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农事诗体现了周代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农业在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尤其是在几千年前工业文明尚不发达的时代，农业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代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决定了周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决定了《诗经》艺术表达的农业文化特征。通过对最能反映农业经济文化内容的《诗经》农事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周代的经济生活实际，揭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审美趋向产生的物质根源，探讨中国古典诗歌农业文化特征的由来。
2.农事诗的概念以及《诗经》中农事诗的篇目概述
“农事”一词，在《诗经》里并没有出现过。最早提到“农事”这一概念的地方，应该是《亡传襄公七年》中的“夫郊祀后樱，以祈农事也。”以及《礼记月令》中的“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从这些语句来看，“农事”本指耕耘、收获和贮藏等农业活动。在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中，郑玄、孔颖达最先使用“农事”这一概念来解释作品。最早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诗经》中农事诗的是朱熹，他在《诗集传》中给出了农事诗的十一篇具体篇目。第一次使用“农事诗”一词的人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发表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概念。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把农事诗的概念定义为：描述农业生产生活或与农业生产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物的诗歌。
对于《诗经》中的农事诗具体篇目的划分，历来都有不同说法，从广义上来说，《诗经》中的全部作品都是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都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从狭义上说来，又有一些篇目是更集中、更具体地描绘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我们现在一般把《诗经》中的农事诗定为《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这十一篇。
3.从《诗经》看西周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
《诗经》中的农事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周代的农事状况，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丰富的社会内容，把它们称作反映周代社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毫不过分。通过对农事诗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3.1西周时期农民的毕活状态与社会地位
3.1.1生产劳动
关于周代农民的劳动情况，在以《七月》为代表的几首农业生活诗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七月》逐月叙述了农奴们一年的劳动与生活。从年初的修理农具、下田耕种开始，一直写到年终的祭祀宴饮。在《七月》、《甫田》、《大田》、《载芟》、《良耜》中，都有给地里农忙的人送饭吃的情节，形象地表现出农民在农忙时的紧张与辛苦。但即使整年辛劳，农民却依然过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穹窒熏鼠，塞向瑾户”等诗句中不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大概是什么状态。
3.1.2阶级关系
西周时期阶级等级森严，农奴的地位十分低下，是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劳动成果的分配也是极为不均，即使粮食丰收，农民也只能吃陈谷。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更说明了农民阶级与贵族相比社会地位的低下。
3.2西周的农业发展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始于农业，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周人更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他们尊农神后翟为始祖，很早就开始了农事活动，也正是这种意识造就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与繁荣。
3.2.1农业发展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在很早以前便已培植选育了很多农作物。《诗经》中提到了如桑、白蒿、荻草、芦苇、李子、枣、水稻、青麻、小米、高粱等众多农作物，说明当时人们的食物种类已经非常丰富。除了粮食作物以外，还有很多野菜水果也可以作为日常食品食用。西周时期的农业开垦技术也已达到一定水平，《诗经》有多处提到“耜”“博”、“钱”等当时比较流行的农具，说明了西周社会对生产技术的重视。
3.2.2农时概念
周代农业虽然与前代相比有较大进步，但受社会发展水平所限，仍然是属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所以对自然界的'认识、利用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非常重要。从那时开始，人们便已有了强烈的“农时”概念，遵循自然规律与节奏进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
在《诗经》中，最能体现这种意识的是《七月》，诗中表达时间意向的词出现多达四十多处，从开头的“一之日”“二之日”一直写到到结尾的“三之日”“四之日”。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循环往复，年年如此，充分地说明了西周农民对节令物候的敏感。
3.3土地制度的变化
3.3.1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
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土地制度基本一样，都是井田制。井田制，是一种士地国有制度。因为当时道路纵横交错，把土地隔为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得名。最早出现“井田”一词是在《谷梁传宣公十五年》的“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日井田”一句。井田的所有者是周王，分配给庶民使用。土地领主即是周王分封的各级贵族奴隶主，他们强迫农奴们为他们耕种，定期向周王交纳赋税，土地不得买卖与转让。
3.3.2具体作品中反映出的土地制度及其转变
《诗经》有很多篇章在描写农事时都涉及到了当时的土地制度问题，其中提到“公田”的比较多。如《周颂臣工》中的“嗟嗟臣工，敬尔在公”，这里的“在公”即是“在公田上”上的意思。还有《甫田》中“倬彼甫田，岁取十千”的“甫田，，二字，据考证应为“天子田”的意思，也就是指公田。另外根据《载芟》中所讲到的一个大家族从家族长到公社农民以及家属和奴隶一起下田耕种的情景，也说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公有而非个体家庭所私有。
而私有制在当时也已出现一些萌芽，在《诗经》中的农事诗里同样可以找到很好的证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小雅《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字即为“私田”的省略。但《诗经》中提到公田概念的次数远多于私田，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公田比例多于私田，另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中的农事诗多为周天子举行藉礼时所唱的歌，所描写的生产劳动的情景当然是在公田里进行的。
4.结语
《诗经》中的农事诗是我国西周时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们详细地记录了西周农民的生产生活，对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农业林业等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发展情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面貌、各种农业礼制风俗以及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都有重要的价值。《诗经》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继续去探讨研究。
《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
《相鼠》也是类似的作品：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
自伯之乐，首如飞逢。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
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
野有死
林有朴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
一对情人相约在城隅幽会，但是当那男子赶到时，那女子却故意躲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
但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
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日，恐怕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
《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写著的《桃花源诗并记》作为其代表作，一千六百年来争论不休，从李白、苏轼到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皆对此进行探索。桃花源问题因何不能定论?千古之谜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
关于陶潜的《桃花源诗并记》[1]一文的真实性，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近人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2]认定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与坞堡类似，并给出详细的逻辑推理。唐长孺则在1956年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3]中反驳桃花源故事本为南方的传说，是武陵蛮人的故事，与坞堡并无关系。
然而二者的论证也不过是两种可能性，论证多为推测，材料亦很不足。如陈先生认为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
在这几个问题中，桃花源居民的身份归属最为重要，故首先探讨。
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居民乃武陵蛮人，他们因受徭役赋役压迫入山。笔者赞同此观点。原因是如果像陈先生所说桃花源人避的是前秦之乱，前秦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太元年间，即373-396年)不远，里面人不致如此惊异。另外，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一直处于动荡，若要避乱，何不早避呢?而在赋役方面，秦的暴政是极为苛重的，贾谊亦认为
关于桃花源人是武陵蛮族的研究，彭伊立、覃武陵在《<桃花源记>并非虚构——论桃花源与武陵蛮》[4]中给了更充分的证明，其主要论据有：
(1)公元前3世纪秦灭巴后，巴人其中一支，流入五溪。成为武陵蛮的先民之一。其具备了“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人文背景。巴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其有着优良淳厚的风俗，文中“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风的写照。即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时乱的巴人后裔。
(2)自秦汉起，中原封建王朝在武陵山区均是“古所设县、并无其官”。长期实行“以蛮治蛮”的政策，对蛮酋，以抚为主，只求降服，纳贡。部落首领仅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的头人，不脱离生产。《桃花源记》中的无阶级、无压迫、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相处的社会环境正是当时“武陵蛮”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3)汉朝数次进攻武陵山区，终因武陵山区险恶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原因失败告还，自此后武溪山区“蛮夷”民族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生活。魏晋时期武陵蛮聚居区亦有200多年没有战争，成了和平、宁静的“世外桃源”，与外界严重隔离。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这些和“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一致。
笔者认为桃花源人除了是武陵蛮族外，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桃花源居民是北人南渡入山。魏晋时期北人南渡的两个方向为“东晋南朝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入山区。”由于桃花源“屋舍
第二个问题是：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
关于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众家皆认为桃花源是有确切地存在的，所争议的不过是该地的具体位置。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唐长儒先生对此观点是否认的，其认为桃花源应在南方之武陵，并引用与陶渊明时代相当的刘敬叔《异苑》中武陵蛮人射鹿故事及《神仙感遇传》中
但是不难看出，《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更有可能是江南的环境。这和作者陶渊明是南方人是吻合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陶渊明的笔锋直指当时的武陵。武陵在南方，捕鱼业也更广泛的存在于鱼米之乡的南方。
现今全国大约有三十几处自称是桃花源原址。其中典型说法有这样几种：
1、江苏连云港宿城西
2、湖南新化的奉家山说。其根据是发现了奉姓人族谱中有先世避秦乱迁徙此地的相关记载，其后人认为奉姓即秦姓的演变。[7]
3、湖南常德桃花源说。这个“桃花源”面积约2.5平方公里,桃源山是文化的中心,从西晋到晚明,以桃源山为主的名胜古迹,代有声名。
4、湖北十堰竹山县说。此地曾为古武陵县所在地，西汉置，东汉废;三国魏复置，南朝梁废;唐初又置，贞观十年又废;而湖南常德的武陵县隋代才设置，相隔千年。且该地与刘子
要弄清桃花源究竟实指何处，首先必须考证一下“武陵蛮”所处的地理环境。笔者较为认同的是当时武陵蛮存在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即现今的湖南、湖北省西部。陶渊明本人对武陵蛮是十分了解的，其曾祖陶侃生于鄱阳，而鄱阳为当时奚蛮杂居区域。《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载：“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在本传末论曰：“士行(侃字)望非世族，俗异诸华”。《世说新语》更载有温
清人蒋维光《游桃花源》写到：“此境何人辟?渊明记一篇。”，认为湖南的桃花源出现于文章之后。此地虽有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但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区域，战争频
最后一个问题：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陶渊明的生平。
陶潜，字元亮，号渊明，又称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东南)人。生于公元365年，殁于公元427年，终年63岁。[10]其曾五次出仕，七次辞官，405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写出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418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写作《桃花源诗并记》，此时，陶渊明已年届五十四，归隐田园达13年。陶渊明在此背景之下，写下了梦幻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其用意何在?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还要从其五次出仕，七次辞官说起。
1、393年(东晋太元十八年)，29岁的陶渊明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其深感大志难酬，不堪吏职，不久解职归田。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辞不受命。
2、399年(隆安三年)，大约在35岁，其充任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桓玄在江陵筹备
3、404年(元兴三年)，陶渊明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不久亦看清了刘裕
4、405年(义熙元年)，陶渊明再次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处任建威参军。不久，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亦自然离职，第四次出仕的时间很短暂。
5、同样是405年，陶渊明为了生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浔阳郡派督邮至，其不愿意“束带迎之。”故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
五次出仕未遂的曲折历程，使陶渊明终于认识到“世与我而相违”，写下了
陶侃是一位被后人推崇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良臣，其早年当过武冈令，后又被荆州刺史刘宏辟为南蛮长史，负责荆州少数民族事务。亦亲任荆州刺史多年，死后葬于长沙。其一生和荆州、武陵蛮有着许多难解之缘。这或许成为陶渊明晚年写作《桃花源记》生活渠道之一。陶渊明一生的品德操守受其曾祖父陶侃影响至深，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
另一方面，陶渊明自幼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12]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
在第二个疑问中，我们确定了桃花源应处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但是《桃花源记》的形成还融合了一定的传说。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的故事经过了一个民间传说的过程，最终的作品有作者一定的想像和虚构。而胡怀琛先生的探究支持此观点，他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与刘敬叔之《异苑》、任
另外，《桃花源记》深藏着至少是三个流传颇广的传说故事的精髓。即误入仙境、秦人古洞和烂柯山故事。[14]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化用了东汉时已在民间流传的“误入仙境”的故事。入桃花源被洞人盛情款待与“秦人古洞”的传说极其相似。而渔人出来后，寻向所志，不复得焉，隐晦地表达出了桃花源仙境早已茫然、无法问津。
关于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的启发?唐长孺先生认为是来源于南方蛮族传说。陈寅恪先生怀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了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戴延之等进入函谷关途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记》的纪实成分可能取材于这里。
笔者认为《桃花源记》的另一个疑点是刘子
《桃花源记》全文为何会出现一个有真名真姓的人物?这个与陶渊明同时代并且有相同志趣的人是否与陶渊明接触交谈过?陶渊明是否从这个爱好山水的人身上听闻了一些传说?如今都不得而知。
陶诗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其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是他在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着着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违农时。他们不交苛捐杂税，生活宁静而幸福。但诗人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归隐之路，实际是其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桃花源记》亦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其崇尚自然的本性发生冲突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