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以下是“苏轼的旷达情怀”，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 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玘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诗词中，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在不损害原意的原则下，诗人们可以对语序作适当的变换。
浅谈古典诗词之美 篇1
我们读古典诗词，不是真的在读，而是用心在体悟，体悟那份空灵、曼妙、共鸣，沉浸在作者所描绘的意境之中，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呼吸着诗中世界的气息，让每一次感受都有新的发现，新的不同，新的美妙和其中暗藏着玄机和活力。古典诗词的精炼留下了让人巨大的想象空间，读者能够将自身化为微小的尘雾，瞬间弥漫于整个诗的空间。那巨大的空间可以让读者，如丝如梦，如幻如仙，其多种意境，多种揣测，多种解释，多种理解，渗透全身。其诗句可以是青山绿水，可以是大漠落日，可以是古寺寒钟，可以是隐逸暗香，可以是高山流水，也可以是海枯石烂……她就是古典诗词。
古典诗词具有宽广的想象视野和表达空间，其穿越性，是超出时空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古典诗词以音乐性质的美感，以韵律、语感、节奏为主流，营造一种朦胧的梦境，朦胧的山水情怀，朦胧的人生咏叹，她既可以是气势磅礴，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也可以是花前月下的浪漫的儿女情长。
古典诗词的音乐之美，在于她的押韵，古典诗词的主体，是使用中古音系统进行创作的，这个系统的标准叫“平水韵”，是因为一个平水县人编的字典而得名的。近体诗（即绝句和律诗）是只能押平声韵的。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是押尾韵的，即：诗句的最后一个字押韵。
她是汉语诗歌的一个特色。古典诗词的押韵有它深厚的蕴涵和独特的魅力。
我们的汉语诗又叫做“诗歌”，是因为那些诗本来都是可以歌吟的，现在我们办古典诗词诗会，就有许多老同志上台去吟诵，去歌咏。古典诗词的押韵，是大有深意的，由于整首诗中，被拖得最长的，就是韵，韵的发音被夸张、慢化、加强，所以韵的发音，会对整首诗的意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写诗重视押韵的原因。
浅谈古典诗词之美 篇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暮年，壮心不已”。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自然物象与人文精神彼此涵容，大大增加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厚重，将感性的物象与抽象的人生思考紧密结合，用比喻的手法，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无穷的思想启示意义。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表现的个性化语言，对读者来说，往往会感到“陌生”，但却给人新奇的感受，比非文学语言往往更有情趣，更有吸引力，更易于启发读者的思维和想象能力。
李白的诗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从诗句来看，在实际的生活中没有这种说法，而且不符合语法规则。而诗人这样用，是别有匠心的，她使语言产生了“陌生化”效果。虽然在意义上，显得有些不可理喻，但读者也能理解，并能感受到这种“陌生”所蕴含的审美趣味。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把语言当成思想的媒介、工具、载体甚至“外衣”，其实不然，语言就是思想本身，离开了语言就没有了一切。抛开语言而奢谈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幻圈套之中。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就是一切，甚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一切都在语言之中，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因此，所谓诗歌，乃语言运作而产生的“言语”而已。古典诗词带着自古而来的感觉经验，每个作者和读者，也都在语词的基本共识层面进行创作和阅读理解。所谓“意境”、“涵蕴”都不是脱离和超越具体语词的抽象之物。诗词高手都是运用语言的高手。诗是——人类语言美中之纯美的存在。是宇宙万物间美的总和。
浅谈古典诗词之美 篇3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隐者也，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复意”就是指文学的多义性。古典诗词即“由于诗人的提炼、加工，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在本义之外，还带有使之诗化的种种情感和韵律。”
《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诗中的“相去日已远”中的“远”，既指“空间”上的长，也指“时间”长。正是这个词语的多义，不但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审美想象空间，引发读者感受，激发读者情感，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诗人正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自然与生活的互溶过程中，把对生活的感受诗意化、情感化、审美化，从而使诗歌艺术意境达到巅峰。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是采用民歌体裁写作的绝句，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修辞手法——谐音双关。一场太阳雨后，杨柳被沐浴得更加翠绿，江水高涨，平如镜面。突然从江上传来一阵歌声，岸边的姑娘听出是自己喜欢的小伙子所唱。好久没有他的音讯，以为他已忘记了自己，听到歌声，才知道他就像夏日晴雨不定的天气，以为没情，原来却是有情的。这里的“晴”是“情”的双关语，由上面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引出，写出姑娘的心理活动。诗人只用七个字就把姑娘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出来，让我们仿佛看到她怦然心动由怨转喜的表情，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功力。
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中“碧玉”表现出多义性。一是实写，用“碧玉”比喻鲜嫩清脆，仿佛带有玉石般光泽的柳叶。二是虚写，把柳叶的细柔与人相联系，通过想象，把柳树的婀娜多姿，脉脉含情小家碧玉联系起来，赋予情感意蕴。
中国古典诗词，正是做到虚写与实写得统一结合，提高了诗歌的意境，增强了诗歌的审美效果，从而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
总之，古典诗词之美，之丰富想象，之巨大艺术张力，之表达视野空间的宽度与广度，是为千古一绝，万世为表也。
当古人抬头仰望浩浩夜空时，天上那轮清朗的明月总会触发他们太多的遐思，月亮也于是成了传承五千年的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面对月亮，他们寄托了不同的情绪，有李清照“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柔婉，也有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旷达与豪放。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月亮也成就了一位诗人，那就是《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在诗才辈出的唐代，仅凭这一首诗，举目望去就无人能敌。《春江花月夜》所受的赞誉太多了，从地位气度上，一句“孤篇横绝全唐”的评价就足以压倒一些赞美了。可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从内容方面也给予过一句评价，既中肯，又全面。他说“这里一番神秘又亲切的，有的是强烈地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种赞美，既来自于张若虚旧瓶装新酒，用《春江花月夜》的旧题以新的内容打破当时浮艳浅薄的宫体诗一统天下的局面，给当时的诗歌注入了新鲜、清灵、旷达的风气，又来自于诗歌内容中强烈传达出的深层意味。
一：强烈的宇宙意识
但凡大成之作，里面表达的绝非一己之情，它必然有终极的深度关怀。《春江花月夜》亦是如此。
从题目上看，《春江花月夜》颇有些意象诗的味道。作者未用任何连接词只是并置了春、江、花、月、夜五种意象，这五种意象有机的勾连、融合，塑造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月下美景。
诗歌开头，诗人大处落笔，描绘了一番大气磅礴的意境。“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充分打开视野，给我们形神兼备的描绘了一幅宏观背景。下有波澜壮阔的大海，上有浩瀚无际的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明月，这月华笼罩了万物，笼罩了月下思索的我，也笼罩了下文的游子和思妇。诗人觉得这些宏观的背景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将镜头拉向了更加具体的景物：“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像前面四句一样，诗人描绘了月光之下的多维空间，下面有江水围绕着开满鲜花的郊野曲折流过，银色的月光照在花林上，仿佛给花林撒上一层雪珠。天空里由于月色如霜，使得世间万物都像被净化了一样。写到这里，诗人已经把氛围渲染到极致了，整个世界都呈现出沉静的银白之色。此时，在整个无人之境里我们甚至忽略了诗人的踪迹。可一个“孤”字提示给了我们诗人的存在，并且从诗人眼中的景物里反观出他此时的心情。在旷达浩渺永恒的场景对比下，他突然觉得伤感。于是诗人仰望皎皎明月，他发问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一问很稚气，即便是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21世纪，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只是“江天一色无纤尘”的美景自然而然的促发了他此番的思索，但诗人并未着意给出答案，他或许明白根本就没有答案。于是意识像流水一样被送进更深的思索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和亘古的江月比起来，人太有理由伤怀了，草芥一般短暂的生命，居无定所的颠沛流离，何以能和亘古永恒的江月相抗衡呢?读及于此，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黯然神伤。这种伤感不是个体的，是全人类共有的，很多文人墨客都表达了这种伤感：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苏轼“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古诗十九首》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阮籍“人生若尘露，天地邈悠悠”等等表达的多是此类的情感。可对比下来，张若虚的诗句又有某些不同，虽然描绘了人生的短暂，但不像前面的诗句一片哀怨萎靡之色，张若虚既不绝望，也不悲伤。虽然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可是人一代又一代的绵延生息，那长度也是可以和江月对抗的.，里面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执着和赞美。到了这里，诗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问题似乎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张若虚的诗歌从习见的景物里捕捉到了一种哲学里辩证的味道，从无限到有限，从而让他的诗歌有了一种淡定从容之下的张力。
二：纯洁的爱情
“不知江月待何人”江月永恒，像是执着的等待着什么人。诗人不仅仅是一个能描绘美景抒发真情的作家，一个“待”字又让我们领略到了诗人在逻辑构建上的功力，“待”字不仅赋予了江月以人的情感，更是巧妙地引出了下文。“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既然是相思等待，最绵延久长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游子和思妇之间的“待”了，所以“白云一片悠悠而去”把游子带走之后，很多地方就被离愁染重了颜色。既然有一叶扁舟漂泊而去的游子，也就必然有明月夜在某个高楼上望穿秋水的思妇。写游子思妇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题材，但像张若虚一样既兼顾游子又描绘思妇的还不多见。在这节里，诗人发出了第二问，如果说第一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约何年初照人?”是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疑问，可第二问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姿态明显就低多了，既然反应大情怀的关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难觅答案，诗人也不着意深究，一笔带过。可在第二问的处理上诗人显然要细致得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从生命个体的角度上对游子和思妇爱情的深切关照。这爱情太悲苦了，作者故意从游子和思妇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并不是炫弄技巧，是因为他想表现在不同的物理空间里，他们沐浴的是同一轮月光。所以这月光是能寄托相思的，作者敏锐的抓住了思妇对月光既爱又恨的微妙情感。在明月夜的高楼之上，有月光如影随形和思妇作伴，这本是好事，但月光的无孔不入是一种分离的提示，于是思妇的情绪变得烦躁，想赶走月光，可是“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一切都是徒劳的。这时在思妇眼睛里，月光已经不是一个有形物，它代表了思妇无法解决又不愿面对的离愁别绪。月光惹人懊恼，可是它毕竟照着我的同时也照着千里之外的你，想及于此，思妇对月光的情绪发生了微妙变化，“愿逐月华流照君”，刚才是恼怒，这会变成了向往。可这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因为她明白长空之中，鸿雁奋飞，也飞不出月的光影。江水之下，鱼儿腾跃也只能激起水面的微微波纹。此时，心里又平添了多少愁苦啊?写到这里，诗人视角一转，将镜头对准了千里之外的游子，没有思妇的细腻，而是抓住了游子的一个梦境，“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落花满潭，春光将逝。可归期遥遥，江水流春带走的不仅仅是季节，更是游子可贵的青春和幸福的可能。一场凄美的相思在月光下展开，又随着西斜的月拉上序幕。
三：无限的同情心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在“沉沉”二字中我们读到了游子的失望孤寂和落寞，现实中碣石和潇湘的物理距离更增添了这份愁苦。大约体会透了这种苦楚，所以才能推己及人，想到了普天之下和自己一样命运的游子思妇，同样的经历让他内心迸发出无限的同情心。月华之下，有几个人能实现自己未竟的心愿，在今夜乘着月华归来?诗人不知道，所以他将这种忧愁、思念和纷乱的离情都交织在一起，随着残月的余晖洒满江边树上。
至此，诗人在月亮升起到落下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宇宙、生命、爱情等永恒问题的思索。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索和探寻使《春江花月夜》有了深刻的内涵，所以在高度上远远超越了那些写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