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 大雅”和“ 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 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12]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12]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 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 [13] ，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
一、比，就是 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 [14]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 [14]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14]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 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14]
《邶风· 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14]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 [14]
再如《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 卷耳》、《 黍离》、《 蒹葭》、《 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 [14]
三、赋。
《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 [14]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 [14]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14]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12]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12]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13] ，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14]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14]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14]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14]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14]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14]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14]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小雅·节南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周孝王之子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控诉了尹氏的暴虐，指斥上天不公，让坏人执政祸害百姓，希望周王追究尹氏罪恶，任用贤人，使万邦安居乐业。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诗经：节南山》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忧心如惔，不敢戏谈。
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
赫赫师尹，不平谓何。
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民言无嘉，惨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弗问弗仕，勿罔君子。
式夷式已，无小人殆。
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佣，降此鞠訩。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届，俾民心阕。
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式月斯生，俾民不宁。
忧心如酲，谁秉国成?
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
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
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訩。
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注释：
1、节：通“巀”。长言之则为巀嶭，亦即嵯峨。
2、岩岩：山崖高峻的样子。
3、师尹：大师和史尹。大师，西周掌军事大权的长官;史尹，西周文职大臣，卿士之首。
4、具：通“俱”。
5、惔：“炎”的误字，火烧。
6、卒：终，全。
7、何用：何以。何因。
8、有实：实实，广大的样子。《经》中形容词、副词以“有”作词头者，相当于该词之重叠词。猗：同“阿”，山阿，大的丘陵。
9、荐：再次发生饥馑。瘥：疫病。
10、憯：曾，乃。
11、氐：借为“榰”，屋柱的石磉。
12、均：通“钧”，制陶器的模具下端的转轮盘。
13、毗：犹“裨”，辅助。
14、吊：通“叔”，借为“淑”，善。昊天：犹言皇天。
15、空：穷。师：众民。
16、式：应，当。夷：平。已：依全诗前后及此处文义，今理校为“己”，义为以身作则。
17、殆：及，接近。
18、琐琐：互相连结成串。姻亚：统指襟带关系。姻，儿女亲家;亚，通“娅”，姐妹之夫的互称。
19、膴仕：厚任，高官厚禄，今世所谓“肥缺”。
20、佣：通“融”，明。
21、鞠讻：极乱。讻，祸乱，昏乱。
22、惠：通“慧”。
23、戾：暴戾，灾难。
24、届：临。
25、阕：息。
26、式月斯生：应月乃生。
27、成：平。
28、卒：通“悴”。
29、牡：公牛，引申为雄性禽兽，此指公马。
30、项领：肥大的脖颈。
31、蹙蹙：局促的样子。
32、茂：盛。恶：憎恶。
33、矛：通“务”，义为侮。
34、怿：悦。
35、覆：反。正：规劝纠正。
36、家父：此诗作者，周大夫。诵：诗。
37、讹：改变。
38、畜：养。
译文：
那嵯峨终南山上，巨石高峻而耸巅。
权势显赫的太师史尹，民众都唯你俩是看。
忧国之心如火炎炎，谁也不敢随口乱谈。
国脉眼看已全然斩断，为何平时竟不予察监!
那嵯峨终南山上，丘陵地多么广阔。
权势显赫的太师史尹，执政不平究竟为何?
苍天正又一次降下饥疫，死丧和祸乱实在太多。
民众言论中不再有好话，你们竟还不惩戒自我!
你们史尹和太师二人，原该是咱周室的柱石。
掌握了国枢的钧轮，四方诸侯靠你们维系，
大周天子靠你们辅佐，也使人民踏实心不迷。
老天爷实在太不良善，不该断绝人民的生机。
处事不诚心不亲自办理，百姓对你们就不相信。
不咨询耆旧不晋用少俊，岂不是欺罔了君子正人?
施政应当平等应当躬亲，不应该与那些小人接近;
瓜葛不断的裙带姻亲，不应该偏袒而委以重任!
老天爷真是不光明，降下如此的大祸乱。
老天爷实在不聪慧，降下如此的`大灾难。
君子执政如临渊履冰，才能使民众心安。
君子执政如碗水持平，憎恶忿怒才能被弃捐。
老天爷实在太不良善，祸乱从此再无法平定。
一月连着一月竞相发生，使庶民从此无法安宁。
忧国之心如醉酒般难受，有谁能掌好权平理朝政?
如不能躬亲去施政，悴劳的仍是众百姓。
驾上那四匹久羁的公马，这四马都有肥大的脖颈。
我举目四望到处是祸乱，局促狭小无处可以驰骋。
当你们之间恶感正烈，你们彼此就倾轧不歇。
既已怒火平息回嗔作喜，又像宾主般互相酬酢。
老天以灾祸显示不平，我王天子也不得康宁。
太师史尹不自惩邪心，反而怨怒人们对其规正。
我家父作此一篇诗诵，以追究王朝祸乱的元凶。
该改变改变你们的邪心，以求德被四方万邦齐同。
赏析：
此诗亦简称《节》。关于其时代背景和作年，历来有宣王时三家诗、、幽王时《毛诗序》、、平王时韦昭、和桓王时欧阳修、诸说，但诗既以终、南山起兴，则不应写的是周室东迁后事。考虑到宣王时虽用兵频繁，但毕竟号称“中兴”，与诗中描写的势臣跋扈、政权腐朽之情事不合，因此其事当在幽王时代。又《小雅-节南山之什》的前五篇哀怨忧愤，非经历国亡家破之大惨痛者不能发。《节》既有天再降饥馑、瘟疫、四方不宁及“国既卒斩”，《正月》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也有“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和“宗周既灭”等，因而可知诸诗大致作于东、西周之交，幽王末平王初。至于《节》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剌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 “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节》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 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 “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