为它们只起陪衬的作用，不是歌曲的正文，唱起来也不占节拍。但是，如果“君不见”三字不在七言句之外，那就不能算是衬词。李白另一首诗云：“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园中》)这又是一种用法。如果把这个“君不见”也作为衬词，则第一句只有五字，而全诗却都是七言句。如果把“君不见”认为诗的正文，则这一句有八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全句仍是七言，多出来的一个字是衬字。“君不见”三字只抵二字用，应当读得快，让它们只占两个字的音节。南北曲和弹词里，这种衬词很多，因此产生了这个名词。唐代虽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象“君不见”之类的附加成分，实在已是曲子里用衬词的萌芽。此外，李白还有一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
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藜居。
这是构成了两个三字句，也不能说是衬词了。
第二段四句，大意说：天既生我这个人材，一定会有用处。千金用完，也不必担优，总会得再有的。眼前不妨暂且烹羊宰牛，快乐一下。应该放量饮酒，一饮就是三百杯。这一段诗，表面上非常豪放，其实反映着作者的牢骚与悲愤。言外之意是象我这样的人材，不被重用，以致穷困得在江湖上流浪。
第三段再对两个酒友发泄自己的牢骚。岑夫子是岑勋，年龄较长，故称为夫子。丹邱生是一个讲究炼丹的道士元丹邱，李白跟他学道求仙，做了许多诗送他。这里，诗人劝他们尽管开怀畅饮，不要停下酒杯。我唱个饮酒歌给你们两位听：钟鼎玉帛，这种富贵排场的享乐，我以为不值得重视，我只愿意永远醉着不醒。自古以来，一切圣人、贤人都已经寂寞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喝酒的人，象刘伶、陶渊明这些人，倒是千古留名的。从前陈思王曹植有两句诗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是说他打猎回来，在平乐观里宴请朋友和从臣，饮万钱一斗的美酒，大家尽情欢乐谈笑，现在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说没有钱，舍不得打酒呢?应该立刻就去打取美酒,来请大家喝个痛快。这一段四韵八句就是“请君为我侧耳听”的一曲歌，是诗中的歌。“钟鼎”是“钟鸣鼎食”的简用，“玉帛”是富贵人的服御。这四个字就代代富贵人的奢侈享受。诗人说，这些都不足贵重，只要有酒就成了。“主人”是讽刺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嘲。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现在正是“少钱”的时候。钱少，也不要紧，酒总得要喝，于是引出了最后一段三句：好吧，现在手头虽然没有钱，家里还有一匹五花骏马，还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裘，立刻叫儿子拿出去换取美酒，和你们喝个痛快，把千秋万古以来的愁绪一起销解掉。
李白的诗，以饮酒、游仙、美女为题材的最多，后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此为李白的缺点。例如王安石就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所谓其识污下，就是世界观庸俗。这种批评，虽则也有人为李白辩护，但在李白的诗歌里，高尚、深刻的世界观确是没有表现。他只是一个才气过人的诗人，能摆脱传统创作流利奔放的诗篇。至于对人生的态度，他和当时一般文人并没有多大不同。早期的生活，就是饮酒作诗，到处旅游。后来跑到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极欣赏他的诗，把他推荐给玄宗。于是玄宗留他在宫里做一名翰林供奉。“翰林供奉”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当明皇和杨贵妃赏花饮酒作乐的时候，找他来做几首新诗谱入歌曲。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职务。它并不是一个官。然而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却骄傲得很。他有好些诗自画他当时的得意情况：“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又云：“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是说王公宰相都来和他交朋友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是说当时和他饮宴的都是王公贵人。“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是说从前瞧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来巴结我了。此外，他还有不少诗句，夸耀他的得意时候。大约正是这种骄傲自大态度，得罪了不少人，使玄宗左右那些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他不能容忍，在玄宗面前挑拨了几句，他就被放逐出宫廷。他自己说当时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可见他自己也早就觉察到已经处于骑虎之势，正在无法脱身，而被龙尾巴一掉，便从天上摔下来了。此后，他又恢复了饮酒浪漫的生活，把自己装成一个飘飘然有仙风道骨的高人逸士，不时在诗里讽刺一下政治，好象朝廷不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机会。《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途，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以为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对历代作家这一种世界观的过度的表现，可以不必重视，更不宜依据他们的自我表扬，而肯定他们真是一个被压制的人才。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①、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还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因此，我以为李白的诗，还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就以饮酒为例，李白的饮酒和陶渊明的饮酒，显然不同。陶渊明的饮酒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劳作之后，饮几杯酒，以养性全神。他的饮酒的态度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八)李白的态度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陶渊明说人家“有酒不肯饮”是因为“但顾世间名”(《饮酒》之四)，而李白却说：“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为逃名而自隐于酒，李白则为争名而“一饮三百杯”。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饮酒，对人世社会好象是消极的，但他的人格却是积极的。李白则相反，他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而其人格却是消极的。我觉得李白的饮酒诗，只能比之为古代波斯诗人莪玛•哈耶谟和哈菲兹②，而不能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两句诗曾引起过一些封建卫道者的批评，以为李白过于狂妄，难道连先圣先贤如孔子、孟子者，都是默默无闻，只有酒鬼留名于后世吗?编《唐文粹》的姚铉就把“圣贤”改为“贤达”，代李白纠正了失言。这种批评，其实是多馀的，读文艺作品不能如此认真，如此老实。这两句诗，仅是艺术上的夸张手法，不必看成思想的真实。宋代人讲究诗的各种炼句方法，把这种格式的诗句称为“尊题格”。在一个对比中，为了强调甲方而大大地压低乙方，这叫作“强此弱彼”的句法。也就是“尊题”的意思。李白为了夸大饮者，而贬低了圣贤的后世之名。白居易的《琵琶行》云：“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为了夸张商妇弹琵琶的美妙，就说得江州地方没有中听的音乐，有的只是很难听的山歌与村笛。韩愈的《石鼓歌》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为了夸大石鼓诗的典雅，甚至责怪孔子编《诗经》为什么不把这首诗收进去。还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两部分的诗都是很“褊迫”而无曲折的。甚至还说孔子是一个“陋儒”。又为了夸大石鼓文的书法，而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庸俗的：“羲之俗书逞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以上二例，也都是尊题手法，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不仅在诗创作方面才华横溢, 还尝试创作了许多词作, 著名词牌《菩萨蛮》与《忆秦娥》就由李白最早填词创作。王昆吾先生讲到:“唐代‘乐府’有三种性质:一是曲子辞, 二是谣歌辞, 三是准歌辞”[1]。可见, 唐代乐府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被收入到郭茂倩所著《乐府诗集》中的163首李白诗词作品也不例外。这些作品有些可合乐而唱, 有些则提供了丰富的唐代音乐史料。由此可见, 李白的许多诗词作品中含有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 并将“诗心乐意”的审美精神融入到创作动机之中。借鉴文学与美学等多重理论对李白诗词进行分析与研究, 可以更为真切的感受到李白诗词作品深刻的思想。
一、前提:“诗心乐意”的传统美学理论基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自先秦始, 诗与乐就相互依存, 并在发展变迁中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诗心乐意”的理论内涵可以尝试总结为:诗与乐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 在中国古代的创作、传播、应用等环节中, 诗与乐的交融具象的存在于创作与欣赏的审美心理之中。诗词创作充分考虑如何入乐搭配, 创作主题、内容、风格、韵脚可以搭配相应的曲牌、伴奏与人声, 从而形成文学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在古代文献的记载或名家的言论中, 将“诗心乐意”的审美格调拆解为三层关系逐一论述:
首先, 诗与乐相互关联, 密不可分。在《吕氏春秋古乐篇》的史料记载中, 从远古先民的创作起, 便有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构。《乐府》在《尚书尧典》“乐府者, 声依永, 律和声也。”[2]的史料支撑下, 提出了“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 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3]的理论观点。阐明了“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4]的核心论断。当代学者乐黛云曾在《诗歌绘画音乐》一文中将此句解释为:“诗是音乐的心灵, 声调旋律是音乐的形体”[5]。可见, 诗词的文本内容是音乐内涵的`援引, 音调在听觉层面的外化特征使诗词的表现力得到美化。当代学者萧涤非先生曾在书中写道:“盖乐以诗为本, 而诗以乐为用”[6]。这也佐证了诗与乐的缺一不可。“诗乐相伴”的思想深植于李白诗词创作中, 在收录于《乐府诗集》的163作品中, 根据曲牌类型分别划入“相和歌辞”、“横吹曲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汉郊歌辞”、“新乐府辞”、“杂曲歌辞”等11个分支部类。每种曲牌都具有独特的表演手法与应用场合。
其次, 诗与乐并不能混为一谈, 二者相互独立存在, 诗词与音乐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和矛盾。这种“二律背反”的理论研究逻辑既保持了汉魏以来诗词研究的传统, 也开辟了唐代诗乐文化研究的全新模式。《文心雕龙》中有言:“乐辞曰诗, 诗声曰歌……诗与歌别, 故略具乐篇, 以标区界”[7]。诗与乐有各自的文化表述方式与功能, 在交融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独立的文化特征。一方面, 诗词在创作中有着独立的审美内涵与精神主旨, 是诸多文学题材中浓缩的精品;另一方面, 诗词在独立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背离音乐精神, 反而试图凭借文学语言的独立力量来获得一种近似于音乐的表达效果。诗词与音乐的共性特质, 使二者长久以来保持着近距离的交流, 但从艺术门类的基本结构来看, 二者在属性、特征、表现力、接受性等方面仍然有别, 不可混淆。
此外, 诗词与音乐存在着主次地位的差异性, 诗词处于主导地位, 音乐处于从属地位。根据古代学者们的思考与论述, “诗”与“乐”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差别, 因此才有了“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的说法。诗词表达的内涵韵味是相对稳定的, 音乐根据诗词的具体内容按照一定的章法进行表演。这种论断也与西方诗学观点中的“内容为主, 形式为辅”不谋而合。李白的诗词中不乏诸如《幽涧泉》、《雉朝飞操》、《剑歌行路难》这样在诗文中明确音乐情怀的名篇, 但也有许多优美的诗文描绘气象万千的大好河山, 被收录于《乐府诗集》之中后才进行谱曲表演。许多李白的诗词作品被转化为器乐合奏或歌咏等多种形式, 几经沧桑流转之后仅存文字记载, 这也从一个间接层面看出诗词的主导地位与稳定特质。
唐代社会稳定有序的大环境促使全社会对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诗词歌赋与音乐歌舞不仅在宫廷礼仪或酒宴活动中大展拳脚, 也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李白生活在如此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 自然会影响其“诗心乐意”的创作审美倾向。统治阶层的喜好在客观上影响了李白的创作审美。唐初统治者曾言:“乐者, 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 施之于天下则神袛格, 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 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8], 可看出音乐在国家事务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诗心乐意”的审美理论付诸于国家政治活动的实践中, 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心乐意”的创作与表演审美观念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丰碑之上, 在朝代更迭中辗转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美学独具东方特色。“诗心乐意”的哲理也成为一种解密李白诗词创作中立美与审美方式的工具, 以独到的视角辅助揭开“诗仙”乐府诗词中深邃的浪漫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