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杜甫的《孤雁》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的《石壕吏》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杜甫的《严郑公宅同咏竹》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杜甫的《羌村三首·其三》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杜甫的《羌村三首·其三》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其六》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杜甫的《孤雁》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的《赠花卿》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的《登岳阳楼》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其二》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的《曲江二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的《春日忆李白》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杜甫的《旅夜书怀》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杜甫的《石壕吏》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杜甫的《曲江二首》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杜甫的《月夜》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杜甫的《月夜》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其五》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杜甫的《小寒食舟中作》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的《石壕吏》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杜甫的《野望》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杜甫的《阁夜》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杜甫的《阁夜》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的《房兵曹胡马诗》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的《春日忆李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的《石壕吏》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的《绝句二首》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的《月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杜甫的《阁夜》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的《天末怀李白》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杜甫的《房兵曹胡马诗》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的《春日忆李白》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
杜甫的家国襟怀
无论处于庙堂还是远走江湖，他都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怀民族命运，关心苍生社稷，他就是唐代诗人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造就了他一生的“稷契”襟怀。
“稷契”即稷和契的合称，稷是后稷，传说他在舜时教人稼穑；契，传说是舜时掌管民治的大臣，二人皆为唐虞时代的贤臣。《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心怀，我们在杜甫的诗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遭遇中年丧子的人生剧痛，痛定思痛后，诗人仍能将惦念和忧虑推己及人，“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份襟怀着实让很多人自愧弗如。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云：“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既以稷契自许，亦以此来要求自己，他在指斥佞小干政，斥责这些人“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愤恨“君侧有谗人”，揭露他们“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儿媚至尊”的同时，仍不忘尽可能为百姓办实事，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就是指此而言。故而杜甫虽为一介寒儒，却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由时局动荡不宁而想到欲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为天下扫除祸患，虽为诗中之语，亦足见其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题杜甫画像诗中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说来，这就是杜甫稷契襟怀的魅力之所在。
安史之乱，杜甫落入了叛军手中，一度身陷长安险境，从此他的伤乱忧时便与自身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相继写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名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击碎了国家的安宁祥和，盛世王朝变得满目疮痍。国难家仇，不知何时休止的战乱使其忧虑满怀！于是《哀江头》有云：“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无声的哭泣是为自己，更是为这个王朝。
虽身逢战乱，但杜甫的忠君恋阙之心丝毫未变。“况我坠胡尘，及归尽华发。”为国为民忧愤成疾，头发都急白了。他“脱身得西走”“辛苦贼中来”时，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兵荒马乱之中，不畏艰险，抛离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肃宗，这是怎样的一个“稷契”之臣？
乾元二年（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亲友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谁知到了八月，一场秋风吹破茅屋，接着大雨又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见。然而，就在这最沮丧、最无助、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杜甫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慨叹。雨脚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置自己床头屋漏的劣境于不顾，推己及人，大爱天下，这样的稷契襟怀，怎不让人感动、景仰？
宝应二年（763年）春，杜甫居梓州、阆州间，时春旱严重，忽有夜雨降临，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由天旱想到农事，由旱灾想到兵祸，突然降临的夜雨，让杜甫喜出望外。但他深知，久旱之后的一场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老百姓仍不知何时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自己心中郁积的愁思心结亦不知何时才能解开。这种心境之下，杜甫的思绪再一次由巴蜀飞跃到了吴越。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远在巴蜀的杜甫，刚刚因为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这里的旱情而眉头略为舒展，转眼之间，又担心起数千里之外的吴越之民来了。此等情怀，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喟。
杜甫有过居庙堂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是身处江湖，可他始终保持着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暮年的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思君报国之心处处可见。如“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霜天到宫阙，恋主寸心明”“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等。对此，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有云：“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
杜甫的政治理想从感同身受的苦难出发却又远远超越了个人，北宋黄彻说他是“迹江湖而心稷契”。想必，这也正是杜甫感动后世千年的伟大之处。
导语：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闪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由于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染，杜甫心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用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爱精髓熔铸到诗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
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 “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为人民忧虑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过多难的祖国、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后一首诗中慨叹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风疾舟中伏枕抒怀》)这就是壮怀一腔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始终都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始终都在为社会的不公、时代的不幸而摇旗呐喊。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他们的创作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杜甫的“骨”诗可谓“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是其仁爱精神的诠释，这种情感恰恰是诗人在生活中的体察，激发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责任，并在生命里程中越来越深厚地表露出来，这种“爱”与责任不是简单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轻己身的利他人格的体现，是封建文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显现。这种无时无处由其胸襟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的关爱，正是人文关怀的良知性善的真切发现。其大量深切关注人民疾苦、仁爱之情的“骨”诗，全面诠释了儒家“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与真谛。
1、动心
动心应该是一首诗最为根本的担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担当起了感动、激动人心的社会责任。大到国家社稷，小到草木虫鱼。如果只是徒劳的吟风弄月或为诗歌而诗歌，要打动受众是不可能的。我们读“关关雎鸠”，读“硕鼠硕鼠”，读“砍砍伐檀”，如果引不起心灵的震颤，那是我们知觉麻木的表现。所以，愚以为，诗歌的第一担当，应该是动心。让读者引起心灵的震撼或悸动。哪怕是些许的微澜，也是有担当的表现。大的历史题材自不必说。我们读杜甫的“三吏”、“三别”，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引发的是心灵的震撼，而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即使李太白笔下的五彩斑斓的神奇世界，给我们的美学享受和心灵熏陶，也足以让我们暖意萦怀。动心的前提首先是应当明白，让人能读懂。这样才能说进一步的理解与玩味。如果朦胧的连自己都云山雾罩不知所云，颓废的连一点希望生机都没有，动心就成了一句空话。当然，也不能把诗歌变成一杯纯净的白开水，明白的几乎一览无余、了无滋味。那样人人都成天才的艺术家了。诗歌应该是酒，是五谷发酵的纯酿。有一滴酒撒地，十里草木香的余韵。用前人的套话就是“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独特的“这一个”。并且这种余香，历久不衰，愈久愈浓烈，沁人心脾，侵骨透肌。如从沙砾中淘出的明珠，光彩夺目，熠熠闪亮。比如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陶潜“悠然见南山”，陆游“铁马冰河”，苏轼“千里共婵娟”，辛弃疾“天凉好个秋”等等，无不让人砰然心动，过目不忘。其次就作者而言，感动受众的前提，必须是先感动自己。如果作者自己没有激情，没有创作的欲望，没有表达的渴求，没有那进入状态的如痴如醉，甚至连一点感悟也没有。那他的诗歌要动人，完全是一句空话。“李白斗酒诗百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癫狂，所以才有那些神奇瑰丽的优美诗篇；杜甫能从西临妇人在自己堂前打枣的小事，生发出一首诗歌，那是心中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心灵悸动；王维“独坐幽篁里”的从容淡静，李贺“诗囊”的辛苦奔波，莫不是一种需要表达方式的反映。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确是这样，当诗人满怀的激情、欲望、冲动、感悟转化为文字的时候，他所给予读者的视觉冲击和内心的震撼一定是很强烈的。这正如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功利和目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也正如一只鱼刺在喉，不吐不快。如果作者本身就带着一种功利、欲望去创作，要写出动人的诗歌，完全是不可能的。连自己都不能感动的作品，绝对是不会动人的。我们读“小草在歌唱”，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莫不感受到作者一颗炽热的爱国的心的跳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诗歌情感性，应该为诗歌的第一担当。
2、养眼
动人是诗情，养眼是画意。
一首诗应该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图。在古代，许多诗人也是画家。如王维、苏东坡等等。他们的天资是多方面的。也就成就他们作为优秀诗人的光辉形象。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价道出了其中的精髓。也就是说，一首诗歌应该给读者以从来没有的艺术享受和熏陶。这种和谐的美是一种视觉感悟上的灵动与冲击。
说到底，养眼其实应该包含闻一多先生所倡导的“绘画美”与“建筑美”两方面的意蕴。
所谓“建筑美”是指诗歌章法排列、句式长短、节奏处理等所显示外在的凝固美。古体诗词自不必说，即是现代诗歌，优秀的诗人总是十分注意诗歌的建筑美的。我们读闻一多，读徐志摩，读戴望舒，读朱湘，读贺敬之，读海子，读舒婷等等，都能从句式章法里体味到一种美的愉悦和享受。“绘画美”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的。“两只黄鹂鸣翠柳”，春意盎然，是春的图画；“接天莲叶无穷碧”，绿意醉心，是夏的图画；“晴空一鹤排云上”，秋高气爽，是秋的图画；“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皎洁，是冬的图画。马致远的《秋思》堪称绘画美的典范之作。这种绘画美，以其浓烈的色彩，向读者绘形、绘色、绘声、绘影、绘神，构成了中国诗歌艺术长廊中一幅幅优美动人的画卷。绚丽多姿，精彩纷呈。“建筑美”与“绘画美”的完美结合，就能使一首诗达到出神入化的臻妙境界。错落有致、摇曳多姿的章法，灵动变化、长短适度的句式，桃红柳绿、五光十色的词彩为诗歌的完美表达，提供了优美的外在形式。这正如天资聪慧的美女，选择了十分得体的服饰，相得益彰，更加楚楚动人了。
当然，所谓养眼，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华丽辞藻的堆砌和结构句式的整饬呆板。一切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这是应该遵循的艺术原则。也不是说离开了华丽的辞藻和整齐的形式就不能创作出有担当的诗歌来。我们读“松下问童子”，读“种豆南山下”，读“润物细无声”，读“相看两不厌”，读“明月松间照”，读“独钓寒江雪”，读“寂寞开无主”，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等等等等，平淡文字的背后，蕴含着深邃的意境哲理。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现代诗歌也不乏这样佳作。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舒婷的“致橡树”，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等等都是“建筑美”与“绘画美”完美结合的优秀篇章。可见养眼当也成为诗歌的一大担当。
3、悦耳
悦耳即诗歌的音乐性。自古以来，诗和歌是融为一体的。诗几乎都是可以和着曲子唱的。这就决定了诗歌与音乐的血肉关系。
诗歌的受众应该是以朗诵为主的自我特殊阅读，或者以听取为主的欣赏阅读。与其他文学样式的阅读方式有着质的的区别。古代诗歌的传播途径大即是一种口传心授，诗以歌传，所以离开了音乐性的诗歌，仍旧是不完美的。最起码传播的方式上就稍逊一筹。因此读来朗朗上口，听来悦耳顺畅的音乐性也该成为诗歌的一大担当。
这一担当，当然不是仅仅凭几个韵脚可以完成的简单操作。而应该是节奏、旋律、音韵抑扬顿挫等音乐要素的完美结合。
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送元二使安西》才能够成为流传不朽的《阳关曲》，并且以三叠而唱为妙；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春江花月夜》才演绎成千古流传的同名同曲，春、江、花、月、夜组成了一幅完美的视听画卷；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不仅以描摹音乐的形象性而著称于世，而且以其诗歌内在的旋律优美成为唐诗音乐描写的典范之作；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显得更加激动人心、振聋发聩；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雨巷》那个姑娘就更显得美丽动人、韵味悠长；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有的人》更显得对比强烈，分别天壤；正因为有音乐性的担当，《乡愁》更显得暖意萦怀、过目不忘……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诗歌诉诸于听觉的艺术感动应该使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不可或缺的担当。
我不是诗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受众，一个读者。只能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说一些关于“梨花体”之外的闲言碎语。其实也不过是老调重弹拾人牙慧的陈词滥调。
不久前，有报道说，现代派诗人开了一个主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的建构暨赵丽华诗歌研讨会》来挽救诗歌个了。所以拯救诗歌当然应该是这些“一级诗人”的事情。凡夫俗子的闲言碎语还是让它随风而逝的好。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