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闪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由于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染，杜甫心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用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爱精髓熔铸到诗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
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 “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为人民忧虑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过多难的祖国、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后一首诗中慨叹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风疾舟中伏枕抒怀》)这就是壮怀一腔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始终都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始终都在为社会的不公、时代的不幸而摇旗呐喊。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他们的创作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杜甫的“骨”诗可谓“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是其仁爱精神的诠释，这种情感恰恰是诗人在生活中的体察，激发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责任，并在生命里程中越来越深厚地表露出来，这种“爱”与责任不是简单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轻己身的利他人格的体现，是封建文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显现。这种无时无处由其胸襟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的关爱，正是人文关怀的良知性善的真切发现。其大量深切关注人民疾苦、仁爱之情的“骨”诗，全面诠释了儒家“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与真谛。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诗经》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描写自然形态的物类事象，取喻于它们的自然属性，抒发由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正因为如此，《诗经》体现出了人生的本真，本真反映在人对自然原生态的体验，人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情感，艺术手法描摹下的真实场景以及这种本真情怀对后世的影响力上。
一、人对自然的本真体验
《诗经》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陆机做过一本诗经的草木鸟兽虫鱼疏，其中关于草木的有80多种，鸟兽30多种，虫鱼30种。凡天象、地理、草木、鸟兽、昆虫，以及人事等现象均可引起感情的抒发，情感完全根植于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们写诗吟诗，是发自最自然的感情，而情之所起就是受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触发。《诗经》源起于人们在劳作与生活中对自然的真实体验，无论是描写美好的爱情，还是痛斥失败的婚姻，还是寄托对游子的思念，还是诉说劳动人民的艰辛，都是周之先民最日常最原生态的生活，都能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比如《周南》中最出名的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开篇先写的是雎鸠这种河洲上的水鸟。水鸟闹春之景，深深地触动了主人公的情怀，使他展开移情联想：禽鸟于春日融融的河洲边，乐求匹偶;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值此春光烂漫之时，亦正当寻求配偶。情由物起，多么具有乡野风情，多么清新谐美。同样描写爱情的《樛木》也从自然中捕捉到美丽的意象：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在南国的原野上，一棵高大的下曲的树木，对其下的藟藤现出爱心，使藟藤迎时乘势与之结合，直冲蓝天。这自然界美的意趣，触动了周民们对婚姻的认识：只有两性自由结合，生命才能出现真正的奇观。祖先们拥有如此睿智细心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是因为拥有富有诗意与情感的灵魂再加上对自然的细心观察与真实体验。最有趣的一首诗是《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这首诗描写的是子孙众多。许多人初读这首诗会觉得有些荒诞。螽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蚂蚱。人与蚂蚱如何能相提并论?人的生育又如何能与一窝蜂的出生的昆虫相类比呢?原来诗人把螽斯这种昆虫与子孙放在一起类比，是从其生殖能力强，群聚性和集中性悟出了人们的生育要义，祈求多子多福。更奇妙的是，诗人用了六个不同的叠音词表达“众多”的意思：诜诜、振振、薨薨、绳绳、揖揖、蛰蛰。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唯六字炼得甚新。”为了表达“宜尔子孙”，诗人变换了数个字，构成重章叠唱体，反映了诗人对螽斯的动作、声音、群聚形态细致入微的体验和丰富的联想。
如此大胆的想象与妙趣横生的描写，《诗经》中比比皆是。大概是因为《诗经》的创作都来自先民们体验自然后的真切感悟。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诗人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对生活现象的理解中。再比如表达伤感讽刺情绪的诗，同样也寄托情感于自然风物。《邶风》中的《北风》写民不堪暴政而呼朋唤友归于有德者：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诗人从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奇寒彻骨，万物凋零的肃杀景象中想到了卫国的暴政，于是呼朋引类，相与劝逃。百姓积压于内心已久的对酷政不满的情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触即发，真是“北风不绝人之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篇都有，情感不是直接生硬地抒发，而是寄予于一些象征之物，那种对自然的体验和由此引发的感悟是直接的、原始的、无功利的，它让读者看到了民间文学与人生的紧密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诗经》就印证了这一道理。《诗经》体现了早期人们有感于自然的创作，是人们在形而下的生活体验中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二、生活情感的本真反映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源于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实际上就是早期人类人生中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对于人生作精神、情感处理的必然结果，《诗经》表现的是最普通的人生，抒写的是普通民众在平凡人生中的真切感受、价值观念、理想形态，其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贯穿始终。比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婉拒情人幽会的场景，将少女初恋时的矜持自爱，含蓄又渴望又担心的心态表现得生动细腻。“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以女子的口吻娇嗔仲子逾墙来幽会的行为，初读时或许让人有些费解，难道热恋中的女子不渴盼与心爱的恋人约会吗?读下去就明白了：“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原来，少女并不是拒绝仲子的爱，也不是怕仲子逾墙压坏了树枝 ，而是害怕父母知道。这就尽显人生的真切情感，试想哪位怀春的少女没有这样懵懂含蓄的情感呢?最美好的恋情总是羞于让人知道的，这种微妙的想爱又不敢爱的感觉不正体现了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吗?诗人通过对恋爱中男女行为真切有趣的写照，表现了少女心理变化过程，反映了普通男女恋爱中都会产生的一般情感，不是很真实动人吗?与《风》中大量反映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感相比，《颂》反映的情感则流露出一种崇高。《颂》多描写的是帝王们祭祀天地百神祖宗神灵，成汤殷武的圣绩伟业，文王武王的大道纯德，成王康王的兴隆至治，祭祀者的无限虔诚与崇敬等等。这些文章多出自宫廷文人之手，写得很有气势，在内容上多多少少隐含着某种道德教化，力图表现节操、责任、道义等等，相比《风》之下缺乏鲜活与生动，不像《将仲子》这类诗那么贴近人生的本真，但是也能反映出周民们行祭祀礼仪时真切的内心感受。《诗经》中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篇章大多出自与《风》，如《静女》、《柏舟》、《鸡鸣》、《伐檀》、《硕鼠》等，大概就是因为贴近人生本身的描写比那些力图微言大义的文章更能触动读者的情感。然而后代有些学者对《诗经》中传达的真情实感有明显的误读。比如《关雎》明明展现的是男女之间相思相恋之情，《毛诗正义》却对其强加意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样解读似乎为了大力彰显道德教化而不顾及人自然的情感，不顾及自然的逻辑与人性关怀，又如：“《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对《诗经》加入非常人生化与非人性化的解读，就会变得陈腐不堪，平庸恶俗，面目可憎。其实《诗经》中描写的是自然生活的感情，并无牵扯到什么后妃的贤良美德。
三、艺术手法对本真生活的表现
好的诗歌总是能贴近人生与人性，展现出生活本真状态的。它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在于运用艺术手法把最真切的人之常情表现出来。《诗经》中表达人的情感的方式总是很妙，常常会让人读着读着有惊喜和新鲜感。惊喜在于诗人总会不断变换重章叠句用形形色色的描写铺垫情感，而不是通过简单呆板的重复去加强感情。这不仅能感染读者的情绪，而且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中许多诗都以自然风物比兴，大量运用描写万物形态的叠音词。比如前文提到的《螽斯》，变换了六次叠音词描写其众多虫子众多的形态，力图表达对多子多福的祈求。再比如描写芳龄少女出嫁的《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人用比兴和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展现出嫁的女子如盛开的桃花般青春的美，生命的美。虽然诗中没有直接赞美，但是读者可以由“灼灼其华”到“有蕡其实”再到“其叶蓁蓁”绿叶成荫满树桃子果实累累的景象体会到女子对爱情与婚姻的期许。通过自然景物的发展展现情感递增的强度，原始淳朴，清新谐美。还有许多篇章也运用这种手法寄寓情感，比如《芣苢》、《氓》、《采葛》等等，诗人们在回环反复吟唱一个意念，但是又不是简单的重复，每次回环，诗句都会有些许变化，或是草木由稀到盛，或是花儿由盛到衰，或是时间由短到长……总之，事物在变化中，情感在变化中，一切都在变化中，那些生活化的场面缓缓缓缓地渗进读者的心里。方玉润在《原始》中评《芣苢》：“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和不断变换的动词“掇”、“捋”、“袺”、“纈”生动地表现了妇女劳作的场景，细细品读这些字词，也不禁会进入到那种清丽欣喜的情感中。《诗经》是人们在劳作之余，闲暇之时的自由吟唱，这些朗朗上口的叠音词流露着诗人内心的情感，那些自由且与万物相容的灵魂驰骋于丰富多彩的自然中，通过艺术表现力展现了先民们富有诗意的生活。后人多赞誉《诗经》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大概是因为这种艺术手法可以表现出情感自然变化的过程，十分贴近人的正常的心理变化并富有感染力。
四、本真情怀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早期文学作品之一。它有表现大量贴近人生本真的内容，反映出早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等等，也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的创作理念。《诗经》是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屈原的作品继承了这种精神，真实地再现了楚国的社会现实，抒发了真挚远大的理想。汉乐府民歌更是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与人生的丰富性。最重要的是，《诗经》所包含的人生意蕴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生原态中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健康自然极富生命力的，塑造了后代的写作气度和人格情感。后世许多伟大的作品，比如《西厢记》、《红楼梦》等等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原型的情感。伟大的作品总离不开贴近人生本真的塑造和描写。《诗经》可以说启发了后代作者创作的灵感，奠定了诗性的文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诗性的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富有诗性，关注人的自然感情，才能表现出一定高度的人生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