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一般指代宗元年至文宗二年太和年间。唐诗发展到中唐，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是唐诗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元结、顾况
元结(约719年-772年)，字次之。少不羁，年十七始折节读书。其创作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杜甫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乐府的创作理论，重视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和规讽作用。如他在《箧中集序》提出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他的理论也成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先声。代表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府》。
顾况(727年-815年?)，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他的诗歌主张与元结相似，重视诗的讽喻作用。存诗不多，代表作《囝》。
2.大历诗风
大历诗风指的是唐大历至贞元年间，以大历十才子以及刘长卿、韦应物为代表的诗人所形成的创作风格。
①大历十才子
据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他们的诗歌大多为题赠送别之作，多抒发个人的种种感受。虽有自己的特色，但艺术和思想深度不高。他们中较好的作品是卢纶的《塞下曲》和司空曙的《江村即事》。
②刘长卿、韦应物
刘长卿(709年-780年?)，字文房。他以诗驰名上元、天宝年间，尤善五言，权德舆曾称其为“五言长城”。其诗受到王维的影响，多写山水隐逸闲情和贬谪飘零之感慨。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韦应物(737年-792年)，少时以三卫郎事明皇，晚年折节读书。他的`创作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冲和平淡，气貌高占。韦应物长于五言诗，他的五言古体和刘长卿的五言近体诗是中唐诗中的二绝。代表作《滁州西涧》。
③李益
在大历诗坛，与大历十才子及刘、韦不同，李益因其边塞诗显得独树一帜。他曾居边塞十余年，故其诗多描写戍边战士的思乡之情，表现对深受边戍之苦的战士的同情。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
3.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指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崇尚奇崛怪异之美的一个诗歌流派。除韩、孟外，还有李贺、贾岛等诗人。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主要有三：一是“不平则鸣”，二是“笔补造化”，指的是诗歌创作既要有创造性思维，又要在选择物象时力避流俗;三是崇尚雄奇怪异之美，这是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张。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生三岁而孤，随兄贬官岭表，不久兄卒，由其嫂郑夫人抚育。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诗歌方面主张继承杜甫形式上的特点。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代表作《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孟郊(751年-814年)，字东野。六七岁时，即端序有法。曾隐居嵩山，两举进士，皆不第。其诗多“苦穷之句”。与韩愈并称“韩孟”，苏轼曾评价“郊寒岛瘦”，即指其诗“寒”的特点。代表作《游子吟》。
4.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稍后于韩孟诗派崛起的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元白诗派提倡写实、通俗，又被称为新乐府派。除元、白外，较重要的诗人还有张籍、王建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两千八百余首。生有夙慧。家境清贫。壮年苦读，入仕后本想建功立业，却屡遭贬谪。白居易提出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主张诗歌重写实，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主要诗作有《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长恨歌》以及《琵琶行》。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是北魏昭成皇帝的后裔。与白居易同科及第，是终身诗友，两人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乐府多为讽喻之作。其代表作《遣悲怀三首》、《连昌宫词》等。
5.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早年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后与白居易为诗友，号“刘白”。白居易誉其为“诗豪”，有《刘宾客集》，一名《刘梦得集》，存诗八百余首。刘禹锡诗风雄直劲健。他开创了通过咏物来寄托讽喻的先例，其在流放巴楚期间所写的乐府尤其值得注意。代表作《竹枝词》九首、《堤上行》三首以及《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等。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入仕后接连被贬，他放浪山水间，以诗文自娱。有《柳河东集》，存诗一百六十余首。集中五言古体最多，大都写自然的美。代表作《江雪》、《渔翁》。
中唐诗人孟郊、贾岛的合称。孟郊比贾岛大28岁，是贾岛的前辈诗人。但他们都是遭际不遇,官职卑微,一生穷困，一生苦吟。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贾岛“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相传他“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们又都是韩愈的诗友。韩愈对他们的诗也都很赞赏，说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荐士》)，贾岛诗“□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但重视郊较过于岛。郊、岛二人偶有诗相投赠，在当时并不齐名。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贾岛则为“清奇雅正”的升堂七人之一。宋代欧阳修始以两人并举，谓“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书梅圣俞稿后》），苏轼有“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之论。二家诗“清奇”“悲愁”，造语刻炼，白描不用词藻，是共同之处。但孟郊诗以五古为主，不作律诗；贾岛诗以五律为主，古体较少；孟郊对社会生活观察较广，感情较深,有关心国事民生的作品；贾岛则生活较窄,对世事较冷淡，一味枯寂幽峭,情调凄黯,是不同之处。潘德舆以为“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此论有代表性。但贾岛对后来的影响大于孟郊：晚唐五代被诗论家称为“贾岛时代”（闻一多《贾岛》），宋代“九僧”、“四灵”，明代“竟陵派”，清代“浙派”，学贾岛成为流派；学孟郊的只是个别的诗人。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载：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并称他们的诗体为“元白体”。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叶燮说：“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诗》）赵翼则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
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抑有扬。抑之者始自杜牧,指元白诗为“淫言□语”、“纤艳不逞”（《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扬之者始自张为，列白为“广大教化主”，元为“入室”(《诗人主客图》)。其后,明代王世贞、王世懋、清代王夫之、王士□均贬抑元白。宋代叶梦得、明代贺贻孙、清代尤侗、翁方纲则褒扬元白。苏轼虽说过“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但又多以白自况，实际上他是很仰慕白居易的。
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南宋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明代胡应麟《诗薮》更以“元白长篇，张王乐府”并称。
张籍、王建二人早岁同学，交谊甚深。他们出身寒素，官职低微,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积极加以反映。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所作乐府诗，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横暴、穷兵黩武、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不幸遭遇，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倾向鲜明。又善于运用比兴、白描及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事实和人物语言表现主题，在篇末用重笔突出中心，语言通俗而凝炼，韵律善于变化，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诗风。比较起来，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更含蓄，口语化程度更高；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反抗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为王诗所不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
晚唐诗人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并称。他们的诗歌风格都承受六朝余习，色彩□丽，笔调柔婉，故有此并称。《新唐书·温庭筠传》谓庭筠“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唐才子传》也说庭筠“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
温李并称，是指他们诗风中“以□致相夸”（《唐才子传》）的共同方面。这种诗风在晚唐诗坛上有很大影响，还为宋以后婉约词派开了先河。元好问所谓“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论诗三十首》之三），也是就这一点上提出批评的。
温庭筠与李商隐的作风、成就并不完全一样。《旧唐书·文苑传》认为“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也称许温诗“笔径较独酣捷”。而陆时雍《诗镜总论》则说：“李商隐丽色闲情,雅道虽漓,亦一时之胜；温飞卿有词无情,
晚唐作家皮日休、陆龟蒙的并称。皮日休为苏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合编为《松陵集》，这是皮、陆并称的一个由来。皮日休曾有《正乐府十篇》等诗,受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陆龟蒙也有少量关心民生之作如《杂讽九首》、《村夜二篇》，他们思想倾向略同。但松陵唱和诗，却往往追求险怪，纤巧冷僻，有长达500字、1000字的长篇,拼凑对偶,以多为贵。诗论家指出,这是“以笔墨相娱乐”（赵执信《谈龙录》）的倾向，甚至有“皮、陆如吃蒙□药，瞢腾而作呓语”（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讥评。他们还有一些名为“吴体”的拗律，造语诘屈，用意也在于消闲遣闷。
皮日休、陆龟蒙散文中有些忧时愤世的小品，显示了他们虽称隐士而“并没有忘记天下”，在唐末，“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韩柳
中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韩柳并称，始于宋初。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说：“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越湘《本文》也以二家并称。明人朱右、茅坤便以二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
后人对韩、柳二人的评论，有扬有抑。持扬韩抑柳论者，有宋祁、方苞、姚鼐等人；持扬柳论者，有晏殊、范仲淹、李贽、焦循等人;扬柳而又抑韩的,有陈衍、章士钊。其中有的单论文章，有的则兼及政治。林纾是持折中论的代表。
韩、柳并称，指古文而言。诗歌史上，韩、柳不是同一流派，而以“韩孟(郊)”、“韦（应物）、柳”并称。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
白居易的经典诗句
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
2、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忆江南》
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翁》
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5、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
6、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
7、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长恨歌》
8、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放言五首（其三）》
9、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钱塘湖春行》
10、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钱塘湖春行》
11、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夜筝》
12、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暮江吟》
13、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14、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15、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琵琶行》
16、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琵琶行》
17、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行》
18、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生。——《琵琶行》
19、银屏乍破水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琵琶行》
20、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琵琶行》
21、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
拓展阅读
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1988年，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为白园捐立石碑，以纪念白居易，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1995年，4个日本人于此上书“樱献”。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作品书法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琵琶行图》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