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一词可以说贯穿了刘禹锡的一生，旷达情怀也可以说是属于刘禹锡的特有情怀。
刘禹锡，字梦得，是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位杰出的作家。长期的贬谪生活，颠沛流离之中总是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发现常人难以觉察到的高远境界，这在其诗歌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他的很多诗歌中就表达了高远旷达的心境和坚强的意志。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记叙了他至寺院之中品尝新茶的情景，“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
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这首诗作于大和六年(832年)，刘禹锡任苏州刺史之时，一位六旬老人面对半生来的贬谪生涯，没有过多的回顾与悲愤，而将生活中最最美好的部分表现在诗作中，实属难能。
在刘禹锡眼中，贬谪不再满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怨尤，而成为一次很好的磨砺，且看《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汉无名氏《古歌》的“秋风萧萧愁杀人”，再到杜甫《登高》的“万里悲秋常作客”，历代文人都沿袭着悲秋的传统，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之时，更是如此，刘禹锡却恰恰相反，以一句“我言秋日胜春朝”响遏行云，在他看来，春天是无法与秋日的'山明水净相提并论的，登高而招，诗兴也随鹤影直达重霄。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乐观向上的情绪。
如他的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郡翻似烂柯人。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其时刘禹锡经过二十三年、两度贬谪，再次被召回京，途经扬州，巧遇白居易，白居易写下《醉赠刘二十八君》，末句为“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深深的慨叹刘禹锡身负才情，却多舛的命运。而刘诗“到乡翻似烂柯人”句用王质烂柯的典故，既暗示了贬谪时间之长，又表现了世态的变迁，他心情怅惘，满是回归之后的疏离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来比拟自身，固然感到惆怅，而沉舟之侧，有千帆竞发;病树之前，正万木皆春，又表现了其达观的处事态度。
在刘禹锡晚年，开成二年(837年)春，与令狐楚的酬答中，写下“唯有诗兼酒，朝朝两不同”(《令狐相公频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汉中因抒短章以寄诚素》)的诗句，可见在被贬谪回归之后，诗与酒构成了诗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主题，他具备魏晋时期真名士之风流态度，愈来愈使人感受到他绵延一生的独特的旷达气质。
刘禹锡长期的颠沛流离，由朗州至连州，由夔州到和州，历尽艰难，但是他却不像屈原一般，将是否身处帝京作为穷通的表现，而是以旷达闲适的心境去体会身边种种，其心如一汪池水，不胶于外物。
如在《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中，他写道：“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这首诗作于宝历元年(825年)春，诗人时贬和州，
但是纵观全诗，我们却丝毫找不到一点点横遭放逐、惆怅难排之感，相反，看到的却是春日里芳菲满园的野草、香花，撩乱心境的柳丝、柳条，一“红”、一“碧”相对而出，如此鲜艳的着色可见诗人同样明快的心境。多少年的被贬生涯，使得诗人“万事尽忘筌”，眼前的是非名利如同一场春梦，烟消云散，千古失意之人谁能至此?
在其被贬期间，刘禹锡身处荒僻之所，他满眼陌生的景物也抹上了诗人心中的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刘禹锡笔下的景物也大多感染了诗人悠游、旷达的气质。
王叔文曾称刘禹锡有宰相之才，但遭逢“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永贞之贬，给了刘禹锡致命的打击，他内心的伤痛是无可言表的。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响异。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栗，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面对这样的“悲愁惴栗”，与他当年“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日复千信(《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得意和煊赫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要说怨恨、沉沦或遁世，刘禹锡应该是最有理由的。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志，没有沉沦颓废，更没有沉浸在鸣冤叫屈、倾泄激愤的消极情绪之中，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表现出一种悲而不哀、怨而无悔的高风亮节。纵观刘禹锡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但他展示给后人的，却更多的是他的旷达、超然的人生哲学。人们在同情他的际遇的同时，也歆羡他不胶于外物的闲适，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刘禹锡博大的人生情怀在其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时时给人以激奋昂扬的力量。这种诗情气质的形成与诗人的人格气质、理想追求、审美创新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一
在中唐诗歌内敛的总体氛围中,刘禹锡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达观时,刘禹锡的诗始终有种昂扬奋发的律动力,有一种高扬开朗、催人奋进的力量。充分表现出一位愈挫愈奋、穷且益坚的强者形象。就这方面来看,他的这种特殊表现可说既是盛唐诗歌精神的余绪,又是中唐诗人的高标。其诗怀古忧今,慨叹世事的变迁、宦途的沉浮;讽刺时政,发泄积愤,抨击贪官污吏和小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怀,始终表现出挫而不馁,旷达乐观、昂扬勃发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作者博大的人生情怀。
白居易誉其为“诗豪”(《刘白唱和集解》),明人胡震享赞之曰:“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取,其才情之最豪者。”(《唐音癸签》)这种豪放乐观之风在其赠答诗中表现尤为突出。最为典型者当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此诗写于公元826年,是对白居易赠诗的酬答之作。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被贬朗州。公元815年被召回京,不到一个月又因作诗“语涉讥讽”得罪权贵而被贬连州。公元826年,经过二十多年磨难的诗人终于再次被召回京,途经扬州,巧遇白居易,二人遂成至交。在酒宴上,白居易以后进身份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对其不幸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格调感伤哀婉。诗人听后,感慨万分。为了答谢白居易对自己的深情厚谊,也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作者写了此诗。
诗的前四句承接白居易诗末句“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而来,概括了被贬二十三年的不幸遭遇,抒写归来后的感受,诗人用“烂柯人”、“闻笛赋”之典抒发怀念故友之情和恍如隔世之感。格调低沉、哀婉,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暗含着对世事的不满、愤懑。后半文势一转,诗人从长远着眼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从社会大势和发展规律的宏观角度立意运思。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透射出一种昂扬勃发的精神、始终不衰的政治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博大情怀。诗人当时虽已年过半百,但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龟虽寿》),所以,当白居易《咏老赠梦得》表现其“情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的沮丧情绪时,诗人却高唱“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白居易在《金针诗格》中赞之曰:
“梦得相寄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此二联神助之句,自能诗者,鲜明于此,岂非梦得之深者乎?”
正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此后,刘禹锡与白居易又在扬州相逢,又有唱和之作,但每次唱和,格调迥异。白居易先写了《与梦得同登栖灵塔》表现两人的深情厚谊、亲密关系:
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
刘禹锡觉得此诗不能表达出他们的旷达胸怀,写实性太强,理想性不突出,于是便写下《同乐天登栖灵塔》以抒情怀: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三四两句从无限游人的举眼仰视,写尽诗人内心的豪放、自得,令人无限仰慕、艳羡,真乃天外飞来之笔也。公元833年,诗人已62岁。白居易因友人纷纷离世,自己又年老罢官,怅然写下“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的消极悲观诗句。刘禹锡看后,一方面为悼念亡友,一方面为了安慰白居易,便写下“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名句,作者连用两个生动的比喻,既说明了生与死、老与少都不断转化的规律,同时又说明了对于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对于新生力量的蓬勃兴起,旧的方面也应知时明理。不要因死者而伤感,也不要因自己年老多病而颓唐,而要看到生者的自强不息,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诗人的达观情怀和朴素的辩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一脉相承的,同样拨动着时代的最强音,给人以生生的力量和信念。
在“刘白”的赠答诗中,论人生遭际,刘禹锡比白居易不幸的多、坎坷的多,但论诗情说白居易消极悲观的情绪较浓,往往是白居易赠诗劝慰刘禹锡,而刘禹锡常常写出超然的诗句,以博大的情怀去感染对方,鼓舞对方,令人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这正是作者与众人生存方式的不同之处。正是这种乐观旷达的高格,使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鼓舞他在克服社会的自然的艰难险阻,勇敢地与其挑战,增强了极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和他同时被贬的柳宗元就没有他这种高格的生命意识,而是长期被忧愁和苦痛所缠绕,所以柳宗元英年早逝,刘禹锡却能晚年步步升迁,寿终正寝。这就是刘禹锡的过人之处。
除了赠答诗之外,在刘禹锡的抒情诗和咏物诗中同样饱含着昂扬勃发的人生情怀,体现出了不服输、不服老的硬汉精神。在诗人被贬十年后,诗人曾被召回京,当时正是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洛阳人有赏花的习俗,“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诗人也随去观赏,并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以抒发人生感慨: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正是这一首诗使诗人再度遭贬,并且一贬就是十年。但这一打击不但没压垮诗人,反而更坚定了诗人的意志。作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性格爽朗、倔强,从不因挫折而消沉气馁,相反他却以为这倒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不足。他说: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学阮公体三首》)
可见作者即使是处于二十三年的逆境中,也不灰心丧气,始终保持用世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至老不衰。公元828年,当诗人回到京城后,再游了玄都观,写下“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如果说《戏赠看花诸君子》暗含对权贵的不满和讥讽,那么《再游玄都观》就是对顽固派的莫大蔑视与嘲讽,是与顽固势力的面对面较量。“刘郎”前冠以“前度”不仅说明了特定的人物,而且透露出诗人不肯妥协,不改初衷、豪迈乐观的生命意识。他在《竹枝词》(其七)中写到: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后两句是诗人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悟出的'人生至理。但诗人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浪淘沙词》(其八)说: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诗人以淘金为喻,抒情言志,表明清白正直的人虽然一时被小人诬陷,但历尽磨难之后,他的真正价值总是会被人发现的。是金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这是多么乐观、自信、豪迈!诗人一次又一次蒙受冤屈,身处厄境,却始终有一种“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慷慨昂扬的气概和光明磊落的情怀,令人望尘莫及。人生的磨难坚定了他生活的信心,鼓舞了与他同时和他之后的与他有类似遭遇的仁人志士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
二
那么,刘禹锡高格的诗风是如何形成的呢?据唐史载,诗人早年随父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澈上老人文集纪》自述,他“方以两鬓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可见二僧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皎然的诗歌理论有二: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偏逸。”(《诗式》)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枝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可见,诗人昂扬勃发的心性气质深受两位诗僧影响,这段生活经历对诗人的人生成长及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着诗人诗性气质及诗风的形成。
同时,诗人这种昂奋激越的诗情,与他的信念和理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禹锡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永贞革新”顺应了历史潮流和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是民心所向,他与朋友的不幸是暂时的,政治压抑与摧残将会过去。为此,他对自己的政敌始终如一地进行讽刺和抨击,由此导致了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些压抑和打击却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反抗,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诗人气质。
在中唐社会,“韩孟”“元白”在诗歌的探索上都有独到的开创,刘禹锡并没有加入任何诗歌流派,因独特的政治生涯所致,他的美好青春皆在贬所度过,不具备参与任何流派的时间和氛围;另外,在诗歌创作上,他更不愿步别人后尘,拾人牙慧,希望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这既是诗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也是诗人取境的具体体现,还表现了诗人傲岸不屈的人格精神和逞才傲物的个性。通过作诗取境、取象来表达自己永不言输的气概和愈挫愈坚的毅力。为此,诗人在创作中对物的着眼点一般都“取境偏高”,这势必造成全诗格调昂扬、气势磅礴的豪迈之象。诗人的这种审美观照就有别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与刘禹锡人生遭际基本相同的同时代诗人柳宗元,诗歌虽说也显出大气,但因个人心性气质的差异,而诗作略显枯寂峭硬,沉重内敛。刘禹锡的诗昂扬外扩、气雄朗畅,给人一种憾动的力量。就这方面而言,白居易誉其为“诗豪”一点也不为过。
刘禹锡的诗充盈着一股浩然之气,读之令人为之振奋。他写诗极重视主体观照与冥想,“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人必有所泄,乃形乎词……因定而得境,故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这里的“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就使诗歌具有了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都是诗人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抽象变具象的感悟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历史、现实、未来在此融汇,使人放眼望去,给人以极强的感召力。这正是诗人实践自己以文为“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强调文以“气为干”(《答柳子厚书》)“以识度为宗”(《韦公集序》)的文学主张的结晶。他强调识度,又能用辩证思想去观察事物,所以对朝代更替、国家兴衰、人世沧桑、万事万物的新陈代谢,能够精深透辟,诉诸于诗,则多慷慨奋发之调,雄健挺拔之力,这就是他的诗豪壮苍劲的底蕴所在。
总之,愈挫愈奋是刘禹锡的禀性,旷达乐观、昂扬勃发是其创作的一贯风格。古人云:诗言志。从刘禹锡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虽然官场屡遭磨难,人生屡显险境,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始终没有逃避与消沉,这与许多诗人形成了鲜明对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何等的胸襟!“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何等情怀!“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又是何等的气魄。诗人这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给后人以诸多启示,那便是,挫折面前不气馁,困难面前不低头,中华好儿女,人人当自强。
在平平淡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说到
政治失意，仕途受阻，成为文人墨客千古不绝的浩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潇洒过。
但一些人是幸运的。李白、刘禹锡和苏东坡的.诗文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并没有消磨于壮志难酬的扼腕之中，反倒是一种豁达开朗的情怀跃然纸上。
天宝元年，李白离都当官，唐玄宗并未重用李白，加之受到佞臣的谗言污蔑，他难忍其辱，恳请唐玄祖放他还山。与其说是自愿退仕，毋宁说是被皇帝赐金放还，排挤到朝廷之外。于是，李白背上行囊，出走庙堂。李白二十年来的入世之梦瞬时灰飞烟灭，其中的艰辛又怎能轻易释怀？李白凭天纵之才谋得小吏之职，顿感行路之难。一腔意气化作茫然，他便著下《行路难》一诗。宝剑出鞘，挥向何方？杜甫曾评价李白“未就丹砂愧葛洪”，说他归隐避世也是徒劳。就这样，在处处逢难，举步维艰之际，李白的仕途生涯决定再续。希望重燃，仰天一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笔锋陡然一转，铮铮铁骨在久居暇荒之后，再次让世人看到了骨子里就有的豁达乐观之情怀。
刘禹锡在政治上失意后，感慨时事之变迁，依旧旷达逍遥。时值王叔文政治改革失败，刘禹锡遭贬。路经扬州城，遇到了老友白居易，宦海生涯如风吹草蓬，他乡相遇，该当畅叙别情。白居易为刘禹锡鸣不平，刘禹锡自然应作诗答谢，于是诞生了传世佳作《酬乐天扬州处逢席上见赠》。这首诗在他身后的一千多年里，温暖了无数人。当政治抱负无处施展，蒙受不白之冤时，我更偏爱刘禹锡的愤世嫉俗、泰然处之。千帆过尽，万木逢春，如同寒冬的一抹斜晖，即使不炽热，却也让人相信身后的艳阳天，一代诗豪终究是在文坛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也终是一身浩然正气，活得洒脱自在！
苏东坡在世人眼中，亦是几分豪气几分侠义。他一生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奔走四方。那一夜，他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正值中秋。当时他被贬密州，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与弟弟子由数年未见，甚是想念。面对明月，苏轼心潮汹涌，由矛盾苦闷，力求超脱到积极达观，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展现于世人面前。词中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几乎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居然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真正是：苏轼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
斯人已去，此三人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他们的诗文，穷尽了旷达的风骨，穷尽了豁达的情怀。只愿字斟句酌，随他们一起游走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