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嘲鲁儒》
唐·李白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道上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2、《绝句》
唐·杜甫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3、《蚕妇》
宋·张俞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4、《杂作》
明·董应举
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
事亲能若此，岂不成孝子。
5、《白鹭》
宋·唐庚
说与门前白鹭群，也须从此断知闻。
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
6、《聊斋》
你也反腐败，他也反腐败，
喜怒哀乐一起都到心头来。
奇也不必奇，怪也不必怪，
五子登科--总比两袖清风更可爱。
台前发宏论，幕后发邪财，
几分庄严、几分虚伪、几分坚定、几分徘徊、
此中奥妙，谁能解得开。
7、《出塞》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8、《诗经·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9、《七步诗》
魏·曹植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0、《咏史》
晋·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原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11、《咏针》
清·文映江
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布上行。
眼晴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
12、《泊秦淮》
唐·杜牧
烟笼寒江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3、《悯农二首》
唐·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古人通过古诗来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现实!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一作却)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潼关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一作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一作致此)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内容提要：《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
关 键 词：《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政治观念
周代是我国宗法制社会形成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在继承中产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此产生的周人的政治观念也在《诗经》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通过对《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探
一、《诗经》政治美刺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政治美刺诗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具体可分为政治颂美诗与政治怨刺诗两类。这两类诗基本存于《诗经》二雅之中，都出于周代社会的卿士大夫之手。雅诗中那些赞美为政者美德的诗篇就属于政治颂美诗，但不包括宗庙祭歌的颂诗。这类诗歌形成于西周初、中期，产生在宗周建国、领主封建制形成、封建礼制与道德确立与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如《大雅》中的《假乐》、《
1.以德配天
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又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政治观念。“以德配天”观念的提出，来源于对殷商“有命在天”的天命观的怀疑和改造，旨在为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寻找根据，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殷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而天命是上帝决定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竭力侍奉上帝与祖先神祇。西周统治者通过总结商纣王暴政亡国的教训，认识到“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的道德属性。“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申为自然规律。“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天命的重要特质在于“德”。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选择人间君主的标准，是“为政以德”。人间君主意欲获得上天的支持眷顾，首要条件是修养道德。上天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私欲。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与天道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才能求得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即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一旦统治者“失德”，也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应运而生，即可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这就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上升，“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具有了人本主义色彩。
周代兴起的这一政治观念在《诗经》美刺诗中也有着明晰的反映。政治颂美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周代贵族人物的道德与仪容之美的颂赞。如《大雅·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
《毛诗序》以为：“《假乐》，嘉成王也。”诗中既对周成王的内在美质进行了颂扬，又赞美了它的外在仪容。其诗一章言成王有美好的德性，百姓、贵族都能得到安抚，于是上天护佑，得到了福禄;二章言成王因着上天的福禄而子孙众多，并且他神态肃穆、仪表堂堂，没有过错，不犯糊涂，一切遵循先王的典章制度;三章言成王仪容举止庄美，政教法令有条不紊，他没有私怨私恶，率领众贤治国，成为天下的统领;四章言朝中群臣恪尽职守，对成王充满热爱，庶民百姓也因成王的荫庇能够安居乐业。全诗一再歌颂着成王的德行与仪容。并且在周人看来，仪容之美也是内在德性的外化，具有美好仪容也是内怀德性的表现。“道德之美”是统治者治国的基础，也是卿士大夫们从政的基本条件。传为尹吉甫所作的《大雅·蒸民》中也塑造了一位德性完美、勤于王事的周室重臣仲山甫的形象。拥有美好德行的君子可以成为“邦家之基”，正因为周人“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认为道德是立国的基础，所以《诗经》中的政治颂美诗首先歌颂君子的道德之美，也就成为必然现象。
但到东、西周交替之际，统治黑暗，社会混乱衰变，王朝制度败坏，国力式微，《诗经》政治怨刺诗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其作者也与政治颂美诗一样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列士”，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他们作诗的目的由颂美转为讽喻、怨刺。他们面对王道的废弛、统治者道德的败坏内心充满苦痛，他们对社会上的腐朽现象用诗歌的形式进行口诛笔伐。因此，政治怨刺诗从侧面反映出了周人固有的“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念。《大雅》中的《板》、《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板》是诗人借批评同僚为名来劝告周厉王的诗。《毛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其诗第七章：“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
同时，在政治怨刺诗中，诗人不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这种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表现为他们的诗作中对“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政治准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①。政治怨刺诗人反复高吟如果当政者不能秉德为政，就会天怒人怨，就会天命逆转。
2.敬天保民
从以上内容可见同殷人一样，周人对“天”依旧无限尊崇，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所不同的是，在周人观念中“人”的'因素得到了显著上升，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而周人所尚之“德”的内容大致包括：保民、用贤、无为、伦理、宽容、勤政、修养等。②其核心内容是“保民”。
早在武王伐纣时，周统治者已经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王朝统治的兴衰治乱有着唇亡齿寒的重要作用。《史记·周本纪》讲到武王远征商纣，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
《诗经》美刺诗中多有对“敬天保民”之君的由衷赞叹，亦有不少对违背天道人理之君的讽刺与唾弃。《大雅·
诗中所赞君子，深得民心，诗人以“
民以劳止，
民以劳止，
周厉王是一个暴虐的君主，在位时赋敛数重，徭役
周人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秩序，并用这一观念来保持社会在动态运行中平稳发展，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在这一观念中，“人”的因素被大大提升，较之夏商，突出强调出“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周代礼乐文化兴起，代替了殷商的巫
3.尊贤重才
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政治观念一脉相承的是周人的“尊贤重才”观念。对“人”的力量的强调，使周代“人本主义”思想有了长足发展，在王朝的施政策略中也就贯穿着“尊贤重才”的观念，重视杰出人才对王朝兴衰治乱的巨大作用，这一观念于周初便已确立。周公曾言：“一饭三吐
二、《诗经》战争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收录的是上自西周、下迄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这五百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华夏各国之间的称霸战争从未停止。各邦国之间剧烈而残酷的兼并战争使夏
对于《诗经》战争诗的界定，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战争诗是指正面叙述战争的诗歌，如洪湛侯先生就认为：“《诗经》中真正以战争为题材的诗，只有《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五首。”⑨而从广义上讲，又包括了以战争为背景，对战争生活的描写以及对战争参与者的心理感受述写的诗篇。后者数量比较多，将《
1.忠君爱国
在那个以武力争胜的时代，虽然周人明显缺乏对异族主动征战的热情，但是敌国和四夷不断的侵略与骚扰，迫使周人不得不奔赴疆场，勇敢杀敌，为保卫家国不惜牺牲。在抗敌戍边的过程中，对“王事”的忠诚与对敌人的同仇敌忾是将领兵士们爱国精神的主要体现，也是周人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礼记·曲礼》云：“君天下曰天子”⑩，周天子在当时就是国家的象征，天子之事即“王事”，它与每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它让下层官吏叫苦不迭“王事多艰”、“王事
《诗经》战争诗塑造了一批具有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周王室效尽全力，能够安邦定国的英雄将帅形象，他们身上强烈体现着“爱国忠君”的观念。如南仲、尹吉甫、方叔等。他们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盖世功勋，表现出超凡才干和崇高精神境界。《小雅·出车》中的南仲是宣王时的大将，在外敌入侵，“王事多艰，维其棘矣”之时临危受命，集结军队于郊野，并竖军旗而振军威、壮军势，“设此
这种忠君爱国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优秀的将士重臣身上，更体现在民众士卒那里。《秦风·无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周幽王末年，由于统治集团内讧，幽王岳父申侯勾结
2.厌战
农业文明养成周人重农尊亲、安土重迁、勤劳守成、不事扩张的文化心理与观念。但是战争往往是对农业生产和伦理亲情的破坏，是对现有生活秩序的破坏，所以周人对战争抱有鲜明的厌弃态度。他们努力应战不是为了掠夺非我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本所拥有的生活，是对现有秩序的维护，正所谓“保家卫国”、“共御外辱”。面对战争，周人总是被动防御与反侵略，他们很少主动出击，即使偶有主动出击也只是为了先发制人的自我保护。“较之古希腊、罗马人，中国人明显地缺乏对异族主动征战的热情。战争对周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不可摆脱的命运，他们最积极的作为就是以极大的耐力去承受它。厌战而耐战。”(14)
面对战火兵
《诗经》战争诗中多有对周王朝军队威武雄壮的军容的铺陈扬厉。《小雅·出车》中写道：“设此
并且，我们可以感受到《诗经》战争诗明显缺乏对战争场面正面的描写，具有“通过战争表现非战争”的特点，更多去反映“征夫怨”、“思妇哀”，而有意弱化交战双方的血腥搏杀场面，把战争推向远处，淡化为一种模糊的抒情叙事的背景轮廓。《诗经》的战争诗中的那些凄凉、忧怨、哀伤、绝望和沮丧，它向我们强烈的暗示着：战争乃是这一切不幸之根源。《诗经》对战争题材诗歌的这种艺术处理其实喻示着诗人受特定观念的支配，这就是周人发自心底的厌战。
三、《诗经》宴饮诗中所见之政治观念
《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歌是以君臣、亲朋欢聚宴
《诗经》宴饮诗中的宴饮不是纯系奢华的宴饮，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意图的宴饮，并负载着某种历史责任。这种宴饮诗原是燕礼、乡饮酒礼等典礼上的演唱用诗，应“礼”而生。它们出自于西周贵族之手，自然反映了西周贵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因而，宴饮诗既有仪式意义，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作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属于周人政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从外在形式而言，宴饮诗再现了周代礼仪;从内在本质而言，宴饮诗揭示了周人的政治观念。正如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所说：“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了礼乐文化精神，体现了东方式的人际关系以及尚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精神风貌。”(18)这些诗歌有很多篇在产生不久后就成为周王朝重要典礼的乐歌，在周王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礼乐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三百篇”中的“和”字多用于宴饮的场合，如“和乐且湛”、“和乐且孺”、“终和且平”、“既和且平”等等。旨在渲染和谐、安乐、欢愉的气氛，往往体现着周人政治观念上的尚“和”追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诗经》宴饮诗篇探究出周人的礼乐文化精神以及他们“礼乐致和”的政治观念。
在周代礼制中“诗、乐、宴饮”三位一体，三者皆为“礼”的组成部分。顾
周代社会是一个农业宗法社会，家庭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家族血缘的亲疏远近化为社会等级的高低贵贱，王朝各级贵族以血亲关系为尺度，实行对利益的分配，即分封制。而周人家庭、周代社会又被这种血缘感情调节得自然而和谐。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制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原始的自然关系化成制度的伦理纲常。这就使周人内部等级分化的同时又保持了天然的整体关联。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宴饮诗的中心内容就是为了亲亲友贤、和睦宗族、协调关系、收束人心，表达合族之欢与亲亲之意。“此类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描写贵族燕会的欢乐场面，铺排宴会上美味佳肴的丰盛，显示主人的盛情和好客之意，表达主、宾之间欢畅尽兴的情怀，以情感的沟通为前提，宣扬宗族的团结、异姓的合作，最终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23)
而宴饮本身的目的也在于，在一种丰腴的酒肴与美妙的鼓乐声中，从精神上消除原有的等级差异，达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24)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每一次宴饮，都是在以一种‘再现’的方式，向与会者们演示着社会的结构原则及其意义，而宴饮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对兄弟人伦、君臣大义的吟咏，其主旨则在于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依存以及整体对个体存在前提的赐予。”(25)周人的宴饮既有姬姓贵族内部的，也有周天子和诸侯的，还有异姓邦国君臣间的，皆欲通过这种礼乐宴享的形式，和平的手段实现并巩固族群内外政治统治的和谐与统一。《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
一言以蔽之，《诗经》宴饮诗的大量出现与周人“礼乐致和”的政治观念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诗经》宴饮诗中多处涌溢着周人的这一政治观念。《小雅·鹿鸣》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此点：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篙。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
呦呦鹿鸣，食野之
《毛诗序》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整首诗营造出一个祥和欢乐的宴饮氛围，在琴瑟簧笙的乐曲中，人们
注释：
①(22)
②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124页。
③《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页。
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梓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9页。
⑤李山：《“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与〈诗经〉风、雅、颂分类的内在统一性》，《淮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36页。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64页。
⑧刘
⑨(17)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69页、第666页。
⑩《礼记正义·曲礼》，《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11)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6-108页。
(1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7页。
(13)(14)(15)(16)(25)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第107页、第80页、第88页、第95页。
(18)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第二章《关于宴饮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19)顾
(20)《仪礼注疏·乡饮酒礼》，《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54页。
(21)《周礼注疏·春官·宗伯》，《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23)韩高年：《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3页。
(24)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9页。
(26)《周礼注疏·春官·大宗伯》，《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
(27)朱熹：《四书章句·论语·述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边思羽，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