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张九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贤相。广州白云区石井街张村，目前全村有一千五百来人，为唐朝贤相张九龄的后裔。
广州白云区张村
白云区石井街张村，因聚居张氏一族而得名，目前全村一千五百左右人，都是有“岭南第一相”美称的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后裔。
张德宏老先生是张村的退休村委书记，他把一本发黄的《张氏文献公裔屯田使族谱》摆在记者面前说，来张村开基立业的是张九龄的第十二代孙，七百年前任广州屯田使时，因看中了张村的优美环境，任满之后没有离开广州，带领子孙在张村繁衍下来，时至今日，张氏一脉在张村枝繁叶茂，张村也因为张氏聚居而“姓”张。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谥文献。唐朝韶州曲江(今韶关)人，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唐玄宗曾誉他为“曲江风度”。张九龄虽未来过石井张村，但是张村中处处有他的影子，许多的街道、小巷或者牌坊都是以他的名、字、谥来命名的。比如风度路、文献里、风度牌坊、风度小学等等，都是跟张九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在这些道路巷子，你会发觉，唐朝的张九龄离你并不遥远，仿佛就在身边。
张村人会背张九龄诗句，都以张九龄后人而自豪
张九龄是广东乃至岭南地区第一位出任宰相的人，作为唐朝开元贤相，他为政有远见卓识，为人忠耿率直，被誉“曲江风度”，遗风惠及后世。作为一代文宗，他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脍炙人口，后世人认为唐朝的诗歌中，张九龄上承陈子昂，下启孟浩然、王维、李白，首倡山水田园派。
张展雄老人今年七十多岁，原任张村的会计，对于张村七百多年深沉的文化历史底蕴尤为痴迷，他带着记者走遍张村的大街小巷如数家珍说：“每一个张村人都知道自己是张九龄的后人并以此自豪。张九龄为官廉正，做人耿直，文学成就高，是我们张家的骄傲，但凡父母，都要求儿女学习张九龄的诗文，继承张九龄的遗风!”
张九龄文化深化了白云的文化底蕴
白云区石井街张村经济联合社党支部书记、主任张健盈说，张九龄的特殊身份为张村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一份无价的瑰宝，张村人要好好去珍惜，好好去弘扬。除了张村的道路、小巷、牌坊、学校带有张九龄的印记之外，张村还有专门的丞相祠纪念张九龄，此外还兴建了面积达2.34万平方米的村级公园——张九龄纪念公园，这个公园是一个纪念性主题公园，里面有休闲观光区、老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去、纪念区共四个功能区，其中纪念区是专门用来展示张九龄的生平事迹、诗歌，以及举办相关纪念活动的，总之，通过公园，让游人更近一步走近张九龄。
此外，还不定期举办或者支持以“张九龄”冠名的各种活动，诸如，石井街2007年“张村张九龄贺岁杯”足球赛就是我们村赞助的。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把张九龄文化打造成为张村乃至整个白云区的文化亮点。现在许多外地游客来广州旅游，知道张村有这么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都喜欢到张村来走一走，走在张村，感受张九龄文化的熏陶。
专家评说：张村是中国宗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见证
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陈历明先生说，张村的张九龄文化是中国宗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见证!唐朝的张九龄距离现代将近一千三百年，但是张村人通过族谱将这一千三百多年来的繁衍记录得一千二楚，使得后代人可以上溯渊源，寻根问祖，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在西方是看不到的。此外，张九龄是中国历史一个突出的优秀人物，他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但通过张村，我们可以感觉其实他离我们很近!张村确立了以张九龄为官清正、做人正直、文采渊博为榜样，这对于引领整个社会好风气是起积极作用的。
《旧唐书 张九龄传》
张九龄，字子寿，又名博物，是韶州曲江人。他年幼时聪明敏捷，擅长写文章。十三岁时用书信干求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非常赞赏他，说： “这个人一定能有所作为。”(后来张九龄)考中进士，被授予校书郎官职。开元十年，多次升迁担任司勋员外耶。当时，张说担任中书令，他与张九龄同姓，(按年龄)排序结为宗族兄弟，张说特别亲近、看重他。张九龄很高兴(张说)了解自己，所以也(愿意)依傍跟从他。
开元十三年，皇帝东巡，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张说亲自决定侍从皇帝登山的官员，他多推荐两省录事、主书和自己亲近的官员代理官职登山，于是(对他们)特别加以晋级，破格授予(他们)五品官职。当初，张说命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张九龄对张说说： “官爵是天下共用的器物，应该把道德名望高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劳的旧臣排在后面。如果颠倒了顺序，指责和批评就会产生。现在登山封禅，广施恩泽，这是千年—遇的大事。有名望和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蒙受恩泽，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未流却先被加官晋爵，(我)只是担心制度出台之后，天下各地的人会感到失望。现在制订草表的时候，事情还可以更改，只是希望您仔细研究谋划这件事，不要留下悔恨。”张说说： “事情已经定下来， 荒唐无据的议论，哪里值得担心呢!”最终没有听从。等到制度出台时，朝廷内外的人对张说有很多指责。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刚掌管田户租税的事情，每次向皇帝陈奏，张说多建议皇帝不要听从他，宇文融也因此对张说不满，张九龄劝张说对宇文融要有所防备，张说又不听从他的话。没过多久，张说果真被宇文融弹劾，罢掉了知政事的官职，张九龄也改为太常少卿，不久调出京师担任冀州代理刺史。
当初，张说掌管集贤院事，经常推荐张九龄能够担任学士，来满足(皇帝)顾视咨询。张说去世后，皇帝想起他的话，召请张九龄让他担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两次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张九龄常常有秘密的陈奏，经常被皇帝采用。第二年，升任中书令，兼任编纂国史。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琏因为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失败，捉拿护送他到京城，请求按照朝廷典章执行(死刑)。张九龄奏明皇上说：“张守琏的军令一定要执行，安禄山不应该免除死罪。”皇上特别赦免了他。张九龄上奏说： ‘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谋反之相，请求皇上根据他的罪行杀掉他，希望断绝后患。”皇上说： “你不要因为王夷甫了解石勒这个旧例，误害了忠诚善良的人。”于是放安禄山回到藩地。
开元二十三年，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累官封他为始兴县伯。李林甫自己不学无术，因为张九龄的品行被皇帝赏识，心理非常妒忌他。于是推荐牛仙客担任知政事(或者译为“掌管政事”)，张九龄多次说不行，皇上不高兴。开元二十四年，升任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后来宰相每次推荐公卿时，皇上一定会问： “节操、品质、度量能够像张九龄吗?”旧例，(士大夫)者要把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乘马，张九龄体弱，常派人拿着笏板，(朝廷)于是设立了笏囊。笏囊的设立，从张丸龄开始。
当初，张九龄担任宰相，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到了这个时候，周子谅因为胡乱讲吉凶，皇上亲自加以质问，命令在朝堂上判决杀掉他。张九龄因犯了举荐不称职的罪，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不久，他请求回乡拜扫先人之墓，因为遇到疾病而去世，终年六十八岁，皇上赠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
王昌龄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无罪遭贬，在荆楚地区辗转徘徊近半生，楚国的山山水水、文化底蕴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挥之不去、无法磨灭的影响，这其中，尤以《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熏陶浸染为最。
一、引言
王昌龄，字少伯，盛唐著名诗人。他的一生中有过两次的贬谪经历，初贬至岭南，再贬至龙标(今湖南黔城)，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他才得以北上还乡，可以说，王昌龄自入仕之后的半生时光都是在贬谪之地――荆楚地区度过的，因而他在贬谪地区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国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浸染，这其中自然会以《楚辞》中的诗歌传统为最多。
王昌龄贬谪时期的心境和屈原放逐时期大致相当，都面对进和退、仕和隐、屈服和坚持的尖锐矛盾。屈原忠于国家，却遭放逐，对楚怀王、顷襄王既有幽怨，又始终对他们抱有朝一日幡然悔悟的幻想，对包围在楚王周围的靳尚、子兰等群小表现出一种切齿之恨，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虽九死而未悔”;同样，王昌龄也为自己一心为国、竭忠尽智却遭贬谪的经历深感冤屈。对于他两次被贬的时间和原因，新旧《唐书》都没有明确的说明，据殷的《河岳英灵集》中所称，他的两次被贬都是因为“不或细行”，昌龄自称则说是“本性依然诺，得罪由己招”，关于王昌龄的一生，正史记载甚少，多在笔记小说之中，然而即使是从这些有限的史传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领会到他历经坎坷、命途多乖的生活境况和蒙冤受垢、壮志难酬的悲哀和不幸，只是，作为一名正值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身上还是带有着一种盛唐时代的人才有的胸怀与气魄，即使是晚年被贬至龙标，却依然能够写出“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的旷达诗句。而屈原则由于具有古代帝王的后裔的身份、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比较单一，以及容易走向极端的楚民族性格等原因，使屈原最终只能赴身汨罗，以生命去殉自己至死不渝的理想。而王昌龄却当直面生命危机的时候，能够吸取儒家的达观态度和道家的逍遥观念以及佛家的宿命意识来综合调试自己的心情，也能够吸取自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尤其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荆楚诗人摒弃功名富贵，归隐田园，淡泊人生的精神，因而在他的贬谪诗歌中多了份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恬淡成分。
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和现实处境的异同，使得王昌龄贬谪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楚辞》的诗歌传统，却又有属于自己的一定新变。正如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中所说的：“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指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从这句评语中我们可以揣测出，在沈德潜的心目中，王昌龄的诗歌是可以看做盛唐时代的《离骚》的，因为它既有《离骚》中“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骚怨”精神，也有盛唐时代的博大胸襟和气度，正所谓是既有继承，也有超越。
二、王昌龄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接受与开拓
王昌龄贬谪诗中的送别诗在思想感情上的确发扬了屈原《离骚》的“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传统，不仅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怀才不遇、远谪蛮荒，朝廷小人得志、党人偷乐的残酷现实的不平与反抗，也表达了自己对亲朋好友的不舍与思念之情。只不过《离骚》在抒情时显得外露而奔放，如高山飞瀑，一泻千里，乃至班固、朱熹批评屈原《离骚》“露才扬己”、“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而王昌龄作诗，则重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露心绪的手法较为含蓄曲折，尤其擅长塑造意境，闻一多先生就曾说过，“就艺术言，唐诗造诣最高的作品，当推王昌龄，王之涣，李白诸人的七绝”，这里所指的“艺术”，即是关于诗歌意境的塑造，如《送魏二》一诗：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这首诗是王昌龄贬为龙标时所作，半生的漂泊无定使得诗人的心中有着浓郁的漂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所渴求的东西永远渺若星辰，这种落寞而又哀伤的心绪促使他需要一个情感的依托点，而这个基点便是屈原。千年之前的楚国大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的孤独身影，千年之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王昌龄的落魄形迹，相似的心情，同样的土地，强烈的归依感使得王昌龄自然而然地也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在他贬谪时期的诗歌中，尤其是送别诗中都蕴含着一种浓郁的感伤情怀。
橘柚香，潇湘月，清猿愁，这些极具楚国特征的意象通过王昌龄的笔法安排营造出了一种一派萧瑟凄楚之意，让读者们极易身临其中，感同身受。而清人沈德潜曾说过，盛唐人绝句“有余蕴”，即是给读者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余地，这首诗中的前两句就是如此，诗人的心情虽然伤感留恋，但却又描绘的非常含蓄，这也是王昌龄不同于屈原“高山飞瀑，一泻千里”的抒情风格。诗中上两句写送别，对于惜别则只是从环境描写中作了一些暗示，而将它留在下两句中来写，但又不说自己为离别感到惋惜，而只写朋友和自己分别之后所遇到的景物以及所具有的心情，他想到的是魏二和自己分别之后，在遥远的潇湘之上，愁听猴猿清幽的啼声，就连睡梦之中都无法摒斥。这里显然是用一个虚拟的情景来展示朋友行旅中的孤寂和在这种孤寂环境中的愁苦心情，但更主要的则是同时展示了自己对于朋友的同情和留恋之情。沈祖�先生对此曾评价说：“这种用虚拟的办法来书写心情，是诗人所常用的手段之一。他(即王昌龄)借助于想象，能够扩大意境，深化主题。” 然而，王昌龄贬谪诗歌中的送别诗也不尽是凄楚伤感之作，作为一个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的身上必然还带有着一种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不然他也是无法写出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宏伟气象的，即使身处于人生落魄之时，他依然还拥有着一种振奋的精神和胜利的信心，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首诗也是王昌龄左迁龙标时所作，同为送别诗作，这首诗却全然不见孤寂悲愁的色彩，更多的是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自古以来，人之常情都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王昌龄在此诗中却首先道出“送君不觉有离伤”，别出心裁，向读者们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诗篇的三四两句中又借景抒情，巧妙地做出了回答：我们分别后虽身处两地，但江河云雨，青山明月，都在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在为我们传递着思念的友情。比起前一首送别诗来看，这首诗中的送别之情，不见凄风苦雨，反见青山明月，不见悲伤愁苦，反间高洁旷达，自有一种盛唐宏大的气象蕴含其中。
远谪蛮荒，哀怨激愤，但却又不像屈原一般一味地幽怨伤感，而是以理智旷达的态度，含蓄曲折的手法来书写自己的难言之痛，在王昌龄贬谪时期的送别诗中还有很多，如《留别武陵袁丞》、《送李濯游江东》、《送郭司仓》、《西江寄越弟》、《送薛大赴安陆》等等，这些送别诗既继承了屈原《离骚》中的感伤情怀，又融入了王昌龄豁达乐观的心态，在思想感情上可谓是既有接受，也有开拓。
三、王昌龄的山水诗与《楚辞》在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的异曲同工
由于仕途遭遇相似，创作心态相近，面对的南楚蛮荒之自然环境和尚巫信鬼的文化氛围相同，以及用诗来言志的艺术追求同调，使得王昌龄在诗歌的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上与屈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都通过对荆楚地区山深谷永、云遮雾罩的自然环境和幽静清丽、珍奇独特的景物描写来构筑一种适合表达自己心情的艺术氛围，营造出超凡脱俗、情与景水乳交融的幽独意境，如《听流人水调子》：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对于此诗，闻一多先生曾有过如下评论，他说：“首句中‘枫林’二字将《楚辞・招魂》的意境全盘托出，次句是用乐音写流人的心境，三四两句是写将千重万重山雨收来眼底，化作泪泉，客心的酸楚便可在弦外领略了。”《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来招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声中，我们亦可感受到屈原对于楚国故土的极度热爱和眷恋。
而王昌龄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谪，荆楚山水虽美不胜收，却依然抵不过对于家乡亲人好友的思念。迁客，迁客，他半生都是异乡的客人，漫无目的的贬谪之路上，只有那一片孤舟，一轮残月陪伴着自己，而不知何处传来的浅浅筝音衬着那潺潺的溪水，将山岭之外的点点微雨都化作了自己眼底的泪痕。这首诗中，王昌龄通过一系列极具楚国风格的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悲伤凄凉的意境，同时他将自己的心境也融入其中，将心中的那份浓郁的客寓意识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出来，令旁人读来也不禁潸然泪下。
又如其《巴陵别刘处士》：
刘生隐岳阳，心远洞庭水。掩帆入山郭，一宿楚云里。
竹映秋馆深，月寒江风起。烟波桂阳接，日夕数千里。
李云逸先生在《王昌龄诗注》中认为这首诗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秋天王昌龄谪赴岭南途经巴陵时所作，此诗虽然也可归为送别诗，但诗歌中有关荆楚地区的自然山水意象却俯拾皆是，洞庭湖水上是烟波浩渺，岳阳桂阳之间是千里之遥，冷月江风中弥漫了哀哀猿啼，雁过湘江终于带来了友人的消息，一派凄清渺茫的潇湘景致中蕴涵着依依的离别之情，宛如一幅凄清幽冷的'楚国泼墨山水画。笔者也曾阅读统计过王昌龄所有的贬谪诗歌，它们无一不沾染了楚地所特有的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的直观表现，便是通过作者别致的物象选择和意境构造上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来实现的。笔者发现，王昌龄的贬谪诗偏爱使用楚地所特有且传统的冷月、江水，楚山、大雁、孤舟、枫林、橘树、猿啼等。凄厉的猿啼，漂泊的孤舟可以说是羁旅征途的语码，表现了思归的凄凉情感和羁旅征途的孤寂无助，另外，潇湘多流水，而江水的流动正代表了诗人情感中柔软脆弱的那一面，被王昌龄赋予了贬谪的意味，成为了他漫长无望的贬谪生涯中的一个动态参照。
王昌龄的贬谪山水诗和《楚辞》在写景抒情、意境构造上又有不同之处，《楚辞》总是写景抒情交错进行，景物只是为强烈的抒情起铺垫和烘托作用，且意境构造虚实结合，诗歌中有明显的主观形象。王昌龄在这一点上充分继承了《楚辞》中的诗歌传统，意境的塑造，诗人主观形象的融入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楚辞》风格，但是，王昌龄的山水诗歌更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特色，他多以客观的景物描写为主，尤其是那些写景绝句，偏重于荆楚地区清冷、幽奇、奇异的山川景物，构造出一种“言微旨远，语浅情深”的绝妙意境，将主观之情充分地渗入足已触及心灵的意境之中，融主客于一体，即使是有情绪表露，也多为忘情山水，厌倦尘世之意，且多委婉平和，绝不像《楚辞》那样外露和激越，景物描写和意境构造都采用实写，没有了《楚辞》中变化万端的虚幻成分。如《太湖秋夕》：
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度，萧萧闻雁飞。
天宝前期，王昌龄曾任江宁丞，有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及太湖之游，本诗即作于此时。王昌龄任江宁丞是在贬谪岭南之后，亦即是说他已经领略过荆楚地域的山水文化，诗作之中也初步显露了这一地域的另类特色，这首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中景物虽非荆楚地区之物，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浓郁的“清湘”气息，有一种淡淡的萧瑟感伤气氛，况且不拘句数是楚国古歌谣到《楚辞》形成的久远的诗歌传统，许多流寓到楚地的诗人，就受到其影响，尤其在六句诗方面比较明显，如柳宗元、杜甫等到楚地之后便创作了不少的六句诗。而如果从诗歌的情感脉络来看，这首《太湖秋夕》如果没有最后一联，便成了一首纯粹的写景绝句，无法表达诗人心中那种怅然若失、思乡心切的心情，其实此联恰好委婉地将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勾连了起来，具有点睛之妙。 四、王昌龄的访僧问道诗在隐逸思想上对《楚辞》的继承与发扬
王昌龄在荆楚地区辗转徘徊近半生，第二次贬谪至龙标更是在此地足足滞留了七年，可以说，他的贬谪诗歌必会受到荆楚诗歌传统的深厚熏陶。从其在武陵地区(今湖南省常德市)所创作的访僧问道诗来看，就带有《楚辞・渔父》中所流露出来的逍遥观念，只是《渔父》中的逍遥高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具有虚构幻化的特征，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题材的诗歌，但即使如此，它毕竟成为了荆楚隐逸诗歌的“源头”，对于王昌龄的贬谪诗歌具有一种理念上的启示意义，如《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
松间白发黄尊师，童子烧香禹步时。欲访桃园入溪路，忽闻鸡犬使人疑。(其一)
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其二)
山观空虚清静门，从官役吏扰尘喧。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其三)
仕和隐从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心中永远的两个结，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历来都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作为僻远卑湿、远离京城的贬谪之所的荆楚地区，迁谪之人中，虽亦有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每饭不忘君父的忠贞之士，然而对于不为君主及时代所容的人来说，纵有忧君忧民之心，亦是无可奈何的，倒不如独善其身来得更现实一些。何况，湘楚大地上也早有着隐逸避世的传统。《论语・微子》章中记载的楚狂接舆的故事、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故事、子路遇荷丈人的故事，就都反映了楚国的隐士们身处乱世则隐退以全其德的思想。王昌龄一生命途多舛，连遭贬谪，心中自然有所冤屈不平之意，他身在荆楚之地，感受到了《楚辞・渔父》中逍遥高蹈的隐逸之风，又曾在赴龙标之途中在武陵地区留居过一段时间，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心中也必是有所感慨的，因而在此期间，他曾一口气创作了四首访僧问道的诗歌，除了上文所列举的一题三首之外，还有一首《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这两题四首诗反映的都是王昌龄在武陵拜访两位黄姓道士的真实记录，也展现了他对于道家隐逸思想问题的追问与向往之情。而《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这一题三首诗表面上是写开元观黄炼师幽静平和的修炼气质，实际上是借对传说中“世外桃源”境界气氛的渲染，暗示自己对道家退隐自全、洁身自好人生观的追慕和向往。如其第二首中便专门以精炼简洁的语言再现了“桃花源”的盛况，并说明，桃花源人民安宁避世的生活是容不得俗世半点的惊扰和玷污(“尘忝何堪武陵郡”)的，那样的怡然自乐的生活是红尘俗世中的人，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也许正因为求而不得，王昌龄才会转而访僧问道，“暂因问俗到真境，便欲投诚依道源”，心中希冀着能够从道家的出世隐逸思想中得到些许的慰藉和片刻的宁静。
总的说来，王昌龄在这一题材的诗歌方面，首先是受到了《楚辞》中隐逸思想的源头的理念启发，又受到了陶渊明的古风影响以及道家出世观念的浸染熏陶，才有了如今自成一派的自家隐逸风格的访僧问道诗。
五、结语
总之，王昌龄在贬谪期间的诗歌创作，由于创作心态和屈原大同小异，所面对的荆楚地区的自然、文化环境完全相同，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诗歌，尤其是《楚辞》诗歌传统的影响，流露出浓郁的荆楚地域气息。但由于王昌龄毕竟是在中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其思想和学识修养都带有北方文化杂取百家的痕迹，以至其在诗歌的思想感情上，对《楚辞》的诗歌传统既有因承又有开拓。然而，总的看来，由于荆楚文化和《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独特魅力，以及他半生都在荆楚地区流连徘徊，使得他的诗歌尤其是贬谪期间的诗歌深深地打上了荆楚烙印，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的诗歌成为最具特色的南楚绝唱而蜚声中国古代诗坛，流响至今。
似是而非的色彩
像颜色留下的绝响
如果画家航行到感情丧失
恰恰才寻到了生命之源
爱情的后裔
彻底的冥想
原来有些东西一旦
用文字写意
便是无上境的纠缠
我在怀念的
也许是你所遗忘的
微微一笑暖伤城
大自然的素描
秋天的爱情
像一弯新月融入窗外
也许为了这月亮
也值得多停留一天
抽离了夏日无休止的热浪
只许光明跟上我
微微的幻听
东南方那片无声的朝露
九月的云天
所有人爱上我们的内心
偶尔也会躲在
抽屉的云里哭
仿佛去了天尽头
恋爱是生动的脆弱
他的'后裔
是热烈的宁静
后背散发着甜香的气息
像婴儿的皮肤
像新砸开的石头
有种闪了电的呼吸
秋天睡着了
有一个果实的枕头
秋风吹亮了月光
九月默默的站在街道边
有些甜蜜，有些心酸
还有些茫然
说你曾在我身边
只打了个照面
当时我的晴天就闪了电
寂寞的等，阴沉的等
去追赶时间的激流
尽管那样的用力
依然被远远抛在了后边
日记的小船
只能划向缓慢的沙洲
从来没有人读书
是有人在书中讀自己
爱情的后裔
两手空空
只是唯一的
最后的抒情
让胜利的胜利
让流浪得继续流浪
因为我们是
爱情的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