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的手法句式的章法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
野有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
蒹葭凄凄，白露未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
“毛传”认为是兴，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
采采
采采
采采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以“丁丁”、“嘤嘤”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文贵有“警句”。读过高尔基散文诗《海燕》的人，有谁能忘怀那“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的呼喊；鲁迅的《无题》诗，即或人们不知道或记不清这首诗的全文，但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
正如陆机《文赋》所说：“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凝炼、饱含哲理的.警句，就象山中的美玉、水中的珍珠，令全篇为之生辉。因此，我国古代作家都十分重视警句的锤炼。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中，确实有不少意味隽永的警句。象写景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写情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社会现实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堪称出语惊人，响绝千古。但这些警句的妙处全在于细腻入微地表达了人情事理，它们是生活图景的浓缩，是人生哲理的凝聚。如果脱离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孤立地去搜章觅句，那就势必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那位因“推敲”典故而出名的的唐朝诗人贾岛，曾为一句“独行潭底影”寻找下联，费了三年心思，最终想出“数息树边身”为对，因此自叹：“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实在我们看来，他的这两句诗也并未见得出色。原因就在于，真正好的警句应是诗文思想内容的自然升华，应是诗文意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根干枝叶的花朵是没有生命的。
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但这种艺术力量的产生，却并非一定要壮言慷慨、丽辞盈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朴实无华、平白如话的诗句，之所以能感荡人心、千载流传，就在于它们准确传神地表达了作者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感受，因而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一种意境、一种共鸣。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又说：“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张戒在这里举了古诗文中三处用“萧萧”的例子，处处贴切，绝无陈词滥调之感，其原因就在于情之所至，不得不如此说。用张戒的话来说，就是“中的”、“至切”。语言合其情、切其状，即为佳句。
钟嵘《诗品》说得好：“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好的警句往往是情景交融、有触而发的产物，决非雕章琢句者搜索枯肠所能得到。古人解释不了这种奥秘，便把警句的获得说成是有鬼神相助。清人孙涛《全唐诗话续编》记载，唐“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夜宿馆驿，听窗外有人吟诵“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十年后，他去应试，考官出的题目是《湘灵鼓瑟诗》。写了大半，结尾一句久久想不出，猛然想起当年听到的那句诗，便填了上去，结果一举成名。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它也说明，警句是灵感激发的成果，绝不是字斟句酌、勉强凑成的。
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历来重视艺术创作的自然天成。刘勰《文心雕龙》要求篇章中的秀句做到“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诗文中的警句应该象草木上盛开的花朵，与植株浑然一体，自然秀美。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必须加强主观的思想和艺术修养，在深入生活、体察生活的基础上，做到对生活现象准确的描摹和精湛的评价。只有这样，铮铮作响的警句才会应运而生、不思而至。陆游在给其儿子的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话可谓充满了艺术创造的辨证法。当然，只有生活素材而无艺术修养也是不行的。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他“别裁伪体亲风雅”，说他“晚来渐于音律细”，正因为他刻苦地、多方面地学习前人文学遗产，注重艺术技巧的锻炼，他才能写出堪称一代诗史的不朽诗篇。深入生活与学习前人、锻炼技巧，都是艺术创造不可或缺的因素，警句的创造当然也不例外。
语文高考古诗词的阅读鉴赏题从一卷移到二卷，变客观题型为主观题型，答题的难度显然有所提高。鉴赏中有关表现手法的分析，以前只要求考生对题目中的解说进行正误判断，热现在则要求考生作出分析，并作简要的阐述。这就要求考生对常见的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有更好的了解和掌握，下面就结合具体的古典诗词简要介绍一些常见的表现手法。
1、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
诗人对某种景象或某种客观事物有所感触时，把自身所要抒发的感情、表达的思想寄寓在此景此物中，通过描写此景此物予以抒发，这种抒情方式叫借景或借物抒情。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松、竹、梅、兰、山石、溪流、沙漠、古道、边关、落日、夜月、清风、细雨和微草等，常常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对象。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原上草”的顽强抗争，尽情抒发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寓情于景(或物)，情景交融，这种方式将感情融汇在特定的自然景物或生活场景中，借对这些自然景物或场景的描摹刻画抒发感情，是一种间接而含蓄的抒情方式。如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景之中包含着对春雨的喜悦之情；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场景描写之中，寄寓着诗人的离愁别恨。
一般情况下，是乐景写乐情，哀景抒哀情，但也有以乐景衬哀情或哀景写乐情的写法。如唐代谢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急水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滿天风雨下西楼。”上联以“红叶青山”这样亮丽诗意的景色，反衬诗人离愁别恨。《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2、烘托
烘托本是中国画中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上渲染衬托，使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诗歌创作，指从侧面着意描写，作为陪衬，使所需要的事物鲜明突出。可以是人烘托人，如《秦罗敷》中借“行者”“少年”等的反应来烘托秦罗敷惊人的美貌，也可以是物烘托物，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僧敲月下门”“月出惊山鸟”等以闹衬静。更多的是物烘托人，如《琵琶行》中三次写江中之月，分别烘托了琵琶声的美妙动听、引人入胜和人物凄凉、孤独、悲伤的心情。
3、联想和想象
联想和想象多为浪漫主义诗人所采用。如李白常把现实与梦境、仙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打成一片，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以飞越的神思结构全诗，诗人的想象犹如天马行空，所描绘的梦境、仙境，正是他所向往追求的光明美好的理想世界。“小时不识月，呼着白玉盘”“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郞西”“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都是奇思遐想与自然天真相结合的神来之笔。
4、用典
用典即在诗歌中援引史实，使用典故。古诗很讲究用典，这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炼，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增加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辛弃疾《永遇乐＆#8226;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成功地运用了五个典故：孙权、刘裕、刘义隆等，诗人借助这些历史事实，含蓄自然而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5、比喻和象征
比喻本是一种把一事物比成另一本质不同的事物的修辞手法，运用在诗歌当中，也称比兴。诗词当中经常运用这一手法以达到形象生动和化实为虚的艺术效果。如唐代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巧借新妇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而又充满希望的心理，写自己应试前紧张而又希望得到赏识的心态。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新叶萌发，诗人在一阵惊喜中忽发奇想，是春姑娘用她那双灵巧的手，摆弄那富有灵性的.剪刀，裁出那片片细叶的吧!比喻使描写化实为虚，形象更生动了，情感更浓郁了。如果通篇贯穿着这种比兴的意象，则是象征。如李白常借雄奇不平凡的事物，如大鹏、天马、雄剑及高山大河，来寄托他的理想，象征他的才能；喜欢选取高洁美好的事物如明月、凤凰、松柏、美人等，来象征报的人品节操；又常选取遭摧残、受拘羁的人物事件来比喻他的经历和处境。
6、夸张
夸张即故意地对事物进行夸大或缩小的描写，借以表达诗人异乎寻常的情感。合理的夸张虽不符合事理，却符合情理。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夸张的手法随处可见。如“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又如“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李白《侠客行》)以五岳为轻来夸张侠客然诺之重；“轻言托朋友，面对九凝峰。”(李白《箜篌谣》)用山峰来夸张朋友之间的隔膜与猜疑。
古诗词中还常用对比、借代、互文(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双关、比拟等用法，特点、作用类似于一般文章中运用的辞格，此不再赘述。另外，古诗中常见的一些“艺术辩证”的手法，也要注意。如描述事物或景物时，常把远与近、动与静、声与色、实与虚等相结合，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