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 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 政治 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动乱，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 历史 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
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 《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 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 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 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 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 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 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 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 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 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 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 《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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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此可见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忧患”之作。其实，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也是一部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品。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刘腮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采》）都把《诗经》与忧患悲愤的意识情感联系起来。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也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诗经》。刘熙载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艺概·诗概》）也明确肯定《诗经》为忧患之作。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说：“吾尝译《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美学家高尔泰也指出“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的确，今天我们读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忧伤。粗略统计一下，《诗经》中写悲哀愁怨的诗竟有百余篇，超过《诗经》总篇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等诗句，朱东润先生曾加以辑录，将近百数。由上可见《诗经》中忧患意识情感的表达已达到相当自觉、普遍的程度。整部《诗经》处处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忧患意识是个涵盖面较广的，较模糊的概念，指一种忧郁哀伤的思绪和情调。若要加分析，可以区别为忧与患两种情态。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后者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吴》）说是患了。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生硬的，实际上是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的具体前提，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
关于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国风》一百六十篇，其中爱情诗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其中有对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欢和离合，有对不自由婚姻的控诉，有夫妻的相聚和离别，各种情态都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来，忧患意识也往往蕴涵其中。
如《郑风·东门之弹》；“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描写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见面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郑风·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恋人不来的情况下，急得“挑兮达兮”，惆怅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挚。《王风·采葛》写情人别离之后，苦苦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陈风·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达到“劳心悄兮”、“劳心搔兮”、“劳心惨兮”的程度。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带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种忧伤的调子普遍存在于《诗经》之中。通览《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确实是痛苦多于欢乐。特别是弃妇诗，描写了弃妇的悲哀与辛酸。《诗经》中的弃妇诗大约有10首，占婚恋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遗弃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坚贞美好，品质纯正，如《邺风·柏舟》；她们善持家务，不惜劳苦，如《卫风·氓》、《邺凡谷风》。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渊，诗中充满了她们无尽的哀愁和忧伤。
《诗经》中有些诗表现的是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虑。例如，《唐风·鸭羽》表现了对父母的忧恤之情，是农民控诉繁重摇役的诗。《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动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阁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此诗曾被誉为“千古孝思之绝作”Cpl《诗经》中这种忧思不仅限于对父母，也包括对兄弟、朋友的关爱。《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秋杜》、《王风·葛慕》，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邺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阅于墙，外御其务。”而《小雅，污水》则是一首悯乱畏谗而戒友的诗。诗人不但自己忧患感伤，而且忠告自己的亲友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总之，这类诗作反映了诗人对亲朋好友的关注，有着温情、关心、责任、义务等丰富的内涵，也深深蕴涵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优患。
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政治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动乱，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中国文学流露出非常深重的忧伤，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是在间接地体验忧愁和哀伤。
这固然跟几千年来民生多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诗经》的影响呢？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对后世影响之大，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自（楚辞》以来，优患意识一直贯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响的抒情诗而言，几乎在所有的大诗人的作品里都闪耀着它的光辉。屈原对国家前途的担优，对奸债小人的斥责，就直接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曹植生当乱世，满腔济世壮志被兄、侄所抑，后半生处于被疑忌当中，终日惶恐不安，其诗多流露出忧生忧国之情。而后的陶渊明、鲍照、庚信、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直到清代诗人顾炎武、吴嘉纪、龚自珍……许许多多的文人学子都受到《诗经》的强烈影响。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最关键的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1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文官。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后）。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于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824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后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一、韩愈的生活态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宗教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使“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后），对“刮磨豪习”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于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于“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做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韩愈的总的生活水平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后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又“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
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后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得“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于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就总的生活水平而言韩愈应该属于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于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三、韩愈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
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顺序进行探讨。
韩愈胖而少髯，三十五岁左右已是“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他不大注重修饰，也不似白居易那样在诗文中对服章有大量的描写。从他留下的诗文，我们只知道当时一个官员大概会有三类衣服。一种是朝服，用于重要场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会等。唐后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经非常混乱，但在贞元元和间有过一些整顿。贞元七年（791年），“上问冠冕于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元和十二年（817年），“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自今已后，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所以我们在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在《朝归》诗中看到他是“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进贤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韩愈时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
除朝服外，当时官员还有章服，即常服加鱼袋，在一般公事时穿服。韩愈元和十一年（816年）为中书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给绯服、三品以上给紫服。韩愈所任中书舍人虽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则为正六品的朝议郎，不当穿绯服。要想穿绯服，只有靠恩赐。我们看到，韩愈正是享受了“赐服绯鱼”的待遇。待到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职官散官虽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后期极宠行军司马，故亦得到“赐金紫”的待遇。到他因谏佛骨被贬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剥夺，直至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才“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即又得到了“赐紫金鱼袋”的恩赐。韩愈能穿紫服垂金鱼袋，心中自然高兴。他在《示儿》诗中说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不知官高卑”显然不是真的不知，因为“玉带悬金鱼”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从中我们可以
一般而言，“白布”应是庶人穿着的颜色和服料，而幞头应是黑色的。但是韩愈系了顶紫色幞头穿了件白色长衫，可见唐代官员家居或出游总之在非公事时，穿着比较随便。关于衣生活还要注意两点。第一，韩愈生活贫困时，穿衣自然也比较困难。比如在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儿女“袴脚冻两骭”；三任国子博士时，“冬暖而儿号寒”。第二，虽然韩愈十分重视华夷之辨，但从他留下的诗文却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样对“胡服”的评论和对“时世妆”的意见。原因何在？我以为或许“胡服”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而“时世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即韩愈与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点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饮食方面韩愈没有什么禁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从留下的诗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饭多吃面食少；在副食方面则吃蔬菜比较多，例如有莴芹、菱芡、笋、木耳等，鱼也吃得比较多；水果则有橙、栗、梨、樱桃。到四十五岁前后，他只剩十几颗牙，于是只能吃软食，即“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他的贤妻怕他看见硬东西吃不了，心生怅惘，甚至“盘中不飣栗与梨”，干脆不让他看见硬东西，可谓关怀备至了。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种菜肴对他就成了一种考验。在潮州，韩愈写了两首诗来谈南方的饮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中写他浇上盐醋，拌以椒橙，来吃鲎、蚝、蒲鱼、虾蟆、章举等的情形，并说他最终也不敢吃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作为一个正统儒家，一方面坚守着华夷之辨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治民的长官，又在努力适应当地的风俗。他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韩愈对边地人民采一种强烈的鄙视观点，这在现在来看自然是应该批判的，但韩愈描绘的当时的南方饮食，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饮食史资料。
韩愈又喜欢喝酒，从少年时就喜欢喝。在诗中不断吟唱“破除万事无过酒”，“断送一生惟有酒”。特别是愁苦时，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韩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抛青春”和“绮罗春”。据《唐国史补》卷下，唐开元长庆间名酒以“春”为名者甚多，如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如此看来，韩愈喝的也是当时的名酒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关于喝茶的词句。虽然喝茶当时已在北方地区普及，但韩愈显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们去研究，到底“喝茶”在文人型官员中普及的程度如何。
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宴会。这是当时文人型官员的重要生活内容。宴会，自唐初就有，但到贞元以后发展为极盛，《唐国史补》卷下就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韩愈自然也受这种风俗的影响。大致说来，韩愈参加的宴会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送人宴会。或者是上司送人，要求下属必须参加；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别。前者如汴州节度使董晋送监军俱文珍赴京师，“陇西公（指董晋）饮饯于青门之外……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韩愈当时为汴州观察推官，是董晋下属，自然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宴会。朋友相送例如处士石洪赴河阳幕府，“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筵于）上东门外”。韩愈作为石洪“常所来往”的朋友，参加了这个送别宴会，并为众朋友的
另一种类型是朋友相聚。参加这种宴会是韩愈最愉快的事。他曾写有《醉赠张秘书》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参加宴会的喜悦。诗中说：“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
第三种类型是官府组织的宴会，包括赐宴、会食等。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贞元四年（788年）九月，德宗下诏说，“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并赐钱一百至五百贯。这种宴会一开始是百僚集中在一处，到贞元九年（793年）“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于是中和节那天“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分宴”就是各部门自己组织宴会。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国子司业武少仪就“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撙俎既陈，肴羞惟时。盏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组织了一次本部门的“三节日”宴。这种宴会的社会性比较强，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级关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另一种在官府日常进行的宴会是“会食”，实即工作餐。当时的会食，宰相在政事堂，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许多应该遵循的礼仪。李翱作《韩公行状》，讲了韩愈会食时的这样一段逸事：“（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这里我们看到韩愈对“豪家子”的鄙视，由此也可知，一个部门的长官可能平时不与众下属一起会食，而是单独吃小灶。
第四种类型是节日宴会。前述“三节日”的宴会其实也属节日宴会，但那是由官府出钱属公事范畴，这里所说的节日宴会则主要指亲朋好友在节日的聚宴。比如“人日”饮宴，“盘蔬冬春杂，樽酒清浊共”，主要吃蔬菜和饮酒。同时还要行令，饮完酒还要登高，可谓其乐融融。
还有一种类型是家庭宴会。这主要指除节日外，家庭成员或亲戚因某种事情而欢聚的一种宴会。比如韩愈的侄子要回宣城，“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眠”。连宴饮带闲聊，通宵达旦，诗句中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与牵挂。
总之，从以上种种类型的宴会可知，宴会在当时人的食生活进而在全部生活中都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韩愈甚至在诗中把“燕席谢不诣”即不能去参加宴会当做人老了的一个标志。由此也可见宴会在韩愈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
住生活方面的资料最少。我们只知道韩愈在京师求官和作国子博士的十余年间，以及在东都做官的几年间，基本上都是租房子住的。他在二十六岁考博学宏词时写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书中提到自己“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三十九岁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与伊阳县尉崔某“赁屋得连墙”，住邻居。在大城市里租房子住，到贞元长庆年间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则是由于举子、选人、官员、客商等流动频繁，再则是由于租房便宜而买房贵。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官员也买不起，都是租房住。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贞元长庆间的窦乂买了一个小宅，且是凶宅，还花了二百一十贯钱。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制度，“国子博士”的俸钱是“四十贯文”。作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以四十贯俸钱的收入水平又要养活一大家人口，无法买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在京、都二处外，韩愈在汴州、徐州做从事，以及在阳山为县令、在江陵为参军，大约都住在当地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对此我们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从唐后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外地做官的人就死在“公馆”或“官舍”里。比如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元和四年（809年）“终于宣州宣城县之公馆”，道州长史尚弘简咸通三年（862年）“终于道州官舍”。也许韩愈在外地做官，也都是住在当地官府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
前面说过，韩愈在四十六岁迁为比部郎中后，生活有了明显改观。大约又过了几年，到四十九岁左右，他终于买了房，并为这套房子自豪。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从诗中可知，在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已接近五十岁时，韩愈才在长安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宅院。这个宅院很大，有中堂。按“中堂”是唐代宅院中最重要的`建筑，韩愈的住宅也不例外。因此这一中堂是“高且新”，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都在中堂举行。此外有东堂、北堂。东堂用途不详，北堂则似是厨房。卧室可能也在北堂。南边屋不多，可能是亲戚或仆人的住处。西边却没有房子，也许诗中“南亭”当为“西亭”？住宅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有槐树和榆树。比起宰相如裴度之类来，“此屋岂为华”，但对韩愈而言，“于我自有馀”。韩愈就在这套位于长安靖安里的住宅里读书娱乐，接朋待友。即使被贬潮州，这套房子也依然保留着。韩愈最后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除靖安里的住宅外，韩愈又“用馀俸”在城南购置了一套别墅，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按唐后期，官员只要经济上有能力，就多在城里置宅、在城南置庄。例如御史中丞崔宽“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韩愈的城南庄没有那么好，但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总的说来韩愈对建造园林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虽然当时兴起了玩石之风，但韩愈显然没有雅兴也没有相应的财力去玩那些假山奇石。韩愈在城南置庄，主要是“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好在城南别墅中散心。同时也想参加当地的“社”，和邻里一起消闲。所谓“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所谓“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就都反映了这种心情。由此也可知“社”这一组织在唐代北方地区实际上相当普及，并且也在当时人的住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韩愈出行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这不仅在他得官以后是这样，在他得官前也是如此。得官前，为能四处奔波求官，拥有一个交通工具还是必须的，所谓“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马很贵，因此我们不知道韩愈的马是如何得到的，是亲友集资买的呢？还是有钱有势者送的？不管怎样，总之韩愈得官前有马骑。我们看到，他在考博学宏词时，因为贫穷，心情烦燥，常常“驱马出门，不知所之”。待到再考宏词仍不得仕，十分失望时，甚至准备“货马，即求船东下”，想卖马离开京师了。我们知道，唐代进士一般以骑驴为多，因为驴比较便宜且从等级上也低于马。当年杜甫在京师就是骑了三十年的驴，与韩愈同时或稍后的牛僧孺、李贺也都是骑驴。从韩愈有马骑这一点看，他的生活水平可能还高过杜甫他们。得官以后，韩愈仍然骑马，不过由于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他的马恐怕不是什么好马，一到雨天，就是“泥水马弱，不敢出”了。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马的档次恐怕也在不断上升，到因写碑铭得到“马一匹并鞍衔”后，韩愈拥有的马可能就不止一匹了。从留下的诗文看，韩愈在京师曾经骑马去上朝、骑马去行香、骑马去踏青、骑马去钓鱼；贬官时也是骑着马上路，一曲“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唱尽了舍家远行、前途未卜的惆怅；在江陵时因不喜法曹事务，整天骑马去游玩，常常是“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这里顺便还要指出，当时官员无论出使还是朝京师，除特殊年老体病者外，一般不得乘坐舆、辇、担子等（即后世的轿子）。到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仍规定“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担夫自出钱雇”，规定十分严格。官员出行乘轿子形成制度，是入宋以后的事了。
韩愈一生，有过几次大的远距离出行。一次是幼时随兄长南下韶州，然后去宣城，自宣城赴长安。第二次是自长安赴汴州，自汴州至徐州，自徐州回长安。第三次是由长安贬连州，由连州至江陵，由江陵回长安。第四次是由长安贬潮州，由潮州赴袁州，由袁州回长安。除去汴州一次外，其他都是行至岭南，可谓远矣。在这些出行中，或骑马或乘舟，或携家或独行，路途十分艰苦。比如从汴州逃出，“黄昏次汜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潬，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贬连州时，“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布推马，颠蹶退且复”，天冷路滑，且进且退，备尝艰辛。这种与选官、贬官制度相联系的长距离出行，是当时官员行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当时另一项较多的长距离出行是“归葬”。当时习俗，无论死在何处，只要有条件，都一定要归葬原籍。拿韩愈来说，他就曾从嫂将兄之柩归葬河阳，又准备把侄子韩老成改葬于“先人之兆”。在韩愈留下的诗文中，有关归葬的事例甚多。比如郑儋，其“三世皆未还荥阳葬”，于是他“举五丧为三墓”，自凉州归葬荥阳，路途很是遥远。这种归葬受到了韩愈的称赞。另外要注意的是，归葬又是一种费用极高的出行，刺史如柳宗元，死后也是无力归葬的。
从出行与仕官、出行与归葬等的关系，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他所处时代与此前时代的不同。他在《送杨少尹序》中说：“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官做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这与此前士族社会那种植根于地方家族的状况有了一些不同。这是社会性质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化，是静止社会向流动社会的变易。韩愈又在《改葬服议》中说：“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欤？”在《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中说：“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这就是说，韩愈认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对传统礼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礼仪制度应该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有所改变。韩愈把“出行”看作区别“近代”与“古代”的重要标志，可见“出行”对于当时人的重要性，同时也可知韩愈确实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活、关心社会变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员。
当时在行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制度。择要而言，第一，贬官时一旦接到被贬的诏书，必须立即离京，一般不得超过第二天，家属则随之也必须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贬潮州时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女儿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韩愈的心灵。从文中还可知，不仅贬官本人要走驿路、住在驿中，家属也住在驿里。韩愈诗文中有许多出使乘驿马、住驿中的记载，由此或可说明在贞元长庆年间，唐代馆驿制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规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天宝五载（746年）又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唐代一驿是三十里，十驿就是三百里。韩愈生活的贞元长庆间，公事出行是否符合这一规定呢？先看韩愈被贬潮州。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知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韩愈是“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据此也可知不得等到第二天——笔者注）……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此处的“今月”是三月，则韩愈路上用了七十一天，平均每天走八十里弱，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依韩愈自己说，潮州距长安是“路八千”。若依此计算，则韩愈一天走一百多里。元和初，韩愈从江陵回长安，走到“邓（州）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也是一天走一百余里。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唐制，公事出行，骑马一天最低要走七十里，一般在一百里左右。至于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是太快了一点，所以《资治通鉴》说自从有这规定之后，“流贬者多不全矣”。流贬官日行三百里的规定看来实行的时间不长。但是如果公事紧迫，日行三百里还是需要的。韩愈长庆二年（822年）出使镇州，“日驰三百自嫌迟”，就是每天走三百里。也许由于这次出使镇州消耗体力太甚，两年以后他就因病去世了。第三，唐代制度，在京师，靠“晨昏击鼓”来“启闭”城门，凡出城办事或游玩者，晚上一定要在鼓声停之前回来，否则将被关在城外。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回城还来得及。当时不仅长安是这样，估计地方大城市也应如此。韩愈出使镇州，住在太原，“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可见太原也有击鼓制度。第四，唐代制度，“宫门皆有籍禁”，“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无“籍”不能随便进入宫内。韩愈则不仅自己籍上有名，妻子因封高平县君，岁时要入朝宫中，所以也有籍。韩愈在诗中就曾自豪地说“著籍朝厥妻”。但是唐代的“籍”是什么样的呢？宋人注韩愈诗，说“籍，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如果这注释符合唐制，则弥补了我们对于唐代出入宫门的“籍”的制度的知识空白，是一条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所述衣食住行外，韩愈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内容对于了解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或者也是有用的。首先是工作时间问题。知道工作时间才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休息情况，所以研究当时人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有关资料极少，我们目前只在韩愈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条。据韩愈《上张仆射书》，他在徐州张建封处任节度推官时，刚上任，就有小吏来告诉他，从九月到来年二月，每天上班时间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对此十分不满，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强迫他这样做的话，“必发狂疾”。韩愈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即分上下午上班：上午5点上班，干到9点；下午3点上班，干到7点，中午可以休息。韩愈的建议是否为张建封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采纳了，所以他在徐州才能过上“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日子。由此也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节度幕府中的官吏“晨入夜归”，中午不休息，工作时间很长。
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交往。按“交往”在当时文人型官员中占有重要位置。韩愈就属于比较喜欢同时也看重交往的文人型官员。在他留下的诗文中，与上司下级平辈官员交往、或与朋友相识亲友交往的记载随处可见。皇甫湜作《韩文公神道碑》甚至说他“未尝一食不对客”。对于韩愈而言，与朋友交往，和他们谈经论诗、饮宴出游，是最令人高兴的事。韩愈在徐州时，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可以废寝忘食地一直闲谈一个月。交往在当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用于仕途。没有适当的积极的交往，在唐代是很难踏入仕途的。韩愈曾谆谆教导过一个想去京师考进士的举子，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这里，韩愈把“择善而交”视为获取“高爵”的窍门。这是韩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
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钓鱼。诗文中记载钓鱼的地方不下十处。他在京城钓，“投竿跨马蹋归路”；在洛阳钓，“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在阳山也钓，“投竿而渔，陶然以乐”。到晚年他为刑部侍郎时，由于一贯不喜吏事，“坐厌亲刑柄”，所以更加寄情于钓鱼，“独往南塘上，秋晨景气醒。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鸟下见人寂，鱼来闻饵馨。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想起没有朋友与他一起饮酒垂钓，心中不免十分悲伤。作为文人型官员，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酷爱读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中的话就可以了。皇甫湜说韩愈是“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飧以饴口”。这种废寝忘食式的读书，应该是文人型官员生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四、结语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2
以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除了内容详实，三观正确，给人以启发之外，更要有趣味性。如果少了趣味性，读起来就多少有些无聊。
能够在寓教于乐中给人以智慧，使人进步，那是所有人求之不得的事。于赓哲先生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了我上述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应该对于赓哲先生不陌生。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当了得，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准确概括某历史人物的生平功过，或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他根据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编辑而来。通俗易懂，简单有趣，分门别类讲述隋唐人的各种生活习惯。配合着唐诗、传奇故事，引经据典说历史文化。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以小见大的历史
诚如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成生活。也正是如此，才让我们片面化得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进而催生出无数狗血的穿越题材影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就不会被于正那样的二货导演带沟里。于赓哲先生新书《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衣食住行，无所不有
凡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被书中落地的文字风格所打动。没有那么多生僻的字眼，更不见那些束之高阁的圣人文章，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幕幕如同我们今天生活一样的日常琐事。
书中的人有皇帝，有将军，有后宫嫔妃，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第一章就带着我们跟随一个唐代百姓早起，遛弯，穿过长长的大街，绕过一座座坊，去东西两市购物。
他穿什么，戴什么，住什么房子，使用什么交通工具，花钱多少，有何目的，都事无巨细的交代。仿佛这位“导游”不是唐人，而是邻居胡大爷，赵伯伯。当然，也可以是隔壁老王。
除了我们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外，隋唐人的婚姻与家庭，礼仪与规范，宗教与娱乐等也分门别类详细阐述。在轻松的文字之下，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画卷当中，看着那一个个人物来了又走，嬉笑怒骂。他们不是背景板上的死魂灵，更不是金銮殿下磕头如捣蒜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先祖。
阅读本书，解决谜团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看完本书去找茬
对影视文学中的历史错误找茬，已经成为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而该书囊括类型之丰富，内容之全面，足够为广大读者扫清障碍，明辨隋唐影视作品的真伪。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很简单辨别出许多影视作品中，人物造型服装等环节的夸张无度，也能知道唐人吃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玩什么。譬如《妖猫传》中空海和白乐天流连忘返的市井生活，很明显就纰漏，历史真实中唐人一出门都是高高的坊墙，哪会一览无余？
而影片中首次露面的【西市】则很好表现出唐代东西两市的繁华，来往宾朋的喧闹。值得点赞。至于李白等人钟爱的胡旋舞，更是精彩绝伦。
多知多懂，不光是为了找茬，而是在找茬过程中巩固自己的知识点，并把这些自己掌握的知识告诉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我们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
每一次对影视文学错误的纠正，都是一次重新思考的过程。知道的人越多，对影视文学创作者的鞭策和鼓励会更大，督促他们加强学习，以取得更大的进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废话不多说了，本次安利到此为止。能力有限书中的精彩之处无法详细例举，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来这本书读。一定不会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