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忧患意识与杜甫等人相比有其独特性，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下面来看看!
一、李白诗中忧患意识的表现
诗歌是诗人情感的产物，诗人的喜怒哀乐都在诗中流露，而李白的忧患意识在其诗中也在多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唐朝前途命运的忧虑与关注
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但是在盛世之中诗人还是看到了其中的黑暗面。自身才华得不到施展，人民生活苦难重重，上层权贵却依旧骄奢淫逸，这些使得李白愈加不满，他在许多诗作中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在这种黑暗现实的基础上，深刻地思考了唐朝的命运，其愤怒担忧在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体现。当时的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朝政乌烟瘴气，诗人就在《古朗月行》中，以一句“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加以讽刺。在《登金陵凤凰台》(人教版七下)中，李白发出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慨。浮云蔽日，不见长安，暗示着皇帝被奸邪小人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故而心情沉痛。诗中所见所感与历史教训交织，表现出诗人忧国伤时的心情。除此之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苏教版八下)中，“弃我去者今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种心情也有所体现。“表现出他的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上述诗句反映了李白深深担忧着由于上层的腐败而风雨飘摇的大唐，这是他诗歌中忧患意识的体现。
(二)对上层权贵荒淫享乐的不满和讥讽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李白有着非常大的震动，使其愈加关注当时的政治，而上层权贵的荒淫享乐和人民的苦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爱国忧民的诗人对此有着强烈的不满。为此他写了许多讽刺权贵的诗，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写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心中郁闷，“正缘权贵在朝，才使得万事全非，自己又岂能依附豪门，摧眉折腰以辱身降志呢?”诗人写对名山仙境的美好向往，正是源于对权贵的不满和抗争，这种情绪是比较明显的，诗人蔑视权贵和坚持自我的信念在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同情
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关注民生，同情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随着玄宗后期开始拓宽疆域，频繁出兵，人民生活负担加重，到了“安史之乱”之后，民众生活十分困苦。这些都激发了李白匡扶社稷、关心人民的忧患意识，这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有充分体现。《古风》(人教版《语文读本》第三册)中“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就描写了安禄山攻破洛阳之后的凄惨情景，战乱之后的国家满目疮痍，李白正视和关切现实，忧患意识十分明显。在“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等诗中，诗人清楚地展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且给予他们深切的关注与担忧。
(四)对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不满
盛唐年间，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读书人能够依靠才华进入仕途，这对文人是极大的鼓励。当时的李白像大多数人一样，满怀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然而，诗人没有料到的是，后期玄宗耽于享乐，任人唯亲，官场风气变得污浊，有志之士难以被重用。诗人的满腹才华不能施展，很多士人怀才不遇，使他对压抑人才的社会现状十分不满。在《行路难》(苏教版九下)中有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种心情就有所体现。“这两句想象离开长安后渡过黄河与攀登太行山的情景，实际上是以山川的险阻比喻世路的艰难。”诗句具有比兴意味，生动地写出了满怀壮志的诗人在遭遇“赐金放还”的打击之后的失望和不满。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许多，例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人教版语文读本第三册)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以及(《将进酒》(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句都体现出诗人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的悲哀不满之情，因此这类诗歌都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二、李白诗忧患意识的成因
人的情感并不是无端产生的，一种情感的出现是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李白的忧患意识也和他自身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儒道思想文化的影响
盛唐思想文化开放，李白更是将儒家、道家、佛家、游侠、纵横等多家思想集于一身，但对于李白影响最深的还是儒道两家的文化。道家思想在李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5]他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壮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这样的人生向往。”[6]所以李白在其诗歌中总是能够直言心中情感，他对自我的追求使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因而能理智清醒地看到玄宗统治后期的种种弊病，并且以一种不受约束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李白对于种种现实问题的关心和忧虑，渴望参与朝政，正是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7]即使李白清楚地看到了现实的黑暗，对朝廷失望，他也依旧希望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甚至曾在“安史之乱”中入永王李幕，从军报国。可以说李白积极入世，关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
儒道两家产生的不同影响，两家思想的交织，是李白诗中忧患意识的主要成因。
(二)盛唐时代环境因素
李白经历了由盛世走向衰颓的一个阶段，玄宗前期在前人统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并且任人唯贤，使当时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才子贤人都渴望为国效力，所以当时的少年李白一心忧国为国。但是当他干谒失败，前去长安求仕后，他的所见所闻让他十分失望。他在长安看到了这个逐渐走向衰颓的朝廷的种种弊病，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他“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心中充满愤慨与不平。”《蜀道难》《行路难》等诗都体现了他的不满。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清明繁华的年代，当玄宗后期社会问题逐渐爆发时，强烈的反差使得李白更加关心国家，所以在诗中表现了忧患意识。
(三)李白自身个性与性格使然
“李白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他诗文中的忧患意识与他自身的个性有着很大关系，他正义善良、直率天真，即使现实世俗十分黑暗，也不与之同流合污，反而更加清醒地保持自我的精神。清醒的认识使得他看清了大唐的衰颓，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将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完全激发，他不满社会压抑人才，大胆讥讽当时权贵，同情人们群众的苦难。李白十分渴望天下海晏河清，渴望一匡天下，李白骨子里豪爽的个性让他在诗中直言忧患，铺陈时弊。其浪漫主义情怀也促使他不断探寻，企图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
三、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当代意义
前面我们分析了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表现和成因，下面我们谈谈在当下研究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积极意义。
(一)树立青年关心家国天下的意识
优秀的诗歌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苏教版还是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李白诗歌都极具抒情性，艺术风格豪迈飘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使得他的诗歌更能打动人心。心忧天下，忧民爱民的思想感情也渗透在他“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等诗歌中。当代青年与大学生通过阅读这些诗歌，可以体会到诗人当时一心报国的澎湃感情，自觉树立学习知识、关心国家、报效祖国的意识。
(二)培养积极入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盛唐人士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乐观旷达已经成了李白诗的显著标志，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都体现出了李白想要参与朝堂政治，匡扶社稷，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态度，这对于当代青年具有激励和带动作用。尤其是即使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遭受打击，“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样的理想，他又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升华了”，这对于当代心理压力不断增大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养料，能够鼓励当今人们笑对人生，不轻易言败。
(三)有利于推崇旷达高远的可贵人格
李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的人生目标从来不是偏安一隅，随遇而安，而是能够成为一代贤臣，辅佐皇帝开创盛世。这种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李白才华横溢，既能够坚持报国之心，也能够清醒地看待时势，并渴望纠正时弊，建功立业。因此，表现忧患意识的诗歌体现出了他旷达高远的人生追求，对于当代人培养高洁的人格具有引导作用，当大多数人都追求安逸享乐时，正需要一股清正的力量来引导人们追求理想，而李白诗歌作为传统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能给人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录的李白诗大多思想积极进取，在手法和内容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但李白诗歌并不是浮于云端的浪漫主义，其诗歌中有着深切的忧患意识，这与其自身性格、所接受的文化及其时代背景都息息相关。但是他的入世思想、爱国情怀、乐观的人生态度，并不局限于当时，对于现在的我们仍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诗仙李白的伟大思想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并散发着永恒的光辉。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 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 政治 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动乱，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 历史 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
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 《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 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 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 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 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 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 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 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 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 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 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 《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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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